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研究回顾与反思-苏智良的观点

2023-07-2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抗战研究的回顾与反思苏智良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东方国家，无论是当年的战胜国还是战败国，都在以各自的方式纪念这一历史性时刻的到来。然而事实上，目前从事抗日战争研究的学术队伍仍十分薄弱，与抗日战争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很不相称。但总体而言，抗日战争研究缺少结构性投入的科研经费。

抗战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苏智良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东方国家，无论是当年的战胜国还是战败国，都在以各自的方式纪念这一历史性时刻的到来。三十年来，我国学术界在抗日战争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仍感到有许多不足，这里就如何深入开展抗战的研究与宣传，谈谈我的一些浅见。

必须壮大抗战研究的力量，在民族叙事和国际叙事的视野下出精品

作为近代历史上中国人民第一次取得全面胜利的反侵略战争，持续十四年的抗日战争对现代中国内外环境发展走向的重大影响不言而喻，它理应成为历史学科研究的重点，投入足够的力量，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然而事实上，目前从事抗日战争研究的学术队伍仍十分薄弱，与抗日战争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很不相称。

我国至今没有设立国家级的抗日战争专门研究机构，一些重要学术机构对抗日战争的研究也重视不够。近年来，尽管也建立了一些专题性的研究机构，如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等，但我国至今尚未建立起全面研究抗日战争的专门学术机构。为数不多的研究人员分散在不同的系统和部门，基本上是各自为战，同行间缺乏必要的合作，难以形成合力，也就难出精品。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一些实力雄厚的科研机构里，抗日战争研究却未取得应有的地位。在一些省级社会科学院和大学的日本研究中心，抗日战争研究也基本处于边缘化状态。国内各高校拥有数十个中国近现代史博士点，关于抗日战争的学位论文少之又少。

因此，随着老一辈抗日战争研究专家的离世和退休，抗日战争的研究人才越来越青黄不接。30至40岁之间的专题研究优秀人才可以说是凤毛麟角。无论是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付出的巨大牺牲和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重大贡献考虑，还是出于对日本政界歪曲历史斗争的现实需要，这点力量显然都是太薄弱了。

还有经费投入不足，也制约着抗日战争研究。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催生和正在催生一批有质量的成果问世，国家社科基金近年已在立项支助抗战和中日关系相关的重大攻关项目的研究。但总体而言，抗日战争研究缺少结构性投入的科研经费。所以，加大资金的投入，是推动抗战研究的重要措施。应该从政府、企业、基金会、个人各种渠道筹措研究资金，或设立基金会（在韩国，东北亚历史财团2006年成立后，不仅有力组织国内的历史研究，在亚洲也十分活跃）。没有资金的保障，旷日持久的、大规模的实证调查，是无法实施的。

七十年来，美国、苏联、英国等非常重视“二战”史的研究，各国政府均将其列入重大课题来推进。美国曾出版汗牛充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陆军》、《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海军战史》、《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陆军航空兵》等，苏联出版的二战史研究成果达2万种。连战败国日本也集中了15000名专家研究出版了百卷本战史。但我国没有学术机构潜心组织学术力量，选择和翻译这些影响力巨大的专著，导致我们今日的学术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研究领域、中国抗击东方法西斯日本国的历史研究领域中，自拉自唱，与国际话题与概念难以接轨，直接影响了“二战”以后中国地位在现实国际关系转换中的语境交流。另外，直到今日，大陆规划和出版的有分量的、重大抗战著作仍不多见，全面展示中国正面战场和敌后游击战场的丛书更是付诸阙如。不仅如此，过去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在特定历史心结下还互相丑化、互相否定，不仅否定了国共双方的抗战事实，也客观上贬损了中华民族的抗战价值，至今没有形成统一的中华民族语境下客观的抗战历史认知，这是非常愚蠢的做法。因此，两岸学术界应该共同努力，在改变抗战史领域研究现状方面埋头苦干，下大力气，花大工夫，拿出出精品、出大作品的气概，撰作多套多本权威的，至少超过日本《战史丛书》规模和质量的《抗日战争全史》和《抗日战争研究丛书》，如实地将这一段沉重的、影响深远的人类历史全面地记录下来，昭示后人。

必须加强微观的实证性研究，全国档案馆资料馆应无条件向公众开放抗战档案

20世纪50年代，我们大搞阶级斗争，丧失了调查日本侵华暴行的良机，这尚且不论，近三十年来，在两千多个县实施耗资巨大的县志工程中（目前已进入第二轮修志高潮），几乎没有对抗战的相关问题（如本地被屠杀人数和名录、遭受毒气、细菌战、无差别轰炸、“三光”作战、妇女受害情况、日军慰安所和“慰安妇”状况、被毁房屋、公私财产、被掠毁文物和图书状况等）作深入调查，更是一个新近的沉痛教训。我们应该采取严肃的科学态度，对抗战中的重大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研究。将微观历史学和宏观历史学结合起来，特别是实证研究，要花大力气进行调查，如日军占领地区、日军在各地的统治和暴行、“慰安妇”制度、细菌战、毒气战、三光政策、无人区、劳工问题、中国的战争人员伤亡、经济损失以及战争赔偿的国际法问题等。如日本侵略思想、理论政策的形成与发展的过程，日本各阶级、阶层对战争的态度及其变化，日本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在战争中的发展变化，以及战后日本对战争的认识、日本教科书问题的来龙去脉等，都是摆在我们面前非常急迫的任务。

我们的研究人员，一般较为重视现有资料（特别是文字资料）的收集、整理和运用（笔者当然不是否定这种研究方法），而往往忽视实证性研究，较少走出图书馆和书斋，步入社会、深入民间、走向田野，去抢救、挖掘、保护、整理和运用更为真实、也更有说服力的实证性资料（更多的是实物资料和口述资料）。其实，实证性研究早已为国外学术界所重视，所以史学工作者须高度重视实证性研究，要与时间赛跑，更多地抢救和挖掘正在大量湮灭和遗失的珍贵证据和资料，为对日索赔诉讼提供更为翔实更有说服力的证据，尽到史学工作者应尽的职责和义务。当然田野调查，要付出更多的体力、时间和财力支出。

史料是历史学研究的基础。近年来我国已挖掘了不少新的史料，如《南京大屠杀史料集》（72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抗日战争时期全国重大惨案》、《中国抗战损失课题调研成果丛书》等。事实上，对于我国抗日战争研究工作者来说，依赖现有的文字资料进行研究并非易事，因为抗战研究的资料一直就很匮乏，战争末期，日军有意销毁了大量的文献档案。战时国民政府对资料的收集、整理、统计、保存和流传等工作，既缺乏应有的重视，也无更多的人力物力投入，留下了大量难以弥补的空白。在50至60年代，我们也没有系统地调查和搜集史料和证据。目前大量研究资料分散在大陆和台湾两处，资料查阅十分不便。时至今天，抗战文献档案的封锁仍相当严重。2014年公开的吉林省档案馆关东军档案非常珍贵，但在我国数以千计的档案馆中，许多抗战资料还在沉睡。需要有一个长远规划来统筹整理与出版。

另外，国外专题性的资料馆比比皆是，如日本广岛原爆纪念馆就建有非常完善的和平资料馆；日本亚细亚历史资料中心将档案文献公开上网，供国内外学者无偿利用，这就为相关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我国有关抗日战争的资料馆目前仍然是空白，这不能不让研究者叹息与无奈。笔者大声疾呼，我国应尽快建立中国版的“亚细亚历史资料中心”。

在这种情况下，更多地挖掘收集实证资料、进行实证性研究，就成为抗日战争研究面临的一个极为紧迫的课题。这就要求研究者转变观念，充分认识到实证性研究的重要价值和紧迫性，积极开展实证性研究，将抗日战争研究推向深入。要认识到一些重大的抗战课题，还长期无人系统、深入地研究。如靖国神社、日本右翼势力研究等，还没有权威著作问世。在日军集中营研究方面，也刚刚有所突破。还有不少课题还是一片等待开垦的处女地。

精密的史学思维才能锻造出严谨认真的国民性格。历史是民族文化传承的根基，要使中国的抗日战争研究更有说服力，并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必须有大量一流的实证性学术著作。

抗战遗址保护需要全面规划、加大力度

近年来，我国重要的抗日战争遗址保护，取得一定进展，如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扩建、抗战胜利馆的建设、黑龙江哈尔滨的“七三一”细菌部队罪行陈列馆的扩建等举世瞩目。但同时，更多的抗战遗址和日军暴行遗址正在消失。

我们国家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后，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农村地区的城市化也如火如荼。然而，大量的抗战遗址也在各地修建新城的浪潮中被破坏、被摧毁了。沈阳的北大营消失了，冀中地道战的遗址遭受很大的破坏，娘子关、阳明堡等也都已埋没在荒野之中了。日军在海南实行血腥的殖民统治企图把海南岛作为第二个台湾，因此，海南岛上的日军暴行遗迹比比皆是，残暴程度令人触目惊心，但时至今日，这些遗址几乎被破坏殆尽。2003年，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曾组织中朝日三国联合调查，邀请朝鲜的日军“慰安妇”受害者朴永心重返中国，她所确认的南京利济巷慰安所遗址，日益败坏；经过十余年的努力，现在南京市政府决定投入巨资建立利济巷慰安所陈列馆。在具有抗战传统的上海，宝山城、罗店、吴淞、闸北、天通庵车站、南市难民区等遗址，也已基本不见了。四行仓库是全球华人心中的抗战圣地，但长期以来对它的保护非常糟糕，仓库外墙景观早已面目全非，直到最近地方政府才下决定修缮并建立纪念馆。更为严重的是，一些抗日烈士的墓地长期无人管理，目前已破败不堪，这不能不说是地方政府的失职。

令人非常担忧的是，如果抗战遗址都消失了，明天，我们拿什么去记忆战争？

卢沟桥、长城、延安宝塔、四行仓库、平型关、台儿庄它们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抗战记忆，不屈的抗争，民族的光荣，是永远不应该损毁的。同样，南京大屠杀遗址、平房“七三一”细菌部队驻地、第一个日军慰安所“大一沙龙”遗址等，刻印着日军的暴行，同胞苦难的痕迹，在人类历史中具有独特性，也需要永远保留，以警示人们。

为了让人类反省战争、谴责罪恶，联合国专门在世界文化遗产中，设立了“警示性文化遗产”这一门类。如今，奥斯维辛集中营、珍珠港这个美国遭袭的伤心地都是文化遗产了，连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地也是。然而，作为东方最大受害国的中国，作为遭受到日本军国主义的“三光”政策、大屠杀、“慰安妇”、细菌战、毒气战、化学战、强制劳工等暴行肆虐的国家，至今还没有一个这样的世界文化遗产，对此，我们难道不应该深刻反省吗？

我国应系统规划和建立各类抗日战争纪念馆，构建并完善抗战遗址保护机制，形成以政府为主导、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抗战遗址保护格局，并深入挖掘抗战遗址的历史内涵和现实意义，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抗战遗址。

抗战艺术作品要追求真实，追求人性在最低点的复苏光彩

近年来，抗战题材的艺术作品在大型油画等创作方面，有明显突破。最为瞩目的影视剧方面，也有一些好片子，但“抗战神剧”也不在少数。这类题材的影视剧出现了过度娱乐化的现象，脱离历史、情节神乎其神、胡编乱造的抗战“神剧”频现荧屏和银幕，使抗日先烈们的流血抗争变得毫无意义，影响恶劣。不仅深为国内观众所厌恶，而且在国际上也形成不良影响。在有关抗战的文学艺术作品中，要提倡真实，有深度，要有说服力；切忌庸俗，切忌轻浮；不仅要善待同胞，也要有理性，也要“善待”敌人。丑化，并无多少底气和说服力。我一直很钦佩李根源先生等在腾冲国殇墓园中设立“倭冢”的勇气。我们应从《辛德勒的名单》、《安妮日记》、《我的女儿安妮·弗兰克》，以及《斯大林格勒》等影片中得到启示和感悟。在欧洲有一种夸张的说法，一部《安妮日记》比纽伦堡审判的影响还要大。

十四年抗战中感动天地的人物与故事比比皆是。如1937年11月，法国人饶家驹以他的博爱、坚韧、独创、才华与责任心，在上海创立战时平民救护的难民区—— 饶家驹区，延续至1940年6月，保护了30万中国难民。这个“上海模式”推广到世界各地，并推动《日内瓦第四公约》的订立，对于这位 “难民之父”、“中国之友”的饶家驹，即使做抗战研究的，也鲜有人知晓。这就需要我们的艺术创作者和史学家共同去推进。热带丛林中的远征军、坚持在敌占区的游击战士、收复滇西的国军将士、抗战中遍地蜂起的平民英雄等，都值得我们以满腔热情去创作、去讴歌；包括新时代如何给90后诠释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也需要创新性思维。

时不我待，中国史学工作者应该承担起历史赋予的神圣使命，在政府和社会的支持下，对抗日战争史认真规划，深入研究，争取在抗战全面爆发八十周年、“九一八”事变九十周年、抗战胜利八十周年时有一大批优秀的、世界级的学术成果问世，也期待涌现更多的、史诗般的抗战题材的文艺作品。

抗战研究回顾与反思-苏智良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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