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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在甘肃的治理思路及环保趋向

【摘要】:(二)治理的思路从左宗棠有关开发与建设西北的论述、政策中可以看到,他并没有明晰的治理生态环境的思想,有的只是从农民勤劳务本的品行而生发的简单、实用的植树造林、改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条件的认识。因此,左宗棠虽然没有成型的环保理念,但在其开发西北的总体思路中,却透露着若干朴素的重视环保的思想趋向,这些趋向是他之前治理过西北的人所没有的,值得一述。

(二)治理的思路

左宗棠有关开发与建设西北的论述、政策中可以看到,他并没有明晰的治理生态环境的思想,有的只是从农民勤劳务本的品行而生发的简单、实用的植树造林、改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条件的认识。这些认识同他在西北推行屯田、筑路、开渠、种桑等恢复经济的措施绾结在一起,成为其开发西北计划的一部分。为了复兴西北经济社会,左宗棠命令:“留防后路各军,不但护运以利转馈,殄馀匪以保残黎,并宜代民垦荒播种以广招徕,修城堡以利居止,然后民可复业也;治道路以通车驮,浚泉井以便汲饮,栽官树以荫商旅,然后民可资生也。至就地引渠溉地,变渴壤而为沃土;去害就利,拔妖卉而植蔬苗;崇学宫,立社庙,修衙署、驿舍,凡地方官私应复而必资民力者,后路各军皆于操防护运之暇并力为之。”[16]尽管左宗棠主要立足于恢复经济社会秩序、重建农业基础设施来谈改善西北人民的基本生存环境,但生存环境是由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构成的广义的生态环境。因此,左宗棠虽然没有成型的环保理念,但在其开发西北的总体思路中,却透露着若干朴素的重视环保的思想趋向,这些趋向是他之前治理过西北的人所没有的,值得一述。

1.寓环境治理于经济重建之中

人是自然与社会环境的主角,不改善人的生存环境,所谓生态环境建设就无从谈起。左宗棠收复和建设西北,为的是改善西北人民的基本生存条件,即创造和平安定的生活环境和提供基本的农业生产设施。而十多年的战乱,西北多数地方居民的生命财产、农田窑舍、城堡村落,均遭受了巨大的破坏:“无论平、庆、泾、凉一带纵横数千里,黄沙白骨,路绝人踪。”[17]西征军“师行所至,井邑俱荒,水涸草枯,贼因此而多所死亡,官军亦因此而艰于追逐”[18]。真是“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边进军边善后,从恢复农业生产秩序入手,为西北再聚生气,重启生机。正如他后来总结的,“臣之度陇也,首以屯田为务,师行所至,相度形势,于总要之处安营设卡;附近营卡各处,战事馀闲,即释刀仗,事锄犁,树艺五谷,馀种蔬菜;农功馀闲,则广开沟洫、兴水利以为永利,筑堡寨以业遗民,给耕具、种籽以赒贫苦,官道两旁种榆柳垂杨以荫行旅”[19]。寓环境治理于善后重建之中。

2.朴素、实用的植树造林观念

左宗棠和大多数湘军将士都是农民出身,而南方农民素有在宅前屋后栽桑种柳的习惯。湘军一直把这个习惯保持到了西北,在其所到之处遍栽榆柳、广种蔬菜。左宗棠这样做,一方面是由于湘军将士具备这种特质,另一方面也是基于加强军队管理方面的考虑。即以种菜为例,左宗棠“倡导这件事,不光是满足他的兴趣,归纳他的言论,还有各种旨趣:一使勇夫没有空闲的时候,免得因为无事可做,以致为非作恶;二使勇夫从这种劳作,锻炼身体;三使勇夫有些额外收入,补助生计;四使勇夫饭菜可以就地取给,省得在外边购运”[20]。种树护路、种树绿化的出发点当然比这更为实用,也更有意义。据《甘宁青史略》记载:左宗棠部属魏光焘在平凉时,“行经所属各县,见乡间穴处蜂房,气象荒凉,无修竹茂林之盛,询及父老,对以‘山高土冷,不宜种树’。魏光焘说:‘古者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通衢之旁植杨柳,以表道其所,由来久矣。今时值春融,正当种树之候,凡尔士民,择其地所宜树木,无论桑柘榆柳,以及桃李枣杏,实繁易成者,于池畔河旁并道左地角悉行栽植,或五尺一株,或一丈一株,不使地有空闲。较之田亩所种,不纳税租,不烦耕耨,不忧水旱,因地之力而坐收厚利,所以佐五谷之不足,供梁栋之用,资爨薪之需,制器物,荫行路,此天地间自然之利也。如谓西北土冷,种树恐非所宜,是则平日不读书之故也。……平凉毗连陕境,气候和暖,官道旁又有泾水以资灌溉,父老及时栽种,毋使有闲旷之地可也。’久之,民无以应。盖平凉十万户人民,惨经兵劫,逃亡于外,自左宗棠奉命西来,人民始稍稍还乡井。当是时,栖身无地,糊口无资,焉有余力种树。光焘知其情,亦不强迫。至是奉宗棠严令以种树为急务,乃饬所部兵士栽种官树以为士民劝”[21]。左宗棠“严令以种树为急务”,各地官员起而响应,这使其对西北的治理给人一种把边疆当自己的家来建设的感觉。尤其是当左宗棠把植树造林的朴素思想推广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政府行为之后,对西北的开发从此多了一种思路,而这是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广种榆柳成了左宗棠治理西北生态环境的标志性行动。

3.处理好农、牧关系,合理开发和利用荒地资源

“自古边塞战事,屯田最要。”[22]左宗棠经营西北期间,为了解决军食,安抚流民,曾大力推行开荒屯田。但他并没有因为近期的需要盲目开垦,而是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宜农则农,宜牧则牧。左宗棠指出:“经理之始,即当为异日设想,择其水泉饶沃者为田畴,择其水草丰衍者为牧地,庶将来可耕可收,丁户滋生日蕃,亦不患无可安插,正不必概行耕垦,始尽地利也。”[23]有一次,有人向左宗棠请示要在罗布淖尔一带的牧区开荒屯田,他立即坚决制止,说:“罗布淖尔古称泑泽,伏流南出,即黄河上源,环数百里,可渔可牧,不必垦田种粟亦可足民。西北之利,畜牧为大……何必耕桑然后致富?长民者因其所利而利之,则讲求牧务,多发羊种宜矣。所称开垦一节,姑从缓议。”[24]左宗棠不求近利,坚持“可渔可牧”之地,不必概行耕垦,寓含着合理开发和利用荒地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朴素思想。

4.引种经济生态作物,注重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的综合效益

左宗棠开发西北,特别善于使用经济手段进行综合治理,引种草棉和推广植桑,就是最好的例证。

西北关、陇一带地少而贫瘠,但长期以来有栽种罂粟的陋习。栽种罂粟和吸食鸦片不仅是西北贫困之因,也是西北民风由强悍而颓靡的致衰致乱之源,更是西北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的病根之一。因此,要治理西北生态环境,也必须从此下手。但长期习染而成的恶习,不是一夜之间一道禁令可以改变的,必须要有周密的安排和宏远的计划。左宗棠对此作了缜密的考虑和安排,提出了一整套禁罂粟种草棉的发展计划。左氏说:“论关陇治法,必以禁断鸦片为第一要义;欲禁断鸦片,先令州县少吸烟之人;欲吸烟之人少,必先禁种罂粟;欲禁种罂粟,必先思一种可夺其利,然后民知种罂粟无甚利,而后贪心可渐塞也。弟之劝种草棉,以其一年之计,胜于罂粟,因其明而牖之,不欲用峻法求速效,致扞格不行。高明必能鉴及。”[25]这段话完整地反映了左宗棠禁种罂粟的措施及策略。简单地说就是三个字:禁、导、倡。禁,即禁止种植罂粟;倡,即倡导种植草棉以代替罂粟;导,即于一禁一倡之间的疏导、劝勉、说服,亦即一种“夺其利”与“与其利”的因势利导工作,这可从根本上堵塞毒源而移易风气。其中,禁罂粟鸦片、净化社会环境的措施是培植健康生态链条的基础,而倡种草棉、培植健康的生态链条则是净化社会环境的保证,两者不可偏废。左宗棠是晚清林则徐以来另一位厉行禁烟的政治家。左宗棠严禁罂粟、倡植草棉的做法,具有综合治理、一举多得的功效。

推广植桑也是如此。左宗棠初到甘肃时,看到这里“民苦无衣甚于无食,老弱妇女衣不蔽体”[26],痛感西北桑利未兴,便决心以“教种桑棉为养民务本之要”,大力倡导植桑。左宗棠首先论证了在西北推广种桑的可行性。他说,西北少桑,重要原因不是“风土之不宜”,而是地方官吏都“无以久远之计存于胸臆者,因循相沿,遂至此极”[27]。因此要求宜桑地区的官民克服懒惰思想,发展桑蚕业。并用《诗经·豳风》中的例子来说明当时西北就有桑,以释众疑[28]。左宗棠认真查阅了前人种桑的一些资料,发现檞树、橡树、青冈树、柞树、椿树等五种树叶可喂山蚕,便把这五种树的形状、特征都进行详尽的描绘,公布出来,叫甘肃各地人民在自己境内找寻,如见到这种树,便可实行饲养。左宗棠在西北大力推行植桑,实际上做到了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