中国实录体史学研究：唐实录的第一个高峰

第二节　实录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唐实录》

自萧梁后，实录修撰陷于停顿。降至唐代，实录体史学得以骤然复兴。复兴的背景，是以大唐皇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的鼎盛，正是这种政治背景，使偏安王朝萧梁所发明的实录体，获得了时代性的转换，成为与皇权专制和中央集权制相适应的史学形式和史书体裁，换言之，实录体成了以皇权强化为特征的中央集权制的代言工具。从此，实录体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机遇，在以后历代史坛上都留下了显赫的身影。

唐代先后有高祖、太宗、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玄宗、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哀宗21朝皇帝，皆修有《实录》，其中从武宗迄哀宗的晚唐六朝实录是由北宋补修的。

一、唐前期实录

唐高祖与太宗的《实录》同时始修于贞观十七年秋七月。当时，太宗李世民欲观国史(实即《起居注》)，但监修国史房玄龄等人婉拒之，不过仍删《起居注》成《高祖实录》和《今上实录》，以满足太宗读史之需。据《资治通鉴》卷一九七载：

初，上谓监修国史房玄龄曰：“前世史官所记，皆不令人主见之，何也？”对曰：“史官不虚美，不隐恶，若人主见之必怒，故不敢献也。”上曰：“朕之为心，异于前世帝王。欲自观国史，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公可撰次以闻。”谏议大夫朱子奢上言：“陛下圣德在躬，举无过事，史官所述，义归尽善。陛下独览《起居》，于事无失，若以此法传示子孙，窃恐曾、玄之后或非上智，饰非护短，史官必不免刑诛。如此，则莫不希风顺旨，全身远害，悠悠千载，何所信乎！所以前代不观，盖为此也。”上不从。玄龄乃与给事中许敬宗等删为高祖、今上《实录》。癸巳，书成，上之。⁽⁹⁾

房玄龄等为了满足唐太宗观史的需要，特将国史(实际上是《起居注》)删改成同样是编年体的实录，计《高祖实录》20卷、《今上实录》20卷。

《高祖实录》与《今上实录》的修成时间，为贞观十七年无疑，此在宋陈均《九朝编年备要》的《凡例》中也有反映：“贞观十七年，房玄龄等上高祖、今上《实录》。”具体说来，修成时间应当在贞观十七年七月癸巳(十六)日。两朝实录进呈后，由褚遂良朗读，结果太宗感动得潸然泪下，“悲不自止”。同时“赐皇太子及诸王各一部，京官三品已上欲写者亦听”。⁽¹⁰⁾与明代将实录秘而不宣相比，唐代赐观和许抄实录的行为，反映出大唐的博大气象。

《今上实录》只写到贞观十四年为止，因此，高宗于永徽五年敕令长孙无忌、敬播、顾胤在其基础上续修成《太宗实录》，从贞观十五年迄二十三年太宗葬于昭陵止。最后由许敬宗改定。⁽¹¹⁾据赵希弁称：“永徽五年，无忌与史臣续十五年后尽昭陵事，合四十卷。”既已称其为“续”，则非另起炉灶；既称“合四十卷”，则非一次修成，而是合并而成。

高宗《实录》前后共修4次。第一次是修纂《皇帝实录》30卷，顾名思义，是高宗在世时当朝所修之实录，与太宗时所修《今上实录》其意相同。《皇帝实录》30卷，署名为“许敬宗撰”。其实最初由令狐德棻撰，从继位起，止于高宗乾封(666～668年)年间。像前面高祖、太宗两朝实录一样，此书可能由许敬宗改定，故署其名。⁽¹²⁾第二次是修纂《高宗后修实录》30卷。由于《皇帝实录》是未完之史，故由刘知几和吴兢等续修成《高宗后修实录》30卷。⁽¹³⁾由于是“续成”前面所修之高宗《实录》，故称为“后修”实录。此次修纂止于永淳二年，尽于高宗离世，故应当是武则天以后所修。笔者据《旧唐书·刘子玄传》所载刘知几的史学经历，推测本录当修撰于武则天长安间至中宗神龙元年之前，即公元701～705年之间。第三次是武则天组织史官修纂百卷本《高宗实录》。由于利用政府所藏丰富的《起居注》、档案文册编纂而成，故篇幅巨大。据《旧唐书》卷四六《经籍志上》载：“《高宗实录》一百卷，大圣天后撰。”第四次是韦述修纂《高宗实录》30卷。⁽¹⁴⁾韦述生活的时代较刘知几、吴兢为晚，故韦述修纂《高宗实录》不会在此之前，只可能在从开元十八年始居史职二十年间修撰，大约是他在修纂《国史》的过程中积累资料，对《高宗实录》改修而成。

武则天《实录》有《圣母神皇实录》、《武后实录》、《则天实录》、《则天皇后实录》等不同版本或名称。

武则天《实录》前后修纂过三次，第一次是武则天当政时，由宗秦客修撰《圣母神皇实录》18卷，⁽¹⁵⁾相当于修撰“今上”实录。第二次是中宗李旦复位后，于神龙元年至二年诏令武三思、魏元忠等修纂《则天实录》。⁽¹⁶⁾也有不少记载称此次修纂时间在神龙二年。《旧唐书》卷九二《魏元忠传》载：“累封齐国公、监修国史。神龙二年，元忠与武三思、祝钦明、徐彦伯、柳冲(当为“同”——笔者)、韦承庆、崔融、岑羲、徐坚等撰《则天皇后实录》二十卷，编次《文集》一百二十卷，奏之。”笔者以为，此次修纂始于中宗即位后的神龙元年，神龙二年是修成进呈的时间。第三次是玄宗开元四年，由刘知几和吴兢就神龙间所修之实录进行“刊修”⁽¹⁷⁾。据刘知几《史通》自叙称：“及今上即位，又敕撰《则天大圣皇后实录》。”所谓“今上”，即玄宗李隆基，这次修纂当在开元四年。

由于武则天以女主而修实录，在神龙至开元年间其子孙当政的时代未引起大的风波，但在中晚唐时，则受到儒臣的质疑。德宗建中初，左拾遗、史馆修撰沈既济便是其中的代表。到宋代理学逐渐占据统治地位时，更有人从正统观的立场出发，挑战武则天实录的合法性。宋孙甫在《唐史论断》卷上中特撰《不称武后年名》篇，指出：“武后僭窃位号，唐史臣修实录、撰国史者，皆为立纪，系后事于帝王之年，列伪国于有唐之史。名体大乱，史法大失矣。”⁽¹⁸⁾

《中宗实录》修成于唐玄宗开元四年十一月十四日，修史官刘子玄、吴兢撰为20卷，“成，以闻”⁽¹⁹⁾。此次修纂的监修是岑羲，“羲监修《中宗实录》”，“帝见之赏叹，赐物三百段，良马一匹”⁽²⁰⁾。《文献通考》卷一九四《经籍考》则谓：“《唐中宗实录》二十卷。晁氏曰：‘唐吴兢撰。起神龙元年复位，尽景龙四年，凡六年。’”

睿宗李旦的实录在其生前便开始修撰了。李旦退位做太上皇时，玄宗为乃父修纂了《太上皇实录》，李旦死后，玄宗又在此基础上，续成《睿宗实录》。作者均是刘知几和吴兢。“知几与吴兢先修《太上皇实录》，起初诞，止传位，凡四年。”⁽²¹⁾在《太上皇实录》的基础上，二人又撰《睿宗实录》，此次是“续修益，止山陵”⁽²²⁾，即接着前录往下写，一直修到李旦去世。开元四年十一月十四日，《睿宗实录》修毕进呈。⁽²³⁾

虽然作者都是刘知几和吴兢等人，但前后风格颇不相同。据见过此二种实录的北宋司马光称：“始刘子玄先撰《太上皇实录》，尽传位。后又撰《睿宗实录》，终桥陵。文字颇不同。”⁽²⁴⁾

二、唐中期实录

玄宗《实录》有《今上实录》、《开元实录》与《玄宗实录》三种版本。

《今上实录》有20卷，显然是唐玄宗在位时，由当时的宰相张说与唐颍等所撰，“次玄宗开元初事”⁽²⁵⁾。《今上实录》虽署名张说，其实张只是监修，实际修纂者是唐颍和韦述。据王应麟引《集贤注记》称：“唐颖［颍］进所撰《稽典》一百卷，燕公(张说)奏留史馆修史，撰《今上实录》13卷。韦述知史馆，敕令述写燕公所撰《今上实录》20卷，藏集贤史库。”⁽²⁶⁾张说因看中了唐颍所撰的《稽典》，认为其有史才，奏留史馆修《今上实录》。唐颍只撰《今上实录》十三卷，韦述奉敕“写”(实际上是增写)唐颍所撰的《今上实录》，成二十卷，藏于集贤史库中。

《开元实录》有47卷，“失撰人名”⁽²⁷⁾。此47卷本，原藏兴庆宫史馆，在安史之乱中化为灰烬，“时中原荡覆，典章殆尽，无史籍检寻”⁽²⁸⁾。这说明，《开元实录》与《今上实录》一样，也是在玄宗在位时所修的当朝实录。而真正在玄宗去位后修纂的实录，则是百卷本的《玄宗实录》。

《玄宗实录》也称《明皇实录》，有100卷，“题元载撰，盖左拾遗令狐峘所为，而载以宰相监修也。史称事多漏略，拙于取弃，不称良史”⁽²⁹⁾。该书“起即位，尽上元三年，凡五十年。安史之乱，玄宗《起居注》亡，大历中史官令狐峘裒掇诏策，备一朝之遗阙。开元天宝间君臣事多漏略”⁽³⁰⁾。该录是玄宗诸实录中史料最丰富的一部。起于睿宗先天元年，止于肃宗上元三年。本来玄宗于上元二年就去世了，上元三年主要记载的是他落葬泰陵的情况。尽管元载所修百卷本《玄宗实录》史料丰富，但记载的时间上限却并不早，未从其初诞始录，仅是纂录在位迄下葬的经历，而前面两部实录也都被认为记载的是开元初历史，也就是说，据目前的材料来看，玄宗诸实录都未从其初生开始叙述。

该录始修时间无明确记载，但据推测，应当始于肃宗即位后。据令狐峘传记得知，他于安史之乱后隐居南山豹林谷的别墅，礼部侍郎杨绾“修国史”时，“乃引峘入史馆，自华原尉拜右拾遗，累迁起居舍人，皆兼史职。修《玄宗实录》一百卷”⁽³¹⁾。杨绾当礼部侍郎修国史的时候，是肃宗即位后。⁽³²⁾《玄宗实录》修毕时间则是代宗大历三年。⁽³³⁾

《肃宗实录》共30卷，是由元载监修。⁽³⁴⁾据《郡斋读书志后志》卷一载：“《唐肃宗实录》三十卷。右唐元载等撰，起即位，尽后元年，凡六年。”这与南宋《中兴书目》著录一致。据王应麟引：“《肃宗实录》三十卷，元载监修。《中兴书目》卷同，元载撰，起至德元年，尽后元年，凡六年。”⁽³⁵⁾这里有关《肃宗实录》记载起始的时间不确，不应当是起于至德元年即位，至少应当是从开元年间册立肃宗为太子时起。⁽³⁶⁾

《代宗实录》共40卷，是由令狐峘所撰。元和二年七月，“太仆寺丞令狐丕进亡父、故史官峘所撰《代宗实录》四十卷，诏付史馆”⁽³⁷⁾。该录本是令狐峘奉诏所修，但未成而贬官，遂在家完成，死后由其子令狐丕进呈。⁽³⁸⁾

德宗的《实录》始修于其生前的建中年间，故名为《建中实录》，由史馆修撰沈既济所修，仅记载了德宗自大历十四年继位至建中二年十月间的历史(779～781年)。《崇文总目》卷三称：“《建中实录》十卷。唐史馆修撰沈既济撰，起大历十四年德宗即位，尽建中二年十月。既济罢史官之日，自作五例，所以异于常者：‘举终必见始，善恶必评，月必举朔，史官虽卑出入必书，太子曰薨。自谓辞虽不足，而书法无隐云。’”沈既济所修《建中实录》是个未成稿，因其罢官而中止。步沈既济后尘而修纂德宗之实录的是蒋等人，他们所修的便是《德宗实录》。

《德宗实录》50卷，较前者增加了40卷，是德宗朝完整的历史记录。始于德宗继位，止于贞元二十一年。元和二年宪宗诏蒋等修撰，由宰相裴’监修。元和五年进呈，共修了三年时间。据赵希弁《郡斋读书志后志》卷一载：“《唐德宗实录》五十卷。右唐裴’等撰。起即位，尽贞元二十一年，凡二十五年。元和二年诏蒋、樊绅、林宝、韦处厚、独孤郁同修，五年’上之。”与《代宗实录》相比，《德宗实录》修纂人员留存的名姓较多。

《建中实录》与《德宗实录》在建中二年以前所载时间范围是相同的，然而两种实录的内容并不完全相同，即《德宗实录》并非照录前者，而是互有详略。如德宗建中元年二月，遣黜陟使十一人洪经纶等使河北一事，“《建中实录》黜陟使十一人而无名。《德宗实录》有十人名而无河北道及经纶名”⁽³⁹⁾。

《顺宗实录》最初由史馆修撰韦处厚所修，只有三卷，属未成稿。后由宰相李吉甫监修，将之交由继任史官韩愈等续修，时间在宪宗元和八年十一月。至元和十年夏，韩愈等修成五卷进呈。

韦处厚修纂《顺宗实录》三卷一事，《旧唐书》卷一六〇《韩愈传》称修于韩愈所撰《顺宗实录》之后，其实正好相反。据韩愈所上《进顺宗皇帝实录表状》称，韦处厚修纂时间在前，而韩愈是在前者基础上修纂而成的。他指出：“去八年十一月，臣在史职，监修李吉甫授臣以前史官韦处厚所撰先帝《实录》三卷，云未周悉，令臣与修撰左拾遗沈传师、直馆京兆府咸阳县尉宇文籍等，共加采访，并寻检诏敕，修成《顺宗皇帝实录》五卷，削去常事，著其系于政者，比之旧录，十益六七，忠良奸佞，莫不备书，苟关于时，无所不录。吉甫慎重其事，欲更研讨，比及身殁，尚未加功。臣于吉甫宅取得旧本，自冬及夏，刊正方毕。”⁽⁴⁰⁾韩表应上于元和十年夏天，也就是说，《顺宗实录》成于元和十年夏季。

韩愈修纂《顺宗实录》是比较认真的。在史料搜集上，不仅从韦处厚旧录中采纳史料，而且还与沈传师、宇文籍等，“共加采访，并寻检诏敕”，还与宰相李吉甫“研讨”。部分实录上奏后，因宪宗的要求，又复“添改”，对于“奉天功烈，更加寻访，已据所闻，载于首卷”。

虽然各目录书均称《顺宗实录》为五卷，但却有不同的版本，各本内容详略不一，“《顺宗实录》有七本，皆五卷，五本略而二本详”⁽⁴¹⁾。究其原因，是因为宦官嫌其言禁中事颇切直，令路随等刊正，帝下诏“擿贞元、永贞间数事为失实，余不复改”⁽⁴²⁾。正因为有所刊正，所以导致各本详略有异。⁽⁴³⁾“自韩愈为《顺宗实录》，议者哄然不息，卒蹿定无完篇”⁽⁴⁴⁾。

《宪宗实录》修纂过程复杂曲折，前后长达26年之久，历经四分之一世纪。在这漫长的时间里，一共纂修了三次，成新旧两种版本，皆为40卷。

第一次从穆宗长庆二年时始修，但由于史官外放及政局变动，未及成稿。是年闰十月己亥，翰林学士路随和中书舍人韦处厚“兼充史馆修撰《宪宗实录》，仍分日入史馆，修《实录》未毕之前，且许不入内署，仍放朝参”⁽⁴⁵⁾。至长庆三年，史馆新增沈传师、郑澣、宇文籍等人，并由宰相杜元颖监修。⁽⁴⁶⁾但不久，史官沈传师便因改官，面临无法修史的局面，于是杜元颖奏请令沈传师将他所修的那部分实录带出史馆，在其外地任所继续修纂。⁽⁴⁷⁾是年冬，监修杜元颖也出镇蜀州。因为史馆人员变动及穆、敬、文宗三帝急剧而频繁地更替，影响了史馆的修史进度和局面，故此次修纂并未完工。

第二次修纂始于文宗大和(一作太和)元年，至四年(830年)三月丁酉修毕进呈。帝位更迭引起的政局动荡至文宗继位后，渐趋稳定，朝廷乃于大和初组织苏景裔、陈夷行、李汉、蒋系等人复开馆修纂《宪宗实录》，前史官韦处厚和路随此时已升为宰相而先后出任史馆监修。⁽⁴⁸⁾又据《旧唐书》载，蒋系于太和二年“与同职沈传师、郑澣、陈夷行、李汉等受诏撰《宪宗实录》，四年书成”⁽⁴⁹⁾。这次修纂至文宗大和四年三月丁酉完工，由路随进“所撰《宪宗实录》四十卷”⁽⁵⁰⁾。以上两次纂修完成了旧本《宪宗实录》四十卷。

第三次修纂是在武宗会昌元年四月，因为权臣李德裕对《宪宗实录》旧本不满，而促使武宗下令重修新本《宪宗实录》。这次修纂，至会昌三年(843年)十月完工，由监修李绅和史官郑亚等进呈。共修了两年零六个月时间。其修纂过程是，会昌元年四月辛丑，“敕《宪宗实录》旧本未备，宜令史官重修进内。其旧本不得注破，候新撰成同进”，原因是当时“李德裕先请不迁宪宗庙，为议者沮之，复恐或书其不善之事，故复请改撰《实录》”。十二月，宰相李德裕便以中书门下的名义奏请修纂《实录》应注意遵循的准则。至三年十月，新本《宪宗实录》终于完工，“宰相监修国史李绅、兵部郎中史馆修撰判馆事郑亚进重修《宪宗实录》四十卷”⁽⁵¹⁾。

三、唐后期实录修纂

唐后期实录包括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哀帝九朝《实录》。

《穆宗实录》20卷，始修时间无明确记载，但据《旧唐书·王彦威传》和《旧唐书·文宗纪》推测，该录很可能始修于大和六年。是年秋七月甲午，“以谏议大夫王彦威、户部郎中杨汉公、祠部员外郎苏涤、右补阙裴休并充史馆修撰”⁽⁵²⁾。大和七年，《穆宗实录》修毕，由监修路随进呈。⁽⁵³⁾

《敬宗实录》估计始修于武宗会昌四年以后，因为武宗会昌元年四月至会昌三年十月，史馆正遵循宰相李德裕的建议修新本《宪宗实录》，三年十月完工，此后才有可能修纂下一部实录。《敬宗实录》修毕的时间为会昌五年。据王应麟转引《中兴书目》称：“李让夷等撰，起长庆四年，尽宝历二年，凡三年。会昌五年上，郑亚等修撰。”⁽⁵⁴⁾这次修纂，李让夷是监修，陈商、郑亚二人才是真正的修撰者。

《文宗实录》40卷，修成于宣宗大中八年三月，⁽⁵⁵⁾由魏(监修，卢耽、蒋偕、王)、卢告、牛丛等撰。其内容起始于文宗即位，止于开成五年，共十四年的时间。《唐会要》卷六三《国史》载：“大中……八年三月，宰臣监修国史魏(修成《文宗实录》四十卷，上之。史官给事中卢耽、太常少卿蒋偕、司勋员外郎王)、右补阙卢吉［告］，颁赐银器锦彩有差。”

《武宗实录》始修时间，据后晋监修国史赵莹的奏书称：“咸通中宰臣韦保衡与蒋伸、皇甫焕(一作燠)撰武宗、宣宗两朝《实录》。”⁽⁵⁶⁾由是知该录始修于唐懿宗咸通(860～873年)年间，具体时间据估计在咸通十年(869年)前后，由宰相韦保衡监修，成30卷。据《旧唐书·韦保衡传》知，韦保衡是咸通十年因尚懿宗女同昌公主后，地位迅速上升，以中书舍人、兵部侍郎平章事而成为宰相，在此期间监修武、宣两朝实录的。《武宗实录》成书后不久，赶上时局动荡，基本上未能保存下来。

至后晋天福六年，《武宗实录》残卷被朝廷搜求出来。当时朝廷准备修《唐史》，其年四月，监修国史赵莹奏：“今据史馆所阙《唐书》、《实录》，请下敕命购求。”于是，起居郎贾纬奏曰：“伏以唐高祖至代宗已有纪传，德宗亦存《实录》，武宗至济阴废帝，凡六代，惟有《武宗实录》一卷，余皆缺略。”它最后修成还是在宋仁宗时。

《宣宗实录》初于唐懿宗咸通十年前后与《武宗实录》一同纂修，由宰臣韦保衡与蒋伸、皇甫焕等“撰定”，但因“遇国朝多事，或值銮舆播越”而“未见流传”⁽⁵⁷⁾。所以至唐昭宗大顺年间，朝廷再次将《宣宗实录》与《懿宗实录》和《僖宗实录》的修纂一起提到议事日程。昭宗大顺元年(890年)，宰相、监修国史杜让能以三朝实录未修，建议朝廷予以修纂，次年，即大顺二年，昭宗敕令吏部侍郎柳玭、右补阙裴廷裕、左拾遗孙泰、驾部员外郎李胤、太常博士郑光庭等15人参与修纂。⁽⁵⁸⁾但此次修纂《宣宗实录》除了仅成《东观奏记》外，仍无预期收获。至昭宗光化(898～900年)年间，“宰臣裴贽撰僖宗、懿宗两朝《实录》”⁽⁵⁹⁾，但亦未见流传。它后来还是与武、懿、僖、昭、哀诸朝《实录》一起，由北宋仁宗时宋敏求所完成。

晚唐武、宣、懿、僖、昭、哀六朝《实录》的修撰过程是这样的。明宗长兴三年十一月，后唐政府急催史馆尽快编修宣、懿、僖、昭四朝《实录》，但后唐史馆也面临着以前的难题——史料不足，只好建议到各地特别是南方搜求史料：“(宣宗)大中以来迄于(昭宗)天祐四朝《实录》尚未纂修”，“伏念江表列藩，湖南奥壤至于闽越”，“富有群书”，“伏乞特降诏旨，委各于本道采访宣宗、懿宗、僖宗、昭宗以上四朝野史，及逐朝日历、除目、银台事宜、内外制词、百司沿革、簿籍，不限卷数，据有者抄录进上”⁽⁶⁰⁾。至天福六年后晋政府准备修《唐史》(后称《旧唐书》)时，宰相、监修国史赵莹奏“请下敕购求”唐朝实录。⁽⁶¹⁾但未及修撰。至北宋太宗兴国初年，史馆官员赵邻几“常欲追补唐武宗以来《实录》”，“孜孜访求遗事”，但疾革未成。只撰有“会昌以来《日历》二十六卷”⁽⁶²⁾，这《日历》与《东观奏记》和《唐补年录》一样，都只是修撰晚唐《实录》的副产品。

直到北宋建国85年后，《宣宗实录》、《懿宗实录》、《昭宗实录》以及其前的《武宗实录》和其后的《哀帝实录》才最终被修纂成书。完成这一盛举的是著名史学家宋敏求(1019～1079年)。武、宣、懿、僖、昭、哀诸朝实录，并非官修史书，而是宋敏求私下撰著的。晚唐六朝《实录》成书时间大概在仁宗庆历五年九月癸巳以前，因这天王尧臣等奏上宋氏“所缉唐武宗以来至哀帝事为《续唐录》一百卷”后，朝廷才“复校书郎宋敏求为馆阁校勘”⁽⁶³⁾的。

盖棺方能定论。唐代历史随着朱温的篡断而仓促地画上了句号。至北宋宋敏求那里，补修完成的晚唐诸朝《实录》，为唐朝棺盖钉上了最后一枚钉子。

【注释】

(1)汪受宽：《实录史体起源于〈敦煌实录〉说》，《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3期。

(2)孙永如：《关于唐代实录的几个问题》，《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1年第2期。

(3)岳纯之：《唐代实录散论》，《历史教学》2001年第4期。

(4)王应麟：《玉海》卷四八，《艺文·实录》。

(5)钱茂伟：《实录体起源、发展与特点》，《史学史研究》2004年第2期。

(6)钱茂伟在《实录体起源、发展与特点》(《史学史研究》2004年第2期)中指出：“史官谢昊撰成《梁皇帝实录》5卷，记梁元帝事迹。此书具体成书年代不详，陈光崇猜测成于陈朝初年。我则认为是元帝在世时编纂的。主要理由是，此书不用庙号‘元帝’，而用当朝人普通称呼‘皇帝’。”

(7)钱茂伟：《实录体起源、发展与特点》，《史学史研究》2004年第2期。

(8)赵士炜：《实录考》，《辅仁学志》第五卷。

(9)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唐纪一三》。

(10)王溥：《唐会要》卷六三，《国史》。

(11)赵希弁：《郡斋读书志后志》卷一。

(12)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

(13)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

(14)《旧唐书》卷一〇二，《韦述传》。

(15)《旧唐书》卷四六，《经籍志上》。

(16)《旧唐书》卷九四，《徐彦伯传》。

(17)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二。

(18)此文后又收入《历代名贤确论》卷七三中。

(19)《唐会要》卷六三，《国史》。

(20)《新唐书》卷一〇二，《岑文本传》。

(21)赵希弁：《郡斋读书志后志》卷一。

(22)赵希弁：《郡斋读书志后志》卷一。

(23)王溥：《唐会要》卷六三，《国史》。

(24)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卷一二，《唐纪四》。

(25)《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二》。

(26)见王应麟：《玉海》卷四八，《艺文·实录》。

(27)《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二》。

(28)《旧唐书》卷一四九，《于休烈传》。

(29)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四。

(30)赵希弁：《郡斋读书志后志》卷一。

(31)《旧唐书》卷一四九，《令狐峘传》。

(32)《旧唐书》卷一一九，《杨绾传》。

(33)《唐会要》卷六三，《国史》。

(34)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

(35)王应麟：《玉海》卷四八，《艺文·实录》。

(36)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卷一三，《唐纪五》。

(37)王溥：《唐会要》卷六三，《国史》。

(38)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九四，《经籍考二一·起居注》。

(39)王祎：《大事记续编》卷六〇。

(40)韩愈：《韩愈集》，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400～401页。

(41)王应麟：《玉海》卷四八，《艺文·实录》。

(42)王应麟：《玉海》卷四八，《艺文·实录》。

(43)卞孝萱通过比较《旧唐书·顺宗纪》、《顺宗实录》、《册府元龟》引文，将《顺宗实录》的略本(今通行本》与详本(已佚)的部分段落相对照，证明《旧唐书·顺宗纪》来源于详本《顺宗实录》，同时指出无论详本还是略本，均为韩愈所作。见《论〈顺宗实录〉的作者》，《历史文献研究》总第19辑。

(44)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一三二，《刘吴韦蒋柳沈传赞》。

(45)《唐会要》卷六三，《国史》。

(46)王应麟：《玉海》卷四八，《艺文·实录》。

(47)《唐会要》卷六三，《在外修史》。

(48)《旧唐书》卷一五九，《路随传》。

(49)《旧唐书》卷一四九，《蒋附传》。

(50)《旧唐书》卷一七下，《文宗纪下》。

(51)《旧唐书》卷一八上，《武宗纪》。

(52)《旧唐书》卷一七，《文宗纪》。

(53)《旧唐书》卷一五九，《路随传》。

(54)王应麟：《玉海》卷四八《艺文·实录》。

(55)岳纯之根据《全唐文》所载，魏(任监修国史的时间在大中九年七月至大中十一年二月，因此认为《文宗实录》的修成时间可能在这一时期内，而非大中八年三月。见其《唐代官方史学研究》第163页。

(56)《五代会要》卷一八，《前代史》。

(57)《五代会要》卷一八，《前代史》。

(58)《唐会要》卷六三，《国史》。

(59)王溥：《五代会要》卷一八，《前代史》。

(60)《五代会要》卷一八，《史馆杂录》。

(61)《旧五代史》卷七九，《晋书第五·高祖纪五》。

(62)王称：《东都事略》卷一一五《文艺传》；《续通志》卷五五七，《文苑传》。

(6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七，仁宗庆历五年九月癸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