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实录体史学研究：从口述史学到记事史学

第一节　从口述史学到记事史学

在很多学者眼中，实录体著作属于史料性史籍。然而，它是史料的简单删削荟萃，还是别有史法，可以称之为叙事史学？这一问题鲜有人回答。笔者认为，实录体史书的成书背景正是叙事史学盛行的时代，它的产生和形态不可能不打上叙事史学的烙印，因此仍然具有叙事史学的性质和特征。

世界史学的发展轨迹是有迹可循的，一般经历了上古口述史学、古代记事史学、近代分析史学和现代系统史学的不同发展阶段。⁽¹⁾其中口述史学与记事史学都属于叙事史学，可谓叙事史学的两个不同阶段，二者都以叙事为职事，以记录史实、留存史料为特征。不过，口述史学是比较原始的叙事史学，⁽²⁾与记事史学相比，显得幼稚和朦胧。

口述史学是上古原始时代的史学形态，特点是用口耳相传的形式，传述本民族的文明起源和先民的英雄事迹。早期口述史学的基本形态便是头绪凌乱但暗含历史信息的神话和传说。

世界各文明发祥地都拥有比较成型的神话传说系统。欧洲远古的口述史学成果是古希腊-罗马的神话传说，讲述了聚居于奥林匹斯山的众神生活，并与地中海沿岸的人间历史发生穿插和交错。古希腊-罗马神话起先是用口耳相传的形式传播的，但到了公元前9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时，经过盲人荷马的整理和编订，便以史诗的形式流传。至公元前6世纪，《荷马史诗》(包括《伊里亚特》和《奥德塞》)在雅典宫廷以文字记录下来，成为定本。希伯来也有比较完整的神话传说体系，这些神话和传说包括上帝创世纪、走出埃及等内容，后来被定型为《圣经》的《旧约全书》。古印度也有着丰富的神话传说，这些传说在长期的口耳相传后，于公元前2000至前1000年间被编成《吠陀》，包括《梨俱吠陀》(颂诗)、《娑摩吠陀》(歌曲)、《耶柔吠陀》(经文)、《阿闼婆吠陀》(巫述咒语)等典籍，其中部分神话和传说被整理成史诗《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等。相对而言，中国的神话传说则比较薄弱，没有形成比较有系统的神话故事，散见于后出典籍(《山海经》、《淮南子》)中的神话曾被古史辨派“层累的造成古史说”所否定，但如果从口述史学的角度来看，即使没有被早期典籍记载下来，它仍有可能以口耳相传的形式在民间流传，然后被诸如《山海经》和《淮南子》这样的后出典籍所载录。20世纪后半叶，在湖北神农架发现的汉族史诗《黑暗传》，则证明中国也是有比较完整的史诗的，而这些史诗又进一步说明，中国的口述史学也是相当发达的，只是没有被较早地用文字形式加以定型而已。

从以上史实来看，部分文明区的神话和传说，经过相当长的口耳相传后，便凝结为史诗。史诗是口述史学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晶。史诗原本是口耳相传的神话或传说，人们在口耳相传时，为便于记忆和流传，便采用韵语的形式，这样口述史学便转化为史诗。史诗的存在，证明远古口述史学发展的既存事实。口述史学常与“瞽史”相联系。瞽史就是盲人史家(如荷马及中国古书中的“瞽诵诗”之瞽史⁽³⁾)，这些人因视野的封闭而沉浸在听来的神话世界中，并不断对之梳理和重构，使凌乱的神话传说形成体系。

口述史学的实质是人类的童年在没有文字出现的情况下，对自己历史执着的追忆和传述。尽管这些传说后来皆以文字形式记载下来，但就其实质而言，仍然属于口述史学的范畴。

口述史学的内容虽然各民族参差不齐，但都有一以贯之的主线，那便是以人类及其社会的进化为基本特征。史前时代，随着从群居进化为班辈婚姻、对偶婚姻和一夫一妻制，人类也就从母系社会进入父系社会；随着与大自然的搏斗和抗争，人类的体质也就不断地得到进化，如从爬行到直立行走，从脑量偏小到脑量增大，从徒手搏击到使用工具，从生吞活剥、茹毛饮血到火的使用，从无意识到有语言和思维。在史前时代，作为史学萌芽的神话传说，揭示了这个时代的进化主题。在人类起源上，古希腊神话认为人是由普罗米修斯用泥捏制而成，经雅典娜给予呼吸和灵魂后完善的。中国神话则说是女娲氏抟土而成。两种说法实际上反映了人类进化的不同阶段：中国神话反映人类正处在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社会，希腊神话则表明人类已进入一夫一妻制的父权阶段。火的使用加速了人类的进化，希腊神话认为火是普罗米修斯从太阳那里盗到人间的，而中国神话则认为是燧人氏钻木取火所得，反映了人类对自然火和人工火不同的应用情况。“后羿射日”、“女娲炼石补天”、“夸父与日竞走”都反映了人类与大自然的搏斗，这种搏斗是人类体质和精神进化的重要动力。

随着文字的发明和载籍的出现，口述史学退出历史的主要舞台，代之而起的是记事史学的兴起。记事史学分为两大阶段，前一个阶段记事的主要对象是军事战争，相当于所谓的“奴隶制时期”，后一阶段记事的主要对象是政治统治，相当于所谓的“封建(feudalism)时期”。

记事史学的第一阶段，以军事战争为主要记载对象。由于各原始部落活动范围的扩张，必然引起部落殴斗和随之而来的战争，人类社会于是进入了以战争为中心的上古时代。这一时期，军事战争居于历史中心。战俘沦为奴隶，战争造成了社会内部的分化和国与国之间的敌对，“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⁴⁾。西方的斯巴达与雅典之间，我国的商周之间、春秋战国之乱，无一不是战火纷飞，征战连年。政治和外交是战争的延伸，战争决定会盟政治和纵横外交；战争要求政治改革，于是出现以“耕战”为主题的商鞅变法；战争决定农业经济的盛衰，促进农田水利的兴修；战争还催生西方的奥林匹克运动和中国的射箭、驾车、围棋等体育活动。史学非常直观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中心内容——军事战争。古希腊罗马的史学几乎全以战争为对象：《希波战争史》、《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高卢战记》、《内战记》、《亚历山大远征记》，直接以“征”“战”题名；不以“征”“战”为名的史书也大都记述了战争过程，如《波斯志》记述亚历山大的用兵经过，《罗马源流史》着重描写第一次和第二次布匿战争；史书的开头和结尾多是以战争的兴起和结束为标志，如色诺芬的《希腊史》和安米阿努斯的《罗马史》分别从曼提亚之战和阿德里亚诺波之战为结尾，政治、外交、经济等各种内容多是为战争作铺垫。⁽⁵⁾另外，诗歌《荷马史诗》记录特洛伊战争过程；政论《斯巴达政体论》为斯巴达军国主义张目；裸体艺术肇源于战争对强健体魄的需要、推崇和炫耀。在中国，史书也用大量的篇幅描写战争，如《尚书》、《逸周书》、《春秋》、《左传》、《竹书纪年》、《战国策》等，特别是《左传》，非常擅长写战争，以至于有人认为其作者就是军事家吴起。史书之外，军事著作更是应运而生，俯拾皆是，如《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吴起兵法》、《商鞅兵法》、《庞煖兵法》、《信陵君兵法》、《尉缭子兵法》等；诗歌总集《诗经》中也有不少赋咏战争的篇章，如《无衣》、《击鼓》、《君子于役》、《小戎》等；诸子百家著作中几乎都有关于军事的论述，如《管子》一书专讲耕战，《荀子》有《王霸》、《议兵》篇，《商君书》有《农战》、《战法》、《立本》、《兵守》等篇，《吕氏春秋》有《荡兵》篇，《墨子》有《非攻篇》；美术上，以《水陆攻战纹铜鉴》为代表的绘画则直观地描绘了战争。“国之大事，唯祀与戎”⁽⁶⁾。

记事史学的第二个阶段，以政治统治为主要对象。这一时期，政治统治取代战争征服而上升为历史的主要内容和现象，整个社会都以政治为核心建构而成。在西方，政权结构是“国王—领主—骑士”这样的层次结构，虽然在骑士看来“我的主人(领主)的主人(国王)不是我的主人”，但这种集权统治的缺口却被以罗马教廷为首的绝对神权专制所弥补。宗教政治控制了绘画、音乐、经济等一切方面。在中国，集权专制则是由世俗政权单一系列来实施。金字塔式的政权结构形成了“皇帝—丞相—中央六部—地方高级政权(省)—中级政权(府)—初级政权(县)”的层层控制，最后集权到皇帝一人之手。各部门、各行业都在这种严密政权的统治之下。战争成为政治的继续，文官地位高过武将；经济受着政治的限制，商业手工业遭到政策的排斥，“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反映了政治对于经济的无边法力，文化变为政治的奴婢，学术沦为官方经学的注脚。中古时代，史学突出反映了政治主题。西方史学成了罗马教廷基督教神学政治的奴婢，如斯莱登《皇帝查理五世时代的政治、宗教情况实录》、比德的《英国教会史》、兰伯特的《编年史》(记当时的政教之争以及皇帝亨利四世在卡诺莎向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屈服的情形)、佛拉西斯的《马格德堡世纪史》(叙述基督教教义和基督教教会发展的经过)，无不反映出这一事实。在中国，史学成了专门记载帝王将相活动并为后世帝王明治乱兴衰的政治史学，《史记》、《汉书》、《后汉书》、《明史》等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等编年史，以及各种野史、稗史等等，都突出反映当时的政治鉴戒主题。东汉荀爽便“集汉事成败可为鉴戒者，谓之《汉语》”⁽⁷⁾。陈朝何之元认为梁代“兴亡之运，盛衰之迹，足以垂鉴戒，定褒贬”⁽⁸⁾，于是著成《梁典》。唐代吴兢采太宗与群臣问对之语撰成《贞观政要》，内专有《君臣鉴戒》一篇。五代时后蜀何光远撰《鉴戒录》一书，“纂辑唐以来君臣事迹可为世鉴者”⁽⁹⁾。

记事史学既强调掌握“事”，也要求会“记”，同时也突出记事过程中史家的识见和眼光。因此，叙事史学时代对史家素质的基本要求便是“史学三长”，即史学、史才和史识。史学是指掌握的历史知识或历史事实，史才是指史家的叙事方法和技巧，史识则是指在叙事中所贯穿的史家的识见和判断力。在这三种素质中，最基本的是“史才”，它是区别于史家与其他专业人才的标志。“史才”一词有三种内涵，第一种是史家取舍史实，裁剪史料的能力。如宋代“号称史才”的吕夏卿“学长于史，贯穿唐事，博采传记杂说数百家，折衷整比。又通谱学，创为世系诸表，于《新唐书》最有功云”⁽¹⁰⁾。吕夏卿的史才，是指他能够按照唐朝历史的发展线索(即“贯穿唐事”)，对博采来的史料加以“折衷整比”，即考订去取，加以剪裁。史料的裁剪须做到详略得宜。晋代张辅曾称赞司马迁善于去取，而班固则缺乏这一“史才”：“良史述事，善足以奖劝，恶足以鉴戒，人道之常，中流中事，亦无取焉”，而班固皆书之，所以“不如”司马迁。⁽¹¹⁾“史才”的第二种内涵，是指史学主体创制、改造或选用合适的史书体例的能力。将选用的史料按照一定的体例加以排比，整齐划一，以便写作。司马迁整齐故事的史才受到人们的广泛称赞。晋代张辅称赞司马迁为“良史”，因为“迁既造创(纪传体)，固又因循，难易益不同矣”，因此司马迁比班固更有史才。其实，班固与司马迁在史才上各有千秋，“若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¹²⁾。“详而有体”，是指班固创立了断代为史的体例，所以能名正言顺地详叙西汉之事。王劭作史“体统繁杂”则是其修史体例不精的反映。能够改造或选用合适的体例进行史书的撰写，也是史才的表现。据《魏书·张彝传附子张始均传》载，曾任著作佐郎的张始均“才干有美于父，改陈寿《魏志》为编年之体，广益异闻，为三十卷”。将陈寿纪传体的《三国志·魏书》改为编年之体，也反映其人具有史才。至于像袁枢那样将编年体改造为纪事本末体，其史才更为人们所称道。“史才”的第三种内涵，是史家叙述史事的能力。即以什么样的文笔进行叙述，是文笔华美的文胜于质，还是文笔朴实的质胜于文，或文质相兼。有人认为，文笔质朴，言简意赅，才是具有史才的表现。西晋时，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和峤、太常张华、侍中王济，“咸以(华)峤文质(即文笔质朴)事核，有迁、固之规，实录之风”⁽¹³⁾。有人则认为文笔优美才算掌握了辞采之道，是史才的体现。陈寿在称赞三国吴薛莹“记述之才”时，指出“涉学既博，文章尤妙，同僚之中，莹为冠首”⁽¹⁴⁾。唐代史学家沈既济，“博通群籍，史笔尤工”，被人称为“才堪史任”⁽¹⁵⁾。也有人认为文质相兼才是史才的表现。《后汉书·班彪传》载：班彪认为司马迁“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晋代张辅更进一步认为，史书的文质不能一概而论，而要根据所述内容来决定文笔的华美与质朴。他在论班固与司马迁“史才”之优劣时指出：“迁为苏秦、张仪、范睢、蔡泽作传，逞辞流离，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辨士则辞藻华靡，叙实录则隐核名检。此所以迁称良史也。”⁽¹⁶⁾叙事能力还包括叙事详略得宜。张辅尝论班固与司马迁“史才”之优劣道：“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省不同，不如迁一也。”⁽¹⁷⁾当然这只是张辅的一家之言，因为范晔曾称“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各有优长。唐代撰写《国史》的史学家韦述，在“国史自令狐德棻至于吴兢，虽累有修撰，竟未成一家之言”的情况下，“始定类例，补遗续阙，勒成《国史》一百一十三卷，并《史例》一卷。事简而记详，雅有良史之才，兰陵萧颖士以为谯周、陈寿之流”⁽¹⁸⁾。在记事史学时代，有叙事能力，才是史家最主要的素质。晋代陈寿“撰魏、吴、蜀三国志凡六十五篇，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时著《魏书》，见寿所作，使坏己书而罢”⁽¹⁹⁾。明初徐一夔被委以《元史》修撰之任，便是因为他善于叙事：“将续修《元史》，(王)祎方为总裁官，以一夔荐。一夔遗书曰：‘迩者县令传命，言朝廷以续修《元史》见征，且云执事谓仆善叙事，荐之当路。’”⁽²⁰⁾如果史书叙事能力很差，不足纪录，便不是成功的著作。三国时丁孚、项峻“俱非史才，其所撰作，不足纪录”⁽²¹⁾。有鉴于此，古代史官任用便以是否善叙事为标准。唐高宗诏曰：“如有居其职而阙其才者，皆不得预于修撰。”⁽²²⁾长安三年七月，朱敬则请择史官，上表曰：“国之要者，在乎记事之官……倘不遇良史之才，则大典无由而就也。”⁽²³⁾

实录体史书，便产生于记事史学盛行的时代。尽管它以史料删削为主，但这种删削的章奏本身便是叙事的形式之一，不同章奏之间的切换，表面上令人眼花缭乱，实际上却有内在联系，犹如电影的“蒙太奇”语言；况且，在删削的同时，还由史官用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加以连缀和叙述，使史料的排列不至于太过突兀，即过多地出现“蒙太奇”。因此，实录体的纂修形式及方法，实属于叙事史学的一种特殊形式——由被采入和删节的诏令奏章直接叙事，同时杂以史官的间接叙事，前者犹如今之“直接引语”，后者则如今之“间接引语”。实录体的叙事特点，将在下文详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