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的年代：建构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之通信

一、我给墨子刻的信

老墨:

虽然对于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理论，我并没有作专门的研究，我主要还是历史学者，我只能凭自己人生的经验与感悟，对这些问题谈一点看法。

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人们，由于怀有不同的期望与心态，他们会持有不同的理性主义的第一原理或公理。在他们看来，他们心目中的理性原则或公理，似乎如同科学的几何原则一样，是通过中立的逻辑推演出来的。人们就会说:看，我追求的不是我自己主观认定的价值，我追求的是几何学一样的客观的普遍真理。其实，他们心目中的公理，是他们的特殊环境中的移情物或愿望投影。帝制时代的法国人说平等自由博爱是第一原理，这是因为法国的专制主义使人们产生对自由的向往。20世纪初的中国人把革命的平均主义视为人类公平理想社会的第一原理，则是基于这个世纪初以来的中国人，对于北洋军阀混战以来的严重社会脱序与社会两极分化状态的反思、批判与反向运动。

因此，社会人文领域中的理性，即我所说的“人文理性”，完全不同于自然科学中的科学理性，它实际上是从人们在生存环境的特殊问题中产生的价值关怀中提升上来的，人们把自己的主观价值投射到、移情到某一普世价值上，人们以逻辑的方式把这种价值论证为第一原理，并使之具有普遍性的最高价值的光环。

理性如何会变成浪漫主义的价值投射?这里，我提出一个假设，那就是“类逻辑”的作用。多年以前，我读张东荪的书时(记不清哪一本了)，注意到张氏曾提出，人有一种“志在信仰”的论证方式，我觉得这一分析路径很有价值。所谓的“类逻辑”，就是人们不自觉地以类似于科学的逻辑的方式，把原先作为内心愿望的东西，论证为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可避免的实在规律，这种逻辑，与科学逻辑论证追求真知不同，其志在于信仰。“类逻辑”采取的方式，表面上看，是符合逻辑三段论的，但它属于自圆其说的逻辑。所有意蒂牢结的逻辑，以及建构理性主义的逻辑，都是这种“类逻辑”^〔123〕。

类逻辑的产生机制如下:第一步是先有时代困境;第二步是困境下的人们油然而产生一种与困境苦难相反的价值，并建立以这种价值为目标的理想社会的图景;第三步是人们通过浪漫主义的移情作用，并以理性主义的类逻辑的方式，把这一愿望论证为不可避免的必然实现的人类规律或公理，这样，就把主观的“应然”看作普遍价值与人类社会构成的原理。下一步，人们就为在人间实现这一目标社会而努力奋斗了。这一思想过程，是理解20世纪史中的理想主义最重要的环节。

当然，这种志在信仰的人文领域的理性主义仍然具有积极意义:一旦它把人心中的信仰论证为必然与普遍，就能激活人的精神与潜能，就会转化成为一种团结奋争、改造环境的巨大的动力。在这一点上，它的作用，类似于宗教，有时甚至比宗教感召力还要强大。当我说，我在为某一普遍性的真理奋争时，我为自己的深层愿望而作的努力就有了精、气、神。正因为如此，自法国大革命以来的近代革命都具有这种强大的基于理性提供的信仰的精神力量。而经验主义是无法激起这种热忱的。

必须指出的是，人文领域的理性主义又会经由这种对“第一原理”的执著追求，而走向建构理性主义，人们会认为，既然理性能发明机器，为什么我们不能运用我们的理性，去发明一种好的社会结构?

当人们这样想时，实际上，他受的是内心的深层渴望与心态的支配，是对内心主观愿望的自圆其说。平均主义的乌托邦计划经济，就是浪漫的建构理性主义的产物，这也会导致人类的左的灾难。这也是一种“好人的灾难”。记得在近百年前，严复就说过一句深刻的话:“吾人所受之苦痛，出于恶人者浅，成于好人者深。”恶人作恶仅止于满足于个人欲求，而不是去用乌托邦重建社会。

在这种情况下，经验主义则可以起到制衡作用，这里的经验主义，简单地说，就是在探索、错误与尝试中获得真知与行动的指南。正如你所知道的，英文经验主义一词的词根，就来源于拉丁文“尝试”(experiri)，小白鼠过迷宫的例子最能代表经验主义的意义:无论就其智力与所具有的信息而言，小白鼠均不足以有能力通过迷宫中的无数死胡同，而到达置有食物的迷宫出口，但它却能在尝试中不断减少错误，并最终获得正确的行为模式并达到目标。其实人类也何尝不是如此。人类的智慧与信息，均不足以实现对理想社会，但却能通过试错，逐渐接近相对比较好的社会的目标。

如果说，人文理性主义由于人们深层愿望的引导与支配作用，很容易蜕变为浪漫主义者;那么，经验主义是浪漫主义的天敌，经验主义会告诉人们，人类的真知并不是来自建构理性，理性主义的僭妄会导致在人间制造乌托邦的大错误，只有经验中的试错，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经验主义会避免大灾难的危险，它是治乌托邦病的良药。它虽然缺乏挟浪漫主义之势的理性主义所具有的对人心的感召力与魅力，但它可以通过试错，寻找出合理的路径，“摸着石头过河”就是经验主义行为方式的最为形象、最为经典的表述。

当然，经验主义也会有“不足”之处，那就是它似乎不那么具有魅力，它不如理性主义通过赋予具体价值以普遍性，而给人们以鼓舞人心的精神力量。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什么休谟的哲学总不如康德哲学那样具有吸引力。

经验主义还有一个弱点，那就是它可能把现实中存在的一切予以合理化，一切现存的文化，包括制度、习俗、惯例，都是适应环境过程中产生的，在经验主义看来，它们都是试错过程中留存下来的集体经验。经验远不如理性那样能提供判断正邪是非的道德立足点与标准。凡是存在的，在经验主义看来都是合理的。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理性主义起到制约经验主义可能造成的非道德感的作用。无论如何，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两难与对立将是人类面临的无法避免的两难矛盾，也许这正是人类的宿命，再过一万年也是如此。尽管如此，我更同情经验主义，因为我是在乌托邦灾难中成熟起来的这一代中国人中的一个。

萧功秦于上海

二、我与谢源卿的通信

谢源卿:

发去我给墨子刻先生的信，文中涉及建构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也与你的保守主义思想史研究有关，你是学哲学的，研究保守主义思潮是你的知识结构上的优势，可来信谈谈你对此信的看法。

我要对这封信的内容先作一点解释，我的看法是，19世纪以来，人类对理性主义的作用有过高的估计，人们总认为，既然人类可以通过科学理性发明机器，为什么不能运用理性设计一个没有缺陷的好的社会。这种把理性用来设计社会工程的理性主义，我们一般就称之为建构理性主义，这里我讨论的就是这种建构理性，不是自然科学中的科学理性，也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以成本效益风险综合估计为宗旨的世俗理性或常识理性。

建构理性主义之所以会犯错误，是因为理性对复杂人性的估计往往是错误的，理性对信息的掌握与判识能力都是极其有限的。除此之外，我在此文中还提出一个批判建构理性主义的重要观点，就是建构理性主义的本质，其实就是人未遂愿望的浪漫的投射，是内心愿望移情作用的产物，其实，它与科学无关，却具有了科学的形式，建构理性主义似乎也运用逻辑来进行论证，但这种逻辑就是我所说的类逻辑，即志在论证信仰的逻辑。正因为类逻辑可以把主体愿望的东西论证为实在的东西，建构理性主义实质上变成了乌托邦浪漫主义，所不同的是，它却由于类逻辑而获得了科学理性的外表，这一点许多人并不理解。

萧功秦

萧老师:

磕磕绊绊写了两千多字，结构非常松散，以下是我的读后感，现呈上。请教正，顺祺!

谢源卿顿首

(一)

一般意义上说，经验主义源于对人自身能力的不信任，对人的有限性的洞察，但这种不信任只是针对个人，或者抽象的“人”的概念。经验主义者倾向于历史选择，对人类实际生活的结果十分尊重。而理性主义则对历史选择不信任，不信任任何无意识的行为及其结果，而对人的理性认知能力的信任则有近乎宗教式的狂热，并由此来规划人类行为的一切内容。其实双方都有自己所信任的和不信任的，有其理论的前提预设。

关于理性主义理论的前提预设，老师您在文章中做过很好的分析，认为这是一种特定历史情势下的产物并以类逻辑的方式推而广之的结果，进而得出“一般而言，建构理性主义潜含有激进主义倾向，其极致就是乌托邦主义，乌托邦主义其思维方式就是建构理性主义”这个结论。在此学生十分赞同。

相对来说，老师对经验主义理论的前提预设关注较少，其实再怎么极端的经验主义，也是有其理论的前提预设。经验主义试图破除一切不能以逻辑和经验把握到的东西，所以他们看不起形而上学，看不起本体论，而坚持从历史经验和逻辑实证中寻找依据。尊重人类历史的现实是可贵的，但经验就完全值得依赖么?逻辑就可以保证完美的结论么?看起来经验主义要批判一切，但经验主义者对经验和现实的倚重，恰恰成了经验主义者的宗教。所以无论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还是哈耶克的“自发秩序原理”，这些经验主义理论的背后，其实都有个“预定和谐”的“上帝”在起作用。如果说极端的理性主义者，会走向非理性的乌托邦主义;那么极端的经验主义者，会成为无路可走的宿命论者。总之，极端的经验论和唯理论，其实早已成为过去，两大思潮，一直在互相渗透与融合。所以我觉得，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区分，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重要;而且这个区分对于我们始终关注与研究的中国大转型来说，也稍显单薄。

远一点说，从五四到六四，中国的现代文明之路一直在激进思潮中重复摔跟斗。所以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们对革命的反思，对革命的激进理性迷误的批判，对哈耶克的经验保守主义思想的推崇，是一种痛定思痛后的选择。这种选择有其合理的限度，但不宜绝对化，否则很容易陷入另一个历史陷阱。比如说最近二十年，知识分子们的改良理论和渐进策略，数不胜数。但历史的车轮转到今天，和平转型的前景犹如始终等待不来的戈多，而激进新左派的所谓革命的阴魂却又慢慢潜伏在社会了，这说明在西方原本意义上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在中国的革命反思与改革实践过程中其实也都是悬空的，不明白这一点，我们还会反复在两个理论极端之间折腾。

所以说无论是理性主义的建构还是经验主义的改良，以及相互之间对对方激进或者保守的指责，意义都不大，我们肯定在这个思潮变迁中遗漏了更重要更关键的问题。

(二)

李慎之先生曾经有一“天问”:“这个体制究竟是刚性的，不可改变的?还是有弹性，可以渐进改变?倘若是前者，就只能看着一场革命来推翻，玉石俱焚，生灵涂炭，我们束手无策;倘若是后者，我们责无旁贷，还有苦心呼吁，争取渐进改革的余地。”这个问题给我最大的启示是，我们如何去评判我们所主张的理论的现实可能性，而不是被理论自我陶醉后一厢情愿地去等待。

舶来的理论与现实之间的不契合，令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苦恼了一代又一代。于是各种思想怪胎在赤裸裸的情绪宣泄之下纷纷出场。要么诅咒中国历史的奇特，进而诅咒中国人的奇特，于是全部火力集中于“国民性”的批判，仿佛正是这种“劣根性”阻碍了理论的落实，也阻碍了知识分子大展宏图的抱负。要么干脆把眼光放得更加“长远”，先让中国具备步入现代化的“条件”，先把中国宗教化、中世纪化再说。至于寄希望于集权、暴政，期待着新圣人一统天下者，更是比比皆是。在我看来，任何寄希望于西方既成模式的理论预设，都只能是幻想，同时也是读书人脑力虚弱、不思进取的表现。

今天中国的渐进改良举步维艰，网络社会中的激进“革命”声调却在酝酿，历史重演的可能性不低。但我觉得这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90年代以来的选择错了，对经验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推崇也错了，而是只能说，对于中国的大转型来说，此改良非彼改良，此保守非彼保守，所以此花结不出彼果，实属正常。中国的现代化转型，现在走上的是一条DMC(国有垄断资本集团)主导社会结构的变迁之路(详见《两个局外人对谈录之一:中国社会结构的特征与中国宪政之路》)。这条变迁之路，用任何现成的西方理论框架分析，恐怕都不是很有效。而且怕就怕在知识分子对此重复以往自作聪明的过激反应，他们又会陷入“此路不通，那就换条理论更深刻或者实践更激进的道路”的歧途上去。

所以研究和论述中国大转型，我们应该换个更好用和可用的“范式”。而对这个范式的提炼与最终成型，也绝对不是西方理论输入的新成果，而只能是源自我们自己的问题意识和观察判断能力。对此我的一些小思考如下:

在宏观角度来说，老师您的新权威主义理论是合适的，您强调的稳健的行开明专制的威权体制对于转型的重要性，是非常具有历史意识的判断，在此不再赘述。然而新权威主义的理论弱点，在于一个看似南辕北辙的困境，如何能够从这个威权体制的开明专制中开出现代政治文明来?所以我觉得必须在微观角度予以加强补充。

老师您也谈到了微观试错的重要性，微观试错的活力与宏观稳健的体制之间的良性互动，这些才是西方保守主义的真正精华所在，也是真正的制度创新基石。而这个微观试错法在转型实践中的有效运用与否，其实正好是衡量李慎之先生谈及的“体制是刚性还是弹性”以及当前争论的“改革是渐进还是停滞乃至倒退”的最合适的验证工具。如果说“摸着石头过河”是对中国渐进之路的形象描述，那么吸收民间过河的经验教训或智慧，才是判断这个体制是否有渐进改良的可能。只有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我们才不至于继续大而化之地谈改良或革命，经验或理性这样的话题。

如果我们以微观试错活力以及体制对这种试错行为的应对来看待今天中国的政治转型，就能得出明显的结论，我们的体制虽然有其特殊的优势，但明显是刚性因素居多，它应该把自己80年代初那些更符合转型之道的做法坚持下去，防止走向僵化，防止DMC主导的方式将一切都同质化，遏制社会的活力。应该对体制外的民间互动作出积极的良性回应。正因为如此，如果在停滞保守的机制下再谈保守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好处，很容易会给人以错位的感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渐进改良的路是错误的，它的影响可能要到再下一个历史阶段才能充分显现。

三、我对谢源卿信的回应

各位同学:

这是我与墨子刻先生讨论经验主义与建构理性主义的信，可以说是一篇关于政治哲学的随笔，随信还附上谢源卿针对这封信的读后感，谢源卿有很好的问题意识，对中国现实矛盾的把握也很到位。他提到抽象地肯定经验主义并简单地否认理性主义建构作用，意义并不大。他认为，如果现实中的经验主义试错与渐进改革得不到落实，问题越来越严重，人们就会追求建构理性主义的、实质上是浪漫主义的革命。我同意他的观点，事实上，历史上这种情况曾多次出现，用我的话来说，经验主义的试错固然好，但一个体制如果拒绝在试错过程中实现自我转化，大谈经验主义试错也是无济于事的对牛弹琴。激进的建构理性主义迟早会被新一代知识分子视为解决根本问题的不二法门。因此，关键还是在于体制本身到底是刚性的还是有弹性的。如果没有弹性，实际上就是在客观上催生、呼唤激进主义的乌托邦理性主义重建。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百年中国最核心的老问题，也是百年难题。

此外，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两难，与新权威主义与多元民主的两难又是同构的，新权威主义固然很好，但如果新权威主义者拒绝有弹性的改革，其结果，就等于在呼唤浪漫的多元民主。其实，20世纪初的康有为就主张渐进改革，他论证了革命会带来的种种乱象与困局，从理论上就是经验主义，他对革命后中国的悲剧预言无不一一言中。但康有为对此却无能为力，这本身就说明，清后期统治者拒绝改变，到了建构理性主义性质的排满革命思潮一旦崛起，康氏再呼唤回归经验主义也已经无能为力。

尽管如此，我仍然要强调经验主义的重要性，我的与墨子刻先生讨论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一信的核心，就在于指出，理性主义社会蓝图设计，表面上是根据科学理性，实质上很大程度上是不同时代革命者心态的主观价值与愿望的向外投射。主观的东西之所以被认为具有客观的普遍性，是通过类逻辑的论证来完成的，于是乌托邦心态的东西，摇身一变就成为普遍的“科学规律”。你追求的其实是主观的幻景，却自以为是客观的规律。这一分析我早在二十年前就发表了，可惜只有墨子刻先生注意到这一分析的价值，这里再强调一下，值得你们注意。

正因为伪理性主义的危险性，我认为不能对理性与经验之争各打五十大板，这里还是有一个倾向选择问题，我倾向于经验主义，不能因为经验主义之路受阻，就来认定经验主义错误，或认为伪理性主义的革命值得选择。

我把通信发给你们，也是希望你们勤于通过日记形式记录自己的思想。

萧功秦

【注释】

〔123〕关于类逻辑的概念，可参考本书中《从浪漫主义到政治激进主义》一文中的第四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