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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在甘肃:治理生态环境的举措

【摘要】:(三)治理的措施左宗棠在西北的开发与建设活动,实际是其善后措施的一部分。左宗棠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过加强生态环境建设的口号,但他从恢复和发展经济的需要出发,统筹西北全局,实施开发大计,其建设措施中包含了许多可以称之为治理生态环境的举措,不容忽视。1.植树造林,改造环境指挥军民栽种行道树和护路树是左宗棠绿化甘肃的主要政绩,也是治理西北环境的第一步。“植治”和“水治”都是防治风沙的有效措施。

(三)治理的措施

左宗棠在西北的开发与建设活动,实际是其善后措施的一部分。左宗棠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过加强生态环境建设的口号,但他从恢复和发展经济的需要出发,统筹西北全局,实施开发大计,其建设措施中包含了许多可以称之为治理生态环境的举措,不容忽视。

1.植树造林,改造环境

指挥军民栽种行道树和护路树是左宗棠绿化甘肃的主要政绩,也是治理西北环境的第一步。出于军事上的需要,左宗棠主持修筑了一条从潼关开始,由东往西,横贯陕、甘两省直达新疆哈密、乌鲁木齐长达三四千里的官道。为了巩固路基、“限戎马之足”和供给夏时行旅阴蔽,他命令西征将士在路的两旁植树一行两行,甚至四五行。树木长成以后,在荒凉的西北大地上,就犹如出现了一条绿色苍龙,它蜿蜒盘旋于广袤的西北荒漠之上,奋力抵抗着风沙一次次的侵袭。左宗棠不但让西征各军植树,还鼓励地方官民大力协助种树,甚至把植树的好处编印成册,在他们之中广泛宣传。

西北植树,困难很多,尤其是西北干旱少雨,种下的树必须经常浇水才能成活。左宗棠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说:“兰州东路所种之树,密如木城,行列整齐。栽活之树,皆在山坡高阜,须浇过三伏天,乃免枯槁,又不能杂用苦水,用水更勤。”[29]据平凉现存《武威军各营频年种树记》碑文中记载,树木栽种以后,要“守护之,灌溉之,补栽之”,“不知几费经营”,足见种树之不易[30]。因此,在西北选种什么树种,是一件颇费思量的事情。左宗棠依据西北各省的自然条件,主张多种杨、柳、榆三种树。杨树、榆树性耐寒,耐旱,生长快,适应性强,且能耐恶劣的土壤,是作防护林的好树种;柳树耐湿,根深,易成活,中性土壤,适合于作护堤林。左宗棠的主张无疑很有见地。他还提出:河西寒冷,宜多种杨树,陇南陇东较为温和,宜多种柳树[31]。这些观点对于西北植树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左宗棠还严禁官吏、士兵、百姓毁坏林木。他在西北期间更定的《楚军营制》中规定:“长夫人等不得在外砍柴。但(凡)屋边、庙边、祠堂边、坟边、园内竹木及果木树,概不准砍……倘有不遵,一经查出,重者即行正法,轻者从重惩办。并仰营官、哨官随时教戒。”又“马夫宜看守马匹,切不可践食百姓生芽。如践百姓生芽,无论何营人见,既将马匹牵至该营禀报。该营营官即将马夫口粮钱文拿出四百,立赏送马之人。再查明践食若干,值钱若干,亦拿马夫之钱赔偿。如下次再犯,将马夫重责二百,加倍处罚。营官亦宜随时告戒;不徒马夫有过也”。[32]规定之周密,处罚之严厉,无不反映了左宗棠重视护林的态度和决心。

2.开渠凿井,改造农业环境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特别是西北的干旱地区,如果不解决水的问题,根本无法进行农业生产。左宗棠非常重视兴修水利,曾一再强调:“治西北者,宜先水利,兴水利者,宜先沟洫。”[33]并对兴修水利倾注了大量心血。如何开发水利?左宗棠的措施,一是利用河流、水泉,开渠灌溉;二是在原区和缺水地方凿井引水;三是在戈壁沙洲引冰雪融化而成的内陆河水或挖掘坎儿井灌溉。陇东泾河流域川地多,水量比较充足,但却白白流走。他“常览形势”,反复考察,认为“自平凉西北数十里到泾州,若开渠灌田,可得腴壤数百万顷”,计划“于上源着手,为关陇创此永利”[34]。1877年,甘肃东部旱情严重,左宗棠通令“甘肃各州县除滨河及高原各地方,向有河流泉水足资灌润外,惟现办赈之庆阳、宁州、正宁等处川地较多,尤宜凿井”[35]。并将开井办法,刻印成册,转发各州县。为了办好此事,左宗棠还提出有灾地方可以以工代赈,把赈粮优先发给凿井的农户,并在赈粮之外,发给银一两或钱一千数百文,使凿井农户“尤沾实惠”。他要求地方官竭尽心力,把兴办水利当做“极难极大题目”来做,不能“搁笔而交白卷”[36]。并准备在甘肃试办机器掘井、开河。为此,特地写信给上海的胡光墉,要他购置掘井、开河的机器,延请洋人来甘指导。1880年,即用机器治理泾河。随着左宗棠大营向西推进,他在关中、平凉、宁夏、河州、西宁、河西、新疆,都留下了兴修水利的业绩。

研究表明,风沙有“三怕”:怕草、怕树、怕水。“植治”和“水治”都是防治风沙的有效措施。左宗棠在西北兴修的水利工程,虽然是出于农业生产的需要,但在整治风沙,改善生态环境上也起了重要的作用。由于有水灌溉,许多荒漠被重新改造成良田,许多地方又重新生长起树木。而且,兴修水利还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水土资源的合理配置,有利于避免因不合理开荒而造成的土地进一步沙化和盐碱化。

3.推广“区种法”,提倡精耕细作

左宗棠认为,发展水利必须同精耕细作结合起来,这样就能“治田少而得谷多”。为了提高耕作技术,他大力推行“区种法”。其做法是将地亩划片作成小畦,谷物种在一行行沟内;灌水时由渠内引入沟中,好处是“捷便省水”。他说:“开井、区种两法,本是一事。非凿井从何得水;非区种何能省水。但言开井不言区种,仍是无益。”[37]左宗棠曾将这种方法传授给将士,让他们传播于民间。为使“区种法”广泛施行,1877年前后,由藩署刊印告示颁发全省,每告示附有刻印成法一本。光绪三年大旱,他把“区种”和“凿井”作为两个救荒之策,要求各地大力兴办,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区种”的耕作方法,既有利于充分利用水资源,抵抗干旱,又实行轮耕,节省了地力,避免了因对土壤掠夺性经营而导致的土地不断退化的恶果。

西北的农业基本上是建立在灌溉基础之上的。由于长期使用落后的大水漫灌和重灌轻排,土壤次生盐渍化相当严重。很多土地因此寸草不生,逐渐退化为荒漠。因此盐碱地的改良,对于发展农业,改善生态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甘肃省有一种改良盐碱地的方法,即用沙(井沙、河沙、浇沙、沟沙)铺在盐碱地上,用来解消碱性,同时保持土层湿润,增高地底温度[38]。左宗棠沿用这种传统方法,对部分盐渍地进行了改良。魏宝珪撰写的《甘肃之碱地铺沙》对此曾经有过记载和评述:“清同治时,回乱蔓延黄河一带,又遭天灾,人亡地荒,满目疮痍。左公宗棠平定西北,乃安抚流亡,贷出协饷库银,令民旱地铺沙,改良土地。由是各地流行,成为甘肃特有之砂田。盛行于皋兰、景泰、永靖、永登、靖远等县。利用荒滩僻壤,铺沙耕种,化不毛之地成为良田。民国相革,沙地衰老,且又天灾人祸,政繁赋重,贫农逃迁死亡,人口大为减少。至今皋、景交界,百里无人烟。当地农民憧憬当年左公之丰功,常有殷丘故墟之叹。”[39]由上面的记载,不难看出,左宗棠在改良盐碱地上,确实付出了不少力气,并取得了喜人的成绩。

4.严禁烧荒,保护植被

据《甘宁青史略》记载:“安定(今甘肃定西)早寒,草枯木凋,村农纵火,山谷皆红。左宗棠见之,问知县,以烧荒对。”左宗棠认为明代鞑靼经常犯边,明军出塞纵火,使鞑靼无水草可恃,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现已承平,安能用此?“况冬令严寒,虫类蜷伏,任意焚烧,生机尽矣,是岂仁人君子所宜为”?遂自安定大营贴出告示,严禁烧荒,并通令陇东南暨宁夏所属一体遵行[40]。放火烧荒,是古代刀耕火种畬田的陋习,通过焚烧草木植被,秧及飞虫鸟兽,无非获得一些草木灰作肥料而已,其代价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造成水土的流失。烧荒尤对干旱少雨的甘肃中部地区为害最烈。严禁烧荒,对甘肃干旱半干旱地区的植被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

5.重视城镇建设,改善居住环境

甘肃城镇建设的情况,已在本书第五章第二节作了详细的介绍,此不赘述。为了说明左宗棠对城镇建设的重视程度,有必要将左宗棠对新疆城镇建设的情况附带介绍一下。战乱之后,新疆遭受破坏最厉害的要算喀什葛尔、叶尔羌、英吉沙尔、和阗的汉、回各城;其次则为乌鲁木齐、玛纳斯、巴里坤和精河。收复之后,左宗棠命令各地官员一律加以修葺,对于具有战略意义的城市则加以扩建。喀喇沙尔为南疆要冲,旧城已毁,驻军便利用阿古柏所筑新城加以拓宽、修筑。库车原有汉城很小,年久倾圮,东面则局势开阔,驻军会同善后局员,察看形势,扩建了东南、东北城墙,延长一千三百三十四丈,墙高一丈八尺,宽一丈五尺,四角炮台纵横四丈四尺,城楼高四丈八尺,重修后的新城雄阔伟壮,堪称南疆重镇,“算又恢复了汉唐盛规”[41]。喀什噶尔由于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左宗棠建议重点加以修建,“按照卡伦地址,改筑边墙,于冲要处,间以碉堡,则长城屹立,形势完固,界划分明,尤为百世之利”。[42]左宗棠还十分重视城镇的绿化。自同治十年(1871年)左宗棠开始命令军队种树以来,每次到防营检查,他都热情鼓励部下在扎营的路旁、河边、屋角等处种树栽花,尤其注重在其驻节的城镇的周围种树,绿化市镇。光绪二年(1876年),他移节肃州,于修整安西州城时,号召军民在护城河两旁遍栽杨柳;修筑秦州城,下令广种堤岸防护林,出现了秀美的景致:“夏之日,红的是堤内的荷花,绿的是堤畔的柳树,衬着堤上的白沙,何等风光旖旎!”又重修阶州城,“环城沿堤,栽树数十万株”。[43]

修筑、加固城墙,在近代武器尚未发达的情况下,大大加强了西北军事防御的能力,也为地方官吏加强对辖区的管理提供了重要保障。而且,居住环境的改善和生活环境的绿化,也是生态环境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左宗棠重视城镇建设,改善和优化居住环境,这为西北人民重建家园提供了一个稳定、安全的生活环境,有利于对西北边陲进行大规模的开发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