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实录体史学研究：揭示一方开发不足之富饶之地

引　言　一方开发不足的富饶之地

一、何谓实录

所谓实录，是指创始于萧梁、延续至清代的实录体史学形态，是一种以帝王为记载对象和记事核心，以编年体为基础并融合了纪传体等形式的史学体裁。南宋陈振孙一语道破当时实录体的特点：“编年附传，大略用实录体。”⁽¹⁾稍后，晁公武指出：“后世述史者，其体有三：编年者，以事系日月，而总之于年，盖本于左丘明。纪传者，分记君臣行事之终始，盖本于司马迁。实录者，近起于唐，杂取两者之法而为之，以备史官采择而已。”⁽²⁾二人都认为实录体是综合编年与纪传而成的体裁，则与事实基本相符。因此，标准的实录体是一种“编年附传”体裁，元、清等少数民族政权所修实录去掉附传，是实录的一种变体。

实录是具有史料性质的官修史书，以载录诏令、奏疏等档案文件为主要内容，是国史类史书的史料基础。所谓国史，是指史料来源于国家档案、由政府组织修纂的当代史。实录根据国家的原始档案，初级注记史书《起居注》、《时政记》和二级史书《日历》等史料编纂而成，成为国史史料的一大总汇，然后为当朝所修纪传体国史、易代所修纪传体正史以及其他史书所采录和吸收，使这些史书因为拥有基本可信的史料基础，而与史料来源于民间或道听途说的野史相区别。

实录一般均为当朝所修的当代史，基本上是同一王朝的后代皇帝为先帝盖棺定论之作。也有少部分实录是当朝皇帝为自己所修的当代历史，或后一个王朝为前朝皇帝所补修的近代史书。自萧梁后，在长达1400余年的时段里，历朝历代帝王基本上均修有实录，构成中国官修史学的深厚基础。国史、正史等多以其为修纂的基本史料和素材。故而，实录体史学是中国史学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实录概念本是据实直录的意思，之所以成为皇帝实录体史著专称，是皇帝以政治权力垄断的结果。然而，从头至尾，“实录”之名都并非皇帝所专有，常常用作他处。北齐时，卢怀仁撰《中表实录》20卷。⁽³⁾《隋书·经籍志》又有《禁苑实录》1卷。唐许嵩所著《建康实录》，有点地方史性质。唐代陆龟蒙撰有《吴兴实录》，《李翱集》中有《皇祖实录》专篇，是记其祖父事迹的。此外还有《吴实录》一书，不知何代所作，但至迟不晚于宋代，其体裁估计属于《建康实录》之属。另有一种《玉笥实录》，专讲成仙得道的故事，大概怕人不信，故以实录命名。北宋康延泽撰有《平蜀实录》一书，南宋人撰有《建炎复辟平江实录》1卷⁽⁴⁾，另有郑虎臣的《元夕闰灯实录》、汪！的《康范实录》。金元间郝天挺撰有《云南实录》5卷。⁽⁵⁾元代有《大元混一平宋实录》、《孔氏实录》。明代当实录独尊之时，仍有人将私修的著作命名为“实录”。如杨学可《明氏实录》、韩鼎《尚宝司实录》、焦竑《熙朝名臣实录》、邓来鸾《春秋实录》、杨于臣《神光两朝淮郡实录》⁽⁶⁾等，均非实录体著作。清初桐城人潘江所撰《桐城名宦乡贤实录》⁽⁷⁾，虽名实录，显然也非正统的实录体。

可见，从齐至清，历代都有非实录体而名为“实录”的著作，皇帝虽想专擅实录之名，但实际上却不断有人将自己的著作命名为“实录”。以上非正统“实录”著作，内容庞杂，体例繁多，有专记地方历史的郡志、方志之书，如《中表实录》、《建康实录》、《吴兴实录》、《吴实录》、《云南实录》、《神光两朝淮郡实录》等；有专记一时一地人物的，如《熙朝名臣实录》、《桐城名宦乡贤实录》；有专记一家史事的，如《皇祖实录》和《明氏实录》；有记某一官府史实的，如明李长春所撰《熹宗七年都察院实录》、韩鼎所著《尚宝司实录》；还有记宫禁杂事的，如《禁苑实录》；还有为科举而作的，如《春秋实录》等，五花八门，不一而足。

对于实录名称的演变，清乾隆间纪昀等人有一个简单的提示：“‘实录’之名，古人通用，故凉刘"有《燉［敦］煌实录》、唐许嵩记六代之事称《建康实录》，而《李翱集》有《皇祖实录》，乃其大父之行状。学可此作(指《明氏实录》——笔者)，盖沿古名，非尊明氏父子为正史也。然五代十国记载如林，不过曰志、曰记、曰传、曰录，宋以来相沿久矣，何必定用此目乎！”⁽⁸⁾已表现出对杨学可用“实录”之名称呼明氏事迹的不满。他们更直接指出，实录既然已成为皇帝实录之专名，后人便不应再称实录，否则便是僭拟：“自六朝以后，《实录》已为国史之尊名，臣庶不应僭拟，已驳正于《李翱集》条下。”⁽⁹⁾其语透露出强烈的话语霸权。

二、学界研究实录的既有成果

由于实录是中国史学的基础和史学成就的见证，因此对这些实录的修纂情况及其内容特色诸问题进行考证和勾勒，便成为史学界关注的问题之一。迄今为止，已有一部分学者对历朝实录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早在20世纪30年代，金毓黻便在《历代实录考略》⁽¹⁰⁾、赵士炜在《实录考》⁽¹¹⁾等文中对列朝实录作了初步的探讨。朱杰勤《中国古代史学史》⁽¹²⁾、刘节《中国史学史稿》⁽¹³⁾、仓修良、魏得良《中国史学史简编》⁽¹⁴⁾、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要》⁽¹⁵⁾等对历代实录作了一般性的介绍。对实录作全面介绍的文章有倪道善的《古代〈实录〉纂修考》⁽¹⁶⁾、李建宏的《中国古代实录编纂研究》⁽¹⁷⁾。对实录作较全面探讨且有心得的则有钱茂伟的《实录体起源、发展与特点》⁽¹⁸⁾等文。

鸟瞰式的介绍之外，是学者对历朝实录比较深入的个案探讨，汪受宽《五凉史家刘"与实录史体》⁽¹⁹⁾及《实录体起源于〈敦煌实录〉说》⁽²⁰⁾对《敦煌实录》性质作了界定，对实录的起源提出了自己的新见。

唐代《实录》是研究的重点。陈光崇《中国史学史论丛》专有《唐实录纂修考》⁽²¹⁾一篇。赵吕甫《唐代的〈实录〉》⁽²²⁾、孙永如《关于唐代实录的几个问题》⁽²³⁾对唐代实录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和讨论。岳纯之在《唐代官方史学研究》⁽²⁴⁾一书第五章《实录的修撰》以及所附的几篇文章中，对唐代实录的修纂情况作了较为详细的叙述，其在《唐代史学杂考》⁽²⁵⁾中对唐代几部重要史书《大唐创业起居注》、《五代史志》、《晋书》以及《太宗实录》、《文宗实录》的始撰或成书时间进行了考订；在《唐代实录散论》⁽²⁶⁾中对唐代实录的体裁、褒贬和史学影响作了探讨；在《唐代史馆略说》⁽²⁷⁾中认为作为一个独立的修史机构，史馆是唐朝贞观三年(629年)才设立的，其撰述活动主要有两项，一是修撰国史，一是修撰实录。实录的修撰，始于贞观时期，太宗之后，遂形成传统，几乎每个皇帝在位时都要组织人力为自己或前任修撰实录，即使颓运季世亦不例外。王元军《许敬宗纂改唐太宗实录及国史问题探疑》⁽²⁸⁾中对《唐太宗实录》改修问题作了探究，黄建中在《唐代会昌朝重修〈宪宗实录〉质疑》⁽²⁹⁾中就唐代会昌朝重修《宪宗实录》的有关问题作了探讨。

《唐顺宗实录》又是唐代《实录》中的研究重点。张国光《今本〈顺宗实录〉非韩愈所作辩》⁽³⁰⁾及《韩愈〈顺宗实录〉重辑本序言》⁽³¹⁾、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³²⁾以及卞孝萱在《论顺宗实录的作者》⁽³³⁾，均对《唐顺宗实录》作了讨论。对《唐顺宗实录》进行研究的还有岳纯之、刘真伦等人。岳纯之与崔明德合撰《论〈顺宗实录〉的史学价值和政治意义》⁽³⁴⁾一文，从史学和政治的角度对《顺宗实录》的价值和意义作了进一步探讨。二人在另一篇合撰文章《试释〈顺宗实录〉对朝官、宦官的不同态度》中，指出《顺宗实录》虽是韩愈所修，但它应是官方史书，反映了唐宪宗的政治态度，其所以对朝官、宦官褒贬不一，是因为在永贞年间的权力斗争中，有的朝官、宦官拥护唐宪宗，有的反对唐宪宗，唐宪宗是那场权力斗争的胜利者。因此，在尔后编修的《顺宗实录》中，拥护者即受到褒扬，反对者则受到贬斥。⁽³⁵⁾刘真伦《韩愈〈顺宗实录〉考实》针对从宋代开始就有人怀疑传世的《顺宗实录》出自韩愈手笔的观点，根据唐代史料和韩愈本人的文集，详细考察了《顺宗实录》的撰修、删削经过以及后代流传的情况，断定详本为韩愈原修本，略本为路随删削本，详、略二本都是韩愈手笔。并以《通鉴考异》等书为线索，在《册府元龟》中勾稽出已经亡逸的详本佚文若干条，以显示详本的原貌及其被删原因。⁽³⁶⁾

宋金元的实录也有学者加以研究。蔡崇榜在《宋代修书制度研究》⁽³⁷⁾中涉及《宋实录》的修纂情况。吴振清在《北宋〈神宗实录〉五修始末》中对宋神宗实录修纂过程作了缕述。⁽³⁸⁾孔学在《王安石〈日录〉与〈神宗实录〉》指出，《日录》是王安石在熙宁年间执政时私下记录的君臣奏对之语；在绍圣年间由蔡卞纳入史局用以重修《神宗实录》，从而得以流布于世，也成为新党“绍述”的重要凭据，对北宋后期政治影响甚大。宋徽宗即位不久，陈瓘、杨时等对《日录》进行批判。他们的批判，对揭露蔡京一伙假绍述以行其私不无积极意义，同时也暴露了党争的面目。史家的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大量征引《日录》进行补缺、考异，同时又完全赞同陈瓘说法而大量征引。这就把《日录》推向了被审判的位置。南宋再次重修《神宗实录》，是站在元祐史官的立场上。⁽³⁹⁾燕永成在《〈宋朝要录〉考略》中指出《宋朝要录》一书成于明修《永乐大典》之前，所载内容多来源于宋代《实录》，故疑为《实录》脱本。⁽⁴⁰⁾孙玉敏在《史学园地的一朵奇葩——〈金实录〉简论》中，对金代的修史制度和《金实录》的编纂进行了考察，分析了《金实录》的特点和价值，认为金代建立了完备的修史制度，《金实录》由女真、汉、契丹人共同撰成，金代史家继承了秉笔直书的传统，《金实录》总体上可看作是保存了时代特点的一部信史。⁽⁴¹⁾张帆则在《元代实录材料的来源》中，对《元实录》的史料来源作了考究。⁽⁴²⁾萨兆沩在《元翰林国史院述要》指出元翰林国史院在撰修辽、金、宋史和《元典章》、实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⁴³⁾李瑞杰在《考论元朝汉文当代史的修史机构及主要成果》中，对蒙古族建立的元朝重视用汉文编修像实录、列传之类的当代史著作了探讨，认为元朝汉文当代史的修史机构是翰林国史院，其前身是翰林学士院与国史院。元朝官修汉文当代史的主要成果是元朝实录的编纂，按进呈时间可分类为五朝实录、世祖实录、三朝实录、仁宗实录、英宗实录、四朝实录。⁽⁴⁴⁾

对《明实录》的研究也取得了较多的成果。谢贵安、杨艳秋⁽⁴⁵⁾、黎邦正、黎明⁽⁴⁶⁾及高艳林对《明实录》及《献皇帝实录》的修纂及价值，钱茂伟对晚明实录的纂修凡例和撰写条例，⁽⁴⁷⁾谢贵安、王鸿雁对明代实录纂修场馆等问题作了研究⁽⁴⁸⁾。高艳林《论〈大明恭穆献皇帝实录〉的史料价值》⁽⁴⁹⁾指出：“《大明恭穆献皇帝实录》是明嘉靖帝为其父兴献王朱祐杬撰写的实录体史书，其中保存了大量珍贵的文献资料，有些是其它史书所未见者，它对研究明中期藩王制度、兴献帝封地安陆的情况以及兴献帝本人都有很大价值。但由于本书不符合历史上只为皇帝修实录的惯例，因此修成后备受冷遇，且现在中国大陆只有一部，很少被人注意，以致它的价值一直被埋没。”他经过“查阅有关目录”后，指出“中国大陆仅在天津图书馆存有一部，系明代南云阁抄本，且为残本，原书共50卷，现存第11～50卷，第1～10卷亡佚”，并对该书的史料价值作了探讨。

在《清实录》的研究上面，也有一些成果出现。郭康松⁽⁵⁰⁾、李建宏对《清实录》史料价值作了判断，李建宏指出“《清实录》的史料价值远在《清史稿》等史书之上。特别是在目前尚无一部史学界所公认的、高质量的清代正史的情况下，其史料价值及其在清史、近代史研究中的作用更是不容低估的”⁽⁵¹⁾。王钟翰⁽⁵²⁾、秦国经、胡启松⁽⁵³⁾、孙月娴⁽⁵⁴⁾、薛虹⁽⁵⁵⁾、王文郁⁽⁵⁶⁾等对《清实录》及《满洲实录》在纂修、篡改、特点等方面作了讨论，王清政对清代实录馆⁽⁵⁷⁾，乔治忠⁽⁵⁸⁾、徐丹俍⁽⁵⁹⁾、佟佳江⁽⁶⁰⁾对《清太祖实录》的纂修、重修或汉文本史事，金启对《清实录》与档案及《东华录》的关系等进行了介绍、考订、辨正和研究，乔治忠、侯德仁对《清世祖实录》纂修中的政治斗争，⁽⁶¹⁾齐木德道尔吉对康熙本太祖、太宗和世祖三朝实录的修撰过程等均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齐氏指出：“清朝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实录》从初纂几经修订，直到定本的过程中形成两个以上的本子。其中康熙本《三朝实录》国内已不存，日本则有其抄本流传。同乾隆定本《三朝实录》及蒙古文原始档案相比，康熙本较乾隆本具有更高的史料价值。”⁽⁶²⁾

海外及我国台湾学者在实录体史学的研究上，也取得了一些瞩目的成绩。19世纪30～50年代，日本小田省吾⁽⁶³⁾、松浦嘉三郎⁽⁶⁴⁾、岛田好⁽⁶⁵⁾、三田村泰助、浅野忠允⁽⁶⁶⁾、间野潜龙⁽⁶⁷⁾，德国傅吾康对《明实录》的版本、纂修，台湾李光涛对清太祖、世祖《实录》与沈阳旧档的关系等作了介绍和探讨。60年代以后，台湾“中研院”史语所黄彰健发表了有关《明实录》版本的三篇有影响的文章，⁽⁶⁸⁾陈捷先出版《满文清实录研究》⁽⁶⁹⁾一书，邢义田在英国发表用《明实录》校正《明史》等书的论文⁽⁷⁰⁾，日本间野潜龙的《明实录の研究》⁽⁷¹⁾和移居马来西亚的傅吾康的《明代的实录》⁽⁷²⁾二篇论文，对《明实录》作了比较全面的概括。日本今西春秋对《清太祖实录》的满文本，松村润对清太祖、太宗《实录》的纂修，⁽⁷³⁾三田村泰助对满文老档与《清太祖实录》的关系⁽⁷⁴⁾等均作了比较专精的研究。

就以上所举而言，前人在中国实录体的研究上，做出了不少成绩和贡献，然而，对于相沿1400余年、代有纂修和规制宏大的实录来讲，这些研究显然是不够的。首先，除了笔者的《明实录研究》⁽⁷⁵⁾和陈捷先的《满文清实录研究》外，没有其他的专著对实录进行专门探讨；其次，上述成果对实录的研究比较零散，缺乏系统，如学者对《唐实录》特别是《顺宗实录》的研究比较感兴趣，而其他已佚实录的探讨则相对欠缺，《五代实录》等甚至付之阙如。因此，本书将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系统、全面、集中和深入地对历代实录加以研究。

三、本课题的研究方法及本书的特点

第一，通过收集第一手材料，对有关实录的各种传统纸质文献进行购置、查阅、收集和梳理，同时利用现代文献处理和检索技术，如用电脑检索电子版《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和《国学宝典》等大型数据库，⁽⁷⁶⁾将有关历代实录的史料囊括在手，然后逐一进行标点断句，同时进行分类和整理，并与纸质文献互相对照和比勘，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编成了长达200余万字的资料长编，建立了实录体史学研究的较为深厚的基础。

第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集中几乎全部精力，对历代实录进行不间断的探讨，在上述前人成果的各个空隙之间，拾遗补阙，触及许多前人未曾涉及的问题，填补了一些学术空白。首先，对实录体史学理论首次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观点，如将标准的实录体明确界定为编年附传体，认为元、清两个少数民族政权所修的编年体实录是实录的一种变体；对实录的体例与风格进行比较全面的探讨；在实录的直书与曲笔问题上，也提出了自己的个人见解，认为实录中的直书与曲笔是实录修纂中的基本矛盾，构成一体二翼、相反相成的关系，明确指明实录中曲笔的范围和限度，从而肯定实录的基本价值；对实录体史学遗产的扬弃与继承也进行了富有个性的论述。其次，在一些具体的领域，进行了一些开拓性工作。如对五代实录和西夏等朝实录进行了考订和缕述，此前则未见有专门的论著予以关注；再如对实录修纂中的家族修史现象，实录修撰与少数民族汉化现象等，也作了较早的探讨。再次，在许多具体问题的考订上面，本书也做了不少的工作。关于某些实录的性质，本书曾作过独立的探讨。如关于高齐时陆元规的《皇帝实录》的性质，本书根据刘知几《史通》卷十二《外篇》“从文宣征讨，著《皇帝实录》，惟记行师，不载他事”的记载，认为是作为“中书侍郎”的作者，在“从文宣征讨”的过程中，以亲身经历专门记录的文宣帝高洋在军队中的行实，属于类似于起居注的实录著作。关于某些实录的具体修纂情况，如作者和成书年代，也有一些自己的见解。如《唐高宗实录》前后共修四次，关于第二次修纂时间，本书认为这部由刘知几等与修的《高宗后修实录》，应当是武则天以后所修，所修具体时间，笔者据《旧唐书·刘子玄传》所载修纂者刘知几的史学经历，认为本录当修撰于武则天长安间至中宗神龙元年之前，即公元701～705年之间。再如《宋孝宗实录》的始修年代，诸书(如《直斋书录解题》)均作“嘉泰二年(1202年)冬”，笔者依据王应麟《玉海》卷四八《艺文·实录》的记载，认为当是宁宗庆元元年(1195年)七月二十日。而且，在“嘉泰二年冬”以前，即嘉泰元年六月乙丑，便有“赐龚颐正出身，命修孝宗、光宗《实录》”的记载，也说明始修并非嘉泰二年。嘉泰二年是龚颐正卒后“诏宝文阁学士傅伯寿、直华文阁陆游同修”的日期，并非始修日期。关于实录修纂机构的考证，本书也有一得之见。有学者认为，贞观三年秘书省著作局著作郎的修史职能被转移至专立的史馆，移置禁中，是唐太宗为了躲避以直谏闻名、时任秘书监的魏徵，特地将史馆置于太宗眼皮底下，以便在修国史或实录时，能够回避诸如玄武门之变的尴尬，本书则根据《旧唐书·职官志》“贞观三年修五代史，移史馆于禁中”的记载，指出所谓五代史，便是梁、陈、(北)齐、(北)周、隋五朝正史，与唐太宗的隐私没有太大关系，因此专立史馆并移置禁中，与唐太宗畏惧魏徵直书玄武门事变没有关系。一般认为宋代实录院设立较晚，在神宗时始置，笔者则指出，宋真宗咸平元年便首次出现了“实录院”这一名称。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三载：“真宗咸平元年春正月……壬申，昭宣使王延德上《太宗皇帝南宫事迹》三卷，命送实录院。”同卷又载，真宗咸平元年二月，吏部郎中直集贤院田锡上疏也提到“臣于正月十二日得实录院牒，要臣太宗朝所上谏疏，臣已写录，于二月二日送实录院”。本书据此认为，实录院的出现，正是至道三年至咸平元年，真宗诏令钱若水修纂《太宗实录》时一个“不隶史局”的特例。当时钱若水以工部侍郎“充集贤院学士，判院事”，主持修纂《太宗实录》。此次修纂是专诏特修，不隶属史局，即不受史馆的干预，“时若水判集贤，因用院印，史馆无所预”，因此，在《太宗实录》进呈时，钱若水根本没有将史馆监修吕端的名字署上去。“若水称，诏专修，不隶史局”。既然不隶史局，那么它便有了一个特殊的名称“实录院”。复次，本书还纠正了前人的一些错误观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宋史》“以宋人国史为稿本”，中华书局《宋史》的《出版说明》也沿袭此说：“宋人国史记载北宋特别详细，南宋中叶以后‘罕所记载’，《宋史》依样画葫芦，显得前详后略，头重脚轻。”笔者根据阿鲁图所上《进实录表》称，元朝灭南宋时“收图书于胜国，辑黼冔(殷冠名——笔者)于神京，拔宋臣而列政途，载宋史而归秘府”，认为这里的“宋史”既可能是指宋代《国史》，亦可能是指《宋实录》，并无以宋人《国史》为稿本的记载，并进而指出，元修《宋史》，除以宋代《国史》为据外，还广采了《宋实录》的史料。并以元修《宋史》卷二一〇“今纂修《宋史》，故一以《实录》为据”等记载为证加以说明。最后，本书还对前人研究过的问题提供了一些补证。如关于唐代实录中的附传问题，前人多有研究，笔者根据《集古录》史料，指出《则天实录》尚有《贾敦实传》，为前人所未曾提及者。实录中人物姓名常有歧异和错误，如《唐高祖实录》高祖武德二年正月载有隋将“张镇周”。但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考异》卷九据《隋书·陈稜传》指出当作“张镇州”。笔者根据《隋书》的《炀帝纪上》、《炀帝纪下》、《东夷高丽列传》等史料，补证作“张镇州”之是。以上仅举数例。

第三，对实录体史学进行了全面整合和系统研究。本课题最终形成一部长达50余万字的专著——《中国实录体史学研究》，这是实录体研究史上第一部整体和系统研究实录的著作。系统功能的优点便是系统质大于各部分相加之和，因此本专著可以形成实录研究领域的某种“聚变反应”和“规模效应”。这种总体上的系统性是由许多部分的系统性所构成，如本书系统地对实录的修纂机构进行了梳理和研究，对从唐代史馆，宋代馆阁、国史院、实录院，元代翰林国史院，明代史馆到清代实录馆等不同形式和不同阶段的修纂机构进行了勾画和描述；⁽⁷⁷⁾本书用具体史实系统地阐明了实录史料的来源与流向，勾勒出实录史料运行和流动中的基本线索和脉络；本书还系统地对实录修纂过程中的党争问题进行了研究。

第四，在研究方法上，基本上应用了传统史学的考据方法和史料梳理方法，同时也应用了政治史和社会史研究方法，以及统计方法。如关于政治史方法，本书将实录修纂中的直书曲笔与政局的关系联系起来，特别是考察实录修纂与党争的关系。关于社会史方法，本书将实录修纂置于社会史的视野之下，探讨实录修纂与家族的关系，实录修纂与少数民族的汉化关系等。关于统计方法，本人曾对现存《唐顺宗实录》的7个人物传记进行统计，发现共有4298字，人均614字；而现存《唐顺宗实录》全文也只有11305字；人物传记占整个《顺宗实录》篇幅的38%。同时还对杜大珪于《名臣碑传琬琰之集》所摘录的《宋实录》中的26个人物传记进行了统计，发现最长的是韩维的传记，达4409字；最短的是章惇的传记，也有542字，以上26篇传记总字数是48783字，每篇的平均长度是1876字，从而指出，人物传记在实录中如此普遍而篇幅较大，再简单地称实录体为“编年体”就不太合适，称之为“编年附传”是比较恰当的。本书还对现存的《宋太宗实录》残本进行过统计，发现旌表内容共有8处，其中旌表数世同居“内无异爨”的有6处，旌表父死“庐于墓侧”和事奉104岁高龄母亲的孝行的有2处，没有一处是旌表节烈妇女的，只在卷七六“合祭天地于圆丘”后的诏谕中顺带提到过要搜访“天下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及高蹈山林不求闻达者”，从而指出当时虽然已有节烈观念，但比较淡薄，不像后世理学盛行时那样不遗余力地突出和强调。

总之，本书在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系统研究的特色和风格，并在一些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和见解，有一定程度的开拓和创新，当然也产生了一些不足和留下了不少缺憾。

【注释】

(1)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五，《起居注·建康实录》。

(2)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二，《实录类》。

(3)《北齐书》卷四二，《卢玄传》附录。

(4)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九二，《著作记第二·史部》。

(5)郝著见于《山西通志》卷一七五，《经籍》。

(6)《江南通志》卷一九一，《艺文志·史部》。

(7)《江南通志》卷一九一，《艺文志·史部》。

(8)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六，《史部二二·载记类·明氏实录》提要。

(9)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二，《集部一五·别集类一五·康范诗集》提要。

(10)金毓黻：《历代实录考略》，《经世》1939年第4期。

(11)赵士炜：《实录考》，《辅仁学志》第5卷，1936年。

(12)朱杰勤：《中国古代史学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3)刘节：《中国史学史稿》，中州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14)仓修良、魏得良：《中国史学史简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5)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要》，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16)倪道善：《古代〈实录〉纂修考》，《山西档案》1999年第3期。

(17)李建宏：《中国古代实录编纂研究》，《档案学通迅》2003年第2期。

(18)钱茂伟：《实录体起源、发展与特点》，《史学史研究》2004年第2期。

(19)汪受宽：《五凉史家刘"与实录史体》，《敦煌学辑刊》1995年第2期。

(20)汪受宽：《实录体起源于〈敦煌实录〉说》，《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3期。

(21)陈光崇：《中国史学史论丛》，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2)赵吕甫：《唐代的〈实录〉》，《南充师院学报》1996年第2期。

(23)孙永如：《关于唐代实录的几个问题》，《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1年第2期。

(24)岳纯之：《唐代官方史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5)岳纯之：《唐代史学杂考》，《南开学报》2000年第1期。

(26)岳纯之：《唐代实录散论》，《历史教学》2001年第4期。

(27)岳纯之：《唐代史馆略说》，《历史教学》2002年第5期。

(28)王元军：《许敬宗纂改唐太宗实录及国史问题探疑》，《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1期。

(29)黄建中：《唐代会昌朝重修〈宪宗实录〉质疑》，《思想战线》1996年第4期。

(30)张国光：《今本〈顺宗实录〉非韩愈所作辩》，《文学评论丛刊》第7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31)张国光：《韩愈〈顺宗实录〉重辑本序言》，《殷都学刊》1985年第3、4期。

(32)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33)卞孝萱：《论顺宗实录的作者》，《历史文献研究》总第19辑，2000年版。

(34)岳纯之、崔明德：《论〈顺宗实录〉的史学价值和政治意义》，《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

(35)岳纯之、崔明德：《试释〈顺宗实录〉对朝官、宦官的不同态度》，《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

(36)刘真伦：《韩愈〈顺宗实录〉考实》，《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

(37)蔡崇榜：《宋代修书制度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91年版。

(38)吴振清：《北宋〈神宗实录〉五修始末》，《史学史研究》1995年2期。

(39)孔学：《王安石〈日录〉与〈神宗实录〉》，《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4期。

(40)燕永成：《〈宋朝要录〉考略》，《史学史研究》1998年第4期。

(41)孙玉敏：《史学园地的一朵奇葩——〈金实录〉简论》，《黑龙江农垦师专学报》2000年第4期。

(42)张帆：《元代实录材料的来源》，《史学史研究》1988年第4期。

(43)萨兆沩：《元翰林国史院述要》，《北京行政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

(44)李瑞杰：《考论元朝汉文当代史的修史机构及主要成果》，《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45)杨艳秋：《〈明光宗实录〉、〈三朝要典〉的编修》，《史学史研究》1998年第4期。

(46)黎邦正、黎明：《明实录的修撰及史料价值评诂》，《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古籍整理研究专辑》。

(47)钱茂伟：《晚明实录编纂理论的进步：以薛三省〈实录条例〉为中心》，《学术月刊》2005年第5期。

(48)王鸿雁：《明代实录馆考述》，《齐鲁学刊》1999年第6期。

(49)高艳林：《论〈大明恭穆献皇帝实录〉的史料价值》，《南开学报》1998年第3期。

(50)郭康松：《浅议〈清实录〉的编纂及价值》，《咸宁师专学报》1997年第1期。

(51)李建宏：《〈清实录〉的史料价值》，《档案学通讯》1995年第3期。

(52)王钟翰：《〈清实录〉与清史研究》，《文史知识》1987年第3期。

(53)秦国经、胡启松：《清代的实录》，《历史档案》1989年第4期。

(54)孙月娴：《日本对〈清实录〉的篡改和影印》，《社会科学辑刊》1984年第3期。

(55)薛虹：《清太祖实录的史料的特点》，《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56)王文郁：《读满文〈满洲实录〉札记》，《南开史学》南开大学历史系编，1980年第1辑。

(57)王清政：《清代实录馆考述》，《江汉论坛》1999年第2期。

(58)乔治忠：《清太祖一朝实录的纂修与重修》，《南开学报》1992年第6期。

(59)徐丹俍：《〈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康熙重修本辩证》，《北京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

(60)佟佳江：《汉文本〈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订误二则》，《满族研究》1994年第4期。

(61)乔治忠、侯德仁：《〈清世祖实录〉的纂修及康熙初期的政治斗争》，《清史研究》2000年第4期。

(62)齐木德道尔吉：《关于康熙本〈三朝实录〉》，《内蒙古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63)小田省吾：《半岛现存の皇明实录に就いこ》，《青丘学丛》第13、14号，1933年。

(64)松浦嘉三郎：《沈阳图书馆藏明实录に就いこ》，《满洲学报》，第6号，1941年。

(65)岛田好：《明实录の刊行につきい》，《书香》140号，1942年。

(66)浅野忠允：《明实录杂考：影印本を中心としこ一》，《北亚细亚学报》第3辑，1944年。

(67)间野潜龙：《皇明实录私考》，《神田博士还历纪念书志学论集》，1957年。

(68)黄彰健：《明末实录书成誊写四分说》、《明实录校勘记引据各本目录》、《影印国立北平图书馆藏红格本明实录并附校勘记序》，《史语所集刊》，第31辑，1960年；第32辑，1961年。

(69)陈捷先：《满文清实录研究》，(台北)大化书局1978年。

(70)邢义田：《据明实录校正〈明史〉等书所载土木之变之误》，《史译》1967年第4期。

(71)间野潜龙：《明实录の研究》，初刊于田村实造主编的《明代满蒙史研究》(京都：1963)，后收入《明代文化史研究》(1979)。

(72)傅吾康(Wolfgang Franke)：《明代(1368～1644年)的实录》(The Veritable Records of the Ming Dynasty(1368～1644)，收入E.G.Pulleyblank与W.G.Beasley主编之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第60～70页。

(73)松村润：《顺治初纂清太宗实录にっぃて》，《日本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纪要》(创立七十周年纪念论文集)，1973年3月；松村润：《清太祖武皇帝实录の编纂にっぃて》，《榎博士还历记念东洋史论丛》，1975年11月；松村润：《清太祖实录研究》，《蒙古学信息》2002年第1～3期。

(74)三田村泰助：《满文太祖老档清太祖实录との对校》，立命馆文学，1972年12月。

(75)谢贵安：《明实录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95年初版；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修订版。

(76)《国学宝典》因为是手录的电子文本，因此仅仅作为索引和参考。

(77)根据王记录《百余年来中国古代史馆制度研究述评》(发表在象牙塔网站http://www.xiangyata.net/data/articles/b02/676.html)一文可知，学界对历代史馆都进行了或详或略的探讨，但以实录修纂为线索来考察历代修史机构的文章尚未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