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甘肃交通建设，助力西北开发

(一)交通建设

左宗棠从进入潼关，踏上西北土地开始，在全力筹谋军政大计、安排西征事宜的同时，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整修西北道路。随着大军西进，道路不断向西延伸，修建了一条横跨陕甘新三省的战略要道。这条交通要道的兴建，为当时中国平定阿古柏匪帮、巩固西北边防，开发和建设西北，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左宗棠为什么要在甘肃兴修大道

(1)这是由用兵西北的军事需要决定的。主要目的:“一是调动大队人马;二是转运军实;三是传递文报”^[2]。当时，陕甘回民起义军充分利用西北黄土高原特有的地形，纵横出没，屡挫清军，几乎控制了大小交通要道。而关外遍布沙漠戈壁，交通更为艰难。因此，要稳定西北，收复新疆，就必须打通道路，保障后勤供应。因为西北用兵空间大，战线长，主要是打后勤保障牌。而后勤保障的关键就是运输问题。左宗棠把这精辟地概括为“筹饷难于筹兵，筹粮难于筹饷，筹转运难于筹粮”^[3]。即运输问题是决定西北军事胜负的要害中的要害。西北用兵的特点，决定了左宗棠必须把道路建设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来完成。

(2)这是由甘肃的地理特点决定的。甘肃不通水道，不能航运，在近代交通工具不发达的情况下，“行旅的往还，货物的运转，差不多全靠着车驮”。因此，“道路的修筑，格外重要”^[4]。陆路交通就成了西北唯一的运输手段。

(3)开发和建设甘肃的需要。交通不便，道路不畅，是甘肃与西北贫穷落后的根源之一。因此，收复之后，要开发和建设甘肃，就必须从兴修大路、恢复交通开始。对西北而言，陆路交通不仅是行军打仗的战略资源，也应该是社会稳定、生产发展的经济资源，因为道路建设是经济开发的基础设施。

2．甘肃筑路的措施

左宗棠在甘肃筑路，主要采取了战役前抢修防护和战役后驻兵维护的措施，参与抢修维护的工作主要由兵勇承担。

(1)战前抢修和防护。如左宗棠在派兵进攻河州的过程中，抽出大量的兵力对定西一带的主要道路进行了整修，并根据需要开辟了新的道路。整修的主要道路是陕甘大道，开辟的主要线路是安定至狄道运粮线。另外，此前的“金积堡之役，从平凉经固原到灵州，九百余里间，便连屯三十多营，更番护送军需”。又如“兰州省城北三十里，火烧岩到十门间四百七十里，分扎马步九营，以保秦王川粮源，护运军道，并通凉州、甘州、肃州和关外文报之路”^[5]。左宗棠所部西征军，有相当一部分是筑路护路的，如“魏光焘一支兵，可以说最善于筑路”^[6]。

(2)战后驻兵护路。在兰州东路，有“记名提督、借补镇海协副将周绍廉一军分住安定、会宁、静宁一带，现署臬司、平庆泾固道魏光焘一军驻平凉、泾州、隆德一带，频年操防护运之暇，修筑城堡，平治道路，搭架桥梁……”^[7]。可见，左宗棠对筑路兵勇有着周密细致的安排与分工。

3．甘肃筑路的政绩

左宗棠西征，是从潼关开始的。那时，东南运来的军火、军装和军饷，大部分由潼关转口。所以，左宗棠筑路便从潼关开始，由东而西，横贯陕甘两省。后来，大军进入新疆，筑路也继续向西，北路一直到了精河，南路一直到了喀什噶尔。在收复新疆之后的数十年间，这条路线对陕、甘、新交通的通畅起着重要的作用。因而，后人将此路尊称为“左公大道”。下面，把这条路分为陕西段、陇东段、定西段、河西段、新疆段，并随大军西进的步伐，依次加以介绍。

(1)陕西段。潼关到西安省城一段，左宗棠一到陕西，就吩咐把路面平整修治。华州“路当要冲”，但知州万家霖“全不关心，迨至阴雨连绵，民夫不愿前进，不得已遂给予重价，聊顾目前，其中耗费已大”。他申饬该州“一面妥将该州大路修治，一面申报兴工日期，仍遵札定章程办理”^[8]，使其不敢再行延误。但大体而言，关中地区地势平坦，修整公路较为省力，是左宗棠西北筑路最容易的一段。

(2)陇东段。即由泾州经平凉翻越六盘山至静宁段。此段著名的险隘有“平凉的三关口，就是金佛峡，路到这里，高峰突起，从前路在山上越过，异常危险;这时，则在山脚另辟了一条车路，长约二十里”。过了三关口，路靠泾河走，一经大水，便难涉足。这时，则从蒿店到瓦亭，另筑了石路四十多里。另一个险隘，“就是六盘山，古时叫做陇坂，正为它山高而路陡;这时，则在上坡和下坡两面，另筑了车路二十多里”^[9]。据载，泾州属境修筑大小木桥九座;平凉属境修筑大小木石桥二十九座;固原属境修筑大小木石桥十座^[10]。为了保障西征军的后勤供给，此段大路常年由魏光焘所部勇丁驻防维护，工作非常出色，多次受到左宗棠的嘉奖。此外，“平庆泾固各属驿路，固原北至平远以达惠安堡盐路，均已一律修治平坦”^[11]。可见，陇东地区修筑的道路是各路段中最出色、最模范的。

(3)定西段。即由静宁经会宁、定西到达兰州的大道。此段道路由于经过交通发达、地形复杂的定西地区，因此，陕甘大道中最艰险、最困难的地段位于这里的会宁、安定两县之间，全长三百里。这里沟壑纵横，山高屹多，道路多穿行于屹涧，被商旅视为畏途。同治十年六月，二路大军向洮河集结，战线延长，后路粮运不继。原先行驶在静宁至安定间的十三帮(一帮多少，待考)车骡和重新组织的一百四十辆大车，在这一线很难加快速度。左宗棠便令“刘明蹬军自马营监(今通渭马营)进安定，徐文秀军由静宁进会宁，以次修治兰州大道”^[12]。随后运输军火储静宁。八月，左宗棠经过重新整修的大道将行辕由静宁迁往安定。刘、徐两军对所经道路略加整理之后，便通过安定、狄道间的便道开往洮河要津康家崖。整修道路的任务则由周绍廉的五营湘军承担。裴景福在他的《河海昆仑录》中这样写道:“(青家驿)行馆，为李良穆军门建，左厢有碑，记湘军周绍廉修路筑桥缘起。”^[13]由此可知，前由刘明蹬军整修会宁道路，徐文秀军整修安定道路，后由周绍廉军全部整理而成。

从史料来看，周绍廉的湘军从进入这一地区到撤离这一地区，均未参加过河州战役。河州战役结束后，即由安定开往肃州，仅有的史料都是筑路修桥的情况。可以推断，周绍廉的湘军，在这一带是一支专门整修道路的部队。从开始到结束大体是一年有余。

陕甘大道由平凉越过六盘山，在静宁界石铺进入会宁县境，再由五星桥、青江驿、尚家湾、大山顶、太平店到翟家所。这段路线基本沿古驿道而行。翟家所至会宁城东一段，属祖厉河流域，当地人称“七十二道脚不干”。这里溪涧交错，冬天冰滑难行，夏日满道泥泞，大部分路线又左右徘徊于河床之上。一遇山洪不但阻断交通，而且危及行人生命。自古以来，行旅叫苦连天。为免除夏秋因洪水而发生意外，加快军实的转运，避开河床新筑车路四十三里。

大量的物资源源不断地从平凉运往兰州，大车、驮骡对道路的损坏是相当严重的，再加上雨天车马的辗压、山洪的冲刷，对道路的损坏更是在所难免。所以，常年四季对道路的维修成了留守部队的主要任务。光绪二年(1875年)，平庆径固道魏光焘上书左宗棠，拟改修翟家所至会宁车路，左宗棠对此十分称赏，批示:“……此路迂回倾险，役车艰阻，商旅苦之。果能一律修治完善，洵行人之福也。防营将卒踊跃急功，该道复捐廉助之，俾得成兹善举。从此，不知行路之难。披玩再三，形神均畅，仰即勉力图之。工竣赏犒及运脚所需雇匠之费，如需官钱，亦不之吝，可随时禀请刘京堂(即刘锦棠)核酌示知。”^[14]看来这段路线后来由魏光焘重加整治过。

另外，左宗棠还修整了马营监至安定道，内官营至狄道驮运线，巩昌至狄道线，下面对此简单作以介绍。

马营监至安定道。此道为西汉平襄道之一段，可行车马。明、清达到极盛时期，是一条安定通往秦州(今天水)的重要驿道。马营监设立于明代，是明在西北的养马基地。清初，一跃而成为甘肃四大商业重镇之一，交通十分发达。左宗棠西征至静宁时派少量部队游弋于秦安、通渭、马营至安定一线，并在马营设立粮局。这些部队所需粮料、物资从安定由一帮大车和一帮驮骡承运到马营粮局。部队撤离后，保护商旅行人的任务由马营游击署担任，而道路的整修则由沿线群众承担，所费银一般由山陕会馆以及商旅捐助。这段路线，由马营经油坊、牛营店、红土窑而至安定，是兰州通往秦州的一大捷径。

内官营至狄道驮运线。这条路线是在人行便道的基础上开辟而成的。同治十年，进至狄道的中路军，由于转运不足，粮料供应发生绝大恐慌，不得不向安定大营求援。左宗棠遂在安定的内官营设立粮局、屯储大量粮料，以备中、右两路使用。并在通往狄道要口站摊派平江营两旗(五百人)驻扎，以便护运和往来勇夫歇息。内官营粮局的粮料以及少量的物资皆由平庆泾固各站运来，再由驮骡、驴从这里运往狄道各军。因道路艰险，只作少量修整，河州攻克后，此线由民间驮帮使用，并有独轮车行走于期间。

巩昌至狄道线。这条道路为回民起义军的主要控制线，也是西征军中路部队向河州推进的一条军事路线。巩昌至渭源一段，路线沿渭河左岸而行，较为平坦。渭源至狄道一段，中间隔着险峻的关山梁(即洮、渭河分水岭)，道路亦常险阻，不易行走大车。所以，当时左宗棠用驮骡二头抵车一辆的办法来弥补粮运工具之不足。驮骡的多少，根据部队需粮的多少而定，由各州县摊派。但是，这一线上的护运兵力十分单薄，回民起义军多时拦截运粮部队，交通经常中梗，前方粮料不足也就成自然而然的了，这就是中路军向安定大营求援的重要原因。由于是驮骡运输，对这条道路的要求也不甚高，也就没必要进行整修。上述四条路线中，唯有陕甘大道是左宗棠及其将士们苦心经营的。在收复新疆之后的数十年间，陕甘大道一直处于繁忙状态。

西征军在整修道路的同时，于较大的河沟上架起了桥梁。计会宁县境修筑大小砖石、土木桥十九座;安定境内修筑木石桥八座;临洮境内搭成浮桥两座。这些桥梁中，以砖石拱桥修建较为困难。这种桥梁，用砖石跨沟砌成，积土于上，一般土厚四五尺，桥栏也用土筑成。砖石结构的桥梁以会宁县的“利济”、“履顺”、“平政”和安定县的“永定”桥最为著名。

“利济”、“履顺”两桥修建于同治十一年，由周绍廉部属李良穆创建。“利济”桥长十二丈，宽三丈，跨东倒回沟。“履顺”桥长十六丈、宽二丈，跨尚家湾。两桥建成后，左宗棠撰名，刻石立碑纪念，碑云:“会宁属青家驿，迤东七里许，有水曰倒回沟;迤西三里许，有水曰尚家湾。记名提督周绍廉从左文襄公转战来甘，驻军于此。同治十一年春，督其营员李提督良穆于两处各创一桥，并筹垦荒田为修桥永远之费。桥成，文襄为之赐名，倒回沟曰利济，尚家湾曰履顺。是年十一月立石。”^[15]

还有一座也在会宁城东数十里的山谷险阻之中，左宗棠题名“平政”。安定宋家沟，乃官商往来要道，清乾隆时巩昌府知府王廷瓉倡议修建一桥，后人称“王公桥”。此桥一遇山洪，即行坍毁，年复一年，劳费民力不少。此次进行了彻底修建，桥型为砖石拱，左宗棠题名“永定”，垂行四十余年，当地人呼为“神桥”。在西南的洮河上，于同治十年八月至十月间，分别在狄道城西门外和康家崖两处搭成浮桥。资料所载，八月己巳，“宗棠檄中、左路自狄道支浮桥先济。庚辰，渡毕”^[16]。所说即此浮桥。

总之，左宗棠极其部属仅在平凉、会宁等8个县境内，就新修桥梁79座。说到修桥，还有一段值得一提的插曲:左宗棠原准备在流经兰州城北的黄河上修建一座横跨南北的大铁桥。当时驻在上海的德国泰来洋行老板福克听到消息后，立即赶到兰州与左宗棠洽谈，表示愿意投标60万两白银承建工程。左宗棠因嫌其索价太高而作罢。当时如果不是因为经费困难，那么黄河上的第一座大桥将会出现在兰州，而且还会提前30多年结束黄河上没有大桥的历史。

(4)河西段。即由兰州经河西走廊至玉门关的大道。此段道路要过黄河，经戈壁沙漠，又距离长，跨度大，是比较艰难的一段。据载“西征军曾在平番县境烂泥湾，修筑石路一道”，“石桥一道”，“车店一区”^[17]。总之，为进军新疆，河西一线道路均经认真修整。光绪六年底，左宗棠由哈密进京路过河西时曾看到:“途中所见，沟洫桥梁，靡不整饬。”还说“安肃道王必达、甘凉道铁珊……兴修水利，平治道路，栽植树株，均能尽心劝督”^[18]甚为欣慰，上折奖叙。应该说这一段公路的修治也是较为成功的。

如前所述，左宗棠修建道路，其主干线是从陕西潼关开始的。到兰州后又分头发展:一路向西修到青海的西宁、大通、湟原等地;一路向北出嘉峪关后再向西进入新疆乌鲁木齐等地，然后又由北疆向南疆发展。这还只是主干线，还有许许多多的支线。其中有些是对原有道路进行修整和扩建，但更多的是新建。这都是在一边打仗一边开荒种地的过程中修建的，其任务之艰巨可想而知。

4．道路配套设施的建设与效果

左宗棠修筑的陕甘新大道，全长三四千里，宽度大抵为三丈至十丈，至少可供两辆大车来往并行，最宽之处，则有三十丈，随地形地势而变化。这条道路在收复新疆及其以后的十余年里，承担了繁重的运输任务。为了保证这条交通大动脉的畅通无阻，左宗棠设置了许多配套设施，来保护和维修这条交通线。

(1)沿途留下了大量的护运和护路的部队，其规模之大是其他路线上没有的。相传是五里一小墩，十里一大墩。光绪三年(1877年)，冯焌光在其所著《西行日记》中记载:“自长武西三十里交甘肃界……直抵兰垣，五里一卡，十里一哨，百里一营。”^[19]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裴景福在其所著《河海昆仑录》中说:“自黄冲(按在平凉境)以西，每十里，建兵房三间，旗竿台一，土墩五，标明里地。”^[20]裴景福所记，大概便是“一大墩”的规模;而冯焌光所说的“卡”大概便是“一小墩”;至于“十里一营”，应该是当时在用兵的紧要关头防护交通路线的一种军队布防措施，并非常例。但从此也可看出，左宗棠为此花费了多大的代价。

(2)沿路种植了大量的行道树。这些树有的地方只有一行两行，有的地方有四五行。栽种行道树的目的:为了巩固路基、“限戎马之足”和夏时供给行旅阴蔽^[21]。据左宗棠自己说:仅从陕西长武境内到甘肃会宁县止，六百多里间，历年种活的行道树，就要26万多株^[22]。其奏稿和书信中还有许多更为详细的描述:“道旁所种榆柳，业已成林，自嘉峪关至省，除碱地砂碛之外，拱把之树，接续不断”^[23];“兰州东路……所种之树，密如木城，行列整齐”;又“过长武，则别有天地。种树开渠各节，并未遑议及，殊为惜之。值州县与防营来迎，即加指示”^[24]。说明他即使进京汇报途中，也时刻不忘提醒属下种植行道树。对这条绿带的建成和左宗棠首倡之功，时人及后人都赞叹不已。陆无誉《西笑日觚》云:“左恪靖命自泾州以西至玉门，夹道种柳，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25]甘肃布政使杨昌浚见此壮景，不禁吟诗一首:“上相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26]甘肃人民甚至把这些柳树誉为“左公柳”，以表达对倡导者的缅怀之情。为此，当时人们在沿途立一榜示，上面写道:“昆仑之墟，积雪皑皑;杯酒阳关，马嘶人泣;谁引春风，千里一碧;勿剪勿伐，左侯所植。”这些树都是护路的，爱护左公柳其实就是爱护这条大道。

(3)设置驿站、官店，便于传递信息和商旅往来。中国传统的驿站传递方式有三种，即驿站、军台和营塘，它们共同的作用是传递文报。陕甘境内全部设置驿站;新疆境内情况复杂，这三种方式都存在。但在战乱之后，大多遭到了破坏。左宗棠就充分利用各地驻防护路兵丁节节传递文报，骑马传递叫马拨，步行传递叫步拨。每隔一个月，酌给犒赏。等到驿站制度恢复，然后取消。这样做大大提高了信息传递的速度和效率。左宗棠还在人烟稀少的地段设立官店，尤其是出了嘉峪关，几十里甚至几百里没有人烟的地段很多，无地食宿，给商旅行动造成了极大的不便。于是，左宗棠“在驿站、军台或营塘旁边，或别的相应地段，用官款兴造简单房屋，置备些柴草，以供赶车人等歇宿。有些还搭着安放牲口的棚圈，也备着绳索、口袋、鞍等什物。也招着木匠和铁匠，使车驮损坏或缺少了什么东西，可以就便添补，省得停顿下来，耽误了行程。这一应设备，叫做官店。公家略略赔贴了些钱，但于大军行进，大有好处”^[27]。由于有了这些设施，也吸引了一些随营的商贩，为军队提供了一些日用品。这些商人在军营附近搭棚作买卖，出现了清军取新疆，汉商踊跃追随的景象，促进了经济和贸易的发展，真是一举多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