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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地区倡办义学,左宗棠的贡献

【摘要】:(一)倡办义学左宗棠到甘肃以后,要求各府厅州县,兴办义学。他本人也于同治八年在崇信设义学一处,以后各地方一律开始兴办义学。光绪六年,左宗棠命知县英麟在平远设义学五处,其中一部分为回民义学,令海城知县建义学六处,其中一部分为回民义学[13]。上述回民义学,多为新创设,原有恢复的,仅是很少一部分。究其原因,一是各级地方官吏的重视不够,回民义学大都没有固定的收入,而且设备也简陋。

(一)倡办义学

左宗棠到甘肃以后,要求各府厅州县,兴办义学。据载,西征军“师行所至,饬设汉、回义塾,分司训课”[6]。他本人也于同治八年(1869年)在崇信设义学一处,以后各地方一律开始兴办义学。各县创办的义学,除个别偏僻的穷县只有三四所以外,普遍的都有七八所到十多所,多的达几十所。如秦州就达54所,而西宁陆续设置的义塾达120多处[7]。这些义塾都是由官府筹措经费,聘请教师,免费发给学生书籍、笔墨,甚至提供生活费。如“两当知县萧良庆,于同治十二年亲捐廉、集资,以设义学,奖蒙童。诸如此类,足见当时学风很浓厚”[8]

对于回民子弟的教育问题,左宗棠极为重视,以为在西北人口中少数民族人数较多,“便嘱各善后局、各防营,广设义学招收回民子弟。先用《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等,教他们识字;并用楷书仿格,教他们写字”[9]。认为欲“化回、汉之见,则义学不可不设”[10]。为了使回民子弟学习文化,同治十三年,命总兵凌春召在河州三甲集设回民义学三处,命知县董仁治在大通设义学十三处,其中一部分是回民义学,命知府龙锡庆在西宁设义学二处,乡义学二十二处,乡义学中一部分为回民义学[11]光绪元年(1875年),左宗棠又“拨(兰州)北山荒绝田775亩,收租供各官学经费。于是有四个义学重新修建,就是正德、序贤、养正和存诚,后面两所专收回民子弟”[12]。光绪六年(1880年),左宗棠命知县英麟在平远设义学五处,其中一部分为回民义学,令海城知县建义学六处,其中一部分为回民义学[13]。嵩武军统领张曜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驻防宁夏期间,在回族聚居的村落,普遍设立义塾[14]

上述回民义学,多为新创设,原有恢复的,仅是很少一部分。前述统计亦不完全,据记载,其他如平凉、秦安、清水、安定、狄道、巴燕戎格等地,均设有回民义学。

各地义学除教授四书、五经、孝经等法定课本外,根据左宗棠的提议,又增加了《小学集注》、《吾学录》和《圣谕广训》等三种。

为了吸引回族子弟读书,左宗棠采用了不少奖励办法。化平川设立的十二处回民义学,书籍、笔墨、伙食均由官府免费支付。河州、贵德、大通、海城、平远等地的回民义学,也均有一定的补贴,予以特别关照。尽管左宗棠为举办回民教育不遗余力,但成效并不大。究其原因,一是各级地方官吏的重视不够,回民义学大都没有固定的收入,而且设备也简陋。像兰州府这样的地方,办起的回民义学也不过是一座凉棚而已,其他的地方可想而知。二是当时回族群众大都经历迁徙、被掠,财产损失殆尽,生活无着落,子弟们上学读书并非急务。三是由于回族群众对这种同化教育的抵制。由于以上三种原因,当时回族子弟仍“以诵经为急务,以读书为当差”,义学“从者殊寡”[15]

尽管办义学面临重重困难,左宗棠在陕甘总督任期内,甘肃各地新办的义学,可以统计的计有兰州16处,狄道4处,河州3处,平凉9处,平远5处,海城6处,化平川12处,崇信2处,秦州54处,秦安16处,徽县8处,两当2处,加上青海、宁夏、新疆兴办的其他义塾,共有300多处,其中有回民义学57处[16]。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甘肃各地文教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