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录就像一个心脏和泵站,将史料的血液加压后输向布满全身的动脉、静脉和血管末梢。《国史》依赖于《宋实录》的先行修纂。充分反映了宋代先修《实录》后修《国史》的工作流程和史料流向。但实录的史料,则为国史馆馆臣所吸收和应用。......
2023-07-20
第一节 实录体起源于南朝梁代
实录体史学起源于萧梁,已为大多数人所肯定。然而,萧梁之前,产生于十六国西凉的《敦煌实录》,却对萧梁实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尽管很多学者都否定了《敦煌实录》是实录体史书的可能性,但其中一些人也承认《敦煌实录》对萧梁实录所起的启示作用。
《敦煌实录》的作者刘"(字延明,敦煌人),在西凉负责“注记篇籍”,于公元405~420年之间撰成《敦煌实录》,主要记录西凉李氏政权李暠、李恂父子时期西凉的人物事迹。该实录后来为李氏政权的取代者北凉沮渠牧犍献给宋文帝,从而对萧梁实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梁代沈约曾将之著录于《宋书》(成书于488年)中,那么与沈约同时的萧梁实录的作者周兴嗣、谢昊应当也看过此书。(1)继西凉刘"的《敦煌实录》之后,北朝北齐(550~577年)的史家陆元规也修纂有《皇帝实录》。据刘知几《史通》卷十二《外篇》载:“高齐史:……时中书侍郎陆元规常从文宣征讨,著《皇帝实录》,惟记行师,不载他事。”笔者认为,陆元规的《皇帝实录》“惟记行师,不载他事”,是作为“中书侍郎”的作者,在“从文宣征讨”的过程中,以亲身经历专门记录的文宣帝高洋在军队中的行实,属于类似于起居注的实录著作。它与南朝萧梁时期的实录为同时代而略晚的产物。有人认为后周也修有实录,证据是《册府元龟》卷五五四《国史部总序》的记载:“后周六官之建春官府,置外史,掌王言及作动之事,以为国志,即起居之职也,又有著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即佐郎之任,皆掌缀国录,起居、著作之任自此分矣。”由此断定“国录”“应即为国史、实录的简称”,北周也有实录著作。(2)然而,另有学者认为证据不足,“从《册府元龟》的记载来看,‘国录’是与‘国志’相对举的,‘国志’指起居注,‘国录’显然应指国史。如果‘国录’是国史、实录的简称,那么‘国志’又该是什么呢?当然,广义的国史也可兼指实录,因此,‘国录’也并非绝对不可能指称或包含实录,可这需要足够的证据”(3)。在其他实录证据阙如的情况下,萧梁实录便是此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实录体著作。
如果说十六国西凉《敦煌实录》仅是实录体史学的先声的话,那么南朝萧梁(502~655年)实录才是以皇帝为名或记事中心的编年性实录体的真正起源。“实录起于萧梁,至唐而盛,杂取编年、纪传之法而为之,以备史官采择。”(4)
萧梁实录总共修有四部:即周兴嗣所撰《梁皇帝实录》3卷(记梁武帝萧衍事)、谢昊所撰《梁皇帝实录》5卷(记梁元帝事)、《梁太清实录》(记梁武帝萧衍太清年间事)8卷和《承圣实录》(记梁元帝萧绎承圣年间事)10卷。
《梁皇帝实录》3卷,记载了梁武帝萧衍(502~549年在位)的历史。其内容已不可考,但其作者周兴嗣则在《南史》卷七二《文学传》中有载:“周兴嗣,字思纂,陈郡项人也。世居姑孰,博学善属文。……齐隆昌中,侍郎谢朏为吴兴太守,唯与兴嗣初谈文史而已。及罢郡,因大相谈荐。梁天监初,奏《休平赋》,其文甚美,武帝嘉之,拜安成王国侍郎,直华林省。……十七年,为给事中,直西省。周舍奉敕注武帝所制历代赋,启兴嗣与焉。普通二年卒。所撰《皇帝实录》、《皇德记》、《起居注》、《职仪》等百余卷,《文集》十卷。”看来,周兴嗣修过《起居注》,其《皇帝实录》便是在《起居注》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的。其修撰时间,据钱茂伟称“考周兴嗣(?~521年)做梁武帝史官时间是天监九年至普通二年(510~521年),则可以肯定《梁皇帝实录》成于这十年间”(5)。
《梁太清实录》记录的是梁武帝萧衍太清元至三年间(547~549年)的历史,其内容唐宋间人转述过一鳞半爪。据唐刘知几在《史通》卷一七《杂说中·周书一条》自注云:“其王褒、庾信等事,又多见于萧绍《太清记》、萧大《圜海乱离志》、裴政《太清实录》、杜台卿《齐记》,而令狐德棻了不兼采以广其书(指《周书》——笔者),盖以其中有鄙言,故致遗略。”宋李昉《太平御览》卷三八八《人事部二九·声》载:“《梁太清实录》曰:中宗讳绎,字世诚,高祖第七子也。既长,有壮略奇悟,职敏博涉,殆谓生知。声若撞钟,辩如河泻。”宋人孙逢吉在《职官分纪》卷四二《县令·骑驴入市》中也转引了该录的一个片断:“《梁太清实录》:周弘正常[尝]为曲阿令,骑驴入市,高祖以此薄之。”《梁太清实录》在记事写人时,比较生动准确,反映了实录的真实性特点。据《史通》卷一八《外篇·杂说下第九·诸史六条》自注称:“《周史》述太祖论梁元帝而曰:‘萧绎可谓天之所废,谁能兴之者乎?’又宇文测为汾州,或谮之太祖,怒曰:‘何谓间我骨肉?生此贝锦?’此并《六经》之言也。又曰:‘荣权,吉士也。寡人与之言无二。’此《三国志》之辞也。其余言皆如此,岂是宇文之语耶?又按裴政《梁太清实录》称元帝使王琛聘魏,长孙俭谓宇文曰:‘王琛眼睛全不转。’公曰:‘瞎奴,使痴人来,岂得怨我?’此言与王宗所载相类,可谓真宇文之言,无愧于实录矣。”
《梁皇帝实录》5卷,记录的是梁元帝萧绎(552~555年在位)的历史。其内容已不可考;其作者谢昊(一作吴),则有一些线索。据《南史》卷五一《梁宗室上》载:“(萧)猷子韶,字德茂,初封上甲县都乡侯。太清初为舍人,城陷,奉诏西奔。及至江陵,人士多往寻觅,令韶说城内事,韶不能人人为说,乃疏为一卷,客问者便示之。湘东王闻而取看,谓曰:‘昔王韶之为《隆安纪》十卷,说晋末之乱离。今之萧韶亦可为《太清纪》十卷矣。’韶乃更为《太清纪》。其诸议论,多谢吴为之。韶既承旨撰著,多非实录。”可见,谢昊(吴)曾为萧韶的《太清记》撰写过议论。《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载:“谢昊《梁皇帝实录》五卷。”“谢昊、姚察《梁书》三十四卷。”又称:“谢昊《梁典》三十九卷。”另据刘知几《史通》卷一二《外篇·古今正史》载:“梁史,武帝时沈约与给事中周兴嗣、步兵校尉鲍行卿、秘书监谢昊相承撰录,已有百篇,值承圣沦没,并从焚荡。”然而,谢昊所修有关梁代历史的一系列书籍,并未完全消亡,据《梁书》列传附录《梁书序》载:“《梁书》,六本纪,五十列传,合五十六篇。唐贞观三年,诏右散骑常侍姚思廉撰。思廉者,梁史官察之子。推其父意,又颇采诸儒谢吴等所记,以成此书。”可见,谢昊(吴)所撰的史书成为姚思廉《梁书》的史料来源。
《承圣实录》记录的是梁元帝萧绎承圣年间(552~555年)的历史。其作者裴政,在《北史》卷七七中有传:“字德表,河东闻喜人也。……政幼聪明,博闻强记,达于从政,为当世所称。仕梁,以军功封为夷陵侯,给事黄门侍郎。”及魏军围荆州,裴政在外被俘,萧察劝裴政道:“我,武皇帝之孙,不可为尔君乎?尔何烦殉身于七父。若从我计,则贵及子孙,不然,分腰领矣。”把裴政锁拿至城下,让他劝降元帝。裴政假装同意,等到喊话的时候,对城中大喊道:“援兵大至,吾以间使被禽,当以碎身报国。”于是“监者击其口,终不易辞。察怒,命趣行戮”,但为蔡大业谏止,因得释放。“会江陵平,与城中朝士俱送京师。周文闻其忠,授员外散骑侍郎,引入相府”。命与卢辩依《周礼》建六官,并制定朝仪。不久授刑部下大夫,转少司宪。裴政明习故事,又参定周律,“簿案盈几,剖决如流,用法宽平,无有冤滥”。入隋后,于“开皇元年,为率更令,加上仪同三司。诏与苏威等修定律令。采魏、晋刑典,下至齐、梁,沿革轻重,取其折衷。同撰著者十余人,凡疑滞不通,皆取决于政。进位散骑常侍,转左庶子。多所匡正,见称纯悫,东宫凡有大事,皆以委之”。太子“称政平直”。“政好面折人短,而退无后言”。因“数切谏,太子不纳”,出为襄州总管,令行禁止,称为神明,死于任上。“著《承圣实录》十卷”。
以上四部实录,均是萧梁时人所著。(6)至于裴政撰《承圣实录》的时间,有人认为“估计成书于元帝卒前后”(7),本人则认为当成书于元帝卒后,因为元帝承圣末年被杀,既云《承圣实录》,则当为承圣之后所修,即元帝身后所修。
萧梁实录的修撰具有草创性质。据赵士炜判断,周兴嗣作为史官预修国史,即以其见闻,摘抄成篇,编为《实录》,未必有著述之意。后世因之,遂成一体。(8)但这也说明,萧梁实录具有筚路蓝缕之功,直接影响到唐以后的历代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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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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