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转型时期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反思

本文要讨论的问题是，民族主义有没有可能作为中国现代化转型时期意识形态的新的思想资源。

民族主义的基本内涵与凝聚力

民族主义有广义与狭义两种基本含义。就广义而言，它是指主张对本民族及其利益效忠的理念和情感。民族主义主张所有的人都应该对本民族怀有最大的忠诚。就狭义而言，它是指一种特殊的政治理论和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认为，具有共同的文化、语言、宗教、风俗和历史的民族，应该并有权组成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或政治共同体。在一个政治共同体内存在着异质的民族的情况下，民族主义者要求民族自治和自决时就会产生分离主义运动。本文所使用的民族主义采取的是前一种也即广义的概念。

在人类历史上，民族主义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强烈的、也最富于情感力量的意识形态。尽管各种意识形态的中心象征符号都会在其信奉者中引起不同程度的积极的反应，然而，唯有民族主义，可以如同一个家庭对于其成员所具有的天然的亲和力一样，对人们产生一种最直接、最自愿、诉诸人的亲缘本能的感召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只要人类还存在着各个不同的民族，相对于其他意识形态的时效性而言，民族主义可以说是一种时效性最为长远的意识形态。

从国家政治层面上来看，民族主义的情感与理念是一种可以维系和巩固政治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共识的极为珍贵的、“天然”的政治资源。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面临外部压力和危机时，只要这个国家的政治领袖诉诸本国和本民族的光荣历史、文化、勇气和智慧，他就能通过激发民众的民族情感，从而取得国民对该政权的权威合法性的认同;而民众也会在对国家与民族而献身的义务感中，激发出巨大的精神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丘吉尔对英国公众富于激情的演说，以及由此激发的国民的牺牲精神便是众所周知的成功先例。

民族主义对于一个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也同样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立的新兴国家都无不是以民族主义作为政治凝聚力的基础。

主流文化与民族主义

这里，我们特别要强调指出的是，绝大多数国家的民族主义都是把本民族的基本价值与主流文化形态作为自己的基础。这里的主流文化形态，指的是在一个民族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价值体系。例如儒家文化就是中国的传统的主流文化形态。在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日本便是一个运用主流文化的成功的例子。推进日本近代化的政治精英们，正是运用本国传统的主流文化的价值符号在国民心目中的合法性，来缔造现代化的社会转型。自20世纪初期以来，土耳其的“现代化之父”基马尔，号召复兴传统的土耳其价值，并以此来聚合社会人心，从而成功地获得了各阶层广泛的支持。

由于主流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政治精英、知识精英与民众文化认同的基础，当一个民族的主流文化价值成为这个国家的中心象征的组成部分时，它就对于这个民族的凝聚力和民族共识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也同样有助于形成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政治凝聚力。

为什么一个民族的主流文化体系对于这个民族的凝聚力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主流文化体系乃是一个民族在长期适应自然与社会环境挑战过程中形成的集体经验(collective exeperience)。正因为如此，它在民族心理积淀中源远流长，严复称之为“国性”。他认为，“大凡一国存立，必以国性为基，国性国各不同，而皆成于特别之教化，往往经数千年渐摩浸渍，而后大著。但使国性长存，则虽被他种之制服，其国其天下尚非真亡。”他认为“正是这种‘国性’，使一个民族能自拔于艰难困苦之中，蔚为强国”。他还认为，“国性”存在于一个国家民族的“声名文物”中，构成了一国的“灵魂”，一个失去国性的民族，就如同“夺舍躯壳，形体依然，而灵魂大异”。

这种“国性”通过什么方式得以体现出来?严复认为，“中国之特别国性，所赖以结合二十二行省，五大民族于以成今日庄严之民国，以特立于五洲之中”，乃是由于它来源于“数千年之渐摩浸渍”的“孔子之教化”，换言之，“国性”体现于中国的主流文化之中。正因为如此，他认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者，以经为之本源。”他还提出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那就是，在一个革故鼎新的时代，民必求之于“经”而于“经”有所合，才能安人心并能号召天下。如果我们把严复这里所指称的“经”理解为中国传统进行过程中形成的儒家的典章文物，而这种典章文物又是中华民族在适应自身面对的自然与社会环境挑战中形成的集体经验，我们就能够理解，顺应这种儒家主流文化的价值符号，以及对这种民族集体经验的认同，何以会对中华民族的社会人心具有凝聚和感召作用。

近代以来中国“反主流文化”的民族主义

如果说，上述后发展国家与民族运用本民族的主流文化价值作为民族主义的凝聚力的基础，那么，我们可以发现，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过程中的民族主义，却是一种与此相反的现象。我们可以把中国20世纪的民族主义称之为“反主流文化”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在其中心象征领域中，儒家文化这一传统的主流文化被视为民族进步的消极障碍而予以彻底排斥。人们可以从五四初期吴虞提出“打倒孔家店”以后的新文化运动中看到这种民族主义的发端。

五四以来，中国的政治精英与文化精英是以人类历史上相当特殊的方式，即以激进的反传统主义的方式来推进本国的现代化的。反叛自身的主流文化传统，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实现民族富强的基本手段。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主流文化”的民族主义?这一点与一些学者所指出的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展国家的传统文化在与西方文明冲突与交汇过程中“两面刃”的特点有关。

这种“两面刃”的特点是，一方面，儒家主流文化是传统中国社会秩序赖以整合与协调的基础，是适应于传统中国社会的价值体系，中华民族要实现整体的凝聚，就必须藉助于这种主流文化;另一方面，它对于异质的西方文化，对于近代以来的社会变迁的历史潮流，又显示出一种巨大的拒斥力量。由此而产生的后果是，中国由于现代化的受挫和民族生存条件的日益恶化而陷入深重的民族危机。中国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充满了强烈的文化挫折感与反主流文化的心态。

这正是造成中国自近代以来以激进的反传统主义为基本特征的民族主义的原因。正因为如此，五四以来的爱国知识分子自然把批判这种传统文化与制度的消极面作为救亡图存的起点。历史地看，这种文化现象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然而，这种反主流文化的民族主义的片面性在于，它在为实现民族进步和变革的同时，却抛弃了中国传统主流文化作为民族凝聚力的极其重要的资源。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建国以后形成的中国本土意识形态中，不但继承了五四以来激进的反传统主义的理念成分，儒家文化被作为“封建主义上层建筑”加以清算，而且，由于受苏联50年代教条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民族主义本身也被视为一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加以否定。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政治观点认为，民族主义是新兴的资产阶级用以反对封建贵族的“神权”统治的工具;民族国家的兴起是早期资本主义经济条件的历史产物，随着资本主义的国际化和垄断化，民族主义也将寿终正寝;而现时代的民族斗争是阶级斗争的“外在表现形式”，既然“工人阶级无祖国”，那么，无产阶级理应以“全球”的胸襟和视野来扫荡过于“狭隘”的民族主义藩篱，这种过于抽象和理想化的“全球论”成为50年代以来中国本土意识形态的凝聚力的基础。

固然，50年代以来主流的政治理论确实也以爱国主义作为社会凝聚力的另一基础，但是，这种爱国主义并不包含对儒家主流价值与符号的肯定。这种特殊的爱国主义主要诉诸传统的边缘性文化因素作为自己的思想材料。例如，传统的下层劳动民众的智慧、反抗外族侵略者的勇敢精神、四大发明和其他一些古代科学技术成就等。可以说，这种爱国主义也包容着某种朴素的民族主义因素。但是，由于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主流文化已经被作为“封建主义文化的渣滓”加以排斥，上述非主流的文化因素根本上并不能起到作为民族中心象征的作用，它们作为政治共同体内的社会成员凝聚力的力度是相当有限的。它们只能构成严复所称的“国性”的一些次生性的边缘性的因素。

当然，应该指出的是，在封闭自守的条件下，这种政治意识把传统的主流文化象征排斥于中心象征之外，但它并不缺乏对民众的凝聚力。平均主义的“秘思”，对彼岸大同世界的向往，阶级斗争的理念，在旧体制的条件下仍然可以起到凝结社会成员的作用。

以主流文化为基础的民族主义:转型时期意识形态的新的思想资源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已经进入大规模的体制转型时期，正如世界各国现代化历史所表明的那样，政治中心必须具有相当充沛的权威合法性资源，才能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稳定政治秩序，凝聚社会人心。

作为一个积极推进现代化变革事业的政权，政治中心的权威合法性资源可以由多种因素组合而成。首先，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作为中心象征符号的基本组成部分，对保持政治秩序的历史连续性，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它仍然是维系权威合法性的基础之一。其次，改革与经济发展所取得的社会实效(performance)将会不断地使政权的合法性产生增值，它无疑是权威合法性的一个新的重要来源。但是，实效合法性的基础是“发展挂帅主义”(developmentalism)，它对发展的方向、目标，对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以什么方式实现整合，对集体与个人之间、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权力义务，对稀缺资源的分配，对精神生活与理想的追求，均无法提供足够的制约与规定。于是，中国现代化面临的问题是，一方面，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世俗化的历史潮流，使原有的、与旧体制相对应的意识形态中的平均主义的理念与阶级斗争理论，已经不再具有对社会政治生活的感召力与整合作用;另一方面，上述以边缘性的文化因素为基础的具有反对传统的主流文化性质的爱国主义，由于缺乏“国性”那种深厚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这种爱国主义的传统模式也显然缺乏足够的民族凝聚力。推进现代化事业的政治中心，面临着如何避免意识形态资源因缺乏必要的补充而“空洞化”和贫乏化的困扰，正因为如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寻求新的权威合法性资源，以实现对转型中的社会人心的凝聚与整合，是当今中国现代化面临的重大问题。

中国当代的现代化是否可以启用以儒家主流文化为基础的民族主义作为社会凝聚与整合的新的资源?答案可以说是肯定的。

这首先是因为，从社会条件而言，在20世纪90年代，儒学已不具有“抗现代性”的特质。儒学在近代之所以成为排拒西方近代文明的基本支点，并起到抵制中国现代化变革的消极作用，乃是由于儒学与传统封建专制政治相结合，从而形成官学化的意识形态。而这种结合之所以可能，乃是与中国传统社会中特殊的社会精英阶级即缙绅阶级的存在有关，而这种缙绅阶级是以地主经济、科举制度与官僚国家的三位一体的制度结构为其存在条件的，当代中国已经不具备这种使儒学保守化的社会文化前提。

其次，从儒学本身的内在结构而言，它所内涵的“为仁由己”、“求仁得仁”、“自强不息”的道德自主性、“为万世开太平”的社会使命感、以内在的良知为基础的忧患意识，在人们可以作为权利义务主体而享有多元选择机会的时代，反而有可能成为真正的依托点，并成为民族成员安身立命和彼此凝合为一体的基础。自20世纪前叶以来，包括新儒学运动在内的儒学复兴运动的兴起，为发掘儒学中的内在意识，并使之与现时代相结合提供了一系列模式和资源。

这里还必须涉及另外一个重要问题。从各民族历史上来看，民族主义之所以有可能成为凝结和整合社会的巨大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面临某一个外部敌人的威胁。这种威胁使属于同一文化、宗教、风俗与历史的人群，意识到彼此间利益的共同性。正是这种利益的共同性成为民族主义凝聚力的基础。中国在当今时代并不存在某一具体的、对中国人的生存条件构成直接威胁的外部敌人，民族主义是否可能在这种条件下被“激活”?这里可以特别指出的一点是，中国近百年的历史遭遇、深重的屈辱与挫折，使中国人有一种积淀于心理深层的情结，一种被人们称为“强国梦”的情结，希求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舒解百年来的民族压抑，并对祖辈与后世有一个交代。这种隐含于近百年来中国人中的深层的心态，是民族主义得以激活的基础之一。事实上，从中国为举办亚运会和申办奥运会而进行的全民努力中，已经可以明显地看出这种运用民族主义的“强国梦”情结的意识动向。

一个中华民族凝聚的新时代正在到来

无论从决策层中出现的对主流文化的象征符号的重视来看，还是从民间社会中自发出现的对传统道德文化资源的回归和认同来看，人们都可以发现，从主流文化价值中，从以主流文化为基础的民族主义理念中，寻求新的社会整合与政治整合资源的时代正在到来。

人们不但可以看到这个历史过程已经展示出来的一些具体迹象，而且还将会看到它可能出现的方式。例如，人们可以预见，爱国主义的内涵将比过去更为扩展，爱国主义的象征符号将从边缘性文化领域扩展到传统主流文化领域，传统中国的官学化的儒家意识形态成分虽然将继续受到理性的批评，但儒家“为仁由己”的心性观中的某些内核，将受到渴求在“过度世俗化潮流”中安身立命的知识精英的认同，教科书中将会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儒家先哲的充满民族智慧的格言。

人们用不着为这种向儒家价值回归的历史潮流杞人忧天，在中国人从市场经济与社会多元化过程中品尝到种种好处时，中国绝不会重新回到以儒家官学化的“三纲五常”、“君尊臣卑”的意识形态来整合社会秩序的保守封闭时代去。相反，中国人生活的精神世界将由于传统主流文化资源的新的补充而会展示得更为丰富、充实而富于温情。事实上，从历史发展的大势而言，中国已经进入了后五四时代。

原载《战略管理》199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