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在甘肃的水利建设及其重要性

(三)水利建设

左宗棠在青年时代就高度重视农田水利事业，认为“王道之始，必致力于农田，而岁功之成，尤资夫水利”^[47]。到西北以后，他清楚地看到，“西北地多高仰，土性善渗，需水尤殷”。^[48]没有水源或不兴修水利，就无法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沙漠戈壁地区，无水草、无民人、无牲畜，其生态环境尤其恶劣，更需兴修水利，以改善西北各族人民的生存环境与条件。因此，在西北十余年当中，他特别重视水利建设，把兴修水利作为恢复和发展当地社会经济的头等大事。

1．对兴办甘肃水利的几点认识。

首先，从水利与屯田的关系上看，他认为“开屯之要，首在水利”^[49]，即水利是推行屯田的基础。屯田是左宗棠收复失地以后恢复和发展当地生产，解决军粮和老百姓口粮的首要措施。而且“历代之论边防，莫不以开屯为首务”。^[50]据载，左宗棠在甘肃，“一路进兵，一路屯田，便从泾州一直到了敦煌”;^[51]其部将刘锦棠、张曜等人也在新疆大规模推行屯田。而屯田政策要取得成功，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要解决水源和水利灌溉的问题。为此，他认为“水利为屯政要务”^[52]。把兴修水利作为屯田垦荒、辑边安民政策的重中之重。这主要有三层含意:第一，解决水源或兴修水利是搞好屯田的基础，这是由西北农业发展的特性决定了的。第二，选择靠近水源或便于灌溉的地方屯田垦荒，集中在屯田面积成片的地带兴修水利，“新增屯垦均在新开渠工两岸”。^[53]第三，水之多少决定地之肥瘠和发展生产之潜力。他说:“水足者地价倍昂，以产粮多也;水歉少收，价亦随减。将欲测壤成赋，必先计水分之充绌，定地方之瘠饶，科粮赋之轻重。”^[54]以水利是否便利来判定当地发展农业生产的效益和潜力。

其次，从水利对西北开发和发展的影响来看，左宗棠认为“水利兴废，关系民生国计”，若“不得水之利”，“则旱潦相寻，民生日蹙，其患将有不可胜言者”^[55]。为此，他指出:“甘肃治法，以……兴水利为首务。”^[56]“治西北者，宜先水利。”即把水利作为振兴经济的关键。把兴修水利作为开发西北优先发展的要政，表现了左宗棠与众不同的眼光和超越其他官僚的才干。光绪四年，他给坐镇新疆的刘锦棠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就西北兴修水利的重要性系统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西北素缺雨泽荫溉，禾、稼、蔬、棉专赖渠水，渠水之来源惟恃积雪所化及泉流而已，治西北者，宜先水利，兴水利者，宜先沟洫，不易之理。惟修浚沟洫宜分次第，先干而后支，先总而后散，然后条理秩如，事不劳而利易见。此在勤民之官自为之，令各知其意，不必多加督责，王道只在眼前，纲张斯目举矣。其要只在得人，勤恳而耐劳苦者，上选也。”^[57]信中包含了对西北兴修水利的重要性、步骤、方法等问题的认识，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后来，他总结治水经验说:“治水之要，须源流并治。下游宜令深广，以资吐纳;上游宜多开沟洫，以利灌溉。”^[58]这些思想，对其在西北大兴水利，整体推进开发西北的各项事业产生了重要影响。

再次，从水利与养民、安民的关系方面看，左宗棠认为:“水利所以养民，先务之急，以此为最。”^[59]即把水利作为养民安民的根本。他之所以特别重视水利，除他一贯的重农思想外，主要出自重民思想。在他看来，既要维护国家利益，就要重视赖以维持这个国家存在的民众。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他深谋远虑，提出了“保民”、“养民”、“爱民”和“民可近不可狎”的一系列正确观点，认为“保民之道，必以养民为先”^[60]，“诚心爱民，其为民谋也”^[61]。对于在西北治理旱灾，他坚持“若从养民之义设想”，非兴修水利不可的主张^[62]。左宗棠心系于民，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和拥护，这是他兴办西北水利取得成绩的先决条件。

2．甘肃兴办水利的灌溉类型和兴工方式

西北地区土地广袤、气候干燥、地形复杂、水资源的分布极度不均。水源紧缺是西北干旱的主要症结。因此，河流、水泉、地下水、雪水就成了西北水利工程赖以兴建的基础。左宗棠根据不同地区可资利用的水源地的差异，因地制宜兴修不同种类的水利工程，主要可分为三种类型:

(1)沿河开渠灌溉型。西北地区除新疆外，甘宁青诸省区的水系多属黄河流域。所谓沿河开渠灌溉型主要是指在靠近黄河及其支流的一些地方开渠引灌。左宗棠到西北后，首先进行治理和开发的是贯穿宁甘陕三省的泾水。在洮河流域，兴修沫邦河水利工程。在宁夏，左宗棠支持宁夏道陶斯咏修复汉渠。先是，金积堡收复之后，左宗棠拨马化龙缴出的部分余款，整理各渠，主要是唐、清、汉三渠，因为避险省工，新修不久又出事，左宗棠十分不满。同治九年(1870年)，宁夏道陶斯咏要求拨款万两修复汉、唐、清旧渠时，左宗棠正处于“饷项万分支绌”的困境，但他认为“事关水利农田，未便任令荒弃”。因而，“于无可设想之中筹备湘银三千两”。并指示陶斯咏，“照引水灌田之户计亩摊捐”办法，将官办改为官助民办，“令附渠各庄堡回、汉绅民从公拟议，开造某户应摊银数，悬榜通衢，限日呈缴”^[63]。这项工程进展很快。但在完工后就发现渗漏，野狐坝外堤坍塌，需载石修复，左宗棠对此“殊深系念”，要陶斯咏“赶紧设法修筑，务期坚实耐久，毋许草率贻误”^[64]。光绪元年，左宗棠拨银一万两，兴办宁夏垦务，又以半数银两整治境内渠道。大约光绪五年，固原州代理知州廖溥明向左宗棠“禀办固原海城水利，似尚切实”^[65]，得到了左宗棠的肯定。可见，左宗棠在宁夏兴办水利的工作从未间断过。在西宁湟水流域，左宗棠于同治十一年冬命各厅县详细调查境内荒废的古代渠道，并于来年修复，计有西宁城西阴山崩裂时压坏的渠道约一里许;新修碾伯棲鸾堡一带沟渠二十余里。以上所引，均为投工投料较多、影响较大的引河开渠的灌溉工程，小规模的水利工程尚未计算在内。

(2)川塬凿井灌溉型。西北多数地方降雨稀少，极易发生旱灾。大旱之年，河水干涸，无水可资灌溉，何况还有许多本无河流的旱塬就只能靠掘井汲水灌田。光绪三年，针对这种情况，左宗棠在陕甘两省受旱灾影响严重的地方，总结前人掘井灌田的经验，推广掘井方法，掀起了一个掘井运动。查阅左宗棠这一时期与同僚下属的来往函件，多涉及这个问题。在给陕西巡抚谭钟麟的信中说:“民间开井，虽可以工代赈，不必另为筹给。”对赴工之人，“则宜察酌情形，于赈粮之外，议加给银钱，每井一眼，给银一两或钱一千数百文，验其深浅大小以增减之。俾精壮之农得优沾实惠，而目前之救奇荒，异时之成永利，均在于此。计开数万井，所费不过数万金。如经费难敷，弟当独任之，以成其美。”^[66]陕西平川较多，凿井历史悠久，适宜大规模掘井，他把陕西作为凿井的重点区域。而甘肃只有陇东的部分地区适宜掘井，对此他也大加督责，作了不少的安排。他说:“甘肃各州县，除滨河及高原各地方向有河流、泉水足资灌润外，惟现办赈之庆阳、宁州、正宁等处川地较多，尤宜凿井。兹已将成法刻本，会列台衔，札发司道转饬各州县仿照陕西开井加赈办法，迅即遵办……计富者出资，贫者出力，两得其益，民当乐从。”他认为如能抓紧抓好，乘现在“正当农隙之时，地方尚无饥馁之苦”的有利条件，“赶速图之”，甘肃“当较陕西尤易集事”^[67]，取得成效。而且他还大力推广“区种”法。具体做法是将地亩划片作成小畦，谷物种在一行行沟内;灌水时由渠内引水入沟，好处是“捷便省水”。他认为推行凿井灌田之法，必须与推广区种法同时并举，才能收到实效。因为“开井、区种两法本是一事。非凿井从何得水?非区种何能省水。但言开井不言区种，仍是无益”^[68]。

(3)河西井渠灌溉型。甘肃祁连山麓连绵千里的河西走廊，自古号称戈壁瀚海，气候干燥，环境艰苦。但凡能汲引由雪山融水形成的内陆河水和凿井开渠、导引丰富的地下水灌溉的地方，往往成为当地发展农业生产的膏腴之区。自汉代经营西域以来，历代在西北迭有屯垦之举，兴建了一些水利设施。这些水利工程可称为河西井渠灌溉型。即开渠导引由雪山融水形成的河水灌溉或充分利用地形，开渠导引由雪水形成的地下水入田灌溉。左宗棠到河西走廊以后，先安抚百姓，使之着地生产，不再流徙;对最穷荒的安西、敦煌、玉门三州县，拨给赈银二万两，寒衣一万套^[69]，拨专款兴办军屯民屯，整治河渠。张掖、肃州旧有的水利设施得以修复，农业生产逐渐恢复起来。

左宗棠在甘肃兴办水利工程，主要采取了防营独办、兵民合力和官贷民办等三种出资兴工的方式。

(1)防营独办。这是左宗棠在甘肃兴修水利的主要方式。这种方式主要集中在军屯要地或防营驻地附近。由左宗棠筹资出钱，勇丁出人出力完成。据载，在甘肃境内，“各地防营所修灌溉工程，则有河州三甲集的新挖水渠四十余里，祈家集的兴修水渠一道;狄道州的疏浚旧渠两道”。^[70]在新疆境内，自张曜在哈密兴修石城子渠给予成功示范以后，其他地方如镇西厅、迪化州、绥来县、奇台县、吐鲁番、库尔勒、库车等地所修各渠及坎儿井等，“皆各防营将领饬兵勇轮替工作”^[71]，独立完成。

(2)兵民合力。即由左宗棠拨款，兵勇和老百姓共同兴建的水利工程。在甘肃境内主要有王德榜主持的军民共同开挖抹邦河的水利工程。在新疆，不少水利工程都雇用民夫，据载:“其兼用民力者，给以雇直。地方官募民兴修者，亦议给工食。”^[72]特别是“库车阿寺塘，工程尤大，驻扎库车统领……易开俊督率弁兵，辅以民夫，修筑通畅，增开支渠，灌溉称便”。^[73]

(3)官贷民力。就是由官府出资，由地方官督率农民兴建的水利工程。这主要有两种形式。第一种是由官府直接拨款，由地方官督办兴建的水利工程。如宁夏修复秦、汉、唐三渠，左宗棠曾三次拨给款银，还曾小规模地推行过由灌田户计亩摊捐集资的办法，但修复渠道的效果都不佳，左宗棠很是不满。另外，收复西宁后，左宗棠曾命地方官“准备夫料，以待来年实施春工兴修”^[74]，修复了一些古渠。第二种是以工代赈，兴修水利。光绪三年，西北大旱，左宗棠想利用以工代赈办法开泾，还嘱托平庆泾固道魏光焘去筹划，未果。但以工代赈的方法却在当年的陕甘凿井运动中得到了某些实施。左宗棠“督各守令劝谕有力之家一律捐资开井，计富者出资，贫者出力，两得其益”。而且，他认为“以工代赈”，“多兴水利，似所费少而为利多”^[75]，值得大力提倡。陕甘的一些地方，就是用以工代赈的办法凿井，应付当时的大旱荒年。

3．泾河治理——虎头蛇尾的工程

(1)左宗棠为什么重视泾河治理?

首先，力图通过治理，使泾水“复郑、白之旧”，重新发挥灌溉功效。郑国渠和白渠是古人分别在秦和西汉时期在陕西境内的泾水下游开挖的两条最早的引泾灌溉的水利工程，曾产生过很好的经济效益。后来，由于黄土高原植被遭到破坏，水土流失日见严重，河渠淤塞，水量渐小，加上年久失修，逐渐失去了灌溉功能。左宗棠看到这种情况以后，经多方考察，决定从上游着手，对泾水进行治理，使其发挥旧有的功效。

其次，从现实情况来看，对泾水上游进行治理，开渠灌田，既可使泾水正流水势变小，减少下游的涝灾，又可使泾水流域“得腴壤数百万倾”^[76]，最终实现避害趋利，综合开发的目标。泾水治理是一件让人伤脑筋的事，主要是因为“泾流之悍激性成，自高趋下”，岸高水急，且“来源既长，收合众流，水势愈大，但于其委治之，断难望其俯受约束。若从其发源之瓦亭、平凉、白水、泾州一带，节节作坝蓄水，横开沟洫，引水灌平畴，则平、泾、白水、泾州一带原地，皆成沃壤;而泾之正流受水既少，自可因而用之。泾州以下，均属陕辖，再能节节导引溉地，则聚之为患者，散之即足为利，而原田变为水地，泾阳南乡可无涝灾”^[77]。这是左宗棠驻节平凉期间经实地考察得出的结论，包含了他决心治理泾水的基本意图，而贯穿始终的目的则是意欲“为关陇创此永利”^[78]，使当地人民群众永获实惠的思想。

(2)治理泾水的几点设想。

同治四年(1865年)，左宗棠的重要助手——帮办陕甘军务的刘典，在郑、白渠的遗址上，重修了龙洞渠土渠一千八百丈，渠堰和石渠长五十七丈二尺。还有一条渠道叫利民渠，是明代成化末年修的一条引泾灌溉的渠道，可以灌田三百余顷。由于民间用这条渠道运转水磨，所以又叫做头道磨沟。左宗棠于同治年间对之进行疏通，还改名为“因民渠”。左宗棠并不满足于这种修修补补的小规模治理，他把着眼点放在对泾水全流域的治理上，力图使泾水通过治理发挥避害趋利的综合效益。他把治理重点放在泾水上游，并提出如下几点初步的设想。

第一点:“节节作闸蓄水，并可通小筏”。左宗棠设想在泾水试行通航，并以湖南老家的一些河流为例，进行比较。他给正在泾阳疏导泾水的袁保恒的信中说:“吾乡湘(水)、资(水)之水，均可于源头通舟楫;醴陵渌水，小筏可至插岭关下。弟驻平凉久，常览形势，知郭外泾流大可用，若浚导得宜，何以异乎?”^[79]他认为只要治理方法科学、正确，在河上节节作水闸蓄水，是能通木筏的。

第二点，“速开支渠，治其上源”^[80]。左宗棠认为“平凉西北数十里，为泾水发源处，南数十里为汭水发源处，至泾州合流水势渐壮。若开渠灌田，可得腴壤数百万倾”^[81]。如果从开发水利，发挥优势上着眼，“从其发源之瓦亭、平凉、白水、泾州一带，节节作坝蓄水，横开沟洫，引水灌平畴”，则平凉至泾州一带川地“皆成沃壤”^[82]，可收避害就利之效。而从根治水患、克服劣势上看，泾水“水性悍浊，不但泾川、平凉受患之烈较他处为最，甚至由于干流狭急，无支渠宣泄以杀其势，故遇涨发，则泛滥无涯涘，积潦难消，足以害稼”。他认为若从上游“多开支渠以资宣泄”，则泾阳以下无水灾，又可收减灾免祸之效。因此，“益见支渠开浚之工不可缓也”。^[83]

第三点，先开挖二百里正渠，以作示范。光绪三年(1877年)，西北大旱，严峻的旱情使左宗棠下决心对泾水进行治理。他打算用以工代赈的办法开渠，并安排平庆泾固道魏光焘实施。但治理泾水工量大，耗资多，加以“泾流之悍激性成，自高趋下，宜非人力所能施”^[84]。于是，左宗棠决定采用先进机器开河，打算开一条长二百里的正渠，以作示范。这就是左宗棠从国外引进新式掘井开河机器之源起。这样，前述三种初步设想，最后只落实为机器开渠一种方案，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施。

(3)引进开河机器

泾河发源于平凉附近的崆峒山西麓的陇山之中。《甘肃新通志》说:“泾河水，在县城(平凉)西，源出笄头山下。”^[85]《平凉县志》:“泾河水在县西南笄头山。”泾河自六盘山东麓发源后，东南流经宁夏泾源，甘肃平凉、泾川等地，到陕西省高陵县入渭河，全长达四百五十公里。要使这样一条流经三省区、全长近千里的河流为民造福，其上源“平、泾、白水、泾州一带原地，皆成沃壤”，“泾州以下……原田变为水地”，全靠人力治理是困难的。左宗棠原先就听说外国有开河机器，知道“自明以来，泰西水法既已著称”^[86]。他曾在光绪元年托两江总督沈葆桢代为购买掘井、开河机器，同时又让在英法留学的学生顺便研究这样的机器，但均未见答复。光绪三年(1877年)春夏间，泾州一带“旱，麦歉收，至秋旱甚，麦未下种，斗价一千八百文，民大困”^[87]，更加强了左宗棠根治泾水的决心。他想试行以工代赈的办法来治河。恰在这一年，胡光墉来信说外国有“新出掘井、开河机器”，左宗棠便要胡设法买几台，“并请雇数洋人，要真好手，派妥匠带领来甘，以便试办”。他认为:“此种机器流传中土，必大有裨益，与织呢织布机同一利民实政也。”^[88]接着，又嘱咐胡光墉，开河、掘井机器，“请先购其小者来”^[89]。还确定“将来开河机器，拟先留之平凉，治泾川正流……”^[90]事毕再解送兰州。开河、掘井机器是通过泰来洋行从德国买来的。光绪五年(1879年)，这些机器和织呢机一起启运来甘。次年开河机器运到泾源工地。左宗棠派平凉府知府廖溥明主持其事，并请了德国技师，其中之一便是曾主持过兰州织呢局局务的福克，打算先开一条长二百里的正渠。左宗棠采用先进机器治理泾水，这在西北乃至中国近代治河史上都是一个创举，在中国水利建设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泾河工程的营建以左宗棠所部勇丁为主，还征集了部分民工。这些军民都由德国技师指导。但德国技师认为开渠计划有问题，鼓不起干劲。光绪六年冬，左宗棠奉召入京，路过平凉时，亲往开渠工地视察。对德国技师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据他说，“洋匠经训饬一番，颇有振作之意”。他还指示平凉知府，新渠应再拓宽，并应再多开几个渠道，“以资容纳，上流宽缓，下流就可没有急溜，实为两利之道”^[91]。但工程进展仍十分缓慢。据德国技师说:“渠底多系坚石”，人力施工困难，德国还有一种开石机器，如能买到，工程更可迅速。左宗棠很以为然，打算安排胡光墉再去添购。但不幸的是，光绪七年四月，泾水暴涨，冲毁了河渠，对工程是否继续下去，陕甘总督杨昌浚与左宗棠意见相左。但此时左宗棠对此已鞭长莫及，只是在光绪七年(1881年)，在给杨昌浚的信中提到“平凉水利，冬前或可蒇工”一句^[92]。此后，治泾工程似乎再无下文。这里有两件事情需要专门讲一讲。

第一，左宗棠引进的凿井开河机器到底是一种什么类型的机器?史无明文记载，也很难考稽。只能依据现代人对相关机器类型和机械知识的了解进行推测。但据福克说它不能开坚石，说明它不是开石打眼的钻孔机，似乎是小型挖掘机或铲土机一类的机器。据秦翰才在《左文襄公在西北》一书中的考证和推测，这台机器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时，还静卧在平凉府署，已锈迹斑斑，零件缺失。他不禁对之产生了“没有英雄用武之地”的喟叹^[93]。

第二，开河的具体地段在哪里?也是史无明文，只是在《平凉县志》中有这么一段记载:“湟渠，起县城西，绕城北，东注五十余里，清光绪初左文襄公所辟。旋以水低，不能上田，遂寝。”

左宗棠被调回关内后，对西北水利建设依然十分关注。1882年，当他闻知“泾源暴涨”，渠坝被冲毁时，内心痛惜不已。此时左宗棠虽已离任，但仍主张继续修治。他说:“惟泾源猛涨，小有所损，益见平凉支渠修治之功未可缓也。”^[94]当护理陕甘总督杨昌浚来信向他征询意见，想“以节劳费”为名义，停止施工时，他在复信中指出:“惟思六府之修，养民之道，政典所系，未宜草草。”治泾工程虽“猝遇此灾，致从前已成干渠一并湮塞”，但工程不应就此停止。尽管德国技师福克也主张停工，认为“泾源纷杂，治之劳而见利少”，但这主要只从经济上是否有效益而言;如果站在政治的高度来看，即“从养民之义设想，则多开支渠以资宣泄，实事之不可缓者”^[95]，泾水不容不治理。不久，在给甘肃按察使魏光焘的复信中写道:“种树、修路，讲求水利诸务，切实经理，必有其功。”并情不自禁地说:“不佞十数年一腔热血，所剩在此，至今犹魂梦不忘也。”^[96]其言谈情真意切、感人肺腑。表现了左宗棠对在西北经营未竟事业的关切和怀念。

诚然，左宗棠对泾水的治理以失败告终，没有实现他当年治水的一系列设想和理想，留下了许多的遗憾。治泾失败的原因是很多方面的，但最关键的一条还是治理方案缺乏科学的规划和论证。泾水自古以来水文情况就极其复杂，它从六盘山麓的岩石中发源，流经陇东黄土高原地区，已由清清的溪流变成含沙量较大的浊水，古代民谣就有“泾水一石，其泥数斗”的说法。清朝乾隆时期仍是如此，“泾河自邠以上滩浅而流急，故浊”^[97]。泾河水量变化也很大:冬季流量较小，夏季则猛增;平常年景和洪水暴发时节更不相同，例如泾河的一大支流汭水，“每值暴雨，山洪骤发，河水猛涨，汪洋一片，宽达二三百公尺，历时一日或数小时不等。常年多在小水时期，清流一溪，明可鉴底”^[98]。这样一条水流湍急，“暴涨无常”^[99]的河源，怎么能同“小筏可至插岭关下”的“醴陵渌水”同日而语呢?根本没有考虑到泾水变化大、季节性强的特点。他提出的“作闸通航”一事根本无法实施。至于用机器开渠的方案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对泾水的水文、开渠上水的高度等缺乏科学的论证，工程可行性差，修建三年，只好“旋以水低，不能上田，遂寝”。成为治泾史上的一大憾事。

4．开挖抹邦河——一个成功的范例

抹邦河水利工程是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左宗棠部将王德榜率军驻扎在陇西狄道(即今临洮县)时所建，是左宗棠在甘肃各地兴建的诸多水利工程中最成功的一项，很值得一述。

王德榜(1837—1898)，字朗青，湖南江华人。湘军将领，随左宗棠参与镇压太平天国与捻军起义，曾任福建布政使。后来随左宗棠到西北，又参与镇压陕甘回民起义。左宗棠所部湘军，原是湘军中的另一支派，独立于曾国藩所率湘军之外，系王鑫旧部，号称老湘军。这支军队的勇丁多是湖南农民，所以一直保持着农民的特色。左宗棠不仅给老湘军制定了严格的纪律，他本人对于农事，也确有浓厚的兴趣。而楚军勇丁又都是农民，所以，“遇他们在某一个地方驻防时，便常教他们就路旁、河边、屋角，种树种菜”^[100]。因此，左宗棠凡遇到地方的公共工程，像开河、筑路、造桥、修城之类，也常派勇夫去做。王德榜所部湘军，就是这样一支既能打仗、又能辛苦劳作的部队。

同治十年，王德榜参与了进攻河州回民起义的几次战役。河州回民起义被镇压以后，根据左宗棠的安排，“前福建布政使王德榜所部定西等营，仍驻狄道，西北接宁河、太子寺、三甲集各营，南接岷、洮各营，东接巩、秦所属各营”^[101]。并要求他们耕垦自给。王德榜以前为了向岷州运粮，曾炸过洮河的九岭峡，以便打通粮道。现在，为了搞军屯，他又打算引抹邦河水来灌田。抹邦河是洮河的一条支流，流过狄道岗关坪之上，坪下就是洮河。在引水的地方，有一个山头，“高三十五六丈;这一个山坡，长四百二十丈”。王德榜决定把这一段四百二十丈的山坡，挖低二十五丈，开成明渠。他估计要人工五六十万。他施工的要求，经过多次的请求才得到了左宗棠的同意，并给予了支持。因为工程太浩大，以致使从来不怕困难的左宗棠也产生了犹豫和动摇之心。在工程动工以后，王德榜每天抽调一半的勇丁约二千五百人来工作，大概经过六七个月后才告完工，可灌田数十万垧——每垧二亩半^[102]。

关于详细情况，王德榜在龙王庙碑文中记述到:“斯渠也，始造于同治十二年六月既望之翼日，以同治十三年五月晦日讫功。其长七十里，广丈有六尺。堤高三丈五尺，宽二十丈余。横亘两崖。糜金钱四百万有奇。火硝磺二千六百石。”在巩昌府知府给左宗棠呈文中，记载了勘验该工程的情况:“知府于七月(同治十三年)初四日起程，初六日抵狄道州城。次日，会同王藩司德榜，狄道州知州喻光容(字仙稿，湖南宁乡人)等携带丈尺，驰往距狄道城南三十里岚关坪地，从迤东之陈家嘴行水旧道勘起。勘得此股渠水，旧由陈家嘴分出之岚关坪山腰，穿洞入渠。据该处民人称:道光年间，山洞崩塞，是以水不归渠。此次王藩司于抹邦河上流，筑坝一道，阻往来水;另开新渠，引水灌溉田亩。坝高三丈有奇，宽二十丈;俾河水鼓起入渠。引至岚关坪山脚，复凿平山石，高七丈有奇，长四百余丈，中开石渠一道，而宽三丈，深八九尺不等。水由石渠绕入土渠。并于狄道城南川一带，开挖支渠十一道;川北一带，开挖支渠七道。所有南北两川民田，均可以资溉灌。其渠口之西，设有板闸一道。需水多少，则按闸板启放。坝右石山，又开便河一道，东西长三十八丈，深一丈八尺，宽约十余丈，以备水旺时分水势，免致伤堤。坝之南，便河之北，就石坪上立庙一座，横联三楹。其沿山一带之土沟，碱水下注，均筑桥漕，架水过渠，由田间另辟水路，将碱水泻入洮河，不致有伤禾稼。洵为筹划尽善，办理得法。查由入水渠口，西行抵岚关坪高坎，计长七里;自高坎迤北至狄道州城，三十里;过州城迤北搭视渡，过东峪沟，以及八里、十里、十五里，直达清水渠。计自坝口至清水渠，统长六十余里，始由清水渠泻入洮河。卑府周视岚关山脚渠道及新开便河，均系石山开凿，地雷轰成，委非民工民力所能举办。且时值雨后，水势颇旺，渠内源源灌注，亦无泛滥之势。”^[103]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抹邦河水利工程质量优良，岚关坪灌区可灌田约25万余亩。

关于这项水利工程，左宗棠的记述很少，只在同治十二年给王德榜的一份信中说:“狄道荒地甚多，又阁下新开水利，使旱地变为上腴，尤便安插，诚为一劳永逸之举。”^[104]这实际是对这项工程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赞誉。

应该说，在左宗棠的部属中，“魏光焘一支兵，可说最善于筑路;王德榜一支兵，可说最善于开河”。^[105]因为魏光焘一军长期驻扎在从平凉经六盘山到定西一带，这段路是关内最难走的，也是最难维修的。而王德榜自在狄道炸山开渠以后，在督带恪靖定边军出征越南以前，还帮助左宗棠“在北京做成了永定河上源一千数百丈的石坝;开成了六合境内滁河下游二十多里的别支，铲除其中最艰阻的二十丈的石脊;整治句容赤山湖到南京秦淮河间又是一个二十多里的水道”^[106]。故而被秦翰才称作“开河专家”。

5．成绩与评价

水利是农业的基础，水利更是西北农业的命脉。开发西北首先面临着兴修水利的艰巨任务，但开发本身又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大军每收复一地，随着左宗棠大营向西推进，关中、平凉、宁夏、河州、西宁、河西，都依次出现了兴修水利的场景。

通过前面的记述我们看到，左宗棠在其任期内兴修的水利工程几乎遍及甘肃的各个角落。工程项目从治河、修渠、筑坝、凿井，到挖掘坎儿井等，内容丰富;工程动工主要依赖人力畜力，甚至使用炸药开山炸石，运用最新治河机器施工开渠，使用了他当时所能动用的所有的工具和手段。因此，从西部开发史来看，在一个相对集中的时间里，有组织、有步骤、大范围地开展如此大规模、多类型的水利建设，在甘肃还是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上也不多见，很值得总结与研究。

左宗棠短时间内在开发甘肃水利的创举中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主要是因为:

第一，左宗棠非常重视水利建设。他对西北进行建设性开发，使他与以往的官员相比，在措置上大为不同，能够把着眼点放在经济社会的恢复与发展上。在这样的背景下，兴修水利自然就被摆在突出的战略位置上，成了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

第二，用人得当、施工得力。在兴修水利工程时，左宗棠非常注重考察和选派得力可靠的官员。他认为兴修水利，“其要只在得人，勤恳而耐劳者，上选也”。“此在勤民之官自为之，令各知其意，不必多加督责，王道只在眼前，纲张斯目举矣。”^[107]如指派王德榜开挖抹邦河，选派张曜在哈密开渠引灌，使用刘典、杨昌浚、刘锦棠等人督办水利工程，都能如期较好地完成任务。尤其是王德榜将军，后来几乎成了协助他兴办水利的“开河专家”^[108]。

第三，注重采用先进的生产力设备和技术兴修水利。左宗棠虽偏处西北一隅，但却能放眼世界，引进德国先进的治河机器，聘请德国技师，用于对泾河的治理。泾河的治理虽以失败告终，但在中国率先使用开河、凿井机器，表现了左宗棠作为洋务派巨擘应有的眼光与气魄。

当然，左宗棠在西北兴修水利的活动，还有许多不足之处和教训，也值得后人汲取:

第一，水利建设方案缺乏科学的规划和论证。左宗棠在西北各地兴办水利，基本上是按当地收复的先后顺序逐步开展的，虽然也有因地制宜的成分，但从总体来看，仍缺乏整体科学的统一规划，小范围也缺乏整体科学的规划和设计。具体的水利工程有的虽有简单规划，但该规划能否行得通，又缺乏必要的科学的可行性论证。以治理泾水为例，该项目虽为左氏花费心力最多的水利工程，但由于治泾规划没有进行可行性研究，规划的适用性差，无法继续实施，只好中道而废，留下了不少的遗憾。

第二，兴修水利的政策缺乏连续性。左宗棠在任内重视兴修水利，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就。但他之后的继任者，未必都能持之以恒地重视水利建设。许多水利设施后来都停建或废弃了，无人过问，这是很令人痛惜的。

第三，西北兴修水利没有得到清政府和民间的有力支持。左宗棠投入到水利工程上的资金，都是他本人想方设法筹措的，很少有来自清政府的直接拨款。至于民间出资，由于战乱使西北各地一片赤贫，几乎没有人有能力捐资治河修渠。连年战争，也使西北人口锐减，百姓元气大伤，民间很难独立完成较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再加上地方官吏推诿扯皮，许多难题都压到左宗棠的肩上。在这种情况下，能取得上述成就，实属不易。

左宗棠在甘肃兴建的水利工程，虽然有治理泾水失败这样的损失，但也有王德榜开挖沫邦河一举成功这样的成就。由于他历时十余年不间断地治理和建设，西北一些地方一度出现了“水利大兴、而垦事亦盛”^[109]的局面。左宗棠在甘肃兴建的各项基础设施，为此后西北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尤其是水利工程的兴建，对甘肃农业生产的恢复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左宗棠的功绩永远值得西北人民铭记!他在西北兴办水利的经验教训也值得今人汲取和借鉴。

【注释】

[1]《左宗棠全集·书信》(二)，第184页。

[2]《左文襄公在西北》，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128页。

[3]《左文襄公在西北》，第34页。

[4]《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28页。

[5]《左文襄公在西北》，第53页。

[6]《左文襄公在西北》，第43页。

[7]《左宗棠全集·奏稿》(七)，岳麓书社，1996年，第641页。

[8]《左宗棠全集·札件》，岳麓书社，1996年，第81页。

[9]《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28页。

[10]《左宗棠全集·奏稿》(七)，第522页。

[11]《左宗棠全集·奏稿》(七)，第523页。

[12]朱德棠:《续湘军志·平回后篇》，《湘军志·湘军志平议·续湘军志》，岳麓书社，1983年，第281页。

[13]《河海昆仑录》，第101页。

[14]《左宗棠全集·札件》，第391页。

[15]朱伯鲁:《西辕锁记》，秦翰才辑录:《左宗棠逸事汇编》，岳麓书社，1986年。

[16]朱德棠:《续湘军志·平回后篇》，《湘军志·湘军志平议·续湘军志》，第283页。

[17]《左宗棠全集·奏稿》(七)，第524页。

[18]《左宗棠全集·奏稿》(七)，第634—635页。

[19]冯焌光:《西行日记》，《宁海纪行》，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94页。

[20]《河海昆仑录》，第95页。

[21]《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28页。

[22]《左宗棠全集·奏稿》(七)，第522—523页。

[23]《左宗棠全集·奏稿》(七)，第634—635页。《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662—663页。

[24]《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30页。

[25]《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30页。

[26]《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30页。

[27]《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32—133页。

[28]惠登甲:《庆防纪略》(下卷)，第70页。

[29]《左宗棠全集·奏稿》(七)，第463页。

[30]《左宗棠全集·奏稿》(五)，第460页。

[31]《左宗棠全集·奏稿》(五)，第458页。

[32]《左宗棠全集·奏稿》(五)，第266—267页。

[33]《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36页。

[34]《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36页。

[35]《左宗棠全集·奏稿》(七)，第523页。

[36]《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35页。

[37]《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34页。

[38]《左宗棠全集·奏稿》(七)，第525—526页。

[39]《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35—136页。

[40]《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36页。

[41]《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36页。

[42]《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595页。

[43]《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663页。

[44]《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第464页。

[45]《左宗棠全集·奏稿》(六)，第380页。

[46]《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34页。

[47]《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第427页。

[48]《左宗棠全集·奏稿》(卷七)，第518页。

[49]《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515页。

[50]《左宗棠全集·奏稿》(卷六)，第288页。《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25页。

[51]《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55页。

[52]《左宗棠全集·奏稿》(卷七)，第518页。

[53]《左宗棠全集·奏稿》(卷七)，第518页。

[54]《左宗棠全集·奏稿》(卷七)，第518页。

[55]《左宗棠全集·奏稿》(卷八)，第25—26页。

[56]《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58页。

[57]《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387页。

[58]《左宗棠全集·奏稿》(卷八)，第26页。

[59]《左宗棠全集·札件》，第104页。

[60]《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759页。

[61]《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716页。

[62]《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695页。

[63]《左宗棠全集·札件》，第236页。

[64]《左宗棠全集·札件》，第268页。

[65]《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515页。

[66]《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277页。

[67]《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279页。

[68]《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277页。

[69]《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89页。

[70]《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90页。

[71]《左宗棠年谱》，第378页。

[72]《左宗棠年谱》，第378页。

[73]《左宗棠年谱》，第384页。

[74]《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89页。

[75]《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279页。

[76]《左宗棠全集·书信》(二)，第205页。

[77]《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279页。

[78]《左宗棠全集·书信》(二)，第205页。

[79]《左宗棠全集·书信》(二)，第205—206页。

[80]《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695页。

[81]《左宗棠全集·书信》(二)，第205页。

[82]《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279页。

[83]《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695页。

[84]《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279页。

[85]［清］升允、长庚修，安维峻纂:《甘肃新通志·水利》(卷十)，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一辑·23卷)，兰州古籍书店影印，1990年，第562页。

[86]《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297页。

[87]《泾川县采访录·灾异》。

[88]《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297页。

[89]《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356页。

[90]《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481页。

[91]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662页。

[92]《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720页。

[93]《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87页。

[94]《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693页。

[95]《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695页。

[96]《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705页。

[97]［清］张延福修，李瑾纂:《泾州志·地舆》，《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一辑·42卷)，兰州古籍书店影印，1990年。

[98]《甘肃经济建设纪要》，甘肃人民出版社，1980年。

[99]光绪《泾州乡土志》，中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珍本汇刊，《中国西北稀见方志》(八)，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4年，第421页。

[100]《左文襄公在西北》，第43页。

[101]《左宗棠全集·奏稿》(五)，第283页

[102]《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88页。

[103]慕寿祺:《甘宁青史略》(二十四卷)，第5页

[104]《左宗棠全集·书信》(二)，第414页。

[105]《左文襄公在西北》，第43页。

[106]《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89页。

[107]《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387页。

[108]《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89页。

[109]《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