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的年代：走出维新模式困局，探讨中国民主发展的第三种路径

中国维新模式的五个特点

记者:你曾提出一个观点，即认为中国的发展出路，一方面要避免那种向“文革”式的全能主义计划体制的回归(社会上某些新左派就是这样的主张);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条件所决定的，也不能搞激进的多元民主体制。若从思想上，或者从路径选择上来说，这是不是一种温和的渐进的保守主义路径选择?

萧功秦:谈“保守主义”必须要慎重，因为在中国人的概念中，它是一个贬义词。我谈的是“新保守主义”，就是尊重历史的延续性，通过试错的方式，走小步，走稳步，不停步地寻找出新的道路。在尊重历史上形成的整合社会既存秩序的基础上，走出旧体制。一方面，要摆脱那种激进的、自由主义西化的观念;另一方面，要拒绝回归到左的平均主义的计划经济道路上去。中国最终的目标就是要在现行威权体制下，逐渐向一种新型的民主体制软着陆。这就是我所说的民主发展的第三种路径。

记者:你的意思是要尊重中国在历史上形成的现行体制框架给定的条件。

萧功秦:对。所谓新保守主义的新，就是把现有的威权政治秩序当作杠杆，走出新路，通过试错、适应、摸索、更新的过程，寻找出新的模式来。它结合中国的特点，通过政府的主导，促成社会竞争机制的逐渐发育，通过发育公民社会，逐渐地达到国家和社会力量的平衡，完成向现代国家政治治理架构的转型。新保守主义的精义，可以用百年前严复说的那十二个字来表述:“非旧无以为守，非新无以为进”。这里的旧，指的就是现存的秩序与权威作为杠杆。

特别要指出的是，在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初期，国家权威力量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它作为一只“看得见的手”，发挥着创造“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一些西方政治经济学家都注意到了这一点，美国学者科利写了一本《政府引导的发展》，另一位学者写了《发展型国家》，它们都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为什么具有强势国家权威的东亚模式，相对于南亚模式、拉美模式，在现代化发展方面会有很大的成功。例如韩国与台湾地区，它们用国家权威形成宏观的产业政策，制定合理的发展产业战略，国家和企业家之间形成一种发展经济的同盟关系。这种所谓的“凝聚型资本主义”，比“分散型资本主义”，能更迅速地整合资源，中国内地在经济上走的实际上也是这种道路。

记者:这种“维新”的政治转型模式具有哪些特点?

萧功秦:我曾将这种新的政治结构定义为“后全能主义的技术专家治国型的新权威主义体制”。它的演化方式的特点是，始终保持着与传统秩序的历史的连续性，国家具有强势的对社会的整合能力，重视改革的约束条件。我曾经概括了五个特点来说明中国是如何从旧的全能体制中蜕变出来的。首先，是“文革”后决策精英的世俗理性化。以邓小平为代表的革命元老的世俗理性的崛起，对于全能体制的转变与解构起到特殊重要的作用。其次，市场竞争的发育进而引发了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的多元化。在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同时，社会文化、教育、娱乐、学术研究、非政治的社团等作为“第二文化”与政府主导的“第一文化”平行共存。第三个特点，就是去乌托邦信仰化，或者说就是意识形态的去魅与转型。意识形态转型的第一阶段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这就使人们的选择不必根据信仰与教义，而是根据世俗的功效。这实际上是向世俗理性回归。第四个特点就是政治上的脱两极冲突化，即摆脱了激进自由派与党内教义式保守派对改革的挑战。第五个特征，就是官员录用方式的技术专家化。中国就是通过这五个特点从全能主义体制中蜕演为现在的新体制的^〔124〕。

记者:是不是可以说，这种“维新模式”虽然有种种优势，但也有一些很难克服的内在困境?

萧功秦:这是一种强势的国家权威主义，是一支在培育市场经济过程中的“看得见的手”，由于这种体制脱胎于“全能主义”，政治架构内部的权力缺乏竞争和制衡力量，而社会力量本来就很弱，又难以形成一个外部有效的监督制约作用。所以易于出现官僚的结构性腐败。另一方面，在权威政治下，掌握不同稀缺资源的人群之间，也即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之间，彼此很容易形成“反法制的互利性”，加剧贫富分化，社会不公现象。

而这种权威政治下的低度政治参与，虽然与高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也能为改革和发展，为解决一些矛盾赢得时间，这就是我所说的“延时效应”，但这种效应也具有两面性，也可能使一些问题越积越多，最后会集中爆发，社会进入失序状态。同时由于社会内部组织力量的天然缺乏，中国通过内生的市民社会与自主性社会机制来缓解矛盾的机制，比拉美和东亚的威权主义体制更为缺乏，官僚利益会出现凝固性与内封闭性，“后全能主义”的刚性又起到有效遏制自主性民间声音的惯性作用，如果在中央一级缺乏治理这种官僚弊病的办法，而地方官僚利益没有挑战者的情况下，在“天高皇帝远”的地区，很容易形成一种退化了的“苏丹式政体”，地方政府官员通过人脉关系网和裙带关系，可以任意行使权力。90年代的一些地方政府这方面的问题就很突出。

五种后发国家转型模式的比较

记者:你曾经提到过，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结构，决定了民主化过程的成败，我还想请你做一个横向的比较分析。后发国家的政治转型，除了中国模式外，主要还有苏东、拉美、东亚和南欧模式等不同类型。你如何比较中国模式与这些模式之间的不同?

萧功秦:我认为，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看，由非民主体制向民主体制过渡，需要国家与社会均强有力的双强结构，弱国家，或弱社会，均不利于民主转型。前者缺乏对变化的可控制力，后者无法支撑民主体制的有效运作，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比重，我们可以把民主转型分成几种不同类型。

首先，我要讲的是南欧模式。从这一角度来看，我认为南欧模式，例如像西班牙、葡萄牙的政治转型，就是一种比较成功的过渡模式。南欧模式最大的特点是有着比较强大的发育成熟的公民社会，而国家权威仍然强有力，这些南欧天主教国家，由于地理位置与西欧连在一起的得天独厚，长期深受欧洲文化熏陶，在欧洲共同市场的融合力的引导下，通过大众旅游与文化信息的传播，公民社会的发育逐渐成熟，再加上威权政治几十年的发展，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公民社会在这个体制内瓜熟蒂落，佛朗哥那批旧权威主义退出历史舞台后，它就比较顺利地转型。南欧模式是一个强国家—强社会的模式。

记者:你能否谈谈东亚模式、拉美模式的特点?它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又是如何的?

萧功秦:东亚模式主要是指东亚“四小龙”，可以称为“次强国家—次弱社会”模式，这些国家与地区基本上是在冷战时为了应付另一阵营的压力与威胁，来强化自己的国家权威的，它压抑国内的政治参与，形成权威秩序下的稳定。另一方面，在发展竞争性市场过程中，中产阶级、公民社会也在社会内部稳定地发育并壮大起来。国家与社会力量之间比较平衡，在这种情况下，来自美国的民主化压力又不断地迫使它不得不走向民主，这样，它的威权政治就不断地退缩，向“后威权”政治演变。台湾地区的威权政治是东亚模式的典型例子，台湾的威权政治开始时，自治性的社会还是存在的，而且1949年开始，台湾就搞村民自治，它的公民文化的培养还算是比较充分的;其次，台湾的和平土地改革也比较成功。台湾当局以法令的形式，规定地主只能保有一定量的土地，多出的土地由国家赎买，再卖给农民。这样，台湾社会中原来的大地主阶层大量转变为企业家或资本家，佃农阶级转变为自耕农，更可贵的是，由于土地的增值，土地转变为商品，拥有土地的台湾自耕农，向中产阶层的渠道始终是通畅的，社会的贫富分化很小，这种情况下转型相对来说就比较顺利。尽管台湾也出现了民主化的加速期，有“台独”理念的民粹主义抬头，但总体上还是较为健康的转型。相对而言，公民社会仍然不够成熟，所以才会让民粹主义如此横行，如果公民社会得到充分发展，国家与社会力量均衡发展，民主就会健全起来。

下面让我们分析拉美模式，拉美模式的最大特点是民粹政府和军事强人之间的拉锯战，交替上台。原来的拉美，长期以来是一个威权政治，军事强人政权在缺乏权力制衡的条件下，政府官员与企业家形成一种分利集团联盟。贫富差距巨大，完全是贫富互不来往的两元社会。广大百姓贫穷，而富人可能是居住在豪华的庄园里，又受到很好的殖民地高等教育，双方甚至可以根本碰不上面。这种政权在美国的影响下，又走向了民主政治，实行一人一票。老百姓就会选出一些迎合他们心理的、具有煽动力的政治家，这些民粹主义政客提出一些承诺，他们就很容易登台了。但这些政客根本无法与企业家和军队精英阶层进行良好的沟通，除了喊口号，并没有解决实质问题的能力，他们做出的一些改革，发布的一些法令又是偏向福利主义的，结果就使得本国资本家赚不到钱，外资又不愿意进入。经济衰退，福利搞不下去，只能滥印钞票，造成通货膨胀，于是军人又出来干政。在军人政权统治下，经济虽然发展很快，但贫富分化会越来越严重，腐败也越来越严重，提倡福利主义的政客通过民粹主义的拉选票方式再次上台，接着就是又一轮的循环。一切又周而复始。由于拉美国家执行力很低，原子化的个人拥有大量选票，公民社会也不发达，可以说，拉美模式的特点是“弱国家—弱社会”结构。

从国家与社会关系来看，苏东模式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比拉美模式更不理想。苏东模式也是一种“弱国家—弱社会”结构，一方面，国家权力中心对社会的可控制性消解;另一方面，由于原来的斯大林体制下，公民社会无从发育，一旦民主化，国家本身又缺乏内生的公民社会的支撑与制衡。缺乏执行能力的政府，很容易被民粹主义的反对派轻易用选票拉下台，这就是所谓的颜色革命。政治乱局、经济上极度的两极分化、社会上黑社会化等，这些后果都是当时的激进西化的改革者所不曾意想到的。我认为，苏东模式失败的原因，主要是源自它浪漫主义的民主观，前苏东改革者对多元民主有一种错误的理解，认为它就像一件雨衣一样，披在别人身上能挡雨，披在自己身上也同样可以避雨。但西方的多党民主制度并不是雨衣，它在西方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的系统，各种要素相互依赖，缺少了这种要素之间的相互支持，就会使民主不但达不到整合社会的效果，而且会带来严重的脱序。民主制度需要市场经济、社会多元化、压力集团、中产阶段、公民社会、契约精神与妥协公民文化，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苏东现行体制下十分缺乏的。这些年来，俄罗斯向总统集权体制转向，可以看作是对原体制的一种补救。

与前三种模式相比较，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结构如何?我们可以把这种模式称为中国—越南模式，这种模式是从只有国家没有社会的全能主义体制中演化过来的，国家保留着全能主义政治资源的一些基本特点，国家的力量由于经济实力的增加也越来越强，由于政府税收，财政能力的增加，政权除了有政治资源，还有经济资源来巩固权力，因此它是一个极强国家。另一方面，社会自主空间在市场经济中得到一定发育，社会组织的自主发育空间始终受到严格的限制。三十年来，社会利益集团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而越来越多元化，但利益组织的发展却是滞后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模式就是一种“极强国家—极弱社会”模式。这种极强国家体制，非常有利于国家集中资源发展经济，却很不利于民主发展，因为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需要公民社会的充分发展为条件，只有在公民社会中，公民才能学会民主的习惯与价值。一旦实现全民选举式的民主，就会出现乌合之众式的大众，受民粹主义政客煽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种体制是离实现民主的条件最远的一种结构。

通过发展公民社会来避免陷入路径依赖

记者:这种模式虽然在初期有其优势，但转型到今天，这种模式就会陷入一种路径锁定的趋向，自由派对新保守主义的质疑也在这个地方，就是在极强国家—极弱社会这种模式下，社会力量迟迟发育不起来，而一旦出现社会纷争或冲突，政府可能就回归到原来的管控思维中去。

萧功秦:我们许多官员习惯于把所有体制外的自发生长的社会组织，均视为异己的力量予以警惕，他们认为民间社团对政府可能是一个挑战或冲击。这就导致三十年改革以来，社会自治能力始终没有随着市场经济多元化而成比例地发展起来，由于社会自治能力极弱，公民文化很弱，它对国家的制衡能力也同样极弱。在这种情况下，公共权力执掌者就可以低成本、低风险、高收益地以权谋私，可以有恃无恐。长久以往，就会陷入这样的恶性循环:国家由于缺乏社会的制衡压力，一旦发生腐败、两极分化或者可能导致社会不满的问题，一旦没有民主习惯的大众，以乌合之众的方式，冲击政府官僚的权威，政府官员就习惯成自然地力图通过强行管控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压抑的结果是社会恢复稳定，但腐败不但不能消除，违法行为由于缺乏有效监督而更加有恃无恐，变本加厉，于是社会不满与矛盾进一步升级。

记者:这就是“两难”。要追求转型过程中的可控制性，要尊重既定的权威和条件，压抑政治参与膨胀，但公民社会的发育很难也很慢，政府缺乏培养公民社会的积极性。

萧功秦:这个问题非常好，权威“可控制性”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后发展国家现代化的早期阶段，这种可控制性能起到类似于前面说的“凝聚性资本主义国家”的引导功能。它一方面既能压抑党内的教义式保守派，又能压抑体制外挑战性的自由派，这两种力量其实非常强大。正因为如此，权威政治具有重要转型功能。

然而，另一方面，权威政治造成的问题就是对强权政治的“路径依赖”。在一个缺乏自我创新能力的体制下，国家的可控制能力反而是造成体制“路径依赖”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是因为，在官员看来，既然能够通过强压控制保持社会稳定，那何必还要寻求制度创新?既然制度创新充满了不确定性，又有很高的风险成本，这种成本当前的政治家能否承担，也是一个问题。导致的结果是明明可以通过社会组织发育来解决的问题，它可能就选择了简单地、便捷地以强力机关压抑的方式来解决。无非就是技术上的改进，而经济财富增长也为强力机构提供必要的支持，这就是目前的问题所在。

这就是中国当前面临的一个选择的问题:一条路是加强控制来解决当前面临的问题。另一条更合理的选择，就是要找出一条新路来，那就是在尊重现行威权秩序的条件下，发育公民社会，让公民社会、社会组织来承担政治稳定的功能。只有公民社会的发育才能保持长远的政治稳定。我们拒绝在公民社会没有发育成熟的条件下激进地推进多元民主选举，同时也拒绝回到“文革”式的平均主义道路上去。这正是新保守主义的民主模式。

记者:在中国传统的社会治理中，乡村的乡绅承担了自主社会的组织功能。而欧美是通过公民社会，通过它的自组织发育建立了国家和个人之间的沟通机制，那么中国如何能发展自己的公民社会组织呢?

萧功秦:中国传统的乡绅阶层在乡村社会中起到非常大的自治作用，他们筑桥、铺路、解决纠纷，和政府谈判，对政府的决定提出质疑，这种传统社会自治功能，在1949年之后，我们已经通过“反封建”，通过土地改革清除殆尽了。结果就导致中国社会中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传统社会自治的传统资源可供我们利用。

在这种条件下，中国较为现实的选择，还是要回到法团主义的道路。所谓“法团”，就是在国家法律制定许可条件下形成的社会团体，原有的工会、企业家协会、青联、社科联合会、文艺界联合会等，这些实际上都是法团。它同德国、挪威等北欧国家和日本等由政府管控的法团组织都有相似的地方，只不过政府管控的力度更大得多。要让这种法团越来越多地承担自治的功能，承担起各自所代表的社会利益群体与政府的沟通与谈判的功能。这就是法团主义模式。

为什么法团主义模式可行?随着政府与一盘散沙的民众之间的冲突频发，政府慢慢地会意识到需要这些法团来协作其进行社会治理。因为政府没有那种能力捕捉到老百姓每天在想什么问题，政府需要这种渠道反映民意。老百姓也需要这些法团，因为没有其他途径反映，而且，这些法团是政府组建的，受政府管控的，是体制内的产物，政府对它们“放权让利”，也比较放心，它们和政府有沟通渠道，也说得上话。为什么这些法团组织愿意承担社会代表者的功能?我曾访问过上海徐汇区的一个个体劳动者协会，协会的秘书长就是原来街道干部，是国家公务人员。我问他的积极性在哪，他说区政府要我维持这里的安定团结，我只有代表他们的利益与政府沟通，才能得到个体户的信任，才有聚合力，才能完成政府交给我的任务。这些法团充当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沟通平台后，它自身也慢慢地获得了资源和权力。现在工会、妇联等这方面的扩权趋势是在进行中的。

记者:是不是可以说，这种法团主义的路径，可能是成本最小，路径上来说最易于操作的、最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化路径?然而，我们仍然觉得一些政府官员对法团放权让利有顾虑。

萧功秦:让我们大家多一点耐心吧。现在三方都有愿望，很多国家走的大都是这种路径，这种完全由国家管控的、作为政府的“派出所”的国家法团主义，就逐渐改革为作为社会自治组织的社会法团主义，这种转型的道路应该说是比较稳健的。

其实，没有公民社会组织的后果现在在某些地区已经显现出来了，近年来发生的瓮安事件、通钢事件等群体事件的社会冲突频繁爆发，这其实是“极强国家—极弱社会”难以适应利益多元化的社会变动的表征。这种局部的社会冲突与危机，可以变成社会自我更新的契机与驱动力。我们通过不失时机地发展法团主义模式，让工会承担更多的反映职工利益的社会功能，就恰恰是让社会冲突走向制度化，使高强度、高频度式社会冲突，慢慢地转向为低频、低强度的冲突模式。

记者:中国的情况比较复杂，地方政府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和理念可能千差万别，去年在重庆发生的出租车司机罢工，重庆市政府就尝试与出租车代表建立了一种对话机制。再像重庆今年的打黑行动，如果能够有效地解决社会治理问题，并赢得民意，这种做法对其他地方政府来说，可能就具有示范与扩散的可能。

萧功秦:对，实际上中央政府应该允许地方政府在解决社会冲突问题上进行不同的尝试，不能固化它们的思维，这种各个地方政府的试错是体制进行自我更新最重要的机制和手段。

第三条道路:新保守主义思想如何在中国落地生根

记者:在这个层面上来说，新保守主义与自由派对中国的政治转型的目标认知上是一致的。在政治治理架构上，都是要实现权力竞争、权力内部的制衡以及社会外部的制约监督机制，但两者对路径选择的差异较大。像你就认为要尊重给定条件，不能简单地把西方的那种民主、政党政治移植过来，而是看到这些背后的社会支撑要素并培养之。简单复制可能会陷入到辛亥革命后的多党议会民主乱局类似的情形。自由派或者激进主义对此的反驳是:在试试之前，怎么能知道整体移植会出现失序呢?而且如果拉长时间段的话，这种移植嫁接短期内可能出现问题，但最终也会与自身的机体融合，对此你怎么看?

萧功秦:西方微观的企业制度，在一个密闭的小环境内，是可以移植或者复制。例如像淘宝网这样的游戏规则，给定的条件都是封闭性的，它容易复制到另一个环境中去，并发挥作用。但宏观的政治体制与制度不是这样，它的制度环境是全面的、开放性、牵涉面极广的大系统。宏观的体制不能够原封不动地引进，与它相关联的因素太复杂，用严复的话来说，是迭相循环的。多党制需要公民社会、公民文化、利益分化，契约规则意识以及许多社会经济文化条件与因素的支持。严复百年前就意识到这一点。

记者:看来在中国的近代思想史上，严复的思想被大大低估了。

萧功秦:对。还有包括梁启超、康有为等人，他们晚年回到了“保守主义”。康有为晚年在海外发表文章，谈到共和制度一定会在中国出现大问题，甚至会导致“亡国”现象，君主复辟。实际上后来被现实生活一一验证。但当时他被革命派认为是一个落伍者。

记者:其实对中国当下的转型来说，如何让这种新保守主义的改革观生根发芽，是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因为中国人传统的两分法思维、非黑即白的“泛道德主义”思维、革命的基调一直没有改变。

萧功秦:这要求我们重新认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如果我们能认识到激进主义的祸害，我们就会对漫不经心的浪漫主义政治观保持警惕与谨慎态度，最后会选择新保守主义。而新保守主义要成为人们的共识，要真正能有说服力，还需要治国者有开阔的视野与进取精神，在体制内部进行创新转化，从而显示出我们的传统制度是可以创新与发展的。

中国这三十年“维新模式”的出现，就是对之前的“革命模式”的超越与维新。在这个过程中，中产阶级的崛起是新保守主义能够落地生根的重要条件。中产阶级在心态本能上是拒绝激进，同时又反对左派的教条主义。这个中等收入阶层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过程中，正在逐步形成，中国现在每年出国旅行的人数就达到五千万，从社会力量的发育看，这些都是乐观的因素。

记者:中国现存的棘手问题，比如贫富差距问题、腐败问题等，左或右给出的一些解决方案其实都是比较激进的，新左派期望全能主义模式回归，右派想以民众的大规模政治参与来解决对权力的制衡问题。这种“维新模式”行进到此，左或右现在都对其构成了强力挑战，这也是新世纪以来，中国思想界一直争议不断，活力十足的原因。

萧功秦:新保守主义的绩效在这三十年来已经有所呈现了。问题是要想发挥进一步的实效，还需要政府有改革的勇气，如果解决不好的话，中国又可能陷入到两极震荡中去。这样的话，温和渐进的新保守主义很难在中国落地生根。激进的西化派死灰复燃，而左派利用民意，用社会动员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声音也会越来越大。中国真正活跃的其实就是这种激进的革命传统。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现在又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我们现在谈新保守主义，其实有特殊的意义，它的意义就在于呼吁政府与公众要在渐进的新保守主义的共识下，进行制度的自我更新。这是成本最低，风险最小，收益最大的合理的历史选择。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会面临越来越强劲的来自左的与右的两方面势力的挑战。而中国当下的政治转型，法团主义的路径选择是完全可能的，中产阶层的发育，整个多元利益的分化，国际环境现在也对中国空前有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在是中国发育公民社会的最好历史时机。

原文由陈建利采访并记录整理，发表于《南方都市报》

2009年12月6日评论周刊，2010年2月由作者补充修改

【注释】

〔124〕参阅萧功秦:《中国转型体制演变过程的历史诠释》一文，见《中国的大转型》，新星出版社2008年版，第93—1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