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浪漫主义改革观的批判与反思

一

在当代中国改革思潮中，制度决定论是一种有典型意义的思路。它的核心观念是，中国经济和社会的种种弊病是体制不合理造成的，西方工业国家和东亚新兴工业地区的经济高速发展，显示出市场经济制度的活力与合理性。经济发展的先进与落后的关键既然是体制问题，那么，就应该运用政府的权威和行政力量，把国外行之有效的市场型经济制度和办法，引入中国的经济生活，以取代僵化的50年代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体系。一旦这些被人们认为在市场经济秩序中不可缺少的彼此配合的制度在中国建立起来，新的市场经济秩序必将因此而自然形成，它将引导中国走向经济起飞。

在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改革中，引入外部制度有其必要性和必然性。因为，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三十年来已显露出种种严重的结构性弊端，而这些弊端不可能依靠传统计划体制内的办法予以根本消除和解决。而且从组织结构来看，垂直隶属、条块分割的计划经济系统，是通过自上而下地抑制社会微观细胞活力的方式，以牺牲社会个体多元化发展潜力为代价，才得以实现宏观社会的僵滞稳定性的;单纯靠具有“抗演进性”的传统经济体制本身，是很难实现现代化的结构变迁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的现代化变革是以制度的植入和变迁为基础的。但“制度决定论”的特点则是，认为可以通过直接搬用现成的市场型经济制度来形成市场型的经济机制和秩序。这种思路有着严重的片面性。

“制度决定论”的片面性在于它忽视了这样的事实:西方发达国家行之有效的各项经济制度，是在西方异质文明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自然发展形成的。它们在西方经济生活中之所以能充分发挥种种效益，乃是有着一系列复杂的内隐或外显的条件的支持和配合。更具体地说，在西方社会，制度A导致效益B，这一因果关系是在X、Y、Z等一系列复杂因素的参与和作用下才得以实现的。这些因素和条件的存在，从历史上看，也并非某些个人的理性设计和安排，而是在西方社会内部自然演化而来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当我们中国人在西方先进工业文明示范效应的刺激下，对本国经济制度的弊端进行诊断和寻求解决办法时，我们的兴趣关注点，我们特有的焦虑感和特有的疑难情境(problematic situation)，都引导我们在审视无限复杂的西方经济运行过程时，仅仅关注制度A与效益B的因果关系，而不自觉地把这种A→B因果关系与它的支持条件割裂开来了。这种简单化抽象和省略的结果，使我们以为，只要引进了制度A，效益B也就会在中国经济中自然出现。这种思路反过来又导致了在制度改革问题上产生一种虚幻的乐观情绪，即把异邦制度看作一些已被他人发明创造出来的、放之四海而皆可用的现成产品。中国人只需把它们搬过来加以运用，就可以获得它在异邦同样的效益。这种态度和思想方法可以说是19世纪末以来中国改革家们的共同特点。我们可以从康有为、陈天华、孙中山身上看到这种虚幻、简单的改革乐观论的惊人的历史连续性。

例如，康有为在百日维新时就曾向光绪皇帝奏称，中国只要下定决心仿效西方政治经济和教育制度，“三年则宏规成，五年则条理备，八年则成效举，十年则霸业定矣”^〔8〕。陈天华则把西方制度比喻为罗列于中国人案几前的珍馐，只需拿过来烹调即可立即享用。他认为“创始者难为功，因袭者易为力”^〔9〕。同样，孙中山把西方政治制度也比喻为一架先进的机器，“各国发明机器者，皆积数十百年，始能成一物。仿而造之者，岁月之功已足”。因此，他认为，中国在推翻满清以后应立刻仿效西方发达国家的议会民主制度。他把中国的政治改革比作修建铁路，在他看来，与其采用最初发明的原始的“粗恶”的火车头，不如直接采用“最新改良”的火车头^〔10〕。

实际上，这种简单化的乐观主义观念，在当代改革者们身上，也有着同样的表现。在某些理论家看来，似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经过若干屈指可数的难关，克服几次短暂的“阵痛”，一旦市场经济制度移植过来，市场机制调节下的经济长足捷进和现代化美景，也就呈现在我们面前。几代改革者上述思想倾向的共同原因是，无论先辈改革家还是当代改革者，相对于外部世界而言，都是长期生活在大一统的封闭的意识形态的文化氛围之中。一旦他们承受西方的挑战而痛切感到应该通过学习西方来实现现代化时，他们均对当时西方社会的历史现状和经济运作过程缺乏亲切直接的体验和感受。他们只能根据少数间接的知识和“救弊理性”的问题导向，简单而抽象地、雾中看花地理解和认识西方。此外中国变革家们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又与强烈的文化失落感、民族危机意识、焦灼的求变心态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这种种潜意识层的矛盾情结往往只有通过对于不远将来的过分乐观的预言、信念和憧憬，才能在心理上保持平衡。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当代中国改革思潮中的制度决定论和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改革家们的制度决定论一样，都属于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政治和经济浪漫主义思潮的表现。浪漫主义(Romanticism)的原义，是指主体把自己的热情、理想、愿望不自觉地投射到客体对象上，而不甚注意客体对象本身的属性。通过这种情感投射和“移情作用”来发抒和宣泄主体长期压抑的深层欲望并获得一种审美意义上的升华。自近代以来，中国变革思潮中的制度决定论，正具有这样的典型特征。中国改革者对西方工业社会运行体制的浓厚兴趣和引入这一制度的期盼，并不是由于中国社会内部自生的工业文化新质的增长，要求建立一种与这种发展状况相适应的经济体制，而是由于中国人在西方工业文明示范效应的刺激下，把长期积聚下来的对传统体制弊端的反逆情感和摆脱这种弊端的希望，投射到异质的制度体系上。换言之，中国人要求引入异邦先进制度以改造旧制度的求变心态的强度，不是与社会内部自发的现代化新质的成熟程度成正比，而是与中国人对传统体制弊病的厌恶不满程度成正比，与他们主观上因外部现代文明的示范效应而感受到的文化失落感、危机感和焦灼感的强度成正比。正因为如此，他们对一种异邦的先进制度往往附丽上相当强烈的主观色彩。

可以这样说，西方先进工业文明社会的经济制度有两个:一个是真实存在的，在长期历史演化过程中发展过来并对该社会经济运行起整合作用的经济制度;这些制度彼此联结为一个有机整体不可分割，每一个别制度产生的社会效益是以其他制度和支持条件的存在为根本前提的。另一个则是中国改革者的“救弊理性”所发现的西方制度，它从制度群及相关条件的有机整体中被单独抽象出来，并经由这种主体意识的“过滤”，而变成了中国人心目中的简单的公式和口号。由于它运行的各种内隐的支持条件已被省略了，它就变成普天之下皆可适用的工具。人们就会乐观地认为移植这种制度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而且，由于我们前面分析的那种“投射作用”，我们还会不自觉地根据我们的观点、我们的疑难情境中产生的问题、我们对解决自己社会弊病的关切和兴趣来解释这些制度，并不自觉地把自己主观想象的意义附丽到那些制度上去。一般说来，由于历史、文化和现实条件的限制，当处于长期与西方隔绝的封闭环境中的人们受到西方先进工业文明的冲击而被震醒时，他们在早期现代化阶段的心理态度很少有不受这种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和支配的。

二

在西方市场经济制度与社会经济效益因果关系背后的必要的条件中，起关键作用而又往往容易被人忽视的一个因素，就是西方社会中存在着一个自中世纪以来就不曾间断地发展过来的独立的实业家阶级或中产阶级。他们是市场经济制度的社会载体。一种经济制度犹如一套弈棋规则，如果没有弈棋者，棋规本身不可能运行。更具体地说，只有市场制度与这一制度的操作者——独立的实业家阶级两相结合，才可能构成真正意义上的行之有效的市场经济秩序。

而当代中国的实际国情又恰恰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本该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秩序，然而，我们却选择了“统购统销、统分统配、统进统出”的指令计划经济作为自己的发展模式。这一模式的建立，虽然在某些方面也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成果，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这一经济发展模式的实现，是以人为地破除中国原有的市场经济秩序为代价的。其结果是，自19世纪末期以来中国社会母胎内历经千辛万苦和劫难而渐渐发展、成长起来的独立的实业家阶级——这个把外部工业文明转化为内部文明的社会承担者阶级便在社会经济舞台上消失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现代化的自然的发展过程，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期，出现了一次历史性的断层。这一断层给当代中国改革造成的困难是:当我们试图采用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把西方社会中只有中产阶级作为载体存在才产生作用的市场经济制度，重新引入中国时，由于中国社会内部缺乏独立的实业家阶级与这些制度里应外合，因而这些制度就无法在真正意义上建立、成活并发挥整合经济秩序的效益。我们在本文中所指的独立的实业家阶级，指的是那些只有在市场法则的铁律驱使下追求其切身利益的独立经营者，他们谋求利益和机会的权利与承担损害和风险的义务集于一身;而自主经营、公平交易、自由竞争这些特点，已经内化为与他们切身利益休戚相关的行为规范。他们从胚胎、发育到成熟，在西方经历了数百年时间。在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也历经了好几代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当代的个体户还是实行企业承包的国营厂长，他们的社会角色、行为规范、经营方式和价值观，都与独立的实业家阶级不属于同一社会范畴^〔11〕。

而且，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在制度决定论的思路引导下大规模地引入市场制度，一方面，该制度因缺乏支持条件而无法产生积极效益;另一方面，原来起整合经济秩序作用的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受到取缔。这样造成的结果是，社会成员和企业的经济行为既不受旧制度和规范的约束，也不受市场制度和规范的约束。这种“旧者已亡，新者未立”现象，造成了人的社会行为、信仰和价值的无序化状态，也即社会学上的失范状态(Anomie)。这种因缺乏社会上人们通常可接受的制度化手段和规范而导致的行为思想的失范状态，不能理解为新旧制度和规范的更迭过程中的“青黄不接”，因为“青黄不接”这一用语暗含着“青”必将为“黄”所更替的趋前性，而失范则有可能导致严重的社会秩序无政府状态、道德危机和社会危机。

当然，退而言之，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以人为的行政手段引入一种异质的市场经济制度，在某些方面也可能产生一些搞活经济的积极效果，市场机制也可能因此而得到初步的诱发。但是，在制度决定论的思路下，把西方商品市场制度大面积大幅度、快速全面地嫁接到传统的条块分割的产品经济的结构中来，由于异性相斥的结果，市场型经济秩序建立和发展的速度，将远远跟不上经济秩序失范增长的速度，因此，从宏观上看，最终势必呈现出生产和流通领域的全面滑坡现象。根据以上我们所分析的理由，在中国当代改革过程中，异质的市场型制度引入的幅度越大，速度越快，涉及领域越广，该制度与中国内部条件相匹配和相整合的可能性就越小，制度被扭曲的程度也就越大，社会全面失范的程度也就越严重。

当改革面临以上复杂的局面时，制度决定论的思维方式一旦成为一种定势，反而会增加它的误导的危险。因为它可以在自身理论框架内自圆其说地解释上述种种经济失范现象，把这些消极的带有潜在危机趋向性的现象理解为新旧体制正常转换过程中出现的摩擦，认为这些现象的产生根源是旧的计划体制顽强地干扰了新制度的正常发挥效益。人们在这一判断支配下，又顺理成章地认为更大幅度地、更全面地、更快速地引进异质的市场经济制度，使这些被引进的制度彼此尽快地配套，才能解决上述新旧体制摩擦的矛盾。因此，因制度引进产生的经济失范这一信息，传递到制度决定论的思维框架里，反而会强化更激进的更大幅度的制度引进倾向。这些异质制度大规模引进以后，这些制度所要求的支持条件却无法通过从外部引进的方式来实现。结果，又会引起的更大的经济秩序的混乱。如此恶性循环，激进的改革理论家们反而会认为“越乱越证明接近胜利”，“改革付出的代价越多，改革也就越接近成功”。其结果是政府对经济混乱的控制能力越来越弱，社会越来越动荡不安，还没有等到制度决定论者认为必要的全部配套制度被完全引入中国，国民经济可能已接近崩溃的局面了。

我们应充分地认识到经济浪漫主义的制度决定论思潮对于改革健康发展所带来的消极影响。这种消极影响不仅表现为使经济改革陷入一种持续的困顿和危机状态而难以自拔，而且，由于中国特殊的社会经济、文化和历史条件，它还可以进而诱发出社会内部原先已潜伏的不稳定因素。这些因素彼此结合可能引起社会严重的并发症和连锁反应，从而进一步引起政府权威流失，使政府对危机的控制能力削弱。而人口爆炸、隐性失业的显性化、生态平衡的破坏，粮食短缺、自然灾害的危险、社会道德规范的危机……如果所有这些不利因素在一个较短时期内同时出现，无序化的力量一旦超过社会对这些不稳定因素消解和承受的能力，其后果是难以设想的。为了防微杜渐，我们应谨防由于政策失误而引发的90年代中期可能出现的社会危机。经济浪漫主义诱发的社会并发症和社会危机，不但有可能葬送70年代末期开始的改革的已有成果，而且可能引起保守势力以新的形式回潮。激进的浪漫主义往往起到了呼唤传统主义和保守主义的作用，这一点在历史上是不乏例证的。

三

当代中国改革思潮中的制度决定论，除了本文前面已分析过的认识心理因素和历史心理因素以外，它的存在至少还受到四种当代社会思潮或思想倾向的影响。

首先，它受到三十年来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中占重要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论”思维模式(the way of thinking)的深层的即不自觉层面的影响。这种生产关系决定论的基本内涵是，一种被认为是先进的合理的生产关系和制度，一旦被人的理性所认识和发现，并人为地在社会上建立起来，它就会促成一个经济文化滞后国家的生产力高速发展。这一命题背后的深层逻辑是，一种经济制度的合理与否，并不根据它与一个国家的社会内部条件是否整合来判断，“良好”的制度具有适合于一切文化和国情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可行性。这种脱离社会内部支持条件地对制度的价值判断方式，长期以来形成一种支配性的思维惯性力量。当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一旦人们把市场经济制度判识为可以带来良好效益的合理制度时，就很容易不自觉地从“生产关系决定论”不自觉地转换为“市场制度决定论”。在前后两种情况下，国情与被选择的制度是否契合，该制度产生效益需要什么样的支持条件，该制度的引入是否受到一个国家内部社会条件和因素的制约，始终是不受到考虑的问题。

当代中国改革中的制度决定论的第二个思想来源，是西方发达工业国家中占重要地位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不少关心中国改革的西方经济学家，从良好的愿望出发，主张中国应大幅度地开放价格和引入市场制度，认为这样做自然会在价值规律的调节下，形成合理的市场经济秩序，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就是这一类学者中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把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的道理看作是普遍适用的规律，似乎西方制度和经济措施在中国这样一个指令计划经济秩序的历史背景上，可以和西方早已形成充分竞争条件的社会一样，发挥神奇的效应。

这种西方学者中的市场制度决定论，与中国改革中的制度决定论，对西方市场制度的作用的看法是一致的，但两者的起源则有根本不同。中国的制度决定论，是对西方经济运行过程的一种不知其所以然的、断章取义的忽略和简单抽象。而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在中国改革问题上的制度决定论，则是由于他们不自觉地对西方制度与效益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前提条件和支持条件的无意识的省略。他们之所以会忽视西方经济制度背后的支持条件，是因为这些条件在西方现代经济生活中始终就在起作用，并已构成这种经济生活的内隐的背景。久而久之，以至于人们在分析问题时可以完全不必考虑到它们的存在，正如我们走路时不必考虑空气的存在一样。

由于市场竞争经济自发成长过程在当代中国经济生活中的历史断层性，在当代改革中，大谈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指导意义，实际上是纸上谈兵。正是由于这种断层性，我们不但不应简单地漫不经心地照搬西方的经验，也不应盲目照搬台湾、香港、新加坡、韩国的经济发展经验。东亚“四小龙”与我们在种族、传统、地域和习俗上相同或相近，但是，它们没有出现过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那种市场经济发展过程的历史断层。它们在引入西方经济制度、政策和发展战略上取得成功，是因为社会内部始终存在着独立的实业家阶级这一制度载体。由于我们与“四小龙”在经济秩序的前提条件上有质的区别，后者在推行外向型的国际大循环战略上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功，不应成为我们照搬其经验的理由，否则必然会“东施效颦”。如果我们不是客观求实地认识到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历史断层性，无论是以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还是“四小龙”的发展经验来作为制定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战略的依据，都会像当年学习苏联经验那样，重蹈洋教条的覆辙;中国的经济将会在“土跃进”和“洋跃进”的乌托邦激情下反复折腾。

第三，东欧经济改革中的某些经济理论，对当代中国的制度决定论的形成发展同样也有着很大的强化作用。东欧各国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同样是百病丛生，他们市场竞争机制在二次大战以后的历史发展中也人为地造成断裂。西方市场经济的示范效应，也同样影响了他们的经济观念。正因为上述这些因素与中国相同，因此，东欧国家起步更早的经济改革中出现与中国类似的制度决定论的倾向便是很自然的。必须指出的是，匈牙利某些权威经济学者中的制度决定论倾向相当强固，他们往往只见制度不见人，力求仿效西方经济运作方式而又不了解西方社会的经济条件与制度的内在有机关联。例如几年前一位来华的权威人士就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真正有希望取得成功的经济体制改革，应该是让一揽子的配套的市场制度在同一天同时发挥作用并取代指令计划经济制度。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克服双轨制的摩擦并顺利地实现市场调节。似乎没有制度载体，制度本身可以自动操作。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经济思路始终对匈牙利经济社会改革的决策者们有支配影响。例如，他们曾经准备在1988年1月1日这个官方规定的日子进行一场制度革命，国民经济将在同一天里整个地实行赢利原则。西方经济学界人士曾把这种经济浪漫主义措施称为“好像要使一个在头20年里没有学过知识的人在两个月内参加中学毕业考试”，“匈牙利的试验就像是骑马跨越匈牙利的巴拉顿湖”。这一场试验的结果如何是不言而喻的。而恰恰正是这一匈牙利的经济学派对中国改革经济学中的主流派人士有很大的影响。后者总是引证匈牙利人的论点来证明“改革的问题必须经由改革来解决”。这句形式上完全合乎逻辑的命题背后隐藏的，实质上恰恰是“以激进的办法来解决因激进措施引起的社会经济问题”。用这种“火上浇油可以灭火”的推论来指导中国的经济改革的实践，无疑会对中国的改革事业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

第四，制度决定论的乐观自信，在很大程度上还与人们对农村承包制取得的成功的误解有关。我国以家庭承包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然而，它却很容易给某些改革理论家造成一种错觉，即既然一种制度通过政府的行政杠杆被植入农村经济后，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那么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运用同样的办法也肯定会行之有效，虽然他们也认为城市改革的问题要复杂一些，难度要大一些。这种类比推理忽视了城市与农村体制改革两者在社会载体条件上缺乏可比性基础。具体地说，中国农村社会内部原先早已存在着可以与承包制相整合的社会载体——以家庭为单位的独立经营的个体农民。而承包制又恰恰是一种建立在个体农民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制度，这样一种历史上自然存在的制度与它的载体里应外合，自然是水乳交融。这一事实恰恰证明前文已论述过的道理，即一种制度A与效益B的因果关系，必须经由X、Y、Z内隐支持条件的配合。

而城市体制改革中，社会内部却没有与市场经济制度相整合的独立实业家阶级这一制度载体。因此，以农村成功的经验来证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同样可以经由外部制度的植入方式来实现是没有根据的。

制度决定论的根本错误是什么?为什么在改革过程中，人们在西方示范效应的刺激下，很容易陷入这种思想的逻辑?在本文第一节里，我们已经就制度、效益与支持条件三者的有机关系论证过这种观点的错误原因;这里，我们还可以换一个角度，从制度与它们反映的现实基础的关系来加以考察。

如果我们从另一角度对西方经历史演化而来的现实的经济运行状态加以抽象，可以发现这种现存的经济生活秩序是由两个部分结合而成的。一部分是现实的经济人之间在生产交换过程中形成的关系;另一部分是对这种现实的生产交换关系进行调节的规范，那就是我们所指的各种经济制度。首先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客观的实实在在的市场交换关系，然后才有对这种关系进行调节的制度。正是在这一层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前者是因，后者是果，前者是本，后者是末，前者是体，后者是用。举例言之，首先，是西方经济生活中存在着各类专业人才根据市场交换进行流动的状态，然后，西方社会在适应这一状态的基础上才渐渐演化出相应的规范和制度——例如大学毕业生自谋职业的制度以及其他制度等等。生产交换关系与制度规范之间的关系，有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因果关系一样。

由于中国当代现实经济生活中，并不存在西方现实生活中那种生产交换关系，如果我们直接把全套西方的制度规范植入中国，以为如此做，便可以立竿见影地形成市场化的生产交换关系，实际上是倒果为因，它的谬误就如同一个人以为穿上全套雨具，天就马上会下雨一样。这一比喻虽然有它很大的局限性，也没有能充分反映前后二者的依存关系，但单就其表述生产交换关系这一基础与建立于此基础上的制度规范的因果关系而言，还是有意义的。

四

中国的改革向何处去?改革的大思路应该是怎样的?

如果说，制度决定论是当代中国改革思潮中的占主流地位的片面倾向;那么，在总结改革十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基本原则，才能尽可能地减少挫折、阻力和失误，并最终地取得改革的成功?

改革要取得成功，就必须适度放慢改革步伐，力戒焦灼躁进心态，在基本战略上做到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缓进待机^〔12〕。

正如我们在本文前面已提到过的，由于传统结构的封闭性和对外部世界反应的迟滞性，只有在结构性弊病积重难返，中西文化碰撞产生的文化反差极为强烈时，在传统结构中生活并受传统意识结构浸淫的中国人，才会产生相对强烈和广泛的变革意识和愿望。而又正因为弊病严重，文化反差和文化失落感过于强烈，这种变革心态又往往伴随一种强烈的焦灼感。当代改革者对中国将被“开除球籍”的担忧，是一种很强的心理压力，当代中国的改革者正是经由这种文化失落感和危机意识来强调改革必须加快步伐的必要性。这种深受危机意识压力而形成的焦灼的求变心态，是当代中国变革者的一个普遍特点。

当代变革者焦灼的求变心态，与“战斗意识”或“战斗思维”很容易结合为一体。这种战斗意识在革命战争年代逐渐形成，并对中国革命的成功和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建设曾有过积极的历史贡献，它已经作为一种思维定式和政治行为定式，成为中国当代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中的一种潜意识特质。焦灼的求变心态与“战斗思维”相结合的结果是，人们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作战的方式来制定改革的战略和决策。“改革就是一场革命”，这句常常见诸报刊文章的口号就很典型地反映了这种作战式的变革观。这种变革观认为，传统体制既然是万弊之源，改革就应与这种传统体制实行彻底的急风暴雨式的决裂，因此应不断快刀斩乱麻地推出一台又一台战斗方案，攻克一个又一个险关，并根据制度决定论预先设计好的蓝图，经过一场短兵相接的大决战，在改革的关键时刻到来时，毕其功于一役地夺取胜利，此后便是险峰上的无限风光。改革也就大功告成。

耐人寻味的是这种激进的变革观与戊戌变法人士的变革观十分相似。戊戌变法人士同样怀着强烈的危机感和焦灼感来实施制度改革的战略。他们把变法看作是“死中求生”(杨深秀语)，“不变则亡，小变亦亡，大变则强”(康有为语)，他们的基本改革思路是“大变、速变、全变”(梁启超语)，在他们看来，改革就意味着“尽弃旧习，再立堂构”^〔13〕。光绪皇帝正是在这些变法派的参谋和鼓动下，三个月内发布了近三百条涉及政治、经济、教育、法律、军事、外交广泛领域的诏令。连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康广仁也早已忧心忡忡地预感到躁切从事的做法必将导致失败的结局。他在给友人私信中批评自己兄长康有为“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14〕。其结果，连大多数温和的改革派都加入了反对改革的行列。按中国近代实业家张謇的看法，改革的失败恰恰是由于变法人士“乘积弊之后，挟至锐之气，举一切法而更张之”^〔15〕。他们企盼以闪电战的方式在几个月内建立西方数十年乃至数百年才建立起来的制度，正是失败的重要原因。

由于当代与近代改革心理产生机制上的同构性，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当代的激进的改革者总是那么赞赏戊戌变法派人士的大刀阔斧。当前一阶段的价格改革的“冲刺”受挫之后，那些怀有良好愿望的理论界人士，在纪念戊戌变法失败九十周年的讨论中，大声疾呼“戊戌变法的内容实质上就是一场革命”，他们还慷慨而悲壮地要求“要从百日维新前进，不要从百日维新后退”等等^〔16〕。他们如此充满激情地要与百日维新派的“战斗”风格认同，或许因为他们从来不了解真正的戊戌变法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们无法从我们千篇一律的历史教科书和通俗读物中了解，康有为、梁启超这些改革的伟人身上的书生气、乌托邦、纸上谈兵对改革失败应负多大的责任。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他们对百日维新的讴歌中，潜意识地寄托了他们的浪漫主义改革观。他们不自觉地以一种审美的态度来认识中国的错综复杂的改革。他们把改革“革命化”，是因为那种断裂式的、运动式的，毕其功于一役的大快人心的变革，最能宣泄他们长期受到压抑的焦灼的求变心态。

改革不是革命，正如革命不是改革一样，如果说，革命的本质决定了必须采取爆破式的方法，那么，与此相反，改革的本质在于必须在传统结构和组织内部寻找“可现代化因素”，并根据这种可变迁因素的发育程度来确定相应制度变迁的可行性。革命家只需炸毁旧物，另起炉灶，无须考虑旧的结构内部转化的可行性，改革者则必须时时关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中介，并借助这种中介，才能使改革向前推进。

光有热情和娴熟的政治技巧还不足以成为第一流的改革家，假如我们把社会组织内部的可变迁因素和内在活力比喻为草根的话，那么，改革家最重要的禀赋是善于倾听“草根在泥土下发芽的声音”，他应该敏感地准确地判断“可变迁因素”成熟程度，并及时地植入与之相整合的制度。此外，他还必须有一种自我控制焦灼求变心态的坚韧毅力。严复是中国近代以来最深刻的反浪漫主义的政治思想家，在他晚年有关中国现代化的思想中，有一段被人们忽视的然而却极为精辟的见解:他认为:“夫人类之力求进步固也，而颠阶瞀乱，乃即在此为进之时，其进弥骤，其途弥险，新者未得，旧者已亡，伥伥无归、或以灭绝。是故明者慎之，其立事也，如不得已，乃先之以导其机，必忍焉以须其熟……夫而后有以与时偕达，有以进其群矣。此轻迅剽疾者之所以无当于变法，而吾国之所待命者，归于知进退存亡之圣人也。”他还认为，把旧体制视为敝屣而简单地抛弃，“设其去之，则其民之特性亡，而所谓新者从以不固。……必将阔视远思，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而后得之，其为事之难如此”。在上述言论中，严复有关旧体制与该国民族特性整合关系的思想，以及新制度必须借助于这种民族性作为制度载体才能巩固的思想，对于当代的改革思路都是有着诸多启示的。

五

我们能否避免改革危机并取得现代化的成功?

在最后一节里，让我们预想一下采取不同历史选择可能带来的结果。

第一种选择:

如果我们继续坚持以制度决定论作为改革的主导思想，加快步伐地、大幅度地引进工业国家的市场制度，其结果势必导致更严重的经济滑坡现象，贪污腐败、营私舞弊者将因此得到更多的活动条件和机会，加上通货膨胀、社会风气败坏等消极现象日趋恶化，从而极大地影响了政府在民众中的权威。当政府权威资源流失与损耗的速度超过改革成效对这种权威资源的补充速度时，就意味着政府将可能缺乏足够的权威获得民众对其政策的认同。政府权威的疲软和贫乏状态，还可能使它难以运用自己的行政力量来阻止社会无序化趋势的发展。整个社会将陷入一种困顿、疲软、无序和不稳定的状态。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知识分子和民众中的激进者将可能汇合为一种新的政治浪漫主义。这些人将普遍认为，经济改革的挫折和官场中暴露出来的腐败和贪污，乃是因为政治上没有相应地引进防止权威腐化的分权制度。既然不受监督的权力是腐败的根源，那么，“没有政治上的多党制、议会制、分权制和民选制与经济制度配套改革，一切经济改革都必将失败”。这样，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体系作为经济改革的先导的“政治改革优先论”便应运而生。这种思潮的先兆实际上现在已经出现。于是，经济上的制度决定论在现实中碰壁和挫折后，反而激起政治上更强有力的制度决定论思潮。如果在这种思潮的敦促和压力下推行西方分权制的政治体制改革，结果势必又面临本文一开始已论述过的关键问题，即由于被植入的政治制度A缺乏相应的支持条件的配合而不能产生效益B。这种体制改革不但不会产生防止官员腐败的效果，反而会进一步削弱政府自上而下对社会的调控功能和对各级官员不法行为的制约能力，“旧者已亡，新者未立”势必导致更严重的政治失范。整个社会将同时陷入经济失范、政治失范与道德失范的并发症。这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严重消极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第二种选择:

如果我们的经济改革理论家和政府决策者能及时认清制度决定论的这种经济乌托邦错误，以及它对改革所造成的种种危险，那么，在改革过程中就应该采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循序渐进、缓进待机的基本战略，以诱导型制度植入为基础，以温室型制度植入为补充，培育市场型交换与生产关系的内部发育，根据其发展成熟程度持续地进行新的制度植入，这样就可以实现中国社会内在的可现代化因素与制度植入之间的良性循环，直到条件最终成熟时，水到渠成地植入一些切实可行的整合型制度，那时，中国的现代化起飞才真正具有了实在的基础。

采取这种稳健的步步为营的发展战略，就意味着中国的改革和社会变迁过程在时间上是缓慢的，可能需要一到两代人的时间，才有可能和条件去做当今改革激进派人士想在几个月内做成的事。这种缓进性也可能使不少知识分子和民众在心理上难以接受。因为改革和开放极大地刺激和提升了当代中国人对现代化生活水准的期盼值。适度地放慢改革的步伐，势必导致一种心理上的挫折感，这或许还意味着我们和我们以后的一代人注定不能在有生之年享受外国电影和画报中展示的现代工业文明的生活方式，但是，只要我们能冷静理性地认识到，我们今天开始的社会经济结构转型，是在市场型现代化正常过程存在三十年历史断裂的落后条件下，在内生的市场机制极为微弱的现实环境中起步的，要在一两代人的时间内重新建立起市场型经济制度的经济基础——商品化的交换与生产关系，那将是极其繁重、艰巨而复杂的历史任务。如果我们能真正认识到这一点，就不应该有任何沮丧。

原载《知识分子》第1期，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注释】

〔8〕康有为:《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见《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2页。

〔9〕陈天华:《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见张楠、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22页。

〔10〕孙中山:《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的演说》，同上书，第125页。

〔11〕独立的实业家阶级与我们当代语汇中流行的“企业家阶级”并非同一概念，后者实际上是一个相当模糊的、缺乏规定性的用词，它把国有企业的厂长和个体企业的经营者，均笼统地包括在内。

〔12〕这里指的“放慢改革步伐”，是针对1988年“价格闯关”这一特定现实情况而言的。

〔13〕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见《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152页。

〔14〕《康幼博茂才遗稿·致易一书》，见《戊戌六君子遗集》。

〔15〕引自《张季子九录·年谱》。

〔16〕《世界经济导报》1988年10月3日第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