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的年代：台湾版《历史拒绝浪漫》赢得热评

一

当我的这本论文集即将在海外出版之际，我想借此机会，向读者介绍我的新权威主义与新保守主义思想发展的过程，希望这对于读者了解本书内容的社会与思想背景，会有一些帮助。

在中国，权威政治，几乎就是专制主义的同义词。在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文化潜意识中，它如同家长制一样，是导致中国落后、愚昧、贫弱的根本原因，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受传统专制统治的国家，人们对于专制权威与家长制有一种近乎本能的反感。而保守主义，在自五四以来，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就是一个贬义词。人们自然会认为，一个知识分子主张权威主义与保守主义，如果不是由于政治上极端落后于时代，就是政治品格与动机上有问题。

然而，在中国变革过程中，出现主张新权威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的政治思潮，其原因却与中国现代化的实际情况密切有关。新保守主义是作为政治激进主义与政治浪漫主义思潮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如果把政治激进主义称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第一思潮的话，那么，新保守主义则可以称为第二思潮，它主张在尊重现存秩序的连续性的基础上，充分运用现存体制内的制度组织资源与传统文化资源，作为推进变革的杠杆，通过渐进的方式，逐步实现中国社会经济的向市场经济演变与民主政治的转型。如果说，新保守主义是从文化意义上来肯定传统资源在变迁过程中的积极价值的话，那么，新权威主义可以说是新保守主义的政治形态，是新保守主义现代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保守主义思潮在中国出现并非偶然。更具体地说，中国历史文化的沉重包袱，是激进主义思潮得以滋生的天然温床。中国的实际情况是，无论是近代变革还是80年代的当代变革，均存在着这样一些共同的历史因素:长期的文化专制，传统体制严重的内部危机，中外文化的强烈反差而导致的心理不平衡，西方文化的示范效应引起的简单的仿效思维，等等。所有这些因素相结合，就使得在改革初期阶段，支配人们作出政治选择的主流观念与心态特征，不可避免地具有激进性与浪漫性。在人们看来，简单地搬用西方现成的民主制度模式，快刀斩乱麻地、毕其功于一役地破除既存秩序，把现存制度视为现代化的根本障碍来加以废弃，并迅速地引入西方行之有效的体制，以为如此就能够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几乎成为天经地义的信条，根据我的研究，这种激进的浪漫的政治选择与价值取向，在戊戌变法以来，就成为中国变革运动的思想主流。

正如20世纪初期以来的历史所表明的，这种激进主义与政治浪漫主义的直接历史后果，不是引起保守顽固派的反动，如同戊戌变法那样，就是因制度层面的“旧者已亡，新者未立”，而引发严重的政治失范或社会整合危机，如同辛亥革命后建立的议会制那样。更有甚者，在这种日益严重的变革型失范危机中，人们会进而产生一种绝望的“文化地狱心态”，即自认为生活在“文化地狱”中的人们，会对理性建构的乌托邦抱有极其强烈的浪漫渴望，人们会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下，以打倒一切现存传统与制度的方式，来重建新的理想秩序。建构理性主义的乌托邦在中国20世纪后期之所以如此流行，并主宰了好几代中国人的心态，形成激进主义不断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均与此有关。

正是在这种条件下，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就会出现一种以批判激进主义、以主张渐进与稳定为主旨的现实主义思潮，新保守主义也就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本书作者，正是在对近代以来的中国现代化历史的研究过程中，在批判地反思80年代中国的激进变革思潮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自己的思想的。本书收入的三十余篇文章，从不同角度论证了新保守主义的思想，并对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历史与当代变革中的激进主义，进行了批判反思。

作者认为，要理解当今中国的政治发展与变革过程中出现的思潮冲突，本书可以提供一个重要的视角和解释框架。有一位西方学者在与我谈话时说过，新保守主义与新权威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实际上已经具有了思想史意义，我想，如果从激进主义及其对立面的思想互动与激荡的宏观角度来看，这不能说没有道理，既然一个时代的思想，是对社会困境的反思的产物，在我看来，未来研究中国20世纪末的变革史的学者，将不可能绕过激进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的政治论争。

二

事实上，作者曾经生活在一个充满激进主义与浪漫主义狂热的时代，并深受这种思潮的影响。生活在当今中国大陆四五十岁的中国知识分子，大多是60年代中后期的学生，在“文化大革命”中渡过了激进的造反岁月，多少还有一种反叛正统僵化的官僚体制的朦胧的理想主义，这一代人在“破四旧”的大游行中，在广场上手挽手高呼“造反有理”的口号声中，感受到长期受压抑的青春激情得到宣泄的快感。正因为如此，对于浪漫主义所赋予人们的那种冲决罗网时高峰生命体验，是有一种切身的感受的。本人就有过在广场上的政治激情的高峰体验。也许，在人类历史上，很少有整整一代人，会像中国大陆六七十年代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那样，会如此广泛地，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受到政治浪漫主义魅力的吸引。“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具有多义性，至少对于这些受浪漫主义的诗情梦幻所支配的人们来说，这种悲剧，到了今天，使曾经经历过“文革”浪漫激进主义的体验的人们，反而获有了批判地反思激进主义思潮的经验资源。

《历史拒绝浪漫》涉及的是中国80年代以后的政治激进主义，这种思潮产生于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开始进入一个巨大的社会变动的新的历史时期，产生于改革者在追求民主这个伟大而崇高的目标的过程中。而这种激进主义的心态基础，则与政治浪漫主义所追求的“审美体验”有关，如果没有我在“文化大革命”中作为造反派工人的切身经历，没有这样一种被学者所说的“支援意识”，作为我研究问题的基础，我也许没有足够的权利去写出我想说的那一切。

一个曾经经历过造反浪漫主义洗礼的人，为什么会变成一个在追求现代化这一事业中的新权威主义者和新保守主义者?是什么原因使我从一个研究中国古代史的青年学者，转向当代政治思潮研究?回顾自己的学术经历，对于理解新保守主义在当代中国大陆的发展过程，也许能给读者更为具体的感受。

当我在工厂里通过十二年的自学，在1978年以同等学历者的资格，考上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研究生时，我此时的心愿，仅仅是成为一个专业的中国古代史学者。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研究室的丰富藏书与浓厚的学术气氛，实际上为实现我的期愿，提供了令人羡慕的条件。然而，我却不知不觉发现，随着改革开放在20世纪80年代的起步，近代中国的历史变动，远比古代历史对我更具吸引力。其原因也许现在很好理解:近代中国与80年代中国，恰恰是两个具有“历史同构性”的时代。近代中国旧秩序的保守僵化对人们心灵的禁锢，西方的挑战的巨大压力在人们心中产生的焦虑感，深受压抑的知识分子对自由的诗情向往，在强烈的中外文化反差和工业与民主文化的示范效应影响下，以直接仿效西方制度，来作为中国实现富强的政治选择的高度社会共识，以及大众中对一切权威的可以理解的警惧与厌恶心理，等等，所有这些因素的结合，可以说，是贯穿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自清末到民国的历史思潮的主旋律。而这一切，又以惊人的相似性，在80年代中国进入新的变革时代再次重演。

当我从研究中发现，近代这种导致激进主义的共同的心态特征，自从戊戌变法、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以来，就对于当时人们的政治选择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时，当我又从当代知识分子普遍心态中，发现与前人相似何其乃尔时，作为一个关注民族命运的中国知识分子，又怎么可能对由此引起的历史后果无动于衷?

三

现在回顾起来，我之所以萌生对新权威主义研究的兴趣，是在1987年以后。那时，我在研究辛亥革命以后的议会政治的过程中，发现这种制度之所以失败，与这种体制无法适应中国当时社会生态结构有关。促使我发生这一认识转变的，是严复在给他的学生熊纯如的一百多封信中的一句话，他居然对袁世凯解散民国国会的行动大加赞赏，他还认为，对于中国来说，现在最需要的不是华盛顿，而是克伦威尔与拿破仑。我还注意到，民国初年的议会政治由于党争而造成连续不断的内阁危机与政治无序化，并不能单由袁世凯一个人来负责任，国民党人也在党争中起到严重的消极作用……所有这些事实，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的正统历史学界均没有予以充分重视。此后，我又注意到拉美国家，尤其是墨西哥迪亚士的军事强人政治，与袁世凯在镇压二次革命以后建立的强人政治有惊人的类似之处，同样是在推翻旧的专制与殖民统治以后，建立起从西方仿效来的多党议会政治，同样是议会政治走向无序化的陷阱，同样是由具有现代化导向的军事强人，在镇压了民主派政敌后，重建秩序，并推行强人政治特色的现代化，发展实业，引进现代教育，吸引外国资本，并在相当一个时期内，独裁统治在客观上对经济发展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环境。而这种经济发展为本国中产阶级的发育提供了经济条件，此外，同样的腐败、专制、警察式的统治、对政敌的无情，等等。我还从东亚的现代化历史中注意到，权威主义的现代化模式在整合政治秩序方面，确实具有落后国家的“虚拟民主政体”所不曾有过的功效，从而发现了这种新型权威政治，在后发展国家特定阶段所具有的普遍性。于是，我就在研究中提出了近代以来后进国家政治发展过程中的“新权威主义”这个概念，我把新权威主义定义为“非西方后发展国家中作为对议会政治的反向运动而出现的、具有现代化导向的、以铁腕与军事实力为政治资源的威权政治”。

上述的观点，形成于1987年。一开始仅仅体现在我所开设的“中国早期现代化思潮研究”的讲课中，并没有发表文章著书立说，更没有用这种观点来解释中国当代的变革问题。一直到此时，我一直是一个关注社会变革的学院知识分子，一个偶然的机缘，使我从学院知识分子，不知不觉地走向了公共空间。那是1988年8月，由于一个朋友的推荐，我参加了北戴河举办的一次全国性的知识分子问题讨论会，就是在这次会上，我受朋友的鼓励，作了一次大会发言，内容是中国知识分子在20世纪初期有过三次历史选择，我把第一次称为康梁为代表的传统政体下的制度创新运动，第二次是以孙中山、宋教仁为代表的议会浪漫主义运动，第三次是议会政治失败之后的以严复为代表的新权威主义。这三次历史选择分别代表了不同时期中国现代化所面临的困境，我指出，由于中国没有足够强大的中产阶级，没有自发的现代化力量，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辛亥革命以后建立的议会政治，是一种“无根”的政治。它不是基于中国社会内部的要求，而是基于西方外来文化的示范作用，由于西式的政治体制无法对落后的社会结构进行有效的整合，从而引起越来越严重的政治危机与失范效应，最后不可避免地导致政治强人袁世凯夺取了政权。我还指出，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新权威主义，客观上具有通过权威政治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创造“看不见的手”即市场经济的前提，并最终为促成社会结构的根本变迁，为建立有根的民主政治的社会经济基础创造条件。我的结论是，虽然这种新权威主义存在着向传统权威主义蜕化的某种危险性，但比较起完全不切实际的政治浪漫主义的“虚拟民主政治”，不失为一种现实的选择。

从现在来看，这一正面肯定威权政治的积极功能的观点，在中国大陆，可以说是建国以后的第一次，此前从来还没有大陆学者如此鲜明地肯定了权威政治在落后国家现代化初级阶段的合理性，也似乎没有人对落后国家早期的“虚拟议会民主”提出过什么质疑。这一观点潜含着这样一层意涵: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物质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超前的议会民主政治，对于落后国家的知识分子来说，很可能是一种空洞的、超前的“精神消费”。事实上，在80年代后期的中国，当时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与辛亥革命后的议会民主派一样，沉浸在对民主政体的诗情梦幻中，完全没有意识到，后发展国家没经过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无根的民主，与经过经济充分发展后的有根的民主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基础上的区别。

我的观点在会上立刻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当天晚上，就有许多学员与学者与我进行切磋讨论，此后，在当年9月8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的会议报道的文章中，介绍了我的新权威主义具有现代化意义上的合理性的观点。当时谁也没有意识到，这是中国报刊上第一次正式出现“新权威主义”名词。

在这次北戴河讨论会上，我并没有运用新权威主义这个概念来分析中国当代改革开放中的民主自由与国家权威之间的关系问题。我只是作为历史学者，客观地分析具有新权威主义倾向的袁世凯的强人政治，在整合现代化所需要的稳定秩序方面的作用。然而，这次发言所表达的信息，不久后却被同时参加本会的来自北京一批敏感的青年学者感觉到了，此后不久，他们就使用了“新权威主义”这一概念来表述这样一层意思:民主政治只有在经济条件成熟时才有实现的可能性，中国改革的当前阶段，应该建立的是一种强有力的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新型权威政治，以应付现代化的挑战。这样，在1988年秋冬之交，“新权威主义”便成为一种思想冲击波，在北京与上海的知识分子圈子中引起了热烈的争议，并迅速在全国范围内传播开来。到了1989年1月，十分凑巧的是，北京的新权威主义者吴稼祥与张炳九在《世界经济导报》上，而我则在此后第二天的上海《文汇报》上，分别发表了有关新权威主义的文章或谈话录，于是南北新权威主义就正式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登台亮相。这两大报刊几乎在二十四小时以内，同时刊出主张新权威主义的文章，纯属巧合，但却在一时间里引起了京沪知识界里的猜测:其间是不是有什么政治背景?

更具体地说，新权威主义作为一个学术概念，虽然是我最早提出，但作为一个当代政治概念，则主要是吴稼祥、张炳九在北京使用，并首先在中国政治生活中产生影响，使之成为公共话语与社会焦点的，而以后则由我作为上海的代表人物来作出呼应的。说到这里，当时的情况还历历在目，两位复旦大学的学生找到我家的小阁楼里来了，他们希望我到复旦去作一次座谈，专门谈谈我的新权威主义理论，我自己也弄得摸不着头脑，从他们那里得知，北京知识界已经展开了新权威主义讨论，于是我就不得不被动地接受来自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挑战，并在回应这一挑战过程中，渐渐进入公共空间。特别有趣的一件事是，到了1989年年初，著名的英国学者、毛泽东思想的国际研究权威施拉姆到上海，特地请一位上海学者找到我，要与我讨论新权威主义问题，我应约去见他，他当着所有人的面，颇为不友好地讽刺说，“有人说，新权威主义的总司令在上海，我倒想看看这位总司令是什么样的人。”从一开始，我就无法与他进行讨论，我说的每一句话都被他挡回去。从施拉姆先生的身上，可以看出，一开始人们是多么不习惯与一个主张新专制主义而不是新民主主义的论者对话。然而，这仅仅是开始。

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的新权威主义思潮，可以具体地划分为南派与北派的。至于南北新权威主义的异同，我在收入本书的第二篇文章《新保守主义的崛起》一文中作了分析比较。与北派新权威主义相比，南派新权威主义属于更为彻底的新保守主义的范畴，即无论在政治还是在经济方面，均反对激进主义的变革观，我主张运用现存政治体制资源，作为推进变革的杠杆，在稳定秩序的基础上，实现渐进的社会结构变迁。我在《论当代浪漫主义改革观》一文中，系统地对80年代后期经济改革中的激进主义思潮进行了批判，提出中国改革必须做到“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循序渐进、缓进待机”的十六字方针，并提出，经济激进主义导致的失范，在激进思维的引导下，必将进而引发政治层面的日益严重的冲突与危机。而这一分析，实际上在1989年春夏之际的政治风波中确实是不幸而言中了。

1989年以后，北京新权威主义的代表人物脱离了政治研究，而我则始终没有放弃这一研究领域，本书中收入的大多数文章均是这些年来陆续完成，并在海内外产生影响的。“八九风波”在中国当代改革史上是一件划时代意义的事件，理解这一事件，对于理解中国改革中激进主义思潮具有重要意义。本人也在反思改革开放中的政治冲突过程中，不断深化自己的新权威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的理论，并在对这一历史事件研究的基础上，力求作出一种不同于激进派与保守派的新的解释。这种解释是否合理，也许只能由历史最终来证明，但是，我希望读者能感觉到，我是怀着一种知识真诚的态度来作出分析的。

四

在中国大陆当时特定的时代氛围中，一个提出新权威主义的人，从一开始就注定会受到人们的误解。想当年，各种有关我的谣传纷至沓来。有的把我当作政治品格上邪恶的人物来看待，有的则把我说成是以某某政治势力作为后台或背景的。有一位朋友听信谣传以后，甚至还写信给我，要我“退回某某提供的研究捐款”，否则就与我“断交”云云。可见有关我的谣传传播之广。20世纪90年代以后，海外又引发一场有关新权威主义问题的争论，针对我所提出的新保守主义，更有一位著名的海外活动人士著文，称“新保守主义”乃是“人性之首恶，莫过于对同类的残忍”。直到现在，不少海外刊物在提到我时，仍然把我视为某一政治势力的理论代表人物。多年以来，我已经相当习惯于被人们作种种揣度误解。值得庆幸的是，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化，随着激进主义思潮在知识分子中逐渐淡出，这种误解已经大为减少。

在我看来，受到误解，乃是提出一种一时不被人们理解的思想主张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我颇想通过一个具体事例，来表明自己的心迹。

我记得，那是1989年年初，在上海举行了一次有关新权威主义的讨论会，几乎与会的绝大多数学者，对新权威主义的观点均抱着强烈的批判态度，每个人限定只有十五钟的发言机会，这就使我这个孤军奋战者，在运用了十五分钟发言机会后，被“公正地”禁止对批判我的观点的人们进行反驳发言。在这次会上，我再也没有任何申辩的机会。从表面看来，这是一次激进民主派大获全胜的声讨新权威主义的批判会。会议结束时，深感压抑的我，只说了一句发自内心的伤心话:“如果大家都这样想，我也没有办法了。”

当我回到家里时，两位参加会议并在会上反对我的观点的朋友，也随后骑着自行车赶到我的家里。他们说，我在会议结束时所说的那句话中不自觉流露出来的真诚情感，颇使他们感动，虽然他们不同意我的观点，但作为朋友，愿意听听我的倾诉。我清楚地记得，我对他们十分动情地说了这样一段话:“在当下中国，整个社会如此浮躁，老百姓如此愚昧，知识分子又如此激进，这样下去中国会出大问题的。”当时，我含着眼泪，抚摸着刚放学回家的八岁女儿的头，对他们说:“如果由于我们这一代的激进过错，近代史上的激进主义造成的社会大乱再次在中国重演，他们这些孩子这一代人将会经受怎样的苦难?难道我们不应该为他们的未来想一想?”

其中一位朋友在听了这段话以后，当即对我说，他虽然并不同意新权威主义，但你不妨把自己的观点写出来，让别人从你的文章中理解你，那岂不是尽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

我一直把这位朋友的话记在心上，我确实在这些年来不断地通过历史研究与思考，来努力发掘保守与激进、自由与权威、民主与秩序的复杂关系，力求探索出对当代中国人可能会提供启示的思想，如果不是他的勉言，也许我还不可能把这本书呈献在读者面前。

最后，我愿引述我在本书一篇论文中写下的一段话，作为这篇序言的结语。

自古以来，中国文化就是产生各种浪漫主义的沃土。深受传统压抑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一个开放伊始的时代，也许比任何其他民族的知识分子更难拒绝浪漫主义诗情梦幻的诱惑。因为他们有太多的焦虑与愤懑，需要经由某种“登仙般的飞扬感”来释放，来表达他们对公平理想的渴求。他们必然要抓住某些抽象的理念，以亢奋的激情来体现自己的价值。但是，另一方面，一个贫穷、落后、充满历史带来的种种实在的或潜在的危机与创伤的古老民族与社会现实，又最无法承受浪漫主义的政治设计的悲剧性后果。正因为如此，一个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了对自己民族负责，更需要拒绝浪漫主义。当我们通过反思，对许多人来说，也许是苦涩的反思，抛弃了政治上的“唯美主义”，而回到现实中来以后，我们获得的绝不是一个“灰色的世界”。我们民族有着充满生机的发展前景，我们有着太多的事情要做，我们要承负起一种沉重的历史责任，这无疑是一种可以使百年来的先人欣慰，可以使百年后的后人羡慕的历史责任。我们可以在这种承负中感受到此生的价值与意义。一个对自己民族怀抱着真挚的爱心与理想的人，当他又同时具有了现实主义的精神时，他便是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

谨以此语来表达一个对中国现代化命运的思考者的心志。

1997年8月7日于上海寓所

【注释】

〔108〕萧功秦:《历史拒绝浪漫》，台北致良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