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鸦片-左宗棠在甘肃禁烟措施及成果

(一)禁鸦片

左宗棠作为西北地区的军政总管，曾在甘肃厉行禁烟，推行了一系列清除罂粟、禁吸鸦片、根治烟祸的措施，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左宗棠成为晚清继林则徐以来又一位厉行禁烟的政治家。

1．左宗棠在甘肃严禁鸦片的原因

(1)左宗棠认为种植罂粟、吸食鸦片的恶习使西北强悍的民风受到严重的摧残。1866年(同治五年)，左宗棠出任陕甘总督时，秦陇烟毒泛滥之严重，危害之惨烈，使左宗棠触目惊心。正如秦翰才所记述的，左宗棠“一脚踏进潼关，第一件事，使他害怕的:西北刚劲的民风，不料已变得奄奄没有生气”。回民起义发生以后，许多汉民由于吸食鸦片，在战乱中不仅“颓唐的精神鼓不起他们的勇气来自卫”，进行自我保护，有些“瘾君子”“便是戈矛已杀到了门首，也常因为懒得动弹，不能及时逃避，终于束手就屠”^[2]，死于非命。“揆厥祸始，实鸦片流毒有以致之。”^[3]基于此，左宗棠把种植罂粟、吸食鸦片看做是西北民风由强悍而颓废的致衰致乱之源，决心予以根除。

(2)左宗棠认为种罂粟给甘肃带来粮荒，严重影响了西征的顺利进行和西北大局的稳定。左宗棠认为，西北用兵，粮饷是关键，而筹粮又难于筹饷。在甘肃时，清军常因粮食采办无着而乏食。左宗棠为军粮问题“日夜焦思，寝食俱废”。1875年，左宗棠奉命西征，收复新疆时，因在甘肃采办军粮无多，清军甚至不得不背着生红薯进疆^[4]。军粮难办，左宗棠认为是罂粟种植过多所致。要想就近解决军粮，势必禁种罂粟。当时，甘肃生产的鸦片被称为“西土”，可与国内的上等鸦片“广土”相媲美，且尤其以凉州和甘州一带生产最多、品质最浓。甘肃的其他州县也多种植罂粟，所占用的耕地，都是土质肥沃的田地。甘肃向来被认为是贫瘠的地方，战乱之后，人口锐减，田地荒芜，民穷财尽，可谓“苦甲天下”，存在严重的粮荒。尤其河西地区，在被左宗棠确定为给西征大军就近筹粮的主要地区之后，各地广种罂粟，并且占尽膏腴之地，无疑成了当时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不管从解决老百姓口粮的角度，还是从维系西征大军粮源的战略高度着眼，都必须要推行禁种罂粟、禁吸鸦片的政策。

(3)光绪三年(1877年)，西北出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大饥荒，吸烟之徒“其死较常人尤易且速”^[5]，鸦片烟毒的危害进一步显现，这更促使左宗棠下决心禁烟。在这次大灾荒中，甘肃庆阳府一带饿死了很多百姓，左宗棠认为这是鸦片毒害的结果。因为烟民的身体都比较脆弱，特别不能挨饿，所以，“真为饥馑而死亡的，十之八九倒是烟民”^[6]。更可气的是，烟民们领到政府的救济款，不是去买粮搞生产自救，而是“先换烟膏过瘾”^[7]，真是让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了。筹粮救灾搞得左宗棠焦头烂额，因为“栽种罂粟过多，宜谷腴地半已化为妖卉，故出粮日见其少”^[8]。“庆阳府诚然是旱荒，可是他的邻境宁夏府没有受灾。况且宁夏本是产粮之区，该可以把宁夏余粮筹一些来救庆阳的饥荒。而事实使左宗棠更为失望和生气。宁夏府并没有多少余粮。原来宁夏大多数的良田，都栽着罂粟，到处开着娇艳的罂粟花了。”^[9]因此，左宗棠认为，甘肃的饥荒与动乱，“其受弊之源实由广种罂粟而起”^[10]，于是，他把拔除罂粟与镇压饥民暴动，以及办赈救灾同时并举。

(4)光绪二年(1876年)，清政府谕令各地禁种罂粟的法令给左宗棠以政策支持。同治末年，左宗棠由于倾全力镇压陕甘回民起义，虽曾多次强调禁种罂粟，但并无多少切实可行的措施。加之当时全国其他各地几无禁烟之说，禁烟活动缺乏来自政府的政策支持和舆论监督，禁烟只是左宗棠的个人行动。左宗棠看到，在自己的管辖区，数年以来，虽经屡颁禁令，种植罂粟者只是“稍为敛戢，然乡村偏僻地亩，偷种者尚多。其杂植豆麦间，图免查拔者，尤复不少”^[11]。查烧外来烟土也是“为数无多”。至于销售、吸食鸦片者，则几乎无所触动。光绪初年，陕甘回民起义已完全失败，左宗棠对禁烟问题可以腾出手来着力加以解决。尤其是光绪二年十二月清政府谕令各地禁种罂粟法令颁布，并将其定为考察地方官员政绩的内容之一^[12]。这一措施正与左宗棠多年的禁烟主张相一致。给左宗棠在西北禁烟以极大的鼓舞和支持，成了左宗棠在甘肃放手禁烟的尚方宝剑和基本动力之一。

2．左宗棠在甘肃禁烟的措施与特点

(1)发布谕令，宣传禁烟的意义，造成有利于禁烟的舆论环境。同治八年(1869年)，左宗棠发布《禁种罂粟四字谕》，揭露吸烟的恶果，宣传禁烟的好处，开始了其在甘肃的禁烟行动。这篇禁烟告示用韵文写成，刊印散发，广为张贴传布，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告示说秦陇“恶卉繁滋，废我嘉谷”，烟毒泛滥，致使“农辍耒耜，士休卷轴，工商游嬉，男妇瑟缩”，“家败人亡，财倾命促”。告示最后说，种烟吸烟之人，罪在不赦，要求各地“罂粟拔除，祸根永劚”^[13]。与此同时，左宗棠又下令将违禁种烟地亩丈量充公。安置回汉难民，也要求他们“为农者不准栽种罂粟”，“为商贾者不准贩运鸦片”^[14]。

(2)命令陕甘各府州厅县官员，会同当地驻防清军明察暗访，严禁种植罂粟。光绪四年(1878年)，新疆收复，左宗棠随即在甘肃采取了一系列禁烟措施。具体做法是“随时轻骑赴乡搜查，月凡数至。遇(种植罂粟)整段地亩，一律翻犁灌水，其杂植豆麦间者，亦且锄且拔”^[15]，务必做到根诛净绝。“查拔不力者，随时撤任撤委，或从严申饬，其趋事勤奋，随予存记，以示激劝。”^[16]还要求各地必须按月据实报告查禁罂粟情况。同时重申，凡种烟地亩，一律充公，并对种烟民户，实行“杖责枷号”^[17]。另外，又准许府厅州县根据当地实际情形，自定禁烟措施。例如秦州知州谭继洵(谭嗣同的父亲)的做法是，先禁冬种，后禁春种，又于每年二、三月间，饬各州县官带着乡总(相当于乡长)，厉行查禁。对于乡总，酌给口粮，夏初结报，再派员踏勘。如发现查禁不力，便把乡总斥革，州县官惩处。同时，又劝导植桑，以代替罂粟。例如，抚彝厅邀集境内三十六渠的农民代表，吩咐他们，各就所管地段，督同乡保先行检查一次，传达禁种罂粟的命令;到来春再巡视查报，并以十户为一个联保单位，鉴定协议，相互监督，达到了很好的效果，得到左宗棠的赞扬。

(3)严禁外来鸦片流入甘肃销售。左宗棠在甘肃禁烟，着重于消灭烟土的来源。因此，在注重铲除当地所种罂粟的同时，也要遏止由外地贩运来的烟土。左宗棠颁布命令，查出凡由川滇等地贩运来的烟土，一律焚毁。外国烟客贩运烟土入境，一律勒令折回。如已卸货，由官府查封，归客贩自己看管，仍限期出境。如把烟土再偷偷转运入内地贩卖，追出焚毁，厘卡对于过往西北的货物，查出夹带烟土，也一律焚毁，不准抽厘放行。对于士子要求更严，“其赴省乡试士子，如敢夹带贩卖，希图渔利，则获咎尤重”^[18]。对于正在磋商中的中俄贸易条款，左宗棠主张应把不准俄商贩烟土一条，作出明文规定。

(4)运用经济手段，倡导以种草棉代替种罂粟。左宗棠认为，农民好种罂粟，不过是为“贪利”而已，要想使农民自觉自愿不种罂粟，只有多用经济手段，“以利动之”^[19]。“欲禁种罂粟，必先思一种可夺其利然后民知罂粟无甚利，而后贪心可渐塞”^[20]的方法，即找到一种使农民有利可图的农作物替代罂粟。左宗棠通过调查，知道甘肃土地宜种棉花，而种棉之利并不低于种罂粟。为此，他在兰州“刊行《种棉十要》及《棉书》，颁行陕甘两省，谆饬官吏士民一律切实经理”^[21]。为了解百姓是否真正懂得种棉的好处，左宗棠实地考察，与百姓攀谈，“上年(同治十二年)赴肃，路过山丹、抚彝、东乐各处，正值棉熟时，每停车，父老聚观，辄转令近前，与谈一切，皆知棉利与罂粟相捋，且或过之。一亩之收，佳者竟二十余斤，每斤千文，其费工力翻省于罂粟劙果刮浆也”^[22]。因此，凉、甘一带百姓都知道种棉之利而乐于种棉。

宁夏一郡，夙称腴地，产粮极广，但“沃土之民狃于恶习，广种罂粟，视为利源，地方各官一加查禁，则群以钱粮无从完纳为词，隐相抵制，驯致宜谷之区广植妖卉，较金积堡未复之前，殆有甚焉”^[23]。以至招徕耕垦田地越多，偷种罂粟者越多。宁夏所种植的罂粟，以河东为上，“每亩可出烟土七八十两”，河西碱地，每亩也可“出烟土三四十两”^[24]。利之所在，各处群相仿效，宁夏地方官遂以“积重难返”为借口，屡次干犯左宗棠禁种罂粟的谕令。光绪三年西北大旱，左宗棠要求宁夏采粮救济临近的庆阳府，竟然拿不出一粒粮食。这使左宗棠感到，长此下去，罂粟栽植，“不但流毒无穷，且乱后耕垦无多，民食、军粮尤虞不继”^[25]，会严重影响到西北军政大局的稳定。为此，左宗棠从“课心”入手，努力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力争从思想认识上解决问题:“因思愚民贪种罂粟者，贪其利耳，则即以利动之。凡宜罂粟之地，最宜草棉，棉花之利，与烟土相若。时值大旱成灾，粮价异常翔贵，百谷之利，亦略与烟土之利相等。种谷与棉，可以获利，且不犯禁。种罂粟则犯禁，必遭查拔，将并所图之利而亦失之。民虽蚩蚩，然利害相形，较然可睹。因其明而牖之，当易为力。”^[26]又严格考核各级官吏执行、落实的情况，先“与司道熟商，通饬各府、厅、州、县切实查禁，先之以文告，继之以履验，责之以乡约，督之以防营，而尤注意于宁夏一府六属之地”。“遇印委各员查拔不力者，随时撤任撤委，或从严申饬;其趋事勤奋，随予存记，以示激劝。”^[27]经此次整顿，“宁夏一府，阖境罂粟根株，一律锄拔净绝;又幸时雨普沾，渠流畅注，改种杂粮，均极繁茂，丰稔可期”。此后，“匪特闾阎储峙渐丰，民食、军粮均有攸赖，而民生既厚，民俗亦端，长治久安之效，肇于此矣”^[28]。可见，综合运用经济等多种手段比单纯使用行政强制做法更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5)惩治禁烟不力的官员，奖励得力官吏，把禁烟政策落到实处。左宗棠严格“课吏”，把是否认真查禁罂粟作为考核各级官吏的重要标准。根据掌握的情况，左宗棠先后与同治十三年三月二十二日、五月初六日，光绪四年七月初四日、八月初五日上奏朝廷，对于那些“视若缓图”、“颟顸从事”、“虚词掩饰”的官吏予以革职、降级严惩。受奖励的官吏如宁州知州杨大年、正宁知县黄绍薪，这两人“于奉檄禁种罂粟，改种草棉一条，尤不惮烦劳。时巡乡野，亲为劝导。并远购棉种，栽莳成秧，颁布民间，因时树艺，又购觅纺车具，雇请民妇教习纺织，已有成效。”^[29]为左宗棠所称赞。在严惩的案件中，最大且处分官员最多的一次是光绪四年对宁夏府官员的惩治。左宗棠查清宁夏府广种罂粟，地方官员“既未严禁于先，复未查拔于后”^[30]，反而与当地驻军暗中勾结，包庇种烟之民。左宗棠访闻后即派人调查，当地官员又以宁夏“地方辽阔，民间栽种罂粟，久已相习成风，一时难以禁尽”，罂粟“随处皆有”，“积重难返”^[31];禁种罂粟则捐税难以征收等词塞责开脱。左宗棠认为:“若不严密查办，何以肃功令而儆效尤”^[32]，“挽颓风而收实效”^[33]，于是奏请将宁夏一府各厅州县地方官员以及驻军将领中，查禁不力者一并查办，分别处分。栽种罂粟地亩，一律充公。士绅依势违抗者，一律拿办。同时，又对宁夏府部分敢于认真禁种罂粟的官员和将领，分别给予提拔和请功奖励。左宗棠的这一举动，使各地官员大为震恐，对禁种罂粟一事再也不敢掉以轻心。

左宗棠在甘肃禁烟的特点是致力于禁种罂粟，对于烟土，只禁运而不禁卖;对于鸦片吸食者，只劝戒而不禁吸食。他说:“论关陇治法，必以禁断鸦片为第一要义。欲禁断鸦片，必令州县少吸烟之人，欲吸烟之人少必先禁种罂粟。”^[34]为什么采取这样的政策呢?左宗棠认为，外国鸦片运销中国畅行无阻，禁止出售吸食鸦片不太现实，无异于“掩耳盗铃”。禁烟必须先从国内入手，“欲禁洋烟必自禁土烟始，欲禁土烟必自禁种罂粟始”^[35]。因此，“禁种罂粟为禁止鸦片之渐”。只要国内罂粟绝而吸烟之人少，加之“洋烟价高”，那么外国鸦片就会销路日减，最后因无利可图而不禁自绝。另外，左宗棠认为，禁种罂粟比禁止鸦片的销售与吸食更容易，也更有成效。“鸦片一握兼金，价重质微，易于隐匿。吸烟之徒闭居密室，难于搜寻。查办疏固无异于驰禁;查办密又适开需索包庇之端，未睹其效而先苦其扰，非若罂粟种于旷野，为众目所共见，由下种出苗开花结实，以至刮果取浆，需时甚久”，易于发现和铲除^[36]，因此，左宗棠把禁种罂粟视为禁鸦片的根本。左宗棠虽不禁止民间吸食鸦片，但官吏和军队则绝不允许有所沾染。凡官吏吸食鸦片，就会被左宗棠加上“烟瘾甚重”、“嗜好甚深”或“颇有嗜好”、“近有嗜好”等考语，予以参革。清军将领王仁和，“向有能战之名”，但左宗棠“闻其烟瘾甚重”，便“决意不用”^[37]。访问过左宗棠的外国人也说:“兵丁绝食鸦片，营规严肃异常。”^[38]左宗棠对他的亲属要求更为严格，他的长孙吸鸦片，差点被左宗棠杀头。对于民间吸食鸦片，左宗棠也并非完全不闻不问。他曾多次访求戒烟药方，亲自“详加考订，取其简明易知，刊刻成本，颁发陕甘各府州厅县，转给绅耆，广为传布”，“官绅士民能捐资合药，照方施治，全活多人者，准由地方官核明，照捐赈章程一律请奖”^[39]，真可谓不遗余力。

自光绪初年以后，左宗棠在甘肃禁烟成效日增。光绪五年(1879年)6月，左宗棠在《复陈边务折》中称，甘肃罂粟种植，“实已根株净绝”^[40]。这难免有夸大之词，但甘肃罂粟大为减少，粮产增加确是事实。光绪六年，左宗棠奉命由哈密入关，沿途看到，河西地区“民物安阜，较五年以前大有起色。耕垦日广，民食渐充，白面一斤值钱十文，杂粮市价递减，窖藏甚多。罂粟既禁，以其腴地改种草棉，向之衣不蔽体者，亦免号寒之苦”^[41]。同年，到西北访问过的外国人也说，鸦片“现在种者绝而吸食者亦少。昔栽罂粟之处，今为艺稻之所，近来大有收成。陕甘一带，现在粮食甚贱，面粉每斤十三四文，杂粮更贱也”^[42]。戒烟药的大力推广，为不少“老瘾客”祓除了毒患，“其断绝者竟获如平人矣”^[43]。光绪五年，陕甘烟土价格大跌，左宗棠考究原因，认为是由于戒烟者日多，烟贩获利日减，担心亏本而急于脱手，故削价出售造成的。左宗棠的禁烟措施收到了可观的实效。

不过也应该看到，左宗棠在甘肃的禁烟成效虽优于西北其他的省份，但就甘肃本省来说，也存在地域差异。大体通衢大道两旁好，“乡村偏僻地亩偷种者尚多”。而且，他只禁种不禁吸食、销售的做法也存在着弊端。既然鸦片有销路，必然会有不法之徒为贪利而犯禁种烟。有些地方官员和驻防清军，就借机对种烟之人敲诈勒索。像陇南的几个县，在农民下种之前，“并不禁阻;却在花苞结成之时，突派差役下乡，勒令拔除，借此要索，欲壑填满之后，就放过不问”^[44]。加之清政府的腐败，左宗棠曾多次奏请禁止外国人向中国销售鸦片，都不予理睬。左宗棠愤然揭露到:“鸦片之产自海外者，不能骤禁，内地广种罂粟吏役受赇庇纵，官司佯若不知，并有谓拔除罂粟，夺民间利源，催征钱粮更形棘手者，翻以开禁广种为得计。人心之蔽至此，可胜慨哉!”^[45]其后，左宗棠又多次主张“洋药土烟，税厘并加”，以限制鸦片流通，清政府怕开罪列强，也不予采纳。有人甚至认为“鸦片入口为厘税大宗”，宁愿以鸦片为“止渴之鸩”。就连左宗棠在西北禁烟，也遭到某些朝中大臣的非议，清政府也为此谕令左宗棠“体察情形，妥筹办理”^[46]，不可孟浪行事。这些都极大地影响和妨碍了甘肃禁烟的顺利进行，决定了左宗棠禁烟存在着多方面的局限性。

但联想到在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对禁烟之事，不敢再提;鉴于林则徐因禁烟而获罪，在各地官员对烟毒横行不敢正视的颟顸气氛下，左宗棠率先在西北一隅厉行禁烟，打破沉寂，表现出他敢于碰硬、除恶务净的果敢作风和忧国忧民、勇于负责的爱国精神，这不能不使人油然而生敬意。他在甘肃的禁烟措施之严厉和政绩之显著，也为近代西北所仅见。他曾表态说:“此事当破两三年工夫，实办到底，庶可望绝种。弟在此一日，即办一日，断不徇隐，断不因循耳。”^[47]大有林则徐当年在广州禁烟的那种“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48]的气概。所以，秦翰才说:“在林则徐以后遥远的三四十年中，最热心禁烟的，怕只有文襄公了!”还说左宗棠“到了西北，却把禁烟认做要政，真可说办得不遗余力”^[49]。这些评价朴实而又中肯，表达了后人共有的敬仰和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