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实录体史学研究：六家、二体的出现

第二节　六家、二体与实录体的出现

记事史学不变的实质是记事，但记事的方式和体裁却在不断变化，表现为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和实录体的不断翻新。这些史学形式和体裁，唐代史学理论家刘知几归纳为六家二体。在《史通·六家》中，他把古代记事史书分为六家：“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²⁴⁾

第一是《尚书》家，属于古代的记言体，记言在大的范畴内仍属于叙事史学的一种形式。据刘知几解释：“盖《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但也有“为例不纯”的地方，“如《尧》、《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贡》一篇唯言地理。《洪范》总述灾祥，《顾命》都陈丧礼”。《尚书》之外又有“与《尚书》相类”的《周书》，“上自文、武，下终灵、景，甚有明允笃诚，典雅高义”，但也有“好事者所增益”的部分。但是，“自宗周既殒，《书》体遂废，迄乎汉、魏，无能继者”。直至晋广陵相鲁国人孔衍，“以为国史所以表言行，昭法式，至于人理常事，不足备列”，乃删汉、魏诸史，取其美词典言，足为龟镜者，定以篇第，纂成一家。由是出现了《汉尚书》、《后汉尚书》、《汉魏尚书》。至隋秘书监王劭，又录开皇、仁寿时事，编而次之，以类相从，各为其目，勒成《隋书》80卷。“寻其义例，皆准《尚书》”。《尚书家》以记言为主，“原夫尚书之所记也，若君臣相对，词旨可称，一时之言，累篇咸载。如言无足纪，语无可述，若此故事，虽有脱略，而观者不以为非”。然而《尚书》家到了后来，便不再适用了。继续模仿此体的史著，则难以流传：“爰逮中叶，文籍大备，必翦截今文，模拟古法，事非改辙，理涉守株。故舒元所撰《汉》、《魏》等书，不行于代也。”因为后来的史学对帝王之纪和公卿之传要求很严，若不能适应此种趋势，则所作之《尚书》体便会受到讥笑：“若乃帝王无纪，公卿缺传，则年月失序，爵里难详，斯并昔之所忽，而今之所要。如君懋《隋书》，虽欲祖述商、周，宪章虞、夏，观其所述，乃似《孔子家语》、临川《世说》，可谓画虎不成，反类犬也。故其书受嗤当代，良有以焉。”看来，《尚书》体到后来便不再能够适应史学发展趋势了。

第二是《春秋》家，属于编年体。《春秋》家出于三代。孔子曾将《尚书》与《春秋》并列，说：“疏通知远，《书》教也；属辞比事，《春秋》之教也。”说明《春秋》与《尚书》虽皆有教化之功，但更偏向于记事。刘知几认为《春秋》家在春秋时代比较普遍，似乎各国均有。《琐语》中有《晋春秋》，记献公十七年事。《国语》中记载道：“晋羊舌肸习于《春秋》，悼公使传其太子。”而《左传》昭公二年也记载说，晋韩宣子来聘，见《春秋》叹道：“周礼尽在鲁矣。”《墨子》中还有“吾见百国《春秋》”的记载。除了直接拥有“春秋”名目外，还有的史籍虽无“春秋”之名但与《春秋》属同类著作。如《竹书纪年》其所纪事皆与《鲁春秋》同。孟子曾说过：“晋谓之乘，楚谓之梼杌，而鲁谓之春秋，其实一也。”刘知几据此指出：“然则乘与纪年、梼杌，其皆《春秋》之别名乎！”并断言：“斯则《春秋》之目，事匪一家。至于隐没无闻者，不可胜载。”此后，孔子对鲁国《春秋》进行了修订，把它变成了一种具有微言大义的史学体裁：“逮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观周礼之旧法，遵鲁史之遗文；据行事，仍人道；就败以明罚，因兴以立功；假日月而定历数，籍朝聘而正礼乐；微婉其说，志晦其文；为不刊之言，著将来之法。”所以《春秋》“能弥历千载，而其书独行”。春秋是一种典型的编年体，“儒者之说《春秋》也，以事系日，以日系月；言春以包夏，举秋以兼冬，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以此观之，像“晏子、虞卿、吕氏、陆贾，其书篇第，本无年月，而亦谓之春秋，盖有异于此者”。春秋的编年之法，对纪传体中的本纪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至太史公著《史记》，始以天子为本纪，考其宗旨，如法《春秋》。自是为国史者，皆用斯法”。但刘知几认为后用《春秋》编年之法者，略去褒贬和微言大义，比不上《春秋》的史家干预精神：“然时移世异，体式不同。其所书之事也，皆言罕褒讳，事无黜陟，故马迁所谓整齐故事耳，安得比于《春秋》哉！”

第三是《左传》家，也属于编年体，但记事、记言更为丰富。据刘知几讲，“其先出于左丘明”。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受经作传。“观《左传》之释经也，言见经文而事详传内，或传无而经有，或经阙而传存。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信圣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左传》对《春秋》经的传释，是以补充事实为特点，并非对其文字进行训释。《左传》家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人以《左传》为《春秋前传》，而续作《春秋后传》。晋著作郎鲁国人乐资，采择《战国策》与《史记》内容，撰成《春秋后传》。“其书始以周贞王续前传鲁哀公后，至王赧入秦；又以秦文王之继周，终于二世之灭，合成三十卷。”这是直接仿效《左传》体例，并以续作者自居。在此前后，仿《左传》体例的史籍层出不穷：“至孝献帝，始命荀悦撮其书为编年体，依《左传》著《汉纪》，三十篇。自是每代国史，皆有斯作，起自后汉，至于高齐。如张璠、孙盛、干宝、徐贾、裴子野、吴均、何之元、王劭等，其所著书，或谓之春秋，或谓之纪，或谓之略，或谓之典，或谓之志。虽名各异，大抵皆依《左传》以为的准焉。”

第四是《国语》家，属于国别史。刘知几认为“其先亦出于左丘明”，左氏既成《春秋内传》(即《左传》)，“又稽其逸文，纂其别说，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起自周穆王，终于鲁悼公，别为《春秋外传国语》，合为二十一篇。其文以方内传，或重出而小异”。刘知几指出，《战国策》也是《国语》家之一：“暨纵横互起，力战争雄，秦兼天下，而著《战国策》。其篇有东西二周、秦、齐、燕、楚、三晋、宋、卫、中山，合十二国，分为三十三卷。夫谓之策者，盖录而不序，故即科以为名。或云，汉代刘向以战国游士为之策谋，因谓之《战国策》。”此后孔衍又以《战国策》所书未为尽善，便将《史记》所记与《战国策》的内容相互整合，“参其异同，删彼二家，聚为一录，号为《春秋后语》”。此书除二周及宋、卫、中山外，“其所留者七国而已。始自秦孝公，终于楚汉之际”。孔衍先撰有《春秋时国语》，此时复撰《春秋后语》。至唐，“行于世者，唯《后语》存焉”。孔衍在其书序中自比左丘明，刘知几认为“自比于丘明者，当谓《国语》，非《春秋(左氏)传》”。也就是说，《春秋后语》是与左丘明的《国语》相类似的著作，而非《左传》家一流。《国语》家继续对后世产生影响，“当汉氏失驭，英雄角力，司马彪又录其行事，因为《九州春秋》，州为一篇，合为九卷。寻其体统，亦近代之《国语》也”。然而，时移世易，至魏都许、洛，三方鼎峙；晋宅江、淮，四海幅裂。“其君虽号同王者，而地实诸侯。所在史官，记其国事，为纪传者则规模班、马，创编年者则议拟荀、袁，于是《史》、《汉》之体大行，而《国语》之风替矣。”

第五是《史记》家，属于纪传体通史，创始于司马迁。“自《五经》间行，百家竞列，事迹错糅，至迁乃鸠集国史，采访家人，上起黄帝，下穷汉武，纪传以统君臣，书表以谱年爵，合百三十卷。因鲁史旧名，目之曰《史记》。”《史记》家无疑是指纪传体通史类，刘知几素不喜欢通史，故对《史记》为代表的纪传体通史的缺点多有指摘：“而纪传互出，表志相重，于文为烦，颇难周览”，“寻《史记》疆宇辽阔，年月遐长，而分以纪传，散以书表。每论家国一政，而胡、越相悬；叙君臣一时，而参、商是隔。此其为体之失者也。兼其所载，多聚旧记，时采杂言，故使览之者事罕异闻，而语饶重出。此撰录之烦者也。况通史以降，芜累尤深，遂使学者宁习本书，而怠窥新录。且撰次无几，而残缺遽多，可谓劳而无功，述者所宜深诫也”。然而，《史记》的横空出世，对后代史学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自是汉世史官所续，皆以《史记》为名，迄东京著书，犹称《汉记》”。至梁武帝时，又敕其群臣，“上自太初，下终齐室，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其书自秦以上，“皆以《史记》为本，而另采他说，以广异闻；至两汉已还，则全录当时纪传，而上下通达，臭味相依”。其体例也模仿《史记》，“吴、蜀二主皆入世家，五胡及拓拔氏列于夷狄传。大抵其体皆如《史记》，其所为异者，唯无表而已”。其后北魏宗室元晖业又著《科录》270卷，其断限也起自上古，而终于刘宋。它的体例亦是纪传体通史，“其编次多依放《通史》，而取其行事尤相似者共为一科，故以《科录》为号”。唐代显庆中，李延寿抄撮近代诸史，南起自宋，终于陈，北始自魏，卒于隋，合180篇，号曰《南北史》。在刘知几看来，此书也属于超越了断代局限的纪传体通史。至南宋初年，郑樵仿《史记》撰成“会天下之书为一书”的《通志》，使纪传体通史的修撰得到延续。

第六是《汉书》家，属于纪传体断代史，是由班固创始的，是在《史记》的基础上断代而成。司马迁撰《史记》，终于汉武帝。班彪因之，撰成后记，以续前编。“至子固(即班固)，乃断自高祖，尽于王莽，为十二纪、十志、八表、七十列传，勒成一史，目为《汉书》”。汉书属于纪传体断代史，它的体例是仿照《史记》的，“寻其创造，皆准子长，但不为‘世家’，改‘书’曰‘志’而已”。刘知几对断代为史极为推崇，因此对《汉书》的优点多有揭示：“历观自古，史之所载也，《尚书》记周事，终秦穆，《春秋》述鲁文，止哀公，《纪年》不逮于魏亡，《史记》唯论于汉始。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汉书》虽是对《史记》体例的模仿，但它断代为史，对后世的影响较《史记》更为直接和广泛，“自东汉以后，作者相仍，皆袭其名号，无所变革，唯东观曰记，三国曰志。然称谓虽别，而体制皆同”。南朝宋范晔追述东观史事，成《后汉书》，体例便模仿《汉书》。此后《晋书》、《魏书》、《宋书》、《隋书》、《旧唐书》、《新五代史》直至《明史》和《清史稿》，构成了中国史学史上影响最大的二十五史“正史”系列。

刘知几认为，随着“朴散淳销，时移世异”，《尚书》等四家，其体久废，“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汉书》二家而已”。⁽²⁵⁾而这两家，实际上代表了编年和纪传两种史书体裁。

刘知几在《史通·二体》中，对当时最为流行的编年和纪传两种史体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他指出编年与纪传“二体”，对于“载笔”即记载史事来说，已经完备了。三皇、五帝时代，书有《三坟》、《五典》，但“不可得而详”。自唐虞以下，迄于周朝，有古文《尚书》，“然世犹淳质，文从简略，求诸备体，固已阙如”，“既而邱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此后的史书修撰，“相与因循，假有改张，变其名目，区域有限，孰能踰此”？认为荀悦、张璠，是左丘明之派；班固、华峤，是司马迁之流。鉴于当时“二家各相矜尚”，他觉得有必要“辨其利害”。⁽²⁶⁾

第一体是编年体。编年体源于《春秋》，它的特点是：“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此其所以为长也。至于贤士贞女，高才隽德，事当冲要者，必盱衡而备言，迹在沈冥者，不枉道而详说，如绛县之老，杞梁之妻，或以酬晋卿而获记，或以对齐君而见录。其有贤如柳惠，仁若颜回，终不得彰其名氏，显其言行。故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邱山是弃，此其所以为短也。”

第二体是纪传体。纪传体源于《史记》，它的特点是：“纪以名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若乃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于高纪则云语在项传，于项传则云事具高纪。又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秩，先辈而抑归末章，遂使汉之贾谊将楚屈原同列，鲁之曹沫与燕荆轲并编，此其所以为短也。”

对于以上二体，可谓“考兹胜负，互有得失”。但晋代干宝却盛誉左丘明的编年体，而深抑司马迁的纪传体，他的理由是“能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遗也”，但刘知几不这样认为，他指出：“按春秋时事入于左氏所书者，盖三分得其一耳，丘明自知其略也，故为《国语》以广之。然《国语》之外，尚多亡逸，安得言其括囊靡遗者哉！”假如让左丘明世为史官，仿《左传》编年体撰写汉史，那么西汉严君平、郑子真，东汉郭林宗、黄叔度的言行，晁错、董生的对策，刘向、谷永的上书，“斯并德冠人伦，名驰海内，识洞幽显，言穷军国”，便会因为他们这些人“或以身隐位卑，不预朝政，或以文烦事博，难为次序”，必然会“略而不书”；如果“情有所恡”，觉得这些人的事迹或上书很重要，“不加刊削”，那么“汉氏之志传百卷，并列于十二纪中”，即将志传部分的内容融入编年之中，“将恐碎琐多芜，阑单失力”！因此，班固“知其若此，设纪传以区分，使其历然可观，纲纪有别”。而“荀悦厌其迂阔，又依左氏成书，剪截班史，篇才三十，历代保之，有踰本传”。由此看来，“班、荀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后来作史不出二体，故晋史既有王隐、虞预等人的纪传体《晋书》，又有干宝的编年体《晋纪》，宋史既有徐爰、沈约等人的纪传体《宋书》，又有裴子野的编年体《宋略》，“各有其美，并行于世”。⁽²⁷⁾

中国古代史体除了刘知几所说的以上二种外，还有许多其他的体裁，如南朝梁代出现的实录体、唐代出现的典章制度体和南宋出现的纪事本末体等。刘知几亲自参加过实录的修纂，但他在论述六家二体时并未提到过实录，特别是在论述编年体时未将实录列入其中，可见他对新兴的实录体尚缺乏史学上的总结，更未将其视为编年体。

实录体史书，产生于南朝梁代，属于记事史学的一种形式。它的记述对象依然不出政治统治，是直接记载政治的最高统治者——皇帝的事迹及其所领导的王朝的历史。它的主题则是政治鉴戒。明太宗朱棣在为三修本《太祖实录》作《序》时指出：“自古帝王之有天下，其言行政治必有史臣纪载以垂鉴戒，此古今之盛典，朝廷之先务也”，“所以垂宪万世者，此欤！”宪宗朱见深在《英宗实录序》中，同样指出实录的主题是为皇权作鉴戒：“朕继统之初，首命儒臣纂修《实录》，垂宪万世，皇考之盛德尽在是矣。观于是者，可以见驭世宰物之权焉，可以见制治保邦之规焉，可以见安民附众之仁焉，可以见柔远伐邦之义焉，可以见居常处变之智焉。……自今吾子孙臣庶，诚能是诵是法，则可以保治安于千万亿年，而统绪之传将与天地并悠久矣。”明穆宗朱载垕敕谕《世宗实录》监修朱希忠等人，要求他们在修史时记载“皇考临御天下四十有五年”的“功德”，认为“其政令赏罚之施、制作文章之盛，言为典谟，动成规范”，同时要求“稽古义例，纂辑成编，以佑后人，贻万世；其一时吏职之称否，臣下之微恶，亦得附见，以垂鉴戒！”⁽²⁸⁾明代《太祖实录》总裁胡广等称：“国史纂书，示百王之大法，必凭记录，垂法后来。”⁽²⁹⁾清代顺治十八年，户科给事中彭之凤为请修实录事奏道：“窃惟尧舜之盛，必有典谟文武之政，布在方策，盖一代之兴，自有一代家法，即有一代成书，著实录匪具文也。……臣愚以为欲法古者，昔圣王当自法祖宗，始欲法祖宗当法世祖，所以法世祖者始，皇上宜及时先修《世祖皇帝实录》，良法美意，嘉言懿行，勒成一书以资政治。”⁽³⁰⁾所谓“以资政治”，便是有所借鉴。勒德洪在《进(太宗)实录表》中指明：“事有关于宪典，虽细不遗；法既备乎劝惩，繄繁必录。凡属用人行政之标准，与夫保邦制治之规模，咸灿著于日星，俾永贻为龟鉴”。以上所说的“以垂鉴戒”、“以资政治”和“永为龟鉴”，都充分反映实录体史书，与记事史学的其他史体一样，都是以政治鉴戒为宗旨的。

实录体史书从名称上看，仍属于记事史学。古代史籍最常用的名称是“书”、“记”、“志”、“史”和“录”。以“书”命名者最早的是《尚书》，司马迁所著史籍起初也被人称为《太史公书》，班固所作之史亦名《汉书》，此后范晔的《后汉书》、沈约的《宋书》，以及《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新旧《唐书》等，均以“书”为名。以“记(纪)”为名的有《竹书纪年》、《史记》、《汉纪》、《东观汉记》、《晋纪》、《五代史记》(后称为《旧五代史》)。以“志”命名的有《三国志》等。以史命名的有《新五代史》、《宋史》、《元史》、《明史》、《清史稿》等。以“录”为名的则有《永鉴录》、《昭鉴录》和历代实录。书、记、志、史、录都是书写的意思，这表明了古代史书的记事本质，是叙事史学时代特征打下的深刻烙印。实录既以“录”为名，则其记事性质便一目了然。既然属于记事史学，因此，实录也像其同性质的史书一样，强调善叙事，如果史官不善叙事，则不被认可。唐代令狐峘修《玄宗实录》百卷，《代宗实录》40卷，“叙事用舍咸不当，而又多漏略，名臣如房琯不立传，直疏如颜真卿，略而不载”，所以“虽勤苦，然多遗漏，不称良史”⁽³¹⁾。

实录体的记载对象、主题和记事性质虽然与其他记事史学一样，但它的体裁则有独创。表面上看，实录属于编年体，实际上，却另有为一般编年体所不具备的特殊性，即它的体裁是“编年附传”的形式，它的内容是略加裁剪的史料。这种史体具有承前启后的特质，承前，指它将原始档案、《起居注》、《时政记》、《丝纶簿》、《六曹章奏》和《日历》汇编裁铸成一史料性史书；启后，指它的史料又流向后修史书，成为当朝所修纪传体国史、易代所修纪传体正史以及编年史、杂史等史书的史料来源。明代薛三省指出，《起居注》和《六曹章奏》等属于实录的“底草”，实录在此之上修纂而成，正史又在实录基础上修成，故实录又成为正史修纂的“史底“和“成案”。他说：“窃照国家之正史，取裁于累朝之实录，而实录之典故，又取衷于每年之纂注。起居注与六曹编纂(即《六曹章奏》)，即实录之底草，实录又正史之成案也。故必实录慎而后正史当，纂注详而后实录备。若弗备，则无从加慎也。”⁽³²⁾实录既然是在原始档案和注记史料上修纂而成，那么它是一般的资料汇编，还是一种特殊的史学著作或史学体裁呢？薛三省认为它还是属于史著类书籍，是正史的“史底”，因此要按史体来对待，并参用史法加以纂录：“实录既为史底，其比事属词，务当模仿史体。若起凡创例，更当参用史法，使事核文典，录成而无少纰缪。及今不失述而之旨，更词严指正，义具而有所折衷，将来可备作者之资，庶一朝之文献足征，而千古之笔削不爽。”因此他特地“略取《史》、《汉》之法，并寻《纲目》之义，拟为《凡例》数款”。⁽³³⁾可见，是将实录当作史学著作来对待的，实录也因此可视为一种特殊的史学体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