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机器织呢局的创建者：左宗棠在甘肃

(二)甘肃机器织呢局的创设

左宗棠并没有仅仅把其在西北的洋务事业局限在发展军用工业上面，而是因地制宜地向民用工业拓展。兰州制造局总办赖长，在兰州制造局“以己意新造水机，试造洋绒”成功，并向左宗棠建议，“购办织呢织布火机全副到兰仿制”。左宗棠对赖长自己试制洋呢倍加赞赏，说试制洋呢“竞与洋绒相似，质薄而细，甚耐穿着，较之本地所织褐子美观多矣”!因此，他对赖长的建议，虽感“以意造而无师授，究费工力”，但仍认为:“此间羊毛、驼绒均易购取，煤亦易得，只要有火机，便省工力”，“为边方开此一利”。乃于1877年(光绪三年)让胡光墉对赖长所要织呢织布火机“留意访购”^[17]。此后，赖长继续钻研试制，“以意拣好羊毛，用所制水轮机织成呢片，与洋中大呢无殊，但质底较松。又织成缎面呢里之绒缎，亦甚雅观”。左宗棠认为，用羊毛“织褐织毡毯，价不甚高，业之者少”。1879年(光绪五年)初，他在上总理衙门书中，谈到购机办呢厂时说:“胡道购织呢织布机现可到兰州，须数年后始睹其利。拟先内地而后关外，与棉同规久远，未知能否有成?”^[18]可见，左宗棠对织呢局的前景持谨慎乐观态度。除了受赖长的影响，还有如下几个原因促使左宗棠重视织呢局的创建。

第一，左宗棠到西北后，看到“甘肃地方瘠苦”，便发出这样的感慨:“陇中寒苦荒俭，地方数千里，不及东南一富郡。”他又看到西北盛产羊毛，而且价格低廉，“每斤值银一钱几分，每年可剪两次，民间畜牧之利，以毛为上，盖取其毛之利长，非若皮肉利只一次也”^[19]。左宗棠想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以浚利源，阜民即所以裕国。购运泰西机器，延致师匠，试行内地，有效则渐推之关外，以暨新疆”^[20]。这样，利用西北盛产的羊毛资源，织呢制毯，有利于富民富国。

第二，通过兴办织呢总局，可以为中国培养人才，以利将来发展本国毛纺织业。“今日之学徒，皆异时师匠之选，将来一人传十，十人传百，由关内而及新疆，以中华所产羊毛，就中华织成呢片，普销内地。”“将来有成，尤为此邦师匠所自出，不但数世之利也。”^[21]

第三，左宗棠不仅具有爱国思想，而且还是个实干家。他不愿眼巴巴地看着外国资本主义列强任意欺凌中华民族。他曾说过:“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藉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此事理之较著者也。”左宗棠一向认为:“均是人也，聪明睿智相近者性。”^[22]外国人会做的事，我们也应该会做;外国人能办的事，我们也应该能办到。不能让外国人“擅其能”，“中国自强之道，全在振奋精神，破除耳目近习，讲求利用实际”^[23]。所以，左宗棠不顾当时客观条件的艰难，亲自创办甘肃织呢局，以御外侮。

第四，左宗棠进驻西北，大批军队的粮饷，来源有三个方面，即西北本地可以提供一部分，主要是军粮;而粮饷的大部分，依靠华北、华东、华中、华南各省供给。左宗棠在准备进军西北时，选员派将，专在汉口等地设了“陕甘后路粮台”。另外，还借有部分外债，主要是购买军火。虽然这样，但还经常感到粮饷不足。加之西北气候寒冷，军队又多，军服军被需求量很大。所以，创办甘肃织呢总局，有利于解决军队的衣被问题。

第五，当然，左宗棠创办甘肃织呢总局，也与他个人的利益以及湘系集团的利益是分不开的。他镇压了西北的回民起义，又扫除了新疆的阿古柏叛乱，在军事上为清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现在战事已平，如能在经济建设上露一手，可以更好地经营西北。这样，对提高他自己的声望，以及增加湘系集团的利益，都不无好处。

1878年(光绪四年)，左宗棠上奏清廷，在兰州请设甘肃织呢总局。经清廷批准后，胡光墉便请求上海德商泰来洋行承办购机事宜。泰来洋行经理嗲哩吧征得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的同意后，在德国购买机器，招雇工匠，聘请技师。聘用的德国技师、总监工和翻译，有石德洛末、李德、满德、福克、白翁肯思泰和卫宜格等13人。

甘肃织呢局厂址选在兰州通远门外前路后营址，今畅家巷内。厂房230余间，分东厂、中厂和西厂三个部分，并附设机器检修所，另掘有水井，以供漂泊用水。左宗棠对厂房修建，要求“只取坚实，不在美观，是为至要”。他说:赖长以旧房改造作为织呢局，“既免另购民基，又可就营地作堡”，“既有围垣，余屋可陆续添盖”。“盖造房屋，总以暂时能容纳机器，并够匠夫住址为准，如果试办有成，将来自可推广。”他甚至认为:“洋匠所议丈尺前后悬殊，是所称不能再减分毫，亦难信为定论。”^[24]这种因陋就简、逐步扩充的精神，对企业基建虽是重要的，但不尊重工匠和机器对厂房的要求，就有点自以为是了。

关于机器的采购，左宗棠并不认为“舍小用大为合算”。这除了因自己年迈免以后交接“徒滋口实”，以及各省关协饷难望，“何敢为恢宏阔大之举，致无收束”外，主要是怕“机器重大，陆运极艰。不如用其小者，令华匠仿制;将来增拓其式，亦可得力”^[25]。

从德国泰来洋行购买的各种机器共60多架。计有24匹马力、32匹马力的蒸汽机各1架，织机20架，分毛机、顺毛机、压呢机、刮绒机各3架，洗呢机、剔呢机各2架，净毛机、剪线胚、烘线热气玻璃罩、缠经线机、烘呢机，综刷机、熨呢机、卷呢机、刷呢机各1架，纺锭1080个。这些大小机器装成箱笼1200余件，分解再装成4000箱，从德国运来上海后，“由招商局的轮船在1879年拖运到汉口，在汉口又将这些机器用民船水运，又由人们背运到兰州府。有些机器非常重，而且难运，所以锅炉得拆散了一块块地运。山路有时得开凿了然后才能把大件的机器搬过去，因此，路上费掉了好几个月的工夫。直到1879年10月，一部分机器才开始运到了兰州府，又有些则一直到这年(1880)3月才到达”^[26]。

创办织呢局花销了多少经费呢?没有明确的记载，购买机器的费用和运费是与开河、掘井机器合在一起的。如1881年1月(光绪六年十二月)的记载，购机计湘平银118832两，运费72975两，共191807两。若将织呢与开河机按三比一比例(因1881年织呢与开河洋匠工银为24171两，1882年织呢洋匠只有16151两)计算，织呢局机器购运费为127871两多，再加上建房和洋匠与办理局务各员薪工银110305两，合计才238176两多。这是开办经费，至于常年经费，据刘锦棠和谭钟麟在1884年1月(光绪九年十二月)的奏折，1881年织呢局和开河洋匠工银与织呢局采办机器和军火共用银67956两多，1882年织呢局洋匠薪工和采办机器与军火等用银25495两多，若将其中开河洋匠薪工与采购军火费用减去，织呢局经费开支会低于此数。因此，张之洞所说“左宗棠前在甘肃设织呢局费银百余万两”^[27]，显然与实际开支数出入较大。

1877年(光绪三年)，甘肃织呢局开始筹建，经过建厂、购买机器、雇聘洋匠，特别是机器运输，花了三四年时间，于1880年9月16日(光绪六年八月十二日)正式开工生产。织呢局由赖长任总办，虽有石德洛末任洋总办，李德和满德任总监工，但全局由总办赖长主持办理，另派的会办“只能管书算、记簿账，不能参预局务”^[28]。从左宗棠在给杨昌浚信中所说织呢局“工师，以赖毛为高。勇丁之聪慧者，兰州可留心挑选拨入，将来必有可用之材”^[29]来看，织呢局职工虽系从制造局调入一批师匠，也从甘肃营勇里选拔一批作学徒。但他们都是靠工资过活，实行的是雇佣劳动制。当时，外籍工程师每月工资450两，洋匠每月工资平均为291两，华匠华工每人每月平均7两差些。艺徒每月只有3两。总办(厂长)虽比职工高，但远不如外国师匠，每月只有100两。其他职员平均为20两^[30]。

1880年12月，左宗棠上奏清廷，在谈到织呢局的生产情况时说:“现在织呢已织成多疋，虽尚不如外洋之精致，大致已有可观。从此日求精密，不难媲美。共设洋机二十架，现开机六架，余俟艺徒习熟，乃可按机分派织造。开齐后，通计每年可成呢六千疋。”^[31]次年1月(光绪六年十二月)，左宗棠又说:“织呢局结构宏敞，安设机器20具，现开织者尚只10具。”“所成之呢渐见精致，中外师匠及本地艺徒率作兴事，日起有功。”^[32]“其质虽略逊于洋呢，然亦可供着用。”英国海关报告亦说，织呢局现已开工。每日能生产8疋呢布，“品质还好，比洋呢便宜”^[33]。织呢局开设之起初因缺水，产量不足。2月(光绪七年正月)以后，因凿了一口深井，解决了水源，每日可织宽5尺，长50尺的呢8疋。1883年，每日可产10至12疋^[34]。按织呢局日产20疋的计划看，仍是开工不足，未达到预定目标。

甘肃织呢局一开工，就引起了外国人的极大注意。《申报》在1881年5月末评论说:“左侯创设此举本属极好，机器亦系上等之物，奈羊毛及绒均未能精美。缘所延西人言语不通，虽有通事亦不可深恃，以至有此美举而仍无佳货，殊为可惜云。按兰州设立织呢局，事属创举，原难步武泰西。然苟能认真办理，精益求精，当必有蒸蒸日上之势耳!”^[35]但是，甘肃织呢局存在着严重问题:一是原料问题。左宗棠筹建织呢局时认为，“此间羊毛、驼绒均易购取”，原料供应不成问题。可甘肃养羊业原来虽较发达，但因连年战乱受到破坏，没有得到恢复，造成织呢“得不到充足数量的原料”^[36]。而且，这些羊毛的质量也差，“很粗很杂，弄得每天雇四十个人挑拣羊毛，每天只能拣两磅”，“一百斤羊毛中，只有十斤能织上等呢，二十斤能织次等呢，五十斤只能织毡子和床毯”，“剩余的二十斤完全无用，全是杂毛和垃圾”。这样低劣的羊毛，自然“纺不出好绒线，绒线既然坏，就织不出能称做呢布的东西。即使是毡子，原料也粗”^[37]。二是水源问题。织呢生产过程中清洗和漂染，均需充足而成分较纯的水。可是，织呢局“水源不足，能找到一点水也含着硷，使得漂染很困难，结果是呢布的颜色黯淡。因为水源缺乏，全部机器每天只能织成十匹呢布，每疋长十八码，如果水源充足，无疑地可以多织很多”^[38]。三是织呢局因官办，存在着严重的封建性，“缺乏良好的管理”。外国技师因翻译人员能力差，“教导工作很困难”，“织呢局还安置了一大堆冗员，干领薪俸，丝毫没有学习使用机器的愿望”。甚至像缺乏水源那样重大问题，“负责的官员们对此则漠不关心”^[39]，“局中开支亦繁”。要解决这些问题，《申报》认为:“设能将此局归作商办，涓滴无遗，安见必无起色也?”^[40]四是市场销售问题。甘肃织呢局产品，除一部分供军用外，还有一部分供应市场。由于织呢局因原料、水源和生产管理，以及交通运输，使产品质量低、成本高、价格昂，在市场上缺乏竞争能力。当时，《大清国》报就说，织呢局的产品，“在品质上和价格上，都比不上外国的呢布，因为把厂中产品运到各通商口岸，就比从欧美输入呢布要贵多了”。同时，甘肃本来就地瘠民贫，加上战乱影响，购买力低，何况，“彼处之人均尚棉布，而呢不甚销;贩至他省，又以运费较贵，似不合算”。因此，织呢局因“织成的呢绒品质很坏，几乎完全不能出售”，“产品没有销售市场”^[41]。

1883年10月(光绪九年九月)，织呢局因锅炉破裂，无法修理，而被迫停工。次年5月(光绪十年四月)，谭钟麟奏请将织呢局正式裁撤停办。这时，左宗棠在南京任两江总督，写信给谭钟麟说:“甘省呢毯苦无销路，金陵为各省通商之区，招商集股，开办织呢，易于集事，采办各项亦便”，故让赖长“率同艺徒，将局用机器运赴江南”^[42]。这不仅是为了挽救甘肃织呢局，而且要在此基础上，招商集股，将原来官办的这个近代毛纺厂发展成为商办的资本主义毛纺厂。但是，左宗棠的这个计划没有实现，因而，这个我国第一个近代毛纺织厂开工三年，就被迫停办。究其原因，除了产品质量低和销路差以外，还反映织呢局的生产管理和在技术人员的培养上，特别是对机器的保养与维修方面，存在严重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虽有多方面原因，但若将甘肃织呢局与福州船政局相比较，就会发现甘肃织呢局的筹办，不如福州船政局那样全面、周详、稳妥。因而，陈炽就说:“因创办之时，本未通盘筹划故耳!”^[43]左宗棠对此虽有一定责任，但此时正忙于筹谋收回伊犁，加上年老体衰，因而无暇、无力为织呢局深思熟虑。

即使如此，左宗棠对甘肃织呢局仍尽了他的智慧和努力。他在离开西北到北京后，还对这个企业寄予希望:“十年业履，只今犹魂梦不忘!”^[44]不久，甘肃织呢局因锅炉破裂停办，但它为随后中国的纺织业，特别是甘肃的毛纺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43年，有人去甘肃织呢局旧址参观，“见厂前门楣，还榜着‘甘肃织呢总局’赤地金字”，“似是文襄公手笔”^[45]。反映了后人对左宗棠创办甘肃织呢局的怀念!

甘肃织呢局是左宗棠从事洋务运动由军用工业向民用企业发展的重要标志，更是近代中国最先创办的机器毛纺织业，是毛纺织业近代化的开端。由于甘肃织呢局是官办企业，经费由西征协饷开支，陕甘总督委派总办，生产民用呢绒，故其应是国有资本性质的民用近代毛纺织业，而且是中国第一个近代国有资本性质的毛纺织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