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全球化的堪比四不像城市

四不像城市：近代上海率先结缘全球化

熊月之，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兼复旦大学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上海史国际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中国史学会副会长。

四不像城市：近代上海率先结缘全球化

上海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当中都具有独特地位，1930年代全球化视野下的上海形象尤其引人瞩目。

抗战时的上海有八个独特点，其中之一是孤岛现象，由于“一市三治四界”的结构，产生了万千人隔岸观战，工业畸形繁荣等奇观

对于上海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当中的地位，可以概括为八个特点：调动、牵制日本的战略据点；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中心；内迁工厂对抗战的重要支援；独一无二的孤岛形象；国际情报网络的神奇连接；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奇妙汇聚；如实报道中国抗战的媒介基地；汉奸丧魂落魄之地。例如，国际红色间谍佐尔格在上海接触尾崎秀实等日本反战人士，进而接触到核心机密—— 日本人是南下而非西进，因而赢得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抗日力量在上海成功地暗杀了汪伪的大汉奸傅筱庵；相反，华北、东北等地日伪组织的大头目都很安全。

上述八点，两点最值得强调：一是上海是调动、牵制日本的战略据点，显示了上海城市的国际性和重要性。日本、中国军事统帅部分别利用这一特点，发动“一·二八”事变，进行淞沪会战。二是独一无二的孤岛奇观，这是二战中世界上其他城市都不具有的。因为上海有“一市三治四界”的结构，一市就是一个大上海；三治就是有三个统治机构，即华界，公共租界，法租界；四界，指华界分成南市和闸北，当中隔了两个租界。租界加上越界筑路地区，占上海城市的85%以上，大家熟知的工人三次武装起义、辛亥革命时期的上海起义，都主要发生在华界，与租界没有太大关系。

因而，上海在“孤岛时期”有四个不可思议之处：一是战火受政治地图严格限制，只在华界，不在租界。二是万千民众近距离观战，“苏州河一水之隔，一边炮声震天，一边笙歌达旦。”于是，有了杨惠敏游过苏州河给四行孤军送旗、民众欢呼的动人一幕，有了外国记者在外滩阳台上喝咖啡边了解战况的戏剧性场景。近距离观战与远距离听战，对人们爱国热情的刺激很不一样。三是战争双方都接受毗邻区域的中立安排。四是孤岛畸形繁荣，如1937年底公共租界可开工的工厂有400多家，到1938年达到7000多家，年增10倍以上，1939年新增工厂1000多家；进出口的商行，1937年213户，到1941年增至613户；孤岛时期，全国80%的轻工业产品仍然是上海提供的  任何不可思议的现象，都有可思可议的道理。上述独岛现象，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释。

中国租界最初只是租给外国人居住，仍保留主权，但经过华洋混处、中外会防和东南互保后，成了“国中之国”与中西利益交汇区

上海英租界一开始按一亩地一年1500文的租金，租给外国人居住，其主权、管辖权仍属中国。租界日后变成“国中之国”，关键有三步：第一步华洋混处，1853年的小刀会起义以后，上海租界由华洋分处变成华洋混处，有了工部局；第二步中外会防，即太平军攻打上海时，中国人出钱，外国人出人、出枪，组成洋枪队共同抵抗；第三步东南互保，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中外交战，但以上海为中心，扩展到江浙闽等地，实行“东南互保”，与外国达成共识，不与外国交战。东南互保的结果，使得上海作为西方列强在中国利益大本营的形象凸显出来，不仅与北方形成鲜明对比，也成为全球共识。此后，租界快速发展，外侨人口、外国投资，都在1900年以后快速增长。

租界作为“国中之国”，有四个突出效应，这是了解近代上海的关键。

一是示范效应。外国人在上海居住，有的长达三五十年，有的一两代人在此，把上海租界看成自己的家园。他们要把上海建设成和西方同步发达的城市，凡是西方有的先进器物，上海马上就会引入。具体可分成三类来讲，物质文明、制度文明与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方面，西方人有电灯，上海马上有电灯；西方有电话，上海马上有电话；西方有自来水，上海马上有自来水。制度文明方面，西方人在此保持原有的生活习惯，例如市政管理—— 道路有多宽、下水道怎么建设、垃圾怎么处理等，均按本国制度来做；还包括教育制度、作息制度、选举制度等。精神文明方面，西方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都对上海人有影响。

从文化传播角度看，示范与灌输很不相同，灌输中往往带有居高临下的成分，接受者会有反感与抵触，但示范效应并没有强制成分。中国人从相互比较中学到了许多东西。比如，看到西方人饮用自来水，而我们饮用河水、井水，卫生程度不一样，得知好处后自然而然就会向他学习；看到租界市政管理比较有效以后，也会将其制度照搬过来。示范效应产生的影响比较深远、持 久。

二是缝隙效应。租界与租界之间的制度不一样，租界与华界之间的制度也相异，因此就会有人利用这种差异。晚清著名的反清政治案件“苏报案”就是一例。1903年，章太炎发表《革命军》序言和《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摘要，轰动全国。章太炎住在租界，此前他的同事吴稚晖等人被租界巡捕传讯过6次，但每次都只问及是否杀人放火、私藏军火、拐卖儿童，因为在租界的法律里，这三样均违法，而批评政府是被允许的民主权利。吴稚晖等人被传讯后，太平无事。所以章太炎觉得来抓也无所谓。但是清政府这次勾结了租界工部局，章太炎后来被判三年，邹容判两年，不算严厉，这也是因为租界的缘故，如果在中国的其他地方，不用审判就被杀掉了。民国时期，一批前清遗老如郑孝胥、陈三立、沈增植等住在租界，留长辫，继续用清朝纪年，每周相聚读经忆旧，安全无事。

中国共产党人也注意利用租界的缝隙。中共一大会址（在今黄浦区）、二大会址（在今静安区）、四大会址（在今虹口区），都属于租界边缘或租界与租界、租界与华界交叉处，或越界筑路地区，为管理薄弱地带。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在杨开慧被军阀杀害后，被地下党送到上海安全地度过了五六年，后来经香港转移到巴黎送至苏联，也是利用了上海社会管理的缝隙。

另外还有两个效应，分别是孤岛效应和集散效应。

上海是最大的“全国城”，85%是移民，与各地利益相联。北京的“五四”运动经过上海“六三”运动走向高潮

上述四个效应，产生了非常复杂的结果。首先，上海全国化程度很高，是最大的“全国城”。上海人来自全国各地，1940年代，在上海的江苏、浙江人都超过了百万；广东、安徽、山东人有10万以上；湖北、福建、河南、江西、湖南人有1万至3万。

由于人口来自全国各地，上海的会馆、同乡会组织，少的时候有56个，多则250多个，这是今人很难想象的。这些同乡组织帮助移民介绍工作、排解纠纷，联络乡谊，与移出地保持多方面联系。这种组织，居民认可，中国政府认可，租界当局也认可。荣家企业管理层大多为无锡人，先施公司、永安公司、大新公司、新新公司，都是广东香山人开的，其管理层都是广东人；虞洽卿做生意，很大部分与宁波有关；张謇的生意则与南通有关。每个地方的人都和家乡联络。我们讲上海人非常爱国，为什么爱国？因为爱自己的家乡。为什么爱乡？因为家乡的利益和他密不可分。

五四运动是北京的学生发起，如果光靠学生难以形成后来巨大的影响力，因为北京没有很多工商业，不会形成市民运动。上海“六三”运动兴起后，在沪山东人响应最积极，时任上海军政长官卢永祥就是山东籍，他利用自己的人脉、地缘关系，动用了发电报的特权，发出罢免三个卖国贼章宗祥、曹汝霖、陆宗舆的电报，引起全世界关注，遂将“五四”爱国运动推向高 潮。

谈到全国化程度，要纠正所谓“上海人排外”的成见。上海人一直有双重认同，在家里说家乡话、烧家乡菜；到外面去，就说是上海人。为什么？上海代表当时最好的工业水准、便捷信息，因此到外地做生意，就说我是上海人。但是在上海，他就说我是绍兴人、扬州人。上海发生好事时，“我们上海人光荣”，反之，“跟我没关系”。移民胸怀最宽大，双重认同对上海人影响很大。比如，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是湖南人，王尽美是山东人。而上海的两个代表，李达和李汉俊，一个是湖南人、一个是湖北人，在沪时间都不超过三年，这就是上海移民城市非常典型的特点。

由于全球化程度很高，上海被称为“袖珍地球村”，外侨最多有15万，58个国籍，因此也各管其民，形成九个各异的管理体系

上海是全球化程度很高的城市，被称为“袖珍地球村”，各国人都有，在近代全世界城市中也属罕见。上海外国人按国籍算有58个，外侨最多时有15万多人。管理机构也很特别，外侨在上海犯法，由各国领事馆审理，共有28个领事馆。

上海还有侨民自己组成的万国商团，业余时进行训练，有事时“保卫”租界。商团最多时有1500多人。租界内20多个国家均有各自的商团，还有一支中华队。外国人在上海也有双重身份，一是本国人，二是上海的外国人。

上海法租界用“安南”巡捕较多，公共租界用印度巡捕，大多是锡克人，除长相易辨，也因为锡克人比较忠诚，不会违法。与此相类似，公共租界用山东人做巡捕的比例很高。在英国人看来，山东人与锡克人差不多，人长得高大、比较忠厚老实，后来他们也善待山东巡铺，有的将其带回英国。

上海呈现相当多元的格局，可细分为九个系统。比如说行政系统的语言，中国法官判案用中文，法租界用法文，公共租界用英文。司法系统也很不一样，最值得介绍的是领事公堂，它是一个行政法庭，以工部局为被告对象。你对市政府办的事情不满意，可以到领事公堂告它。从1882年到1941年，共审理过55起案件。其中，23起是工部局败诉，10起是工部局胜诉，被驳回有10起。这说明，民告官的结果，官输的比例最高。其他治安系统、交通、能源、教育、卫生、货币、宗教系统等，也非常多元，电车轨道宽度不一样，电源有110伏和120伏，等等。

因此，上海成为一个比较奇特的地方。比较安全、洋化、自由、财富集聚、人才荟萃、发展机遇良多、对穷人救济幅度也大。

华界和租界之间是邻里关系，有冲突也有合作。如共同抵抗太平军、清理洋泾浜，接待美国总统、庆贺开埠五十年等

讲到上海的一市三治，我们一定会想到租界与华人的关系。这里提到邻里之间，是指租界与租界之间，也指租界与华界之间，他们的关系有冲突也有合作。在强调阶级斗争、强调民族主义的时候，冲突和斗争多。如“小车工人事件”、大闹会审公堂事件、外滩公园禁止华人入内事件，还有“五卅运动”等。

但我们以全球化的眼光看待上海，一定要看到他们除了冲突以外，还有很多合作。除了前面提及的中外“会防”联合抵抗太平军，东南互保，还有很多方面。比如说共同清理洋泾浜的界河，共同抗击台风、防治传染病、禁止鸦片等。

1879年，租界邀请了美国卸任总统格兰特来沪，上海道台宴请他在城隍庙吃了37道中国菜，还为他定制了8人抬的大轿子；最典型的，是1893年上海开埠五十年大庆，上海万人空巷，盛况空前。中国商人，尤其是广东商人、宁波商人，在上海开埠后受惠最多。但是他们又不能让人看到自己的喜悦。恰巧1893年11月17日这天，也是慈禧太后59岁生日，于是华商就想出一个很巧妙的主意，牌子一面写着“通商大庆”，一面写着“万寿无疆”。中国人看到的是“万寿无疆”，外国人看到的是“通商大庆”。此事一方面看到了商人的智慧，另一方面也表达了他们对通商带来利益的愉悦心情。1909年，在上海汇中饭店（今和平饭店南楼）召开了世界禁毒大会，中国官员出席，美国等也派人出席。可以看出，尽管上海有三家主人，但就像邻居和亲戚一样，有事大家会商量着办。

在上海，全球与本土的互动一直没有中断，有形的包括苏伊士运河开通、排华法案等，无形的有引进人才、技术

在上海这块土地上，全球化和本土的互动一直没有中断过。有形的一面，体现在国际上各种风云变幻对上海都有影响。比如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后，欧洲船只来上海不必绕过好望角，航程大大缩小，上海的外商马上倍增；美国1905年通过“排华法案”以后，上海爆发了抵制美货运动；一战后，因为德国战败，德国侨民在上海受到排斥。

在全球化过程当中，中国也通过上海主动引进外国的技术，比如江南制造局、轮船招商局、机器织布局都设在上海，因为这里引进外资、引进外国的人才、技术都比较方便。

在上海产生了很多的混血儿，这是很特别的现象。在晚清，混血儿有专门的学校，到民国时万国商会里有混血儿队，他们地位比外国人低，比中国人高。

人们常常说上海是“四不像”城市，不中不西却又亦中亦西，是个“怪物”。放大来看，上海租界就是一个中西文化非婚生的混血儿，不是一个通过法律程序正式结婚的儿子。所谓的“四不像”，所谓的“混血儿”，都有各自视角。今天从全球化维度来看，上海就是在特殊状态下率先结缘全球化的一个城市。

问与答

公共租界在公共卫生管理上留下经验可鉴

问：您对公共租界中公共卫生的现代性有何看法？

熊月之：我觉得，当年公共租界在公共卫生的管理上有很多值得后人重视之处。公共租界把以人为中心的卫生环境建设提到很高的位置，譬如说租界在一开埠就规定道路该怎样规划，何地可办工厂，何地不能发出高声，不同的建筑材料该用在何地。上海长时间有老鼠，易发水灾，当时就规定建房要有高度，要有石头，以防老鼠钻入房间，也防止洪水漫进。可贵的是管理非常严格，几乎有法必依。上海人当时对巡捕很仇恨，很大原因是与自身的不卫生习惯产生冲突。

日本管理侨民提升文明形象值得学习

问：在租界生活的外国人中，日本人最初因为不文明被人看不起，后来政府严厉执法，规范行为，最终获得世界范围内的认同。您怎么看？

熊月之：凡到日本旅游过的人，都会对日本人的干净留下很深的印象。当年，日本人住在虹口，被称为“小东京”，最初形象确实不好，比如穿睡衣、拖鞋的妓女沿街揽客等。后来日本政府制定了专门的管理办法，对在沪侨民进行非常严格的管理。中国现在是出境旅游大国，去年有一亿多人出国，所以，保持文明的形象就是保持国家形象。我们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但也不要忘记学习日本人的文明举止。

租界真正回归中国是在抗战结束

问：1943年抗战期间，政府把租界收回了，为何在那时？

熊月之：这基于特殊的国际环境和上海环境。一方面，太平洋战争之后日本军队进入公共租界、法租界成为实际控制者，为显示自己是亚洲国家，要和中国“一起反对西方帝国主义”，便作出把租界“交还”给中国的姿态。另一方面，英美此时和中国已是反法西斯战线的同盟国，因此也和中国政府商谈交还事宜。但两方面都是没有实质交回的国际宣传战。从法理上看租界在此时收回，但历史学者认为真正回归是在抗日战争结束后。

租界形成是当时各种力量相互作用所成

问：从全球化视野看上海，百年上海历史除了积极面，还有消极面吗？

熊月之：讲全球化对上海影响时，会多讲积极面，但消极面也没有少讲。研究近代史、上海史，常常会想到租界为何会变成“国中之国”？清政府、上海官员为何不管国家的主权，任外国人为非作歹？但历史研究者往往要从细节着眼，当时的清政府忙着镇压南京的太平军，上海道台忙着对付小刀会，而华洋混处的租界已经云集了许多难民。所以回到历史场景，就会看到历史的发生都不以某人的主观意识来决定走向，它是多种力量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

1949年后的上海成绩和之前历史无法割断

问：您在新修的《上海通史》中，对上海当代史会有哪些突破？

熊月之：上海历史的亮丽在两端。一端是二三十年代，由于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上海成为远东最大的城市，成为中国的现代中心；另一端就是改革开放后。1999年出版《上海通史》，由于档案披露不够多，不少历史事件没经过时间沉淀，很难成为确定的研究对象。这一次新修上海史就把后面的亮点写透，时间截止到2010年上海举办世博会。我认为1949年以后，上海精气神和1949年之前是一脉相承的。作为共和国的长子，解放初上海承担全国六分之一的财税，在工业、科技方面贡献不凡，如果没有先辈打下的底子是无法实现的。所以，1949年后的历史和以前的历史无法割断和划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