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在甘肃：兴商贸办新课

(三)兴商贸

甘肃虽偏处一隅，深居内陆，环境艰苦，交通不便，但自西汉开辟的沟通中西贸易往来的“丝绸之路”开通以后，丝路沿线的商业贸易活动一度十分繁荣。近代以来，陕甘回民大起义、阿古柏和俄、英侵略新疆的活动，对甘肃商业贸易的发展以极大的摧残和打击。左宗棠奉调到西北之后，一方面自甘而新，收复失地;另一方面也十分注重复兴与搞活甘肃的商贸业。

1．三改茶法，力促边贸

太平天国革命、陕甘回民起义以及外族入侵新疆相继发生以后，乾隆以来在甘肃推行的引茶贸易到咸同时陷于瘫痪，原有茶法遂废。为了恢复甘肃的引茶贸易，征收茶课，在左宗棠来甘之前，前任陕甘总督恩麟、杨岳斌等都曾试行过新茶法。恩麟在“同治四年奏准:将甘省咸丰八年欠课，分三年带征，其咸丰九年至十一年茶引，仍令照旧行销完课，同治元年后茶引，暂缓发商”^[56]。杨岳斌于“同治五年奏准:甘省引滞课悬，议于陕西省城，设官茶总店，潼关、商州、汉中分设茶店;商贩无引之茶到陕，开具色样斤数，呈报总店，上色茶百斤，收协济茶课银一两，中色六钱，下色四钱;所收银，解甘弥补欠课”^[57]。但是，恩、杨两人奏准的茶法没有吸引到茶商承引，更没有人愿意交纳拖欠的茶课。因此，左宗棠便在镇压陕甘回民起义的后期，于同治十一、十二、十三年连续三次奏改甘肃茶法。

第一次是同治十一年，左宗棠以除旧的方式一改恩、杨茶法。

首先是清欠，除引商所借官本生息银两缓补外，其余积欠全部豁免。“应将积欠各课奏请豁免，并将众商拖欠原领各案官本生息，饬由该总商查明数目，分行司道府县暂行停缓，随后试办有效，陆续弥补。”^[58]

其次是清引，将同治十二年以前的积引全部作废。“自同治十二年为始，行一引之茶即纳一引之课，从前积引不准代销，庶免移新掩旧之弊。俟试办二年，各商实力行销茶引若干道，再承领额引。”^[59]

第三是清课，对四项杂课的陋规停止征收。“查甘肃茶务旧章，以捐助、养廉、充公、官礼四项陋规作为杂课，每引一道，每年征银一两四钱零。”“今被灾十载，正课百余万两，且归无着，更何可征收杂课以累新商。与其徒留杂课之名，致妨正课，曷若蠲除陈课之累，以救新课。”^[60]

第四是清商，招徕富商贩运湖茶，在陕西先开官茶总店，试办新引。“现拟试办新引，应俟部复准行，再行知山西曲沃、稷山、襄陵、太平，陕西泾阳各县，查力能承引之商，令于陕西先开官茶总店，一面试办新引。”^[61]

左宗棠上述废除同治十二年前的积引，豁免积欠，只留商借官本，生息银两缓补，停征四项杂税，拟招山、陕富商赴湖采茶，并在陕西设官茶总店等四条，是对恩麟茶法的全部革除。而对杨岳斌茶法除留在陕西设官茶总店外，也概行革除。所以，该四条茶法目的在于废除旧茶法。而清廷“议准甘省积欠旧课，仍追旧商。召募之新商试办新课。其杂课:捐助、养廉、充公、官礼四项暂准缓征”^[62]。左宗棠说:“户部仍据恩麟、杨岳斌原奏，以旧引责之原领商人，新引责新商承领。杂课暂虽展缓，未准遽停。并应仿五年杨岳斌奏案，令商人于陕西先开官茶店，试办新引。”^[63]清廷上述命令基本上否决了左宗棠同治十一年意在除旧的茶法，但是，允许他招新商、办新课。

第二次是同治十二年以布新的方式二改恩、杨茶法。左宗棠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在《札试办甘省茶务章程》中，将其招新商、办新课的茶法详列十条。大致可归并为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增设南柜，减轻甘肃茶商在两湖的厘税负担，以票代引。“今南省纷纷请票办茶，照例纳课，诚裕国便民之举，应添设南柜总商，补东西柜力量所不逮。既设南柜，则新商与旧商各领各票，不相牵涉，惟南柜总商必由该地方州县转详兰州道详院咨行立案。”^[64]“惟念东南行茶向均水路，脚价甚轻，尚可照章抽厘;若由南办茶到甘，自樊城、荆紫关两路取道入陕，又由陕而甘，概系陆路，计程数千里，脚价之重迥非水路可比，若照章抽厘，则茶商成本未免过重。”所以，左宗棠“见拟咨商湖南北督抚、河南抚院，从权轻收。如照章应完茶厘十成，酌抽二成，其余八成以各省在积欠甘省协饷项下分年划扣，每年汇算甘引茶厘若干，由各省作付，甘中作收，移咨立案，庶茶商不苦重厘，销引可期踊跃。”“以票代引，一票若干引，不必定以限制，惟视商人资本多寡，能认销若干，按引合算给票。”“请票必由兰州道上详备案。新商承领茶票若干，合引若干，不先完正课，必取的保……此时南柜未设，尚无总商担承，有愿先完正课者，自可随其资本给票，其每票合引纳课若干，系何商人，仍由兰州道随时具详备查。”“一引配茶八十斤，除杂课银一两四钱需经部议缓征外，每引正课银三两，新商须先行交纳，以免旧商借口，并免取保累赘。如取有的保，即未交纳亦准给票，俾腾留成本，以便广采官茶行销裕课。如未交纳，各商借口别故希图免纳正课，惟保人着赔。”“以票代引，原是暂行试办，期茶务畅行，故不立限制，亦无规费。惟督署、司署、道署茶课房纸张印色笔墨等项办公要需……计每票一张合引若干，酌定茶课房纸笔费银若干，应由兰州道会司具详立案，此外不准另立名色。如有丁书巧立名色需索规费，查出立毙杖下。”

其次，制定湖茶在西北运销及其征收厘金办法。各商领票从湖南采办茶叶运来陕甘。“若茶商愿由潼关入陕，或由荆紫关入陕，均听其自便。惟入关必验票，到陕做茶成封起运，应完厘一道。其厘仍归甘省充饷，由本爵大臣阁部堂责成陕藩司委员办理，每票合引纳厘若干，亦从轻定议，以期畅行。其榆、绥一路向领百引，应由陕西照章办理。”“由陕运茶入甘，泾州设局验票，兰州道衙门完课。如课已先完，由兰分发西(宁)、甘(州)、庄(浪)三司销售后，缴票完厘一次。如有的保，商人运茶入甘必待销售始能完课，然销售之后缴票仍须完厘，其厘亦从轻定议，不准浮收。”“西、甘、庄三处行销之地，以口外为大宗。此时，西口可径销巴里坤、古城，西南可通青海、前后藏。商人运茶到西、甘、庄发售，如虑行走帮单，即约集大帮，请发给传牌，由各路防营节节护送，亦可零星发售，听其自便。”

再次，解决从前积欠旧课的办法。左宗棠“体念商艰，将来仍当酌量情形具奏代乞恩施，俟茶引畅销，新旧茶商俱有起色，再令陆续分摊，带完几成旧课，限年清款，以纾商累”^[65]。上述前两方面，是左宗棠招新商、办新课，显然是对恩、杨茶法的彻底抛弃，即用布新的茶法取代恩、杨茶法;而第三方面，虽然有沿袭到将来而谋革除之意，但毕竟是沿袭。

第三次是同治十三年左宗棠三改清廷“议准”的茶法(同治十一年)。当年二月，左宗棠“奏改甘肃茶务，奏言:‘国家按引收课，东南惟盐，西北惟茶。盐可改票，茶何不可?前拟仿淮盐之例，以票代引，官商尚形裹足。应改拟商贩并招，正课照定例征收，杂课并归厘税项下征收。商贩领票，先纳正课。并添设南柜，招徕湖茶。其无票私茶，设卡盘验，令补领官票’。均下部议，如所请行”^[66]。参照左宗棠的奏陈，其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废除旧引，以票代引。“试办之初，以督印官茶票代引，不分何省商贩，均准领票运销，不复责成总商。惟恐散而无稽，遇有零星欠课，无凭追缴，不得不预防其弊。兹拟陕、甘两省，凡商贩领票，均令先纳正课，始准给票;或一时不能措齐，准觅的实保户或本地殷商的保，取具‘届期欠课不缴，惟保户着赔’切结备案，亦准一律领票。”

第二，添设南柜，减轻陕甘茶商在两湖的厘税负担。“兹既因东、西两柜茶商无人承充，应即添设南柜，招徕南茶商贩，为异时充商张本。”“应咨两湖督抚臣”，“凡遇陕甘商贩运茶经过沿途地方应完厘税，概按照行销海口茶厘减纳十成之八，只抽两成。所有减纳八成厘银，各省划抵积欠甘饷，作解甘肃，以划抵欠饷作收，年终由陕甘督臣咨部，以清款目”。

第三，废除积欠正、杂课。现行正课仍照定例征收，杂课并归厘税项下征收。“兹拟将杂课并归厘税项下征收。其行销内地者，照纳正课银三两外，于行销地面仿照厘局章程，陕甘境内行销，均各一起一验，完纳厘税。大率每引以收银一两数钱为度，至多不得过二两”，“其出口之茶，则另于边境所设局卡加完厘一次”，“所有办公各项经费均应于厘项下开支”。

第四，严厉稽私，令私茶商补票、补税、补厘。“官茶行销口外，西讫回(新疆)、番、海(清海)、藏，北达蒙古”，“兹拟于湖茶、川茶入陕，入甘首站及各通行间道，陕西、甘肃两藩司遴委妥员，设卡盘验，以清来源。遇有无票私茶，即行截留，令其补领官票，赴行销地方纳课，经过厘局验票完厘”。

第五，请理藩院对经过蒙古草地到新疆贩茶的山西客商，按照陕甘茶课征收。“口外官茶，向由陕甘茶商领引，行销北口、西口。行北口者，陕西由榆林府定边、靖边、神木等县，甘肃由宁夏府中卫、平罗等县……道光初年，奸商请领理藩院印票贩茶至新疆等处销售，甘肃甘司引地被其侵占。”直到同治末年，“惟查该商等所纳税银，每百斤多者仅一两，少者六钱及三钱……兹拟咨请理藩院照甘省现拟通行‘先引后课’章程，一律缴纳正课，经过地方照章完厘两次”，“由山西归绥道设卡稽查，验票放行。所缴正课，即归理藩院验收。其归绥道所收茶厘、罚款，解由绥远将军验收”^[67]。

左宗棠上述五条茶法，是对同治十一年清廷“议准”的旧课的革除及对四项杂课的变革。而最后两条从本质上说是为了确保整个大西北茶叶贸易中的正、厘税的征收，即统一大西北茶贸中的税收政策。这五条茶法中的前四条获得清廷“议准甘肃仿淮盐之例，以票代引，不分各省商贩均须先纳正课始准给票，其杂课归并厘税项下征收，各项各色概予删除，行销内地者，照纳正课银三两外于行销地仿厘局章程，均各一起一验，完纳厘税，每引以收银一两数钱为度，多不得过二两，出口之茶则另于边境所设卡局加完厘一次，以示区别。又于东西两柜外，添设南柜以招徕商人”^[68]。它标志着左宗棠三改甘肃茶法的基本完成。

在上述三改甘肃茶法中，左宗棠先是从除旧的方面，继又从布新的方面，最终以仿淮盐之成例改定甘肃茶法，确有不达目的决不罢手之势。究其原因，主要源于左宗棠对湖茶贸易的了解;面对甘肃茶贸瘫痪的现状，尤其是困敝不可收拾的局面，急欲招商办新课;还有稳定甘肃的政治需要。左宗棠的高明之处在于为了能收到新课，而放弃旧课，不似清廷旧课也要，新课也要^[69]。

左宗棠三改甘肃茶法，讨论如何将湖南等地的茶叶运往西北与俄国。左宗棠当时的主要用意，一是为其家乡湖南的茶叶寻找出口的途径，二是为甘肃增加商税，以解决军政开支的压力。可见在近代，茶叶仍然是我国向俄国输出的主要商品之一，茶税依然是甘肃地方政府筹集军政费用的基本途径之一。左宗棠改革茶务制度，使西北各族人民在茶市上能够买得起所需要的茶叶，而且推进了西北商品经济，尤其是推进边贸经济的发展。左宗棠改革甘肃茶务，改引为票，取得了一定成果。

第一，实行改引为票的新章程后，积课清理，西北茶税逐渐增多。兹录历年茶票发放情况表^[70]。

从表中可知，西北茶票清代24年中共发10案7046票，平均每年293票，平均每票15925担。光绪八年第2案只发出403票，计茶16120担，上下案之间年均量为4030担。到光绪31年第11案时发出1520票，计茶60800担，上下案间年平均数量是光绪八年15倍多，这也是西北茶销最好的时期(虽然宣统元年发票1805张，计茶72200担，似乎最多，但上下案间的年平均数量只有24067担，指数为597．20，均大大低于光绪三十一年的第11案)。史料云:“自光绪十三年至二十七年，逐案加增。三十年，又于湖票外，更行销伊、塔晋票。迄于宣统二年，茶务日盛。”^[71]

第二，经营西北茶叶的茶商骤然增多，有些茶商的经营规模相当庞大，形成了新的茶商力量组合。兰州本来就是茶商在西北的聚集地，由于茶叶贸易之盛，茶号更多，据统计，清末民初，该地包括烟帮兼营茶叶贸易的商号就增加到40多家，每年经营茶叶达数十万担^[72]。西柜商号魁泰通与东柜茶号合伙经营十几年后，很快兴盛起来，又成为独立经营的茶号。南柜是新产生的，其乾益升、天泰运茶号，则在新疆“颇负盛名”，民国初年，天泰运的“茯茶就畅销于西北各地了”^[73]。有些茶商的经营能力已相当强大。如光绪三十三年(1907)新泰和、魁泰通等8家茶号承领茶票3203张，计茶12800担，其中仅新泰和一家就领取823张茶票，计茶3280担^[74]，可见实力之雄厚。东柜、西柜、南柜中，东西两柜势力虽有恢复，便毕竟比新兴的南柜差多了，南柜成了西北茶务的领头羊，西北茶商力量数百年之力量平衡被完全打破。茶商的兴旺发达，是茶叶贸易繁荣的重要标志。

第三，对古丝绸之路的再放光芒及茶叶远销俄国产生了深刻影响。左宗棠整顿西北茶务前茶叶也已经新疆出口俄国，但数量不多^[75]。左宗棠整顿西北茶务后，兰州再次成为西北茶叶贸易中心，大量茶叶由此向周边各地散售。这引起了俄商的贪婪，他们利用侵略特权在新疆大做茶叶生意(这是非法的)，并无耻地说“中国人做茶叶生意是很小心的”，但“我国(指俄国——引者)商人经营茶叶的条件却很不错”^[76]。为了尽可能多地榨取茶利，他们企图利用西北茶市兴盛的条件，就近从兰州购买湖北、湖南茶运回国内的中亚部分发售，并争取在新疆抛售。1881年中俄订立《陆路通商章程》，规定俄商从新疆至嘉峪关运土货回国减税三分之一。1882年中俄又订《伊犁条约》，1906年再订《俄商借道伊塔运茶出口章程》，这些条约均为俄商从兰州大规模运茶创造了有利条件。“光绪七年(1881)定约，允以嘉峪关为通商口岸，而往来兴盛。十年后，我国运往之茶，居全数三分之一”^[77]，可见西北茶叶贸易的兴旺。

左宗棠创设的茶票制度深深地影响了西北茶务，直到民国时期还长期沿用。1931年到1937年国民政府仍发行茶票第13至21案。1913年发票最少，为506票，计茶20340担，第21案发票最多，为2300票，计茶92000担，1939年又发特票，计1165票，茶46600担^[78]。1942年国民党将茶税列入统税中征发，至此，左宗棠创立的茶票制度才最终退出历史舞台。茶票制度实行了60余年，说明了它的强大生命力和深远影响，这一点是左宗棠没有想到的，也值得研究者重视。民国时期有人曾予以高度评价，称“左氏之制施行以来，乃挽回咸同年间西北茶销停滞之全局，亦即奠定60年来西北边销之基础”^[79]。应该说这个评价比较中肯，恰如其分^[80]。

2．推动通商，保护利权

在洋务派封建官僚当中，左宗棠对商业和商办企业的态度，要算是比较开明的了。当时，无论清政府还是顽固派，无论初期洋务派首领李鸿章，还是后期洋务派首领张之洞，都顽固地坚持“抑商”的传统教条。惟左宗棠与众不同，他一贯坚持中国历史上早期儒家“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和“因民所利而利”的财政观点，提出“与民争利，不若教民兴利之为得”，使“民利仍还之民”的主张。“因民所利而利”的原则，实际上是左宗棠振兴西北经济的指导思想。他的西北农业经营的主张和实践，就是这一思想的体现。同样，这一思想，亦被他用于整顿西北的商业经济。他认为，西北“耕牧之外，利擅商贾”，政府的责任则在于疏导，使之畅通无阻。

左宗棠一直主张进行对外贸易，曾多次派人与俄方交涉，试图开辟西路通商，发展西北陆路的外贸业。俄国在1874年提出要修改1869年的《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开辟新的贸易通道，攫取更多的贸易权益，准备打通茶叶“由楚达陇径抵其国边界”的通商路线。左宗棠对此十分关注。他说“俄人所需中国之货，茶为大宗，询其茶外尚需何物?答以川丝、大黄两种。询其入口之货，则绒毡、哈喇海龙、灰鼠皮之属。语以贷高价贵，非民间日用所必需，行销难旺。伊答以本国地方出布甚佳，甲于洋布，可以多运。”左宗棠在了解了市场情况之后，主张逐步开展对俄贸易。他说:“开办之初，则尤未可过于烦数，一则欲其入，不宜闭其门;一则此时操之太蹙，后必顾而之他，不夺不餍，翻滋论端。”对于西路运茶等项贸易，他当时认为，目前“用兵未遑及此，一俟边境肃清，当察酌情形，咨商总理衙门祥议具奏”^[81]。

可是，俄国不顾一切，竟由地方官发执照让俄商到古城、巴里坤、哈密等处售买杂货。左宗棠对这种非法贸易坚决制止。他向俄国人索思诺夫斯基指出:“未经彼此商定，奉有明文，即由贵国地方官发给执照，到古城、巴里坤、哈密等处售买杂货，事断难行。”希望“晓示贵国商民一律遵照，幸勿轻率，徒劳往返”。他还告诉张曜:俄国“欲趁此通商互市”，“如不候回信，即有俄商到哈、应予驱押出境”^[82]。左宗棠在禁止俄商非法贸易时，仍积极准备货源，开展内外贸易，希图振兴西北经济，维护国家利权。

由于注重恢复和发展生产，改革赋税，推进贸易，出口增加较快。如新疆皮山蚕茧，至1906年岁产近7万斤，第二年增加了3倍，第三年增加5倍以上，因而1908年皮山土茧出口达32万多斤。“英、俄商人争相购买，茧价每斤由一钱五分涨至二钱三分。是年，皮山一邑共售银六万一千三百两有奇。”^[83]另如喀什噶尔的棉花和土布的销售量亦大，“棉花在本境销行，每年约二十五六万斤，粗土布每年约销四五万疋。由陆路运往俄国，棉花每年销八万余斤，土布每年销十一二万疋。”^[84]另如鄯善，“萄、棉两宗销行关内甘、凉与兰州、西安等处及俄罗斯，每岁约百万斤”^[85]。

左宗棠为振兴甘肃的商贸经济，从改革茶法、发展蚕丝、推广植棉、开发毛织到推动出口贸易，作了不少的努力。这些项目中既有传统边贸商品，也有新开发的产品。由于当时西北战乱刚平，人口凋残，民困未苏，经济恢复尚需时日，加之西北地区深处内陆，致“开办通商一事，彼此均有利益。惟陆运极艰，非舟航便利可比，劳费多则成本重，销路滞则利息微，必然之势也”。因此左宗棠也深知，各种改革措施“纵使有成，亦非十年以后不能睹其成效”^[86]。况当时正值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国势日颓，外强侵凌日盛。新疆和西北的主要贸易国沙俄，本来没有什么有优势的商品与我竞争。沙俄要求与中国互市，左宗棠原以为“其来货不过哈喇、毡毯、哈萨布等物，中国可有可无，边方贫苦荒俭，久已朴陋相安，此等非所必需，行销必不能广。惟内地所产茶叶、大黄、丝棉、红花为彼所需”。“察看情形，彼以互市为利者，在销中国之货，于中国无损而有益。甘肃得厘税之入为创获，于瘠区不无小补。我以互市为利者，不能多销外国之货，其银多入于中国也。”^[87]但俄商并未按我方意愿经营，他们凭借靠近新疆的地利和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大肆攫夺商业特权，紧盯着新疆不放，甚至把由蒙古沿边贩运出境的茶叶又转贩新疆，夺去甘茶引地，在西北各地与我官、商进行不公平的竞争，损我主权和利权。对此，左宗棠及其后继者都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如左宗棠提出，俄商如未与我方协商定议而擅自到新疆一些地方经商，“应予驱押出境”^[88]。在新疆各通商地区划定通市地域，“于各城通市之处设立贸易圈于城外，以处外国商旅，不令深入各城腹地私与本地商民贸易交接，流弊自少”。“惟开矿一事必当禁止，若任其租地开掘，则后患不可胜防。届时自当具奏请旨遵行，定为永例也。”^[89]还要求禁绝俄国人向中国贩卖鸦片，“如俄国人持照前往内地，或到内地生理者，断不准贩卖洋药”。强烈要求“务将十五款洋烟一种立予芟除，不独华人诵德，即俄商亦可免折耗资本，另图别项利益”^[90]。这些要求，由于清王朝的软弱都未能实行，致使俄国成为在中国陆路通商方面的最大利益的攫取者和占有者，使中华民族蒙受了极大的损失和屈辱。但左宗棠坚持搞活西北边贸经济的思想和坚决维护民族利权的态度，却给后世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值得后人追忆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