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治理甘肃：经验、教训与开发成果

(二)治理与开发甘肃的经验和教训

同治八年(1869年)春，左宗棠记述初到甘肃的状况是:“远近城邑寨堡惨遭杀掠，民靡孑遗。平、庆、泾、固之间，千里荒芜，弥望白骨黄茅，炊烟断绝，被祸之惨，实为天下所无。”^[4]乱后，平庆泾固道台魏光焘来到庆阳，时“郡城一带杳无人迹，城内荒草成林，骨骸堆积，奇禽猛兽相聚为薮”。城外稍远之地，“时有一二遗民，居住在岩穴，采食草籽，形类鬼魅。忽见有人寻踪，以为贼至，望即狂奔，追及询问，不但不知贼耗，亦不辨年月”^[5]。勇丁广搜细寻，原城内3000余户，只残存百十人入城。宁夏北部地区的情况是:“孑遗幸存者，往往数十里村落寥寥，人烟绝无”的一片凄凉景象。“清初宁夏户口最为繁盛，道、咸以降，迭遭兵燹。同治之变，十室九空。”^[6]宁夏南部隆德县“迭遭兵燹，远者无论，自经同治劫杀后，全县十庄九空”。^[7]青海也遭受了很大的破坏。同治十三年(1874年)正月二十一日，西宁办事大臣豫师由平番进驻碾伯，为所见情形深感恻然:沿途“率皆触目荒凉，田原茂草，间有零星各残堡逃回难民，或数家或数十家不等，苦无生计，殊堪悯恻”^[8]。因此，左宗棠在给儿子孝威的家书中有“无论平、庆、泾、凉一带纵横数千里，黄沙白骨，路绝人踪”^[9]的记述。又说:“陇之苦况与浙江严州光景相似，而荒瘠过之，人民百不存一矣。狼最多。”^[10]可以依此想见当时甘肃遭受破坏的惨相与荒凉的程度。

但经过十数年的治理与开发，甘肃自东向西，均已呈露出复兴的迹象。到光绪六年左宗棠离开甘肃时，各地开发都程度不同地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对于河西走廊到兰州一线的情况，左宗棠总结说:“沿途察看民物安阜，较五年以前大有起色。耕垦日广，民食渐充，白面一斤值钱十文，杂粮市价递减，窖藏甚多。罂粟既禁，以其腴地改种草棉，向之衣不蔽体者亦免号寒之苦;近更广植浙桑，关内外设立蚕织局，收买桑叶、蚕茧，俾民之不知饲养、缫丝者均可获利。兰州织呢局结构宏广，安设机器二十具，现开织者尚只十具，所成之呢渐见精致，中外师匠及本地艺徒率作兴事，日起有功。途中所见沟洫桥梁，靡不整饬，水利兴焉。道旁所种榆、柳，业已成林，自嘉峪关至省，除硷地、沙碛外，拱把之树接续不断，行过学塾，时闻诵声，士庶佥称承平时所未有也。”^[11]

对于甘肃东部，他是这样记述的:“察看甘肃东路收复有年，善后诸务施治较早。记名提督、借补镇海协副将周绍濂一军分驻安定、会宁、静宁一带，现署臬司、平庆泾固道魏光焘一军分驻平凉、泾州、隆德一带，频年操防护运之暇，修筑城堡，平治道路，搭架桥梁，开浚河渠，种植官树，利民之政，百废具兴，冀成永利。……回忆入关度陇时城郭人民萧条荒寂之状，不意乃有今日也。”^[12]这些记述是报告给朝廷的，难免有夸饰之嫌，但开发初显成效是真实的与可信的。光绪初年，有人从新疆经甘肃、陕西回广东，记述途中见闻时说:“自入陇所见，民物熙熙，一片升平景象，竟若未经兵燹者。”^[13]虽不无溢美之意，但显然已迥非战时黄沙白骨、赤地千里的惨相了。

左宗棠还庆幸有如此多的志同道合的后继者与他共襄开发西北之盛举:“窃念穷边兵燹之后，气象更新，嗣事复得同心之侣，将来赓其绪而恢张之，边氓获福，岂有涯量!”并说他离开甘肃的心情与当年离开福建时相比，“无回顾之虞，尤为私幸”^[14]。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可见他对开发西北初见成效比较满意，对后继有人也颇多自信。左宗棠开发甘肃的这些成就说明，这次开发是一次成功的改革尝试，有许多的经验值得后人总结与汲取。由于左宗棠对甘肃的开发只是其善后政策的一部分，并没有严整的规划、科学的论证，加上资金缺乏、人才缺少、吏治不良，许多开发措施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甚至许多建设计划因故中辍而无果以终，留下了不少的启示，也值得探究。

1．左宗棠治理与开发甘肃的经验

(1)通过各种途径认识甘肃的实际情况，汲取各方面的治理与开发经验。

左宗棠认识甘肃与西北有三个途径:一是历史典籍记载，如《天下郡国利病书》、《读史方舆纪要》和《水道提纲》，特别是从《海国图志》、《西域图志》、《新疆识略》和汉、唐、清代对西北历史、地理和兵略的记载中，了解山川地形、风土人情和军政文化，认识和考察那里发生的一切。二是从当时的名人、学者如龚自珍、徐松，特别是与林则徐谈“西域时务”，知“西域屯政不修，地利未尽，以致沃饶之区不能富强”^[15]的究竟。汲取前人对西北的认识和建设西北的经验教训。三是自己在西北的亲身实践，加深和丰富了对西北的认识。一方面左宗棠是农家出身，“家世寒素，耕读相承，少小从事陇亩，于北农、南农诸书性喜研求，躬验而有得;所部楚军，向用农家，不收游手，其将领又多由佣耕作苦而来，故以其所习课其所能，不烦教督而自劝”^[16]，具有独特优势。另一方面，左宗棠在从入关度陇再到新疆的征程中，除了自己注意搜集、考察和研究各地情况外，还让部属如刘锦棠、张曜去调查林则徐当年在吐鲁番兴修伊拉里克水利和办理屯政的情况，从中汲取开发甘肃与西北的经验。

左宗棠正是根据“研究所得，消化了前人的良法美意，同时注重尽量避免重蹈前人的覆辙。这样，才成立了他自己的经营西北的方案”^[17]，以办理屯政为例，左宗棠曾总结历史经验指出:“历代之论边防，莫不以开屯为首务。或办之用兵之时，以省转馈;或办之事定之后，以规久远”。^[18]这显然是正确的，但他也看到，在具体办理的过程中，以前各代都不注意正确处理军屯与民屯、军食与民食的关系，方法单一，致使屯田效果不够明显。为此，他提出先有民食、后有军食，欲兴兵屯，必兴民屯的主张。在要求军队且耕且战、开荒种地的同时，特别强调纾民力、培民本，驱民归农。他总结以往屯田的经验教训，深刻指出:“从前军队亦何尝不说屯田，然究何尝得屯之利，亦何尝知屯田办法?一意筹办军食，何从顾及百姓?不知要筹军食，必先筹民食，乃为不竭之源。否则兵欲兴屯，民已他徙，徒靠兵力兴屯，一年不能敷衍一年，如何得济?”因此，他提出，屯田举办之初，须查清当地百姓还有多少人，“其力可耕垦，无籽种牛力者，酌其能耕地若干，分别发给，令其安心耕获。收有馀粮，由官照时价给买，以充军食。其必须给赈粮者，亦酌量发给粗粮，俾免饥饿……若民屯办理得法，则垦地较多，所收之粮，除留籽种及自家食用外，馀粮可给价收买，何愁军食无出?官军能就近买粮，省转运之费不少。此时由官给赈粮，给种子牛力，秋后照价买粮”。当地百姓“既得稍延残喘，且有利可图，何事不办”?很显然，这是一种欲取先与、放水养鱼、开发式的赈灾救贫措施，充分贯彻经济利益的原则，较好地实现了军民两利，“此民屯之要策也”。就“军屯”而言，也必须贯彻经济利益的原则。“最要是照粮给价，令勇丁均分，庶勇丁有利可图，自然尽力耕种。营哨官出力者，存记功次优奖;否则记过。如此，则各营勇丁吃官粮，做私粮，于正饷外，又得粮价，利一;官省转运费，利二;将来百姓归业，可免开荒之劳，利三;又军人习惯劳苦，打仗更力，且免久闲致生事端，容易生病，利四。此兵屯要策也。”^[19]这样军民结合，耕战结合，特别是把经济利益驱动机制引进到古已有之的屯田戍边的举措当中，确实是左宗棠的一大首创。事实上，正是由于屯田垦荒得法，才使进军顺利，又为战后农业开发与建设创造了条件。

(2)确立为民兴利的思想，追求长治久安的目标

左宗棠既是军事家，又是政治家。他从民本思想出发，把为民兴利、长治久安作为开发甘肃的根本原则和追求的主要目标。他说:“为政先求利民，民即利矣，国必与焉。”^[20]并说:“朝廷设官，所以为民。”^[21]因此，在开发西北时十分注重澄清吏治、革除积习，他说:“甘肃官场恶习，惟以徇庇弥缝见好属吏为事，不复以图事为念。”^[22]他对作恶害民的官吏，如吐鲁番善后局委员擅收门牌费，“需索有据”^[23]，就让查办。他除了重视察史、训吏、恤吏外，更重亲吏，曾指出:“欲知民事，必先亲民;欲知吏事，亦须亲吏。”^[24]把亲吏视为亲民的关键。他提倡官吏为政要去贪尚廉，崇实黜华，公私分明。鄙视“丰镐旧族”“假屯田之名，夺穷民之食”^[25]的做法。

左宗棠在制定计划和进行建设时，都极重视为民兴利。如他“筹开河、凿井，制呢诸务”时就说是“以浚利源，阜民即所以裕国”^[26]。为开发西北他还多次捐献自己的养廉银，如1877年(光绪三年)陕西和甘肃庆阳等地发生了300年未有之大旱时，除了调拨协饷外，自己捐银1万两，其中3000两归庆阳，7000两归陕西，以救西北人民所遭受的奇旱绝荒之灾^[27]。光绪六年(1880年)，他见安西一带“均是沙碛，人烟阗寂，草树亦稀”时，又拨养廉银2000两让“购买种羊，发交兵民，以收畜牧之利，冀流亡尽复，荒地续开”^[28]，都是着眼于为民兴利。随后，他为兴利更强调开源，说:“与民争利，不若教民兴利。”^[29]他在西北发展工矿业，兴修水利，发展农牧业，改革赋税，特别是新疆建省，都是为民兴利，以求长治久安之道。左宗棠心系于民，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和拥护，这是他开发甘肃与西北取得成效的先决条件。

(3)针对甘肃与西北各地的不同情况，因地制宜，有侧重地推进开发与建设。

左宗棠入关度陇以来，大军每至一地，他都要冷静地分析面对的各种情势，统筹全局，提出军事方略、善后大纲、开发要点，以指导全局性的工作。他从同治六年正月首上《敬陈筹办情形折》至光绪六年写下《办理新疆善后事宜折》止，在西北期间或拟折自奏或遵旨筹办，所写具有全局指导意义的奏折不下十数道，既影响清王朝能够对有关西北的问题作出恰当的决策，也指导了开发西北的各项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推进。对此，秦翰才在《左文襄公在西北》一书中总结道:左宗棠“在西北的成就，就是这一种对于西北大势健全的、准确的和实际的认识在起作用”^[30]。

左宗棠不仅对西北大势了然与胸，举措得宜，而且对西北各地的差异、特点也有深刻的见解，因而使各项工作的展开能因地制宜、显示地方特色。左宗棠一方面看到了甘肃与西北天寒地广，水少人穷，财赋不敌东南一富郡的缺陷，亟须开发与建设，才能改变落后贫穷的状况。另一方面又了解到因地理和气候的关系，这里不仅矿产资源丰富，农业和畜牧业也大有特点，棉花、羊毛、蚕丝和瓜果驰名中外，开发矿藏、发展工业和农牧业潜力很大。以植棉、育蚕来说，陕西“关中草棉桑柘地无不宜”，甘肃虽“山高气寒”，但“向阳之地未尝不可栽种”^[31]。适宜在甘肃的陇东和河西一带大量推广。尤其是把禁种罂粟和提倡种棉结合起来，把种棉作为替代罂粟种植的经济手段加以推行，以致“近凉、甘之民亦知务此”，“皆知棉利与罂粟相埒，且或过之。一亩之收，佳者竟二十余斤，每斤千文，其费功翻省于罂粟劙果刮浆也”^[32]。庆阳的正宁县和宁州的地方官因倡禁罂粟，推广种棉，“不惮烦劳，时巡乡野，亲为劝导”，“已有成效”^[33]，受到左宗棠的嘉奖。同样是查禁罂粟、倡种草棉的计划，在甘肃宁夏府执行时，却强调严禁罂粟种植，对禁种不力的官员给予严厉的惩处，但对种草棉一事，只倡导不强求，因为宁夏是产粮腴区，在粮荒频繁发生的时候，种粮更加重要。经过整顿，“宁夏一府，阖境罂粟根株，一律锄拔净绝;又幸时雨普沾，渠流畅注，改种杂粮，均极繁茂，丰稔可期”。此后，“匪特闾阎储峙渐丰，民食、军粮均有攸赖，而民生既厚，民俗亦端，长治久安之效，肇于此矣”^[34]。这就是区别对待，因地制宜的好处。

从整体来看，左宗棠开发甘肃与西北的政策，各地区均凸现出不同的侧重点。陇东以治理泾河为重点;定西以修路筑桥，栽种官树为重点;兰州以兴办机器局和机器织呢局为重点;河西以种粮种棉，发展畜牧，试办开矿为重点。而新疆南、北两路素号腴区，有药材，皮张，吐鲁番之棉花，和田之玉，库车之金、铜、铅、铁“各矿均极丰富”，“均应设筹及之，是新疆利源非无可开也”^[35]。正由于突出了地域优势、地方特色，左宗棠开发西北的成就才更加异彩纷呈，耐人回味。

(4)广筹经费、注重交通运输、引进先进技术与人才。

甘肃地域辽阔，贫穷落后，与东南沿海相距遥远，交通不便，资金缺乏。要开发建设，首先需要广筹资金，解决经费问题。左宗棠在甘肃从事建设，没有专门款项，而是从协饷中匀拨，此外就靠借款、捐输和改革茶税等项收入，总之是千方百计搜寻、筹集资金，进行艰难的建设。此部分已在第六章之理财税一节中做了论述，兹不赘述。

运输主要靠社会与官商车驼驮运，对笨重器物如开河、织呢机器，由汉口运往兰州时，就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将笨重难运的机器，如“锅炉得拆散了一块块地运，山路有时得开凿了，然后才能把大件机器搬过去”^[36]。此外，左宗棠还注意整修道路。在甘肃修筑了陕甘大道，最难走的一段在静宁到会宁之间。尤其翟家所到会宁城东的一段，属祖厉河流域，当地人称“七十二道脚不干”。这里溪涧交错，冬天冰滑难行，夏日满道泥泞，大部分路线又左右徘徊于河床之上。一遇山洪不但阻断交通，而且危及行人生命。自古以来，行旅叫苦连天。为免除夏秋因洪水而发生意外，加快军实的转运，避开河床新筑车路四十三里，极大地方便了行旅。不仅如此，他随后还主张招商集股自办铁路，先修清江浦至通州铁路，“至推广于西北一路，尤为日后必然之势”^[37]。

科学技术，特别是掌握科学技术的近代人才，是开发甘肃，建设西北的一个更须重视的问题。左宗棠兴办教育，注重培养人才，提倡“经世致用”和学以致用。他一方面举办专事基础教育的书院和义学，坚持以科举取士，培养所谓的“经邦济世”之才;另一方面他又认识到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艺重于道”，应该“弃虚崇实，艺事独擅”，所以他便极力主张改革科举科目。除文、武科外，应增设“艺事科”，培养“明制造之理与数”的技术人才，“省虚文而收实效”^[38]，兼收外国之长技以为我用，以求发展中国生产力。这种学习外国技术，培养本国科技人才的思想，在西北期间一直坚持并付诸实施。1878年左宗棠在《复陈新疆情形折》中，讲到发展新疆教育时，除强调“创设义塾，教之识字”外，还提出了“选调匠师，教之艺事”的主张^[39]。左宗棠在西北创办兰州制造局和甘肃织呢局就是重视科学技术和培养掌握科学技术的近代人才的一种体现。如购买和采用外国机器设备，雇聘外国工程技术人员，重用像赖长这样有实践经验的制造专家。在兴办甘肃织呢局时，他派“赋性灵敏堪资学习者”，“赴该局专心学习”，“尤为此邦师匠所自出”^[40]。他创办兰州制造局时，亦让杨昌浚从“勇丁之聪慧者”中选拔人员入局“学习”，以为将来造就一批“必有可用之材”。并说:西方技术人员“均由匠人推择，并非于士类求之”^[41]。表现了左宗棠作为洋务巨擘所应有的眼光与气魄。

2．左宗棠治理与开发甘肃的教训

(1)开发甘肃与西北的计划缺乏通盘的考虑和整体的规划;诸多具体项目缺乏必要论证，盲目上马，无果而终。

左宗棠到西北时，西北并不是一个和平安定，可供其从容筹划开发大计的地方，而是一个混乱动荡、军情紧急的地区。因此，军事问题始终是头号大事。可以说，他“在西北有十二年八个月之久，实在他的精神和时间，可说百分之九十以上，用在军事”^[42]。他对甘肃与西北的开发建设活动，实际是其善后措施的一部分，内容不外乎“督耕垦，兴水利，刻经籍，立义学”^[43]等方面。实在没有形成整体的、科学的开发西北的系统方案。就是这些善后措施，也不是在同一时间展开的，而是随左宗棠军事上的进展，自东向西逐步推开的。甘肃大部分地方在同治十一年全省肃清以后，新疆则在光绪三年大体收复之后，开始善后与开发的。而就甘肃一省来说，时间也不相同，陇东在同治八年，河西走廊则在同治十二年之后了。这种随着收复时间的先后开展的重建与开发活动，自然有很大的随机性，这是当时的客观环境造成的，无可指摘。

但就左宗棠在西北各省执行的较好的某些开发建设措施来说，缺乏科学、整体计划的痕迹也很明显。以左宗棠在西北广种榆柳、绿化环境而言，所种树木仅限于官道两旁，并没有把植树和治水相结合，使植树与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推而广之，从而形成一个粗具形态的开发、改造西北的计划。因此，被后人广为传颂的“左公柳”，只不过是过往官道的旅行者眼光仅及的一道风景线而已。

又以左宗棠在西北广兴义塾为例，这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开发活动，所办义塾总计也不下二三百处，但这个数目相对于广袤的西北国土来说，实在太少。对于如何办好这件事，应该有一个继往开来的规划，确定各地方州县应办义学的最少数量、筹资方式、达到的目标等。但这些都没有做到，各地区所办义学或为地方官捐廉银兴办，或另想办法，总之都是响应左宗棠的号召独自筹办。至于义塾如何发展、扩大、维持，没有下文，也只好自生自灭了。这些说法也许太苛求前人了，但事实证明，没有计划就没有目标，没有目标就没有安排，没有安排就没有很好的落实，成效就会大打折扣。左宗棠在开发甘肃与西北时所遭受的挫折，大概也于此有一定的关联吧。

如果说左宗棠开发西北的大计划缺乏整体规划更多是由客观环境造成的话，那在一些重大的开发与建设项目创办时不进行必要的设计与论证，以致造成挫折，则更多是由于缺乏经验、盲目指挥酿成的。以左宗棠在甘肃倡办的最有开发价值的甘肃机器织呢局和泾河治理两大项目的创建为例，最能说明这个问题。

左宗棠在兴办甘肃机器织呢局时并没有进行设计与论证。建厂时，连应购置多少机器也心中无数。对织呢不但要机器，还需用羊毛、绒线、煤、原料、燃料，左宗棠不是不知道，但对供应是否充足的问题却不作调查与论证，在托胡光墉购置机器时便主观地说:“此间羊毛、驼绒，均易购取，煤亦易得，只要有火机，便省工力也。”^[44]结果当厂子建起后，原料便成了大问题。不但羊毛产量不高，毛质不过关，甚至根本就不能使用。左宗棠也知道“销路滞则利息微”的经济原则，但建厂前对呢子销路并不甚了解，就做出了“以中华所产羊毛，就中华织成呢片，普销内地，甘人自享其利，而衣褐远被各省”^[45]的美好设想。没有看到当地人民均尚棉布，呢子销路不佳的问题，致使产品大量积压，无法销出。不仅不能扩大再生产，就连简单再生产都很难维持。陈炽就此曾批评道:“因创办之时，本未通盘筹划故耳。”^[46]不久，织呢厂因锅炉爆炸而停产了。

至于泾水治理，更是犯了盲目套用湖南经验指导治河与想当然的错误。泾河治理是左宗棠在甘肃与西北举办的众多水利工程中花费时间最长、投入精力最多的大项目。治河前，他依据湖南的经验提出了“节节作闸蓄水，并可通小筏”^[47]的设想。后又作出“先开挖二百里正渠”的方案。由于该方案缺乏科学的设计与论证，兴工以后不久，就被洪水冲毁。所余工程，继续进行，虽采用了从国外引进的先进凿井开河机器施工，由于没有考虑到泾河“流深岸高”的特点，“旋以水低，不能上田，遂寝”^[48]，治泾遂告失败，造成了人力、财力和物力的巨大浪费。至于左宗棠要在泾河“设闸通航”的设想，他在同治九年时就已提出，到光绪五年又重申此说，甚至离开甘肃以后仍茕茕牵挂，“魂梦不忘”，但由于没有考虑到泾河的水文情况，如河流含沙量大，水流季节变化大，冬季流量小，夏季流量猛增，暴涨无常等特点，无法与“小筏可至插岭关下”，水量终年不变的湖南“醴陵渌水”相提并论，“作闸通航”一事根本无法实施。所谓“设闸启闭……以通舟楫”^[49]，当然也只能是设想者头脑中的风景画而已。实在给人平添了许多惋惜之情。

(2)甘肃与西北固有的地域特点与落后性制约了发展。

与东南沿海相比，甘肃存在着更多的困难，这些客观条件的制约，在当时的情况下还是无法摆脱的。

首先是地处边塞，交通极为不便。我国旧有的“南船北马”之说，便道出了南方和北方这种运输能力的差别。左宗棠开发甘肃时，主要的交通运输手段仍旧是马驮、人背这些比较原始的方法。织呢、开河、掘井、探金等机器由上海搬运到兰州，就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惟鄂、樊、龙驹、西安各处，运解分合，迟速不齐”^[50]。有些机件在路上就损坏了，又有些浸了雨着了露，安装工作也受到了影响。这些都使建厂所费资金增多。而交通的阻塞，又使质量本来就不高的呢织品销售更加麻烦，陈炽感叹道:“万里甘凉，艰于转运，资本太重，不利行销。”^[51]兰州道彭英甲在历数有碍甘肃商务七要旨时也指出:“层叠耸嶂，蜿蜒数千里，无铁路、轮船以交通，贩运艰难，较他省尤甚。即使商民不辞跋涉之苦，而本重利微，终至大受其累。”^[52]

其次是资金缺乏、思想闭塞落后。左宗棠给甘肃引进机器设备前曾说过:“官开之弊防不胜防，又不若包商开办，耗费少而获利多。似须以官办开其先，而商办承其后。”^[53]19世纪70年代，东南地区有一批手中积聚着大量货币财富，想投资于近代企业的官僚、地主和买办商人，要在那里实行这种官带商办经营企业的政策，是不太困难的。可是甘肃却不同，长期以来就“寒苦荒俭，地方数千里，不及东南一富郡”^[54]。能够集到巨额资金的富户不多;且这些人僻处内地，对于试办企业的新鲜事物还少见寡闻，满脑子的陈旧思想，在没有见其利而得其惠之前，断不会冒倾家荡产之险去经营新兴的机器工业。甘肃也没有一批与外国人长期打交道而发了财，眼界又比较开阔的买办商人，如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辈。为数可怜的旧商人还“未闻陇上行商战胜于上海、京都之说，况澳、美、英、法之远在外洋，其足迹更梦想不到也”^[55]，根本没有那种胆识和才智来接办从外洋引进的机器工业。因此，左宗棠官带商办的主张也就无法实现，而《申报》所说:“设能将此局(注:兰州织呢局)归作商办，涓滴无遗，安见必无起色也?”^[56]当然只能是仅做议论而已!

(3)对开发中的民族利益问题，重视不够。

左宗棠在对甘肃开发之初，对回族进行强制迁徙，破坏了当地原有的经济结构，造成了回族社区和当地经济的落后。战后，回族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作为“叛产”被剥夺，生活毫无保障，生存受到极大威胁。左宗棠每平复一地，都要对当地回族进行强行迁徙。在镇压了金积堡回族起义军后，将2万多名陕西老弱回族安置在平凉与华亭交界的化平川、圣女川等处，并将侨寓的甘肃回族3千余人解赴平凉安置;在镇压了河州回族起义军后，将陕西回族3万多人安置在平凉、会宁、静宁、安定等荒偏地区;在攻破西宁后，将“西宁陕西老弱妇女壮丁合计两万有奇，悉数迁移平凉、清水、秦安诸处”;肃州城破，将屠杀所剩的起义军家属全部外迁。河西出现了“自是甘、凉、安(安西)、肃一带无回族聚处”的现象。

强迫迁徙给甘肃回族带来了灭顶之灾，传统回族经济几乎被扼杀，严重妨碍了回族自身的社会发展。此外，还实行严格的政治管制，限制回族的人身自由。左宗棠对回族迁徙的原则是:“回民近城驿非所宜，近汉庄非所宜，并聚一处非所宜……分起安置，痪其群，孤其势。”^[57]每安插一起，先令查造户口清册，编审户口，发给门牌，每一居住区设官严加管制;一旦安插后，不得“私迁”、“合居”或私返原籍，严禁回族有往来各地的自由;去附近城市探亲、购物者，须得百家长允准和领取“号签”，去省内远府州县，须得地方官允准并领取“路票”，违者严办;在迁徙地实行联甲制度，设置十家长、百家长，不准阿匐管理回族事务;不准在近城地方进行商品贸易;他处外来亲友到家，必须报知百家长方准招留，违者察究。

强迫到迁徙地之后，封闭的地理环境，物产的极度贫乏，再加上行动自由受到限制，都决定了经商活动的非可能性。强制的迁徙使西北回族社区逐渐分散，规模缩小，回族的商业贸易遭到破坏，经商的回民被迫迁徙至贫困山区，成为垦荒的农夫。例如，处在丝绸之路上的商业重镇肃州、陇西等地，经过战乱和迁徙后，这里再也找不到回族商人了。这就造成了这些地区经济结构上的单一化，使西北回民长期局限在贫困的小农经济之中，这也是近代这些地区长期贫困的重要根源之一。

(4)开发甘肃的政策缺乏连续性。

在封建社会的人治环境下，政策的变动往往取决于重要人物的去留。所以，许多有眼光的政治家都非常注重汲引和培养人才，以继承和光大自己的事业。左宗棠离开西北以后，人去政怠，人亡政息，许多重要的开发计划都没有坚持到底，造成了很大的缺憾。并不是左宗棠不注重人才，相反，他为开发和建设西北，发现、引用和培养了一大批的人才，还一一加以重用。但大概因为左宗棠是“中兴名臣”，眼界、资望威重一时，又深得朝廷倚重，所以，有关西北地方的兴革大计，均可凭自己的见解才识，一一决断，其后继者却未必有这样的威望与气魄。他们不仅不能开拓创新，就连维持左宗棠的开发规模也难以做到。关于这一点，秦翰才在《左文襄公在西北》一书中有一段精到的议论:左宗棠在西北“只完全恢复了这一个地区的主权，却没有完全改善了这一个地区的政治和社会状态。……所以文襄公一去，地方弊政很容易恢复了原状。财政在甘肃，根本因为经济力量所限，本是不易积极开源，所以文襄公离位的次年，(后继者)竟不惜破坏文襄公禁烟的成规，公然征收烟厘。至于文襄公的物质建设，人力多靠楚湘各军，财力都就军费挹注，甚或由他自己捐廉;而这种军费，又是特准开单报销，不按则例。后来的人没有这种机会，或不会运用这种机会，又不像他慷慨，只好听他们停废。虽是有些建设，文襄公曾顾及日后的维持，曾规定办法，例如关外沿路官店，对于来往客商，准许酌收费用;又如有几个机关，指拨公地取租，但怕仍难持久。至如甘肃织呢局，没有流动资本，更是无从经营。不过吃亏还在人才缺乏;如有人才，就应有办法。……清政府在文襄公去后，所用西北大员，像陕甘总督一席，从杨昌浚(护理)，而谭钟麟，而杨昌浚，而陶模，而魏光焘，新疆督办和巡抚一席，从刘锦棠，而魏光焘(护理)，而陶模，而饶应祺，无不和文襄公有深切的渊源。便是其下的布政使和按察使，也几无一不是文襄公所识拔。这一个情形，一直延续到光绪三十年左右。照理他们该能扩展文襄公的设施，或至少该能保持文襄公的规模。然而事实则不尽然，或因他们的人格，不够转移风气;或因他们的气魄，不够支持困难;或因他们的眼光，不够担当大事;或因他们的资望，不够笼罩一切，以致文襄公的志业，没法继续或完成。”甚至出现了对左宗棠“苦心经营的制造局和织呢局，后人随意裁并”的事;更出现像“文襄公禁烟，杨昌浚来开征烟厘;文襄公办到甘肃乡试分闱，陶模来又议并入陕西”的可叹可悲之事。所以，“从这来看，创业之人，固属重要;继事之人，尤为重要”^[58]。左宗棠在西北的事业难以为继，已经不单纯是一个人才的问题了，而是封建制度发展到了晚清，已气息奄奄，毫无生气，丧失了全部的更新与创新能力，凭借这个制度，已无法完成开发西北、挽救中国的使命了。而这已不是任何个人所能够左右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