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左宗棠：生态情结与文化符号的解读

(五)左公柳:生态情结与文化符号的诠释

本节专门说一说有关“左公柳”的话题。“左公柳”其实并不是确指柳树的某一品种，左宗棠当时号召军民栽种的树木有旱柳、榆钱、小叶杨、新疆杨等很多种，其中因旱柳一种栽植最多，故得此称。在中国的古树名木中，像“左公柳”这样以人物命名的树种并不多见，这是老百姓对绿化山川、造福一方的地方官的一种褒扬、赞许和肯定。可以想见，在戈壁大漠、黄土高坡上出现夹道绵延数千里的绿色，是怎样一种景观?如今，“左公柳”越来越少，已成为一种历史的陈迹，一种逝去的风景，但是，百多年来，人们念念不忘“左公柳”、赞美“左公柳”，有关“左公柳”的记述、追忆、传说和诗话的不断流传与衍生，已成为西北特有的一道文化景观。

1．近人关于“左公柳”的各种记述

除了前节有关“左公柳”的资料，我曾集中披阅了清末民初时许多关于西北的游记、著述以及地方志，查找其中对“左公柳”的片段描述和零星记载。无独有偶，陈乐道先生在甘肃《档案》杂志上发表《“左公柳”:远去的风景》一文，也作了同样的考证，真是“与我心有戚戚焉”。通过这些记载可以看到，虽然时人评说“左公柳”的角度不尽相同，但对“左公柳”都含有一种相当深厚的眷念与赞美之情，凭吊“左公柳”成了一种到西北时必做的虔诚的祭祀，记述“左公柳”成了他们感怀前贤、体念时艰、鼓吹开发西北的借口。

最早记述“左公柳”的当是冯焌光，他在1877年自上海前往新疆，在进入甘肃泾州地界时写到:“自此以西，夹道植柳，绿荫蔽天。”^[55]到会宁附近，又记到:“过此则途径旷然，夹道杨柳荫庇行路。”^[56]1891年，陶保廉随父陶模(调任新疆巡抚)进京述职，返回新疆时，将沿途见闻写成书，其中对“左公柳”也有片言只字的记载:“出隆德西门折北行，两旁皆山。……八里铺(即得胜铺)，迤西道树成行。”^[57]蒙古族人阔普通武1903年自西宁办事大臣任上罢官，在返回京师途中写道:10月29日，“晚宿会宁县……自入县西境，官道两旁，杨柳稠密，十年树木，令人忆左文襄之遗爱”^[58]。1905年，裴景福在其《河海昆仑录》中，对植树造林、保护植被予以关注。特别是看到“左公柳”遭伐的情景，作者为之感慨不已:“仆人购薪引火，有枯枝干脆易燃，询之，乃盗伐官柳，闻而伤之。泾州以西达关外，夹道杨柳连荫三千里，左文襄公镇陇时所植也。”^[59]1911年，袁大化赴任新疆巡抚，当行至肃州时写到:“回望陇树秦云，苍茫无际，驿路一线……长杨夹道，垂柳拂堤，春光入玉门矣。”^[60]

辛亥革命之后的1923年，美国人兰登·华尔纳率福格艺术考察队前往敦煌考察。是年秋，越过陕西省界进入甘肃，看到这里种的“左公柳”“已经长成了，成排成行，夹道矗立”。华尔纳认为，“左总督用这笔申请来的巨款，使这条大西北的道路绿树成荫，作为对他的主子君王统治树立一座永久性的纪念碑，同时，也对这个国家的人民和为数不多的旅行者们带来恩惠”。在连续一个月的旅途当中，“连绵不断的柳树和参天耸立的白杨齐齐整整地排列在道路两旁，这些树木穿过两山之间伸向远方的平地，翻山越谷，蜿蜒行进，构成了一幅壮观的奇景”。这些都被记载在其所著考察记《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

1932年12月，林鹏侠女士奉母之命，从上海出发，历时半载，对西北各地进行考察，在从平凉城至六盘山时写到:“途中荒凉满目，惟左公柳时或一现，但已零落晨星矣。……夹道浓绿，当时有万里康庄之目。惜年久无人管理，又值连年天人交祸，民不聊生，树皮根芽，均被灾民剥食垂尽。呜呼惨矣!左公遗迹，亦将被湮没而空留嘉话之传流矣!自潼关至此，崇山峻岭，平原广川，一例牛山濯濯。气候干燥，雨量不调，盖荒旱频仍之因。不知以往司民牧者，何以不注意也。”^[61]

1934年3月至1935年5月，上海《申报》记者陈赓雅，前往边疆视察，对“左公柳”的保存及遭毁情景，作了比较细致的描绘。在行至天祝乌鞘岭时写道:“左宗棠西征时，沿途所植榆柳，多已皮剥枯倒，至此尤了无一株，惟青草丰肥，差堪牧畜耳。”^[62]至静宁、隆德间，则“沿途杨柳，不绝于目——系左宗棠督陕甘时，令防营所植，俗称‘左公柳’，颇有纪念意味。树粗一抱多，高二三丈，每株相间三四步，夹道成行。夏日枝叶交荫，征客受益不浅也!”^[63]还专门就“大佛寺与左公柳”详加记载:“陕甘驿道，两旁所植‘左公柳’，当其繁荣时期，东自潼关，西至嘉峪关，长凡三四千里，皆高枝蔽日，浓荫覆道。征客途行，仰荷荫庇，无不盛称左氏遗泽。盖提倡种树已不易，种树成林更不易，成林而有历史价值，国防交通意义，尤属难能可贵。惜柳线所经各县，官厅不知保护，坐令莠民任意摧残，或借医病为名，剥皮寻虫;或称风雨所折，窃伐作薪，以致断断续续，不复繁盛如昔。尤其昨今两日所过驿道，往往长行数十里，尚无一株，荒凉满目，诚有负前人多矣!”自长武至乾县途中触景生情，有此感唱。接着笔锋一转，指出植树造林和保护生态之重要与紧迫:“西北面积虽广，但多荒山旷野，一任荒废，利弃于地，既感生产缺乏，复酿水、旱各灾。倘能以之培植森林，则可立致富源。且西北气候，系大陆性而兼沙漠性，朔风一起，尘沙蔽天，沙漠有南迁之势，诚非无稽之谈。若不积极造林，前途殊堪危险!……至于植林间接效用，调和气候，涵养水源，防弭旱、涝，御蔽风沙，增进风景，裨益卫生，更不胜述。法相阿尔脱尔勃尝谓:‘亡法国者，非敌国外患，乃在山林之荒废。’此言无异为我西北下针砭。今后广植新树，保护旧林，迅宜双管齐下，不容再缓矣。”^[64]其议论颇有见地。

1935年印行的《重修隆德县志》，对“左公柳”作了这样的记载:“由隆德城东行经十里铺……入静宁界，合计东西全长九十里，此系官道，坦途两边齐栽白杨绿柳，春夏青青，左公遗爱也。车磷马啸，络绎不绝。”^[65]虽仅寥寥数语，却颇耐玩味。

同年，赴西北游历考察的张扬明，在其所著《到西北来》中写道，清水至天水途中，“路旁有很多古柳，名左公柳，为左文襄公开发新疆时所植。闻说这种柳树，一直到天水、定西、皋兰一带，绵亘数千里，共约60万株;因左公当时来到此地，看见地形复杂，恐怕后面继续来的人迷路，植柳作为标识”。

高良佐在其1936年出版的《西北随轺记》中，这样写道:“自窑店以西，已入甘境，驿树夹道，迎风而舞，盖悉为左宗棠所植者也，号曰左公柳。按左相当年所植柳树，实起陕之潼关以达新疆哈密，然自潼关至西安道中，零落殆尽，西安至窑店，则已斩伐无余株矣，亦可知人事之多变也。”^[66]书中有泾川“左公柳”的插图。

1936年出版的《西北揽胜》对“左公柳”特作介绍:“自陕西而经窑店即入甘肃境，自此西行，驿路两旁，时见柳树成行，大可拱围，高枝参天，均系左宗棠督陕甘时令防营所植者，故名左公柳。按，当时所植柳，自陕之潼关直抵玉门关绵亘达三千余里。嗣后历经兵燹旱涝，砍伐甚多。今则除泾川、平凉以及永登等县内，偶见成行外，余或三三两两，以示驿路之所在，或则连根拔除已一无所见矣。”且有插图，显然将“左公柳”列为西北胜景之一，向世人宣传。

著名记者范长江自1935年7月起对中国西北地区进行考察旅行的通讯合集《中国的西北角》出版，其中记载了“左公柳”。当1935年冬，行至永登途中，看到“庄浪河东西两岸的冲积平原上，杨柳相望，水渠交通……道旁尚间有左宗棠征新疆时所植柳树，古老苍劲，令人对左氏之雄才大略，不胜其企慕之思”。在后来出版的范长江的另一通讯集《塞上行》里，且有对平凉途中所见“左公柳”的描述:“下华家岭，至界石铺，又合昔日陕甘大车大道，左宗棠当年经营西北所植柳树，还有不少留于大路两旁。”“六盘山东西两面大路，还存着不少的夹道杨柳，皆为左宗棠当日之遗留，以当时交通工具之简单，他的道路路面比现在国道路面为广，此公胸襟之远阔，实不同于当时凡俗之武夫。惟时至今日，左公柳已丧亡十九，长安至新疆之大道，仅若干处略存左柳，以引对前人辛苦经边之回想，其实用的价值，实已渺无可称述。”

1939年印行的《重修古浪县志》里对“左公柳”特予说明:“所谓人造林者为左公林、学校林。左公林由县南龙沟堡迤县北小桥堡，沿道节节有之，但皆稀疏，已枯死无多。”

丁履进在1940年写的《西兰之间》“忆左宗棠”一章里写道:“左氏由潼关至迪化，运用兵工，开辟大道，夹道植树，保护路面，迄今陕甘公路两侧，老树峥嵘，所谓左公柳者是也。惜后人不加爱护，所伐殆尽，于今所见，依稀数株而已。”

最后，张其昀、任美锷在1942年出版的《甘肃人文地理志》里，对“左公柳”也作了记载，指出植树之重要作用:“将来甘肃中部造林，似宜以杨、柳、榆、侧柏等较为适宜，山坡土壤冲蚀最烈，尤宜首先植树，保护梯田之肥土。昔光绪初左宗棠总督甘、陕，尝于甘陕大道两旁栽植杨柳，东起西安，西迄酒泉，郁郁千里，官厅保护迄今已五十余年，有大至数围者，人定胜天，此其明证，惜自民国十五年以还，兵乱纷起，左公柳破坏甚多，惟就其所遗者观之，当代苦心犹昭然可见也。”

透过前人留下的真切记载和生动描绘，透过时光老人投下的深长一瞥，我们仿佛看到了“左公柳”曾经拥有过的辉煌，领略到其迷人的风韵，深感保护植被、保护古树名木，尤其是保护生态环境之亟迫。

2．晚清民国时期甘肃地方政府对“左公柳”的保护

如前所述，左宗棠在甘肃各地加上新疆所种的榆、杨、柳树，约有一二百万株。

1935年，甘肃省政府对当时的“左公柳”进行统计时，平凉境内尚有7978株，隆德5203株，静宁1386株，固原4351株，山丹1220株，永昌1311株，临泽235株，古浪1015株。这些“左公柳”，“均经编列号数，各悬木牌，高钉树身，以为标志”^[67]。

1998年8月出版的《甘肃森林》记载本省境内尚有“左公柳”202株，其中平凉柳湖公园内187株，兰州滨河东路13株，酒泉泉湖公园内仅有2株。

将上面的这三组统计数字略作比较，就不能不令人触目惊心。“左公柳”急速锐减，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还是人为的砍伐。尽管当时的政府制定了相关办法加以保护，并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和效果，但最终却未能扼制住“左公柳”频遭砍伐的势头，那昔日“密如木城，行列整齐”的景观，逐渐从人们的视野中淡出，引人深思。

早在清代末期，一些有远见的地方官员，就曾在古道两旁张榜告谕:“昆仑之阴，积雪皑皑，杯酒阳关，马嘶人泣，谁引春风?千里一碧，勿剪勿伐，左侯所植。”^[68]这是至今所能见到的最早保护“左公柳”的官方文字。但可惜的是，砍伐“左公柳”的情况此后接连发生，从未停止过。1909年，新疆巡抚袁大化路过永登，见到境内大量“左公柳”被人砍伐，“有未伐者，枝亦被人砍”。

1920年，据《甘宁青史略》记载，甘肃“地大震，东西路桥遂多毁坏，县知事伐官树以补之，以公办公，尚无不可，惟此端一开，绅民效尤，已伐去十分之三”。省政府对此耳有所闻，遂通令泾川、固原、平凉、隆德、静宁、会宁、定西、通渭、榆中、皋兰、永登、古浪、武威、永昌、玉门、山丹、民乐、张掖、临泽、高台、酒泉、安西等县，要求“将官树编列号数，责成各地方头目认真保护在案”。

1927年以后，为支应当地驻军、兵站的燃料需要，各县旧驿道两旁大量“左公柳”被“旦旦而伐之，以至于今所存者仅十分之三”^[69]。

1928年，刘郁芬派兵进驻临夏，在西固设立兵站，向当地群众征派大量烧柴，西固川的树木被砍伐一空，其中也有“左公柳”惨遭厄运。与此同时，榆中、皋兰境内的“左公柳”也被当地驻军大量砍伐。

1933年，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傅增湘游历陕西，亲见左公柳“今则旱槁之后，继以兵残，髡枝弱线，十里不逢一株”。不禁发出“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浩叹^[70]。

1934年春，张恨水漫游西北，一入甘肃，只见沿路“左公柳”砍伐殆尽，所余无多，均剥尽树皮，用以充饥了。这应是民国十八年甘肃大早，引起大饥荒的结果。张在感伤之余，写了一首竹枝词:“大恩要谢左宗棠，种下垂杨绿两行。剥下树皮和草煮，又充饭菜又充汤。”^[71]

针对上述情况，1932年11月26日，甘肃省建设厅呈准省政府颁布《甘肃旧驿道两旁左公柳保护办法》，其内容如下:

第一条　甘肃旧驿道两旁所有之左公柳，均依本办法保护之。

第二条　各县所有左公柳应由各该县政府依照自治区分段，现责成各区长点数，具结负责保护。区长更调时，应特列专册移交，并由新任区长加结备案;县长更调时，亦应专案交收，呈报建设厅备案。

第三条　各县长、区长无论因何理由，不得砍伐或损坏，如有上项情事，一经查觉，县长记过，区长撤惩。

第四条　人民有偷伐或损坏情事，除依法罚办外，并责成补栽，每损坏一株，应补栽行道树百株，并责令保护成活。

第五条　本办法由建设厅呈准省政府公布施行。

这一《保护办法》虽显粗糙，但它用行政立法的形式对“左公柳”加以保护。

1935年甘肃省政府再次颁发了《保护左公柳办法》，内容如下:

一、本省境内现有左公柳，沿途各县政府应自县之东方起，依次逐株挂牌、编号(单号在北，双号在南)，并将总数呈报省政府及民、建两厅备查。

二、沿途各县对于境内左公柳，应分段责成附近乡、保、甲长负责保护，并由县随时派员视查。

三、现有左公柳如有枯死者，仍须保留，不得伐用其木材。

四、已被砍伐者，须由所在地县政府于其空缺之处，量定相当距离补栽齐全，并责令附近保、甲长监督当地住户，负责灌溉保护。

五、左公柳两旁地上土石、草皮、树根、草根，均禁止采掘，并不得在树旁有引火及拴牧牲畜行为。

六、凡砍伐或剥削树皮者，处二十元以上百元以下罚金，或一月以上五月以下工役。

七、如该县长保护不力，应分别情节轻重予以处分。^[72]

这一《保护办法》与1932年的《保护办法》相比，其内容和措施更加完善，不但规定了各县、区、保、甲保护“左公柳”的具体方法和责任，便于操作，而且明确规定了砍伐、破坏“左公柳”应受的严格处罚，并要求各县“随时派员视查”。随后，各县对其境内现有“左公柳”进行了全面清查、编号并将统计数字上报省政府。

然而，《保护办法》并未得到各地官吏的有效贯彻和执行。“左公柳”遭砍事件仍在屡屡发生。1939年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巡视陇东，途中“见官道两旁之左公柳被人砍伐甚多，并有剥去树皮者。树虽婆娑，生意尽矣”。而且多为“斤斧新痕，显系最近砍伐”。据此，限令各县在一月内，将该县境内道旁树木，不分大小一律点数、编号报省建设厅，并要求各县“责成当地头人、居民切实培护。如有枯萎，须将树木号数具报县府。县府据报后随即派人查验。如系因被人剥皮或砍伐而枯萎致死者，应将该地人、居民从重处罚，并务将毁坏之人查出重办”，“责成建设厅随时派员考查。嗣后，道旁树木不分大小、种类，如再发现砍伐或剥皮痕迹即将该管县长呈请从严处分”。重申对“左公柳”严加保护^[73]。

1940年10月宁定(今广河)县民众密报省主席，称当地保长私自倒卖“左公柳”:“今年，县政府颁谕，令当地保长估价出卖，等情。不料宁定政治尚未入轨道，藉公营私、不顾公德之保长，将以三等价估卖，大者六元，次者五元，小者四元，还以公树送人情者亦有之。如此胆敢瞒上营私，百分之一估价公树，目无法纪。而文襄公百余年功绩，国家不得沾益，诚可痛哉。”为此，1941年2月28日，甘肃省政府发布训令指出“该县左公柳，既关古迹风景，又能调和气候，亟应保存。据呈前情，合行令仰该县长迅即查办具复，并转饬所属一体保护”。同年4月29日，国民党甘肃省执委会主任委员朱绍良致函甘肃省政府:“近据报告，竟有一般军民对于西兰公路附近之左公柳及兴隆、崆峒各山之林木，不知爱护任意采伐。”要求省政府“饬属对于本省之左公柳及各山林木加意保护”。随后，省政府通令泾川、平凉、固原、隆德、静宁、会宁、定西、榆中、皋兰、永登、古浪、武威、永昌、山丹、民乐、张掖、临泽、高台、酒泉、玉门、安西等21县，“仰遵照切实保护，并将办理情形具报备查”。诚然，这些训令通令对于保护“左公柳”客观上无疑会起到一定作用。

1946年，隆德县有人报称，该县建设科长陈树德等人以估价处理公路两旁“左公柳”枯树为名，盗卖“左公柳”，使大量左公柳被砍伐。省政府接报后当即令隆德县政府认真查办。经查，隆德县建设科科长陈树德、苗圃主任安涛、神林乡乡长薛昌荣、沙塘乡乡长薛达等人在奉令处理已枯“左公柳”时趁机盗卖了400余株。隆德县政府对当事人进行了严厉的处罚，并对境内现存“左公柳”重新进行了清查，编号。经清查隆德境内尚存“左公柳”3610株。本着“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之训，隆德县议会还专门拟具了《违法变卖左公柳处理办法》，其中第三条规定:“此次清查现存之左公柳，应由县政府负责重新编号、列册登记。除县府存案列交外，登记册抄发所在地之乡镇公所，负责切实保护。非呈奉省府核准，任何人不得砍伐，并将此次所伐缺空趁兹植树时期，补植新苗，保护成活，以重先贤遗爱，而免再有同样情事发生。”^[74]

纵观民国时期，为了保护“左公柳”，使其免遭砍伐，地方政府确实出台了一些较好的办法，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部分有识之士也为之呼吁，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对砍伐“左公柳”的行为起到了某种抑制作用。但从根本上看，由于当时政治黑暗，吏治腐败，民不聊生，社会环保意识薄弱，纵然有好的办法和措施，也只能流于形式，难如其愿。

3．关于“左公柳”的一些传说与诗话

左宗棠在甘肃时一心为民、造福地方，深得老百姓的爱戴。据载，他在离开西北时，“关内外闻之……胥惶然如失所覆，巷议户祝，筹所以留公，而不可得，则奔趋愊亿，顶香膝跃，呼感恩，数十百里无绝声”^[75]。在甘肃的一些地方，至今还流传着左宗棠栽树护柳的故事。

在酒泉就有“斩驴护柳”的传说。相传，左宗棠从新疆返回酒泉后，看到酒泉有些树木的树皮全被剥光，四大街的新栽树木多已死亡，他十分愤怒。一天，他微服出巡，发现乡民骑驴进城办事时，多将毛驴拴在树上。毛驴竟啃起了树皮，官吏、市民熟视无睹。左宗棠下令将驴斩杀，且通告城乡，从今以后“若再有驴毁林者，驴和驴主与此驴同罪，格杀勿论”。一时间，左公斩驴护树传为佳话。

时隔不久，酒泉又传着左宗棠斩侄护林的故事，说左宗棠的侄儿居功自傲，有恃无恐，对左宗棠植树护树的号令藐视，手执砍刀当众砍倒一片林木。左宗棠闻报，怒不可遏，以“毁林违纪”之罪，公开斩首示众^[76]。

这些传说姑且不论其是否真的发生过，它的流传，表明当地人民从左宗棠身上继承了爱护林木的精神，养成了植树护林的习惯，从此，酒泉城内林木葱浓，环境幽雅，造林护树之风代代相沿。

至于有关“左公柳”的诗歌、诗话，自从杨昌浚的那首:“上相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的名篇传播开来，不仅尚在肃州大营的左宗棠读后“拈髯大乐”，也引发了后世无数文人骚客的诗兴。吟咏“左公柳”成了西北边塞诗的新题材，“春风玉关”的诗话又创新格，留下了一段千古佳话。笔者孤陋寡闻，愿就多方搜求所得以飨读者^[77]。

清代诗人萧雄(字皋谟)，湖南益阳人。著有《西疆杂述诗》四卷，对新疆地理风俗人事各项，叙述甚详。其中一首吟到“左公柳”，诗云:

千尺乔松万里山，连云攒簇乱峰间　

应同笛里边亭柳，齐唱春风度玉关。

对新疆天山地区种植“左公柳”的情景，诗的自注中作了如此记载:“左文襄公檄饬湘楚诸军，各于驻处择低洼闲地，搜折树枝，排插为林。方及数年，已骎骎乎蔚然深秀，民甚德之。皆榆柳也”。

兰山书院山长、皋兰人吴可读写了《呈左爵相七律二首》，其二云:

感恩知己更何人？六十余年戴德身。

千水见河山见华，维崧生甫岳生申。

从来诗律推元老，自古边防借重臣。

遥想玉门关外路，万家杨柳一时新。

民国时期，无锡诗人侯鸿鉴著有《西北漫游记》，其中有他于1935年5月写的《自陕至甘有怀左文襄》七绝二首:

其一

自古西陲边患多，策勋自是壮山河。

三千陇路万株柳，六十年来感想何？

其二

杨柳丝丝绿到西，辟榛伟绩孰能齐。

即今开发边陲道，起舞应闻午夜鸡。

诗中自注说:“出潼关至玉门关，左文襄植柳数万株于道旁。”

当代诗人吟颂“左公柳”的诗词更是不少。著名词人张伯驹在其《杨柳枝》中这样写到:

征西大将凯歌还，种树秦川连陇川。

绿荫多于冢上草，春风一路到天山。

有一首曾经在海峡两岸学生中间广为流传的爱国歌曲。词作者是民国期间的教育部长罗家伦先生。他当时要出使法国，途经新疆，考察了当地政治、经济、文化和民俗之后，写下这首脍炙人口的诗篇，并由当时著名的音乐家赵元任先生作曲:

左公柳拂玉门晓，塞上春光好，天山融雪灌田畴，大漠飞沙旋落照。沙中水草堆，好似仙人岛。过瓜田，碧玉葱葱;望马群，白浪滔滔，想乘槎张骞，定远班超，汉唐先烈经营早。当年是匈奴右臂，将来便是欧亚孔道。经营趁早，经营趁早，莫让碧眼儿射西域盘雕。

陇上著名诗人王沂暖在其《念奴娇·兰州》中写到:

……左柳生春，霍泉漱玉，功在人间世，严关迎送，几多贵主西去!而今岁月峥嵘，舆图换稿，景色添新丽。

著名诗人袁第锐，在其《恬园诗曲存稿》中有“天池”诗二首，其二云:

八骏西游未肯还，穆王消息滞天山。

瑶池自有奇花草，何必春风渡玉关。

萧涵加注曰:“春风与玉门关一案，可分三个阶段。王之涣:‘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渡玉门关。’其第一阶段。清末杨昌浚之‘上相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一反王之涣原意，是为第二阶段。先生此诗，先说八骏西游未肯还，暗示天山水草富饶，非无春风，八骏愿意‘安家落户’而‘未肯还’。次说当年穆王不返，正为瑶池值得终老，所以无消息者，只是音书远隔而‘滞’，并非其他。末两句点明正题，在‘春风玉关’这一场公案上可以说是‘另辟蹊径’，故为第三阶段。”^[78]这首诗虽非专咏“左公柳”，但为“春风玉关”另创一格，为此段公案增色不少，故专录于此以志存留。

诗人谢宠，有数首诗词专咏“左公柳”。其中《杨柳枝》之一云:

王母蟠桃去不还，左公杨柳老阳关。

请君莫羡前朝树，多育春苗绿北山。

左公柳前

老干依然出叶新，左公遗柳百回春。

金城父老河边歇，犹说前朝种树人。

南歌子·敦煌古道见左公柳

挺干盘根固，抽枝出叶新。玉门关外障沙尘，仿佛龙城飞将抖精神。绿荫天山月，魂归瀚海春。风流早是百年身，犹自飘花吐絮逗行人。

赵幼诚《左公柳》云:

闹市蓝天已久违，沙尘暴虐逞淫威。

百年古柳谁曾见？隔纪重论是与非。

武正国《左公柳》云:

疆土岂容沙漠吞，广栽苗木扎根深。

万千荫路双排柳，护送春风度玉门。

龙景和《左公柳》云:

杯酒阳关古畏途，筹边远略靖西隅。

春风一碧三千里，合抱今能有几株!

陈乐道七律《春柳》云:

左公遗爱问谁怜？望里春云罩碧烟。

千种离思萦别渚，万条吟绪托吹棉。

浓遮关塞停征马，翠拂楼台忆锦年。

看取神州新画幅，河山染绿浩无边。

上述诗章，或借史抒感，评论人物;或托物寄兴，关注生态，各具风格，从不同侧面展示出一幅幅“左公柳”的生动画卷，抒写出了“左公柳”应有的遗风流韵。

“左公柳”，已不单是一种自然景物，一种百年古树，或许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说它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当不为过。正因为如此，它成为诗人们吟咏的对象，成了艺术家们审美的对象，也成了改造西北自然环境的象征，更是“左公种柳”精神的丰碑。

【注释】

[1]王乃昂、颉耀文、薛祥燕:《近2000年来人类活动对我国西部生态环境变化的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3期。

[2]陈育宁:《宁夏通史·古代卷》，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0页。

[3]陈忠祥:《宁夏南部回族社区人地关系及可持续发展研究》，《人文地理》2002年第1期。

[4]景可、陈永宗:《黄土高原侵蚀环境与侵蚀速率的初步研究》，《地理研究》1983年第2期。

[5]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时期沙漠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3年。

[6]丁焕章主编:《甘肃近现代史》，第22页。

[7]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1840—1911)，三联书店，1957年，第17页。

[8]《左宗棠全集·奏稿》(四)，第74页。

[9]杨志娟:《清同治年间陕甘人口骤减原因探析》，《民族研究》2003年第2期。

[10]袁林:《西北灾荒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1页。

[11]据袁林《西北灾荒史·旱灾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统计。

[12]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中华书局，2000年，第25页。

[13](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灾荒”卷。

[14]《左宗棠全集·奏稿》(七)，第524页。

[15]《左宗棠全集·奏稿》(七)，第525页。

[16]《左宗棠全集·奏稿》(六)，第378—380页。

[17]《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第142页。

[18]《左宗棠全集·奏稿》(四)，第74页。

[19]《左宗棠全集·奏稿》(六)，第637页。

[20]《左文襄公在西北》，第43页。

[21]《甘宁青史略正编》，卷23，第7—8页。

[22]《左宗棠全集·奏稿》(三)，第373页。

[23]《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81页。

[24]《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83页。

[25]《左宗棠全集·书信》(二)，第445页。

[26]《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464页。

[27]《左宗棠全集·书信》(二)，第379页。

[28]《左宗棠全集·札件》，第529页。

[29]《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662页。

[30]引自石泰《左宗棠经营西北农业问题述评》(《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第119—120页。

[31]刘大有:《漫话“左公柳”》，《湖南日报》1982年3月31日。

[32]《左文襄公在西北》，第43页。

[33]《左宗棠全集·书信》(二)，第515页。

[34]《左宗棠全集·书信》(二)，第205页。

[35]《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279页。

[36]《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277页。

[37]《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277页。

[38]《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95页。

[39]《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95页。

[40]《甘宁青史略》，卷23，第22页。

[41]《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37页。

[42]《左宗棠全集·奏稿》(七)，第54—55页。

[43]《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35—136页。

[44]《左宗棠全集·奏稿》(七)，第525页。

[45]左景伊:《左宗棠传》，长春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58页。

[46]左景伊:《左宗棠传》，第360页。

[47]谢彬:《新疆游记》，中华书局，1925年，第188页。

[48]引自石泰《左宗棠经营西北农业问题述评》(《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第119—120页。

[49]左景伊:《左宗棠传》，第360页。

[50]《左宗棠全集·奏稿》(七)，第521页。

[51]《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688页。

[52]《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492页。

[53]《左宗棠全集·书信》(二)，第188页。

[54]《左宗棠全集·奏稿》(七)，第380页。

[55]冯焌光:《西行日记》，《宁海纪行》，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18页。

[56]《西行日记》，《宁海纪行》，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20页。

[57]陶保廉:《辛卯侍行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04页。

[58]阔普通武:《湟中行记》，《宁海纪行》，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2页。

[59]裴景福:《河海昆仑录》，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20页。

[60]袁大化:《抚新纪程》，《西征续录》，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95页。

[61]林鹏侠:《西北行》，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4页。

[62]陈赓雅:《西北视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59页。

[63]《西北视察记》，第281页。

[64]《西北视察记》，第289—290页。

[65](民国)《重修隆德县志》卷二“交通”。

[66]高良佐:《西北随轺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1页。

[67]王艾邦、陈乐道:《“勿剪勿伐，左侯所植”——民国时保护“左公柳”史档解读》，《档案》2003年第4期，第36页。

[68]裴景福:《河海昆仑录》，第120页。

[69]慕寿祺:《甘宁青史略》卷31，第9页。

[70]傅增湘:《秦游日记》。

[71]张晓水:《回忆父亲张恨水先生》，《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1期。

[72]王艾邦、陈乐道:《“勿剪勿伐，左侯所植”——民国时保护“左公柳”史档解读》，第37—38页。

[73]慕寿祺:《甘宁青史略》卷31，第9页。

[74]王艾邦、陈乐道:《“勿剪勿伐，左侯所植”——民国时保护“左公柳”史档解读》，第38—39页。

[75]秦翰才:《左文襄公逸事汇编》，岳麓书社，1986年。

[76]上述两个传说均见于李金香《细说左公柳》(《档案》2000年第6期)第23页。

[77]本节蒙采用秋帆、方学《“左公柳”诗话》(《档案》2003年第4期)中部分诗词，在此表示谢忱。

[78]袁第锐:《恬园诗曲存稿》，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