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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录体起源于南朝梁代,中国实录体史学研究成果

【摘要】:第一节实录体起源于南朝梁代实录体史学起源于萧梁,已为大多数人所肯定。它与南朝萧梁时期的实录为同时代而略晚的产物。在其他实录证据阙如的情况下,萧梁实录便是此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实录体著作。如果说十六国西凉《敦煌实录》仅是实录体史学的先声的话,那么南朝萧梁实录才是以皇帝为名或记事中心的编年性实录体的真正起源。“实录起于萧梁,至唐而盛,杂取编年、纪传之法而为之,以备史官采择。”

第一节 实录体起源于南朝梁代

实录体史学起源于萧梁,已为大多数人所肯定。然而,萧梁之前,产生于十六国西凉的《敦煌实录》,却对萧梁实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尽管很多学者都否定了《敦煌实录》是实录体史书的可能性,但其中一些人也承认《敦煌实录》对萧梁实录所起的启示作用。

《敦煌实录》的作者刘"(字延明,敦煌人),在西凉负责“注记篇籍”,于公元405~420年之间撰成《敦煌实录》,主要记录西凉李氏政权李暠、李恂父子时期西凉的人物事迹。该实录后来为李氏政权的取代者北凉沮渠牧犍献给宋文帝,从而对萧梁实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梁代沈约曾将之著录于《宋书》(成书于488年)中,那么与沈约同时的萧梁实录的作者周兴嗣、谢昊应当也看过此书。(1)继西凉刘"的《敦煌实录》之后,北朝北齐(550~577年)的史家陆元规也修纂有《皇帝实录》。据刘知几《史通》卷十二《外篇》载:“高齐史:……时中书侍郎陆元规常从文宣征讨,著《皇帝实录》,惟记行师,不载他事。”笔者认为,陆元规的《皇帝实录》“惟记行师,不载他事”,是作为“中书侍郎”的作者,在“从文宣征讨”的过程中,以亲身经历专门记录的文宣帝高洋在军队中的行实,属于类似于起居注的实录著作。它与南朝萧梁时期的实录为同时代而略晚的产物。有人认为后周也修有实录,证据是《册府元龟》卷五五四《国史部总序》的记载:“后周六官之建春官府,置外史,掌王言及作动之事,以为国志,即起居之职也,又有著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即佐郎之任,皆掌缀国录,起居、著作之任自此分矣。”由此断定“国录”“应即为国史、实录的简称”,北周也有实录著作。(2)然而,另有学者认为证据不足,“从《册府元龟》的记载来看,‘国录’是与‘国志’相对举的,‘国志’指起居注,‘国录’显然应指国史。如果‘国录’是国史、实录的简称,那么‘国志’又该是什么呢?当然,广义的国史也可兼指实录,因此,‘国录’也并非绝对不可能指称或包含实录,可这需要足够的证据”(3)。在其他实录证据阙如的情况下,萧梁实录便是此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实录体著作。

如果说十六国西凉《敦煌实录》仅是实录体史学的先声的话,那么南朝萧梁(502~655年)实录才是以皇帝为名或记事中心的编年性实录体的真正起源。“实录起于萧梁,至唐而盛,杂取编年、纪传之法而为之,以备史官采择。”(4)

萧梁实录总共修有四部:即周兴嗣所撰《梁皇帝实录》3卷(记梁武帝萧衍事)、谢昊所撰《梁皇帝实录》5卷(记梁元帝事)、《梁太清实录》(记梁武帝萧衍太清年间事)8卷和《承圣实录》(记梁元帝萧绎承圣年间事)10卷。

《梁皇帝实录》3卷,记载了梁武帝萧衍(502~549年在位)的历史。其内容已不可考,但其作者周兴嗣则在《南史》卷七二《文学传》中有载:“周兴嗣,字思纂,陈郡项人也。世居姑孰,博学善属文。……齐隆昌中,侍郎谢朏为吴兴太守,唯与兴嗣初谈文史而已。及罢郡,因大相谈荐。梁天监初,奏《休平赋》,其文甚美,武帝嘉之,拜安成王国侍郎,直华林省。……十七年,为给事中,直西省。周舍奉敕注武帝所制历代赋,启兴嗣与焉。普通二年卒。所撰《皇帝实录》、《皇德记》、《起居注》、《职仪》等百余卷,《文集》十卷。”看来,周兴嗣修过《起居注》,其《皇帝实录》便是在《起居注》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的。其修撰时间,据钱茂伟称“考周兴嗣(?~521年)做梁武帝史官时间是天监九年至普通二年(510~521年),则可以肯定《梁皇帝实录》成于这十年间”(5)

《梁太清实录》记录的是梁武帝萧衍太清元至三年间(547~549年)的历史,其内容唐宋间人转述过一鳞半爪。据唐刘知几在《史通》卷一七《杂说中·周书一条》自注云:“其王褒、庾信等事,又多见于萧绍《太清记》、萧大《圜海乱离志》、裴政《太清实录》、杜台卿《齐记》,而令狐德棻了不兼采以广其书(指《周书》——笔者),盖以其中有鄙言,故致遗略。”宋李昉《太平御览》卷三八八《人事部二九·声》载:“《梁太清实录》曰:中宗讳绎,字世诚,高祖第七子也。既长,有壮略奇悟,职敏博涉,殆谓生知。声若撞钟,辩如河泻。”宋人孙逢吉在《职官分纪》卷四二《县令·骑驴入市》中也转引了该录的一个片断:“《梁太清实录》:周弘正常[尝]为曲阿令,骑驴入市,高祖以此薄之。”《梁太清实录》在记事写人时,比较生动准确,反映了实录的真实性特点。据《史通》卷一八《外篇·杂说下第九·诸史六条》自注称:“《周史》述太祖论梁元帝而曰:‘萧绎可谓天之所废,谁能兴之者乎?’又宇文测为汾州,或谮之太祖,怒曰:‘何谓间我骨肉?生此贝锦?’此并《六经》之言也。又曰:‘荣权,吉士也。寡人与之言无二。’此《三国志》之辞也。其余言皆如此,岂是宇文之语耶?又按裴政《梁太清实录》称元帝使王琛聘魏,长孙俭谓宇文曰:‘王琛眼睛全不转。’公曰:‘瞎奴,使痴人来,岂得怨我?’此言与王宗所载相类,可谓真宇文之言,无愧于实录矣。”

《梁皇帝实录》5卷,记录的是梁元帝萧绎(552~555年在位)的历史。其内容已不可考;其作者谢昊(一作吴),则有一些线索。据《南史》卷五一《梁宗室上》载:“(萧)猷子韶,字德茂,初封上甲县都乡侯。太清初为舍人,城陷,奉诏西奔。及至江陵,人士多往寻觅,令韶说城内事,韶不能人人为说,乃疏为一卷,客问者便示之。湘东王闻而取看,谓曰:‘昔王韶之为《隆安纪》十卷,说晋末之乱离。今之萧韶亦可为《太清纪》十卷矣。’韶乃更为《太清纪》。其诸议论,多谢吴为之。韶既承旨撰著,多非实录。”可见,谢昊(吴)曾为萧韶的《太清记》撰写过议论。《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载:“谢昊《梁皇帝实录》五卷。”“谢昊、姚察《梁书》三十四卷。”又称:“谢昊《梁典》三十九卷。”另据刘知几《史通》卷一二《外篇·古今正史》载:“梁史,武帝时沈约与给事中周兴嗣、步兵校尉鲍行卿、秘书监谢昊相承撰录,已有百篇,值承圣沦没,并从焚荡。”然而,谢昊所修有关梁代历史的一系列书籍,并未完全消亡,据《梁书》列传附录《梁书序》载:“《梁书》,六本纪,五十列传,合五十六篇。唐贞观三年,诏右散骑常侍姚思廉撰。思廉者,梁史官察之子。推其父意,又颇采诸儒谢吴等所记,以成此书。”可见,谢昊(吴)所撰的史书成为姚思廉《梁书》的史料来源。

《承圣实录》记录的是梁元帝萧绎承圣年间(552~555年)的历史。其作者裴政,在《北史》卷七七中有传:“字德表,河东闻喜人也。……政幼聪明,博闻强记,达于从政,为当世所称。仕梁,以军功封为夷陵侯,给事黄门侍郎。”及魏军围荆州,裴政在外被俘,萧察劝裴政道:“我,武皇帝之孙,不可为尔君乎?尔何烦殉身于七父。若从我计,则贵及子孙,不然,分腰领矣。”把裴政锁拿至城下,让他劝降元帝。裴政假装同意,等到喊话的时候,对城中大喊道:“援兵大至,吾以间使被禽,当以碎身报国。”于是“监者击其口,终不易辞。察怒,命趣行戮”,但为蔡大业谏止,因得释放。“会江陵平,与城中朝士俱送京师。周文闻其忠,授员外散骑侍郎,引入相府”。命与卢辩依《周礼》建六官,并制定朝仪。不久授刑部下大夫,转少司宪。裴政明习故事,又参定周律,“簿案盈几,剖决如流,用法宽平,无有冤滥”。入隋后,于“开皇元年,为率更令,加上仪同三司。诏与苏威等修定律令。采魏、晋刑典,下至齐、梁,沿革轻重,取其折衷。同撰著者十余人,凡疑滞不通,皆取决于政。进位散骑常侍,转左庶子。多所匡正,见称纯悫,东宫凡有大事,皆以委之”。太子“称政平直”。“政好面折人短,而退无后言”。因“数切谏,太子不纳”,出为襄州总管,令行禁止,称为神明,死于任上。“著《承圣实录》十卷”。

以上四部实录,均是萧梁时人所著。(6)至于裴政撰《承圣实录》的时间,有人认为“估计成书于元帝卒前后”(7),本人则认为当成书于元帝卒后,因为元帝承圣末年被杀,既云《承圣实录》,则当为承圣之后所修,即元帝身后所修。

萧梁实录的修撰具有草创性质。据赵士炜判断,周兴嗣作为史官预修国史,即以其见闻,摘抄成篇,编为《实录》,未必有著述之意。后世因之,遂成一体。(8)但这也说明,萧梁实录具有筚路蓝缕之功,直接影响到唐以后的历代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