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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甘肃教育改革举措的重要性

【摘要】:(三)分闱乡试左宗棠以“兴教劝学”为己任,在对传统教育的改革中,奏请陕甘乡试分闱,可以算是其振兴甘肃教育的一项重大的举措。甘肃自1663年从陕西划出建省以后,在二百一十多年内与陕西合闱举行乡试,闱所设在西安。左宗棠分闱乡试的改革,在当时科举制度的没落阶段,已不符合整个时代的潮流,但在人才缺乏、经济文化落后的甘肃和西北仍不失为一项有积极意义的开发措施。

(三)分闱乡试

左宗棠以“兴教劝学”为己任,在对传统教育的改革中,奏请陕甘乡试分闱,可以算是其振兴甘肃教育的一项重大的举措。甘肃自1663年从陕西划出建省以后,在二百一十多年内与陕西合闱举行乡试,闱所设在西安。甘肃生员赴陕应试最近也有七八百里,受尽跋涉之苦,所费不资,能抵陕完试者在有资格参加乡试的士子中最多只有十分之二三。因此,左宗棠力主甘肃乡试分闱和分设学政。他在奏稿中写道:“边塞路程悠远,又兼惊沙乱石,足碍驰驱,较中原行路之难,奚翅倍蓰!”[20]士人赴陕西应试,非月余两月之久不达。所需车驮雇价,饮食刍秣诸费、旅费、卷费,少者数十金,多者百数十金;其赴乡试,大概于东南各省举人赴会试劳费相等。“故诸生附府厅州县学籍后,竟有毕生不能赴乡试者,穷经皓首,一试无缘,良可慨矣!”这就严重限制了甘肃各地的士子参加乡试,因而严重阻碍了他们通过科举考试而进入政界的道路。因此,他主张仿湖广、云贵等省分闱取中的办法,将陕甘乡试也予以分闱,“俾边徼寒微得照各省一律就近应试,则投戈讲艺,士气奋兴,文治之隆,可计日而待也”[21]。他奏请将甘肃乡试每科名额定为40名,经部议驳,只准30名。及至光绪二年乡试,经左宗棠再次奏请,始准再加10名。从此每科乡试,甘肃可以产生40名举人,还可以另加满族士子3名。这对于当时甘肃士子的确是一个巨大的鼓舞,极大地调动了他们发奋求学的积极性。

1875年,适值新皇帝登基,清廷令各省举行纪元恩科乡试,决定甘肃乡试分闱,独自筹办。恰在这一年,左宗棠授命督办新疆军务,又得到清廷同意甘肃乡试分闱的喜讯,他身兼陕甘总督,自然有照例入闱监临之责。他说:“现奉谕旨督办新疆军务,应预筹出关驻节。……甘肃分闱已定,数千年旷举,足慰士心,兰山书院肄业者多至四五百人,各郡县亦多闻风兴起,或者自此人文日盛亦未可知。”[22]于是,左宗棠亲自督率官员择定在兰州袖川门外修建贡院。贡院建成,规模宏大,可同时容纳4000多人参加考试,在当时全国各省贡院中,也是数一数二的,统共花费了50万两白银。他为兰州贡院还题写了楹联:

共赏万余卷奇文 远撷紫芝 近搴朱草

重寻五十年旧事 一攀丹桂 三趁黄槐

甘肃考生在此举行了分闱后的第一次乡试。参加考试者达3000余人,较以往赴陕人数多出数倍。这次乡试的第一名解元,恰是左氏所赏识的兰山书院的高才生安维峻。左宗棠曾记述说:“榜首安生,文行均美,闻其先世贫苦嗜学,为乡邦所重,意其报在此。……若此生得元,亦不负此举。”结果正是安维峻考中解元,使左宗棠“觉度陇以来,无此兴致也”[23]。安维峻也不负左氏厚望,中举后又考中进士,为官期间以敢于上奏言事而名噪一时,后来担任过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成为一名有用的人才。这次考试场面十分隆重庄严,但左宗棠也凄然看到,不少参考士子,衣衫褴褛,形同乞丐,而调查他们的川资,则多是由地方官赞助的。第三次乡试时,他在肃州对安西州去的19名考生,肃州去的43名考生,从个人的薪俸中资助他们每人八两白银,至于乡试后中举的举人去北京参加会试,左宗棠也酌赠津贴,或每次每人二十两,或每次每人三十两[24]。这种捐廉助学的义举,在西北传为佳话。在每年的乡试中,左宗棠也注意优待回族考生。光绪元年,陕甘乡试分开,但在一、二试时,回民士子竟无一人考中,左宗棠认为这很不利于回民教育的开展,因而奏准清廷,把回民士子分两科,一科仍与汉民合试,一科另用“良”字编号,必取中一名,这样每间一科,必有一名回民士子考中。这样,也使回民士子能看到前途与希望。这些举动给西北各省学子以极大的鼓励,使西北各省人文渐盛。

1876年,甘肃分派了学政,主持甘肃的教育事业与科举考试。此前,陕甘学政每三年才到甘肃一次,各州府的岁试和科试都是合并举行的。现在甘肃分设学政,除阶州、肃州与安西仍岁科并试外,其余兰州府、巩昌府、平凉府、庆阳府、凉州府、甘州府、宁夏府、西宁府、秦州、泾州、固原州,都实行岁试了。对于乡试分闱和分设学政这样的造福甘肃人民的大事,在以前二百年中,竟然没有一个甘肃巡抚或陕甘总督想到。对此,秦翰才不禁感慨地说:“光从这一点看,就知道他们对于边方政事,没有放在心上。于是文襄公的举措,格外值得人们重视了!”[25]正好道出了甘肃人民的心声。这也说明左宗棠对甘肃的建设,是着眼于将来的、造福于西北人民的开发式建设,他所采取的措施,是中国近代开发西北的首次成功尝试。左宗棠分闱乡试的改革,在当时科举制度的没落阶段,已不符合整个时代的潮流,但在人才缺乏、经济文化落后的甘肃和西北仍不失为一项有积极意义的开发措施。

此外,左宗棠还选育技工,为创办的企业服务。左宗棠在西北兴办了第一批洋务企业,首次推行洋务教育。左宗棠在振兴西北教育时,也把办工厂与办学校相结合的办法带到了西北,在边远落后的西北内地,首次推行洋务之学。在筹办兰州织呢局时,他就指示部下从陕甘士兵中选拔“赋性灵敏,堪资学习者”入局,以达到培养“将来必有可用之才的”目的,“将来有成,尤为此邦师匠所自出,不但数世之利也”[26]。但是,他在西北推行西学的事例很少,这与前面所述西北的特殊情况有关。各地义学、书院虽设,儒教、义理虽行,但基础并不牢固,当然不能大规模推行西学。他说:“察看狄道民风,虽不乏读书明理之人,而地杂回番,泯棼已久,一时望其丕变,复我华风,殊非易易。惟礼仪廉耻数字则必须先与讲明,俾革其旧染之污,得免刑戮,亦云幸矣。”[27]更不敢多有奢望。洋务之学是挑选士兵学习,且不是在士子中传播,很类似于现在的职业技术教育。而且,兰州织呢局经营不到两年就关闭了,洋务之学的传播也便在西北停顿下来了。

左宗棠在西北兴办教育,主要在甘肃和新疆两地。他虽然倡导在甘肃各地广办义学,但他显然把振兴甘肃教育的重点放在以兴办书院、分闱乡试为内容的开科取士、培养封建人才方面。在新疆则是以广办义学为重点,并未强调兴办书院,而像陕甘分闱这样的影响西北的大事件,对新疆的影响不大。这主要是由于新疆民族众多,语言文字不同,以至于造成官民之间沟通困难,政令难于推行。因此在新疆兴办教育,首先需解决各族人民与汉族文字语言不通的问题,而这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做到的。左宗棠主张通过兴办义学加以解决。对此,他在1878年写的《复陈新疆情形折》中说:“官与民语言不通,文字不晓,全恃通事居间传述,颠倒混淆,时所不免。”因此,他提出在新疆“广置义塾”,发展民族教育,并认为新疆“长治久安之效,实基于此”[28]。光绪六年(1880年),左宗棠在《办理新疆善后事宜折》中又说,“新疆勘定已久,而汉、回彼此扞格不入,官民隔阂,政令难施。一切条教,均借回目宣传,壅蔽特甚”,要改变这种状况,“非分建义塾,令回童读书识字,通晓语言不可”[29]。而普及基础教育,无疑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有效的途径。就课程设置而言,甘肃的“义塾”除主要学习“四书”、“五经”、“孝经”等法定课本外,根据左宗棠的提议又增加了《小学集注》、《吾学录》和《圣谕广训》等,而新疆的“义塾”却侧重于讲授《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等启蒙课本。显然,前者重在加强封建伦理教育,后者则着眼于让新疆各兄弟民族青少年认识一些汉字,以利“官民相通”。可见,左宗棠致力于振兴西北教育,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又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对甘肃和新疆采取了不同的政策,突出了地域特点,值得一述。

总之,左宗棠在甘肃推行的“兴教劝学”和振兴教育的各项活动和措施对传播儒家文化,推进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振兴西北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据载:“曾不数年,边徼汉民敦崇儒术,诵习《六经》,回、藏、蒙人亦争延师课读儒书。沟通民族文学,提高民间文化,至今考之,其效益盖可睹矣。”他所推行的这些教育措施对加强民族团结也是有一定成效的。由于广兴义塾、兴办书院,在甘肃各地尤其是民族聚居区“增训导,添学额”,使回、汉子弟“同棚合试”,融洽相处,从而形成了“汉、回相安”[30]、民族团结、共同发展的新气象。尽管左宗棠举办的是旧式师塾和书院,传播的是带有浓厚封建礼教色彩的儒家学说,重点并不是代表当时先进潮流的洋务教育,传播的也并不是近代的科学文化知识。但他如此热忱地振兴西北的传统文化教育事业和开发西北民智的做法,仍对西北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促进作用,应予充分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