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在甘肃：刊刻图书，改善西北图书业

(四)刊刻图书

书籍是人类传承文明的工具，是社会进步的阶梯。历史上有远见的政治家都很重视向落后地区传播进步文化与先进的生产技术。左宗棠对甘肃的图书刊印与发行事业，进行了一些颇有成效开发，为繁荣西北文化图书事业作出了贡献。

1．刊刻书籍的原因

(1)为了改善甘肃图书刊发的落后现状。甘肃士子所诵读的书籍，大都是书贩从成都和武汉两地贩运而来。兵燹之后，这种买卖无人去做，书源枯竭，而且所用书籍采用的都是民间俗本，往往错误百出，以讹传讹，使人难以卒读。左宗棠看到这种情况后，决定刊刻书籍，自备书源，提高刻印质量，以改善西北图书刊发业的落后局面。

(2)甘肃学校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左宗棠的号召下，自同治八年(1896年)起，各地兴办了大量的由政府支助的作为初级教育机构的义塾，还新办和修复了大量的作为中级教育实体的书院。义塾和书院的发展，需要大量的传统蒙学书籍和儒家经典作为学生教册。而甘肃学生所见到的书籍不仅数量极少，且“写的是错字，圈的是破句，实在要不得”^[31]。这便促使左宗棠重视书籍的刊发。他要以大量精刻、准确的书本作为学生用书，进而提高教学质量。

(3)恢复甘肃社会秩序、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增强民族团结的需要。左宗棠认为，西北教育不兴，思想文化落后的原因是各少数民族同胞与汉族语言文字不通，没有受到儒家思想的教化。他在一篇序言中总结说，自己“入关度陇，经理新疆，驻节边塞，日见蚩蚩之氓失教已久。习俗相沿，不知大经大法为何事。马牛襟裾，深用骇惧。诚不料含形负气之俦，泯棼瞀乱，至于此极。盖新疆得之准回，而河湟、月氏、伊吾、火州诸地，载籍以来皆等诸要荒，未遑治理，军府虽设，文治阙如。而谓民不兴行，岂其然乎!戎事甫毕，圣化维新。读法而外，学礼宜急。爰检《吾学录》所订婚礼、祭礼、丧礼，列为上下卷，颁行各塾，俾为新民，共沾圣泽，自此异域，渐染华风。意者化民成俗，古治之效不难复见也”^[32]。为此，左宗棠刊刻了包括前述《吾学录》在内的大量介绍儒家伦理道德的书籍，传布各地。以统一边民的思想、增加对中国文化礼教的认同感，最终达到促进民族团结、实现西北边疆长治久安的目标。

2．刊发书籍的成效

(1)刊刻书籍的办法

左宗棠为了给甘肃刊刻书籍，设立了专门的机构，想了不少办法。

第一，设立刻书局。最早为西北刊刻书籍的机构设在汉口，叫崇文书局，归西征后路粮台经管。在西安设立的刻书机构叫关中书院，归西征总粮台经管。两地使用的工匠，主要是湖北的刻工^[33]。两地的刻书费用，都由左宗棠的廉俸支出，没有使用公款。

新疆收复时，又在迪化开设书局，刻印供给回民子弟读诵的书，“这个书局的寿命相当长，直到光绪晚年才裁撤”^[34]。此外，西宁知府龙锡庆曾在西宁设立尊经书局，刻印四书、五经。而陕西布政使翁同爵曾利用关中书院藏版，印发《七经》等书。而其后陕西人刘光贲艹、柏景伟等倡刻《十三经》、《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贺瑞麟等倡导刻印濂、洛、关、闽诸书，似乎也受左宗棠在西北刊刻书籍的影响。

第二，设立流动刻书机构。左宗棠还有一个流动的刻书机构，一直随着西征军大营走。“譬如他所编《学治要言》一书，原版于同治十一年正月在安定行营开雕;又重刊《吾学录》，于光绪六年三月，在肃州行营开雕。这就是两个实例。”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西北胥吏为省事起见，常把辗转下行的文书，随意删割，有时别字连篇。结果使得文义既不能贯串，事理也就不能明白”^[35]，给推行政令造成障碍。为此，左宗棠遇到重要事件，就把来往的文书，整个刻印下来。他要求执行任务的官员见到文书以后，对于事情的原委、理由、办法弄得明明白白，以免误会。这样，他身旁随时就要有刻工跟着了。

第三，征求各地所需书籍，由礼部负责刊发。清代时，各府厅州县学官照例藏着官书，一直由清政府颁布保存，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有关当朝典章制度的，像《会典》和《通考》等;一类是钦定的载籍，像各种经史，各种方略和各种词书;一类是清代各位皇帝的谕旨和诗文集。这些书籍藏在各地可以算作是一个官立的图书馆。甘肃经过十多年的变乱，这些图书大都散失。光绪四年(1878年)二月，左宗棠在给清政府上的奏折《请旨颁发甘省各属书籍条例折》中说:“乃自军兴以来，凡失陷各州县，衙署焚毁，书籍荡然，不惟各士子诵习无资，即地方官每遇考订典礼、讲求吏事，亦苦茫无依据。”^[36]左宗棠派人征求并查明各地所缺书籍，开列书单，奏准清政府命令礼部，“仅就新设并曾经失守过各府厅州县共四十二处先为颁发，以更转发各属，俾士子藉资肆习，而官僚亦有所考据，实于士习、吏治大有裨益”^[37]。将前述几类书籍，每种印刷42部，进行分发。同时，左宗棠个人还给兰山书院捐了几种书。此后，各地捐存书院义塾的书籍，数量也不少。

(2)刊发书籍的种类

左宗棠为甘肃与西北刻印的书籍种类繁多，大体可以分成下列几种。

第一，儒学经典。首先是《六经》，这部书用的是安徽歙县鲍廷康的版本。左宗棠在浙江时，先已影刻一次，在西北是第二次刻印了。左宗棠原来是要在关中书院刻的，但后来似乎采纳了西征后路粮台的建议，在汉口的崇文书局刻了，所以叫做鄂刻。粮台原拟用杭连史纸，左宗棠嫌其太昂贵，吩咐改用价值便宜的纸张。只要纸质坚韧，颜色稍暗些并无大碍。左宗棠又谆谆嘱咐，“唯校雠工夫，最要详慎”^[38]。为此，他曾亲自参加校勘，第一批就印了1000部。他满怀希望地说:“六经传注，读者少而刻者亦少。此次影刊鲍氏善本，即前浙江所刊旧式而又重加复校者也。当为海内孤本，以视浙刻尤精。但愿边方髦俊熟读深思，庶延关学一线，老夫亦不枉此一行也。”^[39]由于《乐记》包括在《礼记》之中，这里所说的《六经》，实际上是通常所说的《五经》。

其次是《四书》，每种刊明“同治十年夏月重雕”字样，“字体和句读都很准确”。西北自有这两部书传布，学校考试命题，都以之作为标准版本。其余刊刻的书籍，包括《小学》、《孝经》等，都是“蒙童和士子诵读”的书籍，是“当日士子的法定课本”^[40]。

此外，传统蒙学书籍如《三字经》、《四字韵言》、《百家姓》、《千字文》、《日用杂字》等，也曾刻印过，“至少在新疆必曾刻印过”。^[41]

第二，宣传道德与法律知识的书籍。这些书籍中有供给各级官员阅读的，如左宗棠亲自编订的《学治要言》和前人编订的《佐治药言》、《在官法戒录》等。这些书籍都是介绍做官原则和为官之道的。如《学治要言》，是左宗棠在“治军余暇，蒐前人书论有关吏事都为一编”，“冀同志诸君子玩索是编而有得焉”^[42]。总之，颁发这些书籍，“分给官吏，俾其知所儆畏”^[43]。就是要通过学习，使各级官吏“除官常习气，存读书面目，以言学治”^[44]。做一个循吏好官，为民谋利。

还有供给普通人阅读的普及礼教与法律常识的书籍。如《吾学录》、《训俗遗规》和《圣谕广训》等书。《吾学录》是一个叫吴荣光的官员在湖南巡抚任内所编印的书籍，左宗棠曾亲睹其成书的过程。此书主要给百姓介绍儒家礼俗，如订婚礼、祭礼、丧礼等。《圣谕广训》是一部标准的民间礼教宣传用书。内容由康熙皇帝最先颁布的教育民众社会道德规范十六条组成，即“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善良;诫匿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45]。这好比当今的公民道德实施纲要，当时叫做“圣谕”。雍正皇帝时，又把每条的意义，用白话文进行解释，用命令的形式发布全国。还责成地方官向当地民众宣讲，务使家喻户晓。各义学也定期宣讲“圣谕”，如秦州每遇当月初一与十五各讲一次。各地方也宣讲“圣谕”，如皋兰，特设宣讲两人，遇每月初一与十五在城里讲，其余的时间在农村宣讲。在新疆，《圣谕广训》一书由张曜加注回文刊印，并颁发各地。在左宗棠刊布的《圣谕广训》一书中，还附录《律易解》的内容，介绍和普及法律知识。如他给秦安知县的批札中说:“如所颁《圣谕十六条附律易解》(即《圣谕广训》)尚须补发，可具禀请领。”^[46]目的就是“于禁令中寓教化”。《吾学录》在每种版本的后面，也都附着法律条文，这是要使大家“明白怎样一种行为，是犯了那一条法律，就该受怎样的刑罚”。^[47]另有《禁种罂粟四字谕》，是左宗棠用四字韵文写成的劝谕百姓禁绝鸦片、禁种罂粟的政策法规宣传材料。此文易读易记，在甘肃对老百姓禁烟产生过很有效的警示作用。

第三，传播农业技术的书籍。这类书是专供业农之民阅读的，主要有《棉书》、《种棉十要》和《札陕甘各州县试种稻谷桑棉》的宣传告示。同治十三年(1874年)，左宗棠第一次从酒泉返回省城以后，“刊行《种棉十要》及《棉书》，分行陕甘两省，谆饬官吏士民一律切实经理”。并“通饬各属严禁种植罂粟，劝谕农民广种草棉，设局教习纺织”^[48]。《种棉十要》和《棉书》就是向适宜种棉地区的老百姓传授种棉方法和纺织技术的农业科技书籍。后来，甘肃一些地方种棉、纺织取得可观的成效，于此书的宣传示范作用和左宗棠的鼓励之功是密不可分的。而《札陕甘各州县试种稻谷桑棉》一文的发布，不仅向农民宣传了广种桑棉的政策、好处、可行性，还重点向农民传授养蚕的便方，把原陕西巡抚陈榕门写的《广行山蚕檄》中西北可用于养蚕的五种树木如槲树、橡树、青冈树、柞树、椿树的名称，形状开列于后，教农民饲养山蚕，以“为甘省开万年之利”^[49]。

(3)书籍发行的渠道和数量

左宗棠在甘肃发行图书，始于同治九年(1870年)给甘肃秦安县颁发《圣谕十六条附律易解》一书^[50]。次年在给陕西布政使翁同爵的批札中有“所寄《七经》，已发平凉府学”。的记述^[51]。又给驻陕西军需局员沈应奎的回信中说“鲍刻《六经》于关中翻刻，足令蒙士得好书读，将来可望多几个种子，幸为我速图之”^[52]。此后，左宗棠给西北各府厅州县发行书籍的数量和次数不断增加。需要指出的是，左宗棠在西北发行图书的渠道只有由官府自上而下的颁发、分发一条途径，主要由左宗棠本人拟定发行计划并监督完成，有时甚至自己为此解囊捐资。因此，左宗棠的思想行为对西北刊发书籍的活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关于左宗棠在西北发行书籍的总数，现在无可稽考。只知道光绪元年以后的大概数量，这一年，左宗棠给“安定县发过《六经》16部，《诗经》、《四书》、《孝经》、《小学》各26部。依此推算，全省60多县，统计已不在少数。但后来各处有请求加发的，即如灵州各义学加发《小学》40部;安定育英书院另发《六经》8部，《孝经》和《小学》各30部，《四书》和《诗经》各60部。别处必然还有。新疆方面，喀库善后局办成义塾四处，文襄公准发《诗经》和《四书》各20部。依此推算，前面说过的当时(新疆)设立义塾共有37处，统计也不在少数。对于陕西，也曾发过图书，例如泾阳兴办义学四处，发给《六经》40部”^[53]。这样下来，统计左宗棠在西北刊发的各类书籍接近一万部之数，这个数量是不小的，在西北是创记录的。

古语说的好:“一时教人以口，百世教人以书。”左宗棠深知书籍培育人才、教民化俗的奇特功效，所以他在甘肃对于刊发书籍，可谓不遗余力，倍加重视，取得十分可观的成效。从“兴教劝学”的成果来看，各类优质教材的刊发，提高了西北各义塾、书院的教学质量。为陕甘分闱，甘肃独立开科取士，从整体上改变西北文化教育凋敝落后的状况提供了条件。从加强民族团结、增强民族凝聚力的角度来看，在西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多设义塾，免费招收少数民族子弟入学并发给传统蒙学教材，接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学习掌握政府的法令条文，使学生从小确立起封建的道德伦理规范和法纪观念，有利于改善社会风气，增进民族团结，实现西北边陲的长治久安。尤其是左宗棠的部将张曜在新疆刊印“《圣谕十六条附律易解》一书，书刊汉文，旁注回字”的做法，深受维吾尔族民众的欢迎，“见者宝贵”^[54]。这也可以算作是近代西北民族出版业的发端吧。从对甘肃经济社会开发与建设的影响来看，有关农业生产技术的书籍，如《棉书》、《种棉十要》、蚕桑养殖等资料的刊布，极大地促进了西北棉花种植业和蚕桑养殖业的发展。仅以蚕桑业为例，新疆经过左宗棠、刘锦棠和后来几代官员的不懈努力，到“清末，新疆年产丝由过去三十万斤，增至七十万斤。英俄商人贩茧出境者，每年达到一百五十万斤左右”^[55]。可见，左宗棠在西北刊发书籍的活动，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西北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尽管他刊发的仍然主要是传统的儒学书籍或宣传封建思想文化的图书，而不是代表近代先进生产力和进步文化的已传播于东南地区的科学技术知识和富有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洋务书籍，但在西北已大大落后于全国的形势下，给西北复兴传统文化补一课，仍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这对于加强西北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促进民族团结，是必不可少的环节。正如左宗棠自己总结的“经正民兴，边氓长治久安之效基于此矣”^[56]。

【注释】

[1]《左宗棠全集·札件》，第580页。

[2]《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二)，第384页。

[3]《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二)，第355页。

[4]《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二)，第467页。

[5]《左宗棠全集·札件》，第256页。

[6]《左宗棠全集·奏稿》(卷五)，第561页。

[7]《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06—207页。

[8]《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08页。

[9]《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08页。

[10]《左宗棠全集·札件》，第392页。

[11]《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07页。

[12]《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06页。

[13]《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07页。

[14]《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08页。

[15]《甘宁青史略》，卷23。

[16]《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06～208页。

[17]《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04页。

[18]《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09页。

[19]《左宗棠全集·札件》，第224页。

[20]《左宗棠全集·奏稿》(卷五)，第559—560页。

[21]《左宗棠全集·奏稿》(卷五)，第559—560页。

[22]《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第194页。

[23]《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二)，第574页。

[24]《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13页。

[25]《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15页。

[26]《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68页。

[27]《左宗棠全集·札件》，第393页。

[28]《左宗棠全集·奏稿》(卷七)，第194页。

[29]《左宗棠全集·奏稿》(卷七)，第519页。

[30]李维成，《左季高与西北》，见《左宗棠研究论文集》，岳麓书社，1986年，第365—369页。

[31]《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09页。

[32]《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第260—261页。

[33]《左宗棠全集·札件》，第521页。

[34]《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09页。

[35]《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09页。

[36]《左宗棠全集·奏稿》(卷七)，第72页。

[37]《左宗棠全集·奏稿》(卷七)，第73页。

[38]《左宗棠全集·札件》，第266页。

[39]《左宗棠全集·札件》，第315—316页。

[40]《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10页。

[41]《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10页。

[42]《左宗棠全集·札件》，第536页。

[43]《左宗棠全集·札件》，第265页。

[44]《左宗棠全集·札件》，第298页。

[45]《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11页。

[46]《左宗棠全集·札件》，第250页。

[47]《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12页。

[48]《左宗棠全集·奏稿》(卷六)，第27—28页。

[49]《左宗棠全集·札件》，第530页。

[50]《左宗棠全集·札件》，第250页。

[51]《左宗棠全集·札件》，第265页。

[52]《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二)，第271页。

[53]《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10页。

[54]《左宗棠全集·奏稿》(卷七)，第520页。

[55]《左宗棠与新疆》，第151页。

[56]《左宗棠全集·奏稿》(卷五)，第5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