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在甘肃的吏治整饬成果

(二)左宗棠对甘肃吏治的整饬

1．左宗棠在甘肃的用人标准与吏治原则

左宗棠在甘肃时曾指出:“窃维治乱安危，虽关气数，而拨乱反治，扶危就安，则必人事有以致之。”“将营广厦，预购众材。”^[14]又说，澄清“吏治首在得人，而人才难得，盖以有为者未必有守，有守者未必有为，非相知之深，相信之久，不敢滥登荐举也”^[15]。为此，左宗棠提出了一套自己的用人标准与治吏原则。

1)用人标准

(1)“廉”“干”并用，“心术为本”。左宗棠衡量人才的标准是“德才兼备，以德居首”。他曾说:“用人之道，重才具，尤重心术。才具者，政事所由济也;心术者，习尚所由成也。”还说:“人不可无才，然心术实是制事根本。心术不正而才具觉优，则所谓才者，亦只是长恶济奸，自便其私而已，于事实何益?”^[16]

从表面看，左宗棠的这两条用人标准只不过是老生常谈。早在唐初，魏征和唐太宗讨论用人问题时就说:战争时期任用将帅，专求其才，不考其行;“丧乱既平，则非才行兼备，不足用也”。辽金时代，金国的君臣认为:“人有才堪任事而处心不正者，终不足贵。”“其心不正而济之以才，所谓虎而翼也。”^[17]所不同的是:前人讲“心术”、“才干”，往往对立起来，常常以心术排斥才干。而所谓“心术”，又仅仅是“忠”、“孝”等封建道德。左宗棠的“心术”主要是指“廉洁”，“才”则是指能干。所以，他又把“心术”、“才干”具体化为“廉”、“干”，这就成为切实可行的标尺。

左宗棠主张任用官员，“廉”、“干”并重，缺一不可。上面提到，他把“心术”即“廉洁”当作“制事根本”。但同时，他又认为，“廉仅士之一节，不廉固无足论，徒廉亦无足取”^[18]。官员的廉洁固然是首要的，但只有廉洁而无才能也“不足取”。所以，左宗棠所提出的任用官员的标准实际是德和才的统一。

(2)注重实效，用人“朝气”。左宗棠认为整饬吏治、任用官员最根本的问题是要注重实效，切合实际。他处在封建专制制度行将崩溃的时代，虽有整饬吏治的良好愿望，但廉洁而有才干的官员实在是凤毛麟角。当时，官场营私舞弊，受贿成风，偶有人反对，却反被视为不近情理的怪物。左宗棠主张以“廉”、“干”用人，谈何容易?所以，他又提出了用人所长的原则作为补充。他认为，“只要其人天良未尽泯没，便可有用”。“凡用人，用其朝气，用其所长，常令其喜悦，忠告善道，使知意向所在，勿穷以所短，迫以所不能，则得才之用矣。”^[19]“人各有才，才各有用，尝试譬之，草皆药也，能尝之试之而确知其性所宜，炮之炙之而各得其性之正，则专用杂用，均无不可……非知人不能善其任。”^[20]左宗棠主张用人“朝气”、用人“所长”、人尽其才等原则是可取的。在甘肃也基本上贯彻了这一原则。

2)治吏原则

(1)分别等次，严格“察吏”。左宗棠认为，对于吏治“非随时考察，分别汰留，树之风声，正恐人心趋向不专，仍难收激扬澄叙之效”。因而对官吏要“按诸实迹，详加核酌”，才能“择其不职者分别请旨降革，以彰公道”^[21]。为此，他对实际考察、选拔官员制定了具体等级。他认为:官员“朴勤者为上，安静者为中，其沾染近时习气者不可留”^[22]。何谓“朴勤”?他又具体化为:“官无论大小，总要有爱民之心，总要以民事为急。随时随处切实体贴，所欲与聚，所恶勿施……斯循良之选矣。”^[23]这种官员朴质无华，勤于民事，自然是第一流官员。至于“勤于案牍，操守端谨者次之”。这类“安静”、“本分”的官员，虽然不会出大的差错，但同那些有“爱民之心”、“以民事为急”的官员相比较，只能是次一等的人选。“专讲应酬，不干正事，沾染官场习气者为下。因循粉饰，痿痹不仁，甚或依任丁役专营私利者，则断不可姑容也。”^[24]1880年，在左宗棠即将调离甘肃时，甘凉道与巴燕戎格厅通判龙昆发生矛盾，龙昆要求随左宗棠离开甘肃。左宗棠答复说:“身入仕途，即宜立定主意，毁誉听之人，升沉付之命。惟做一日官尽一日心，庶不负己、不负斯民也。”^[25]这里所反映的那种听天由命的思想是消极的，但他认为，做官必须对得起自己、对得起百姓，这同他任用官员以“爱民”为首要标准的一贯思想是一致的。

(2)制定《要言》，重视“训吏”。如果说对业已腐败的吏治严加整饬和通过察吏辨别是非有助于吏治改进的话，那么对官吏进行教育训导和对其施以体贴亲恤更对吏治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左宗棠对这一点认识得非常清楚。他说:“今日道府以至督抚均言察吏，而不知察吏之外尚有训吏、恤吏两端。训之使不至为恶，恤之使可以为善。斯其成就者众，而转移自速也。”^[26]他还说:“知府须知一府之事，欲知民事，必先亲民;欲知吏事，亦须亲吏。今人但言察吏而不知训吏，但言课吏而不知亲吏，故贤否混淆，而属吏亦无所观感;所谓亲者，不在勤接见、通声气，要有一副诚恳心肠与之贯注，见善则奖，见过则规，宽其不逮，体其艰苦，则中材自奋者必多，而吏治乃有蒸蒸日上之意。”^[27]可见，左宗棠在主张察吏(课吏)的同时，更强调训吏和恤吏(亲吏)。

在“训吏”方面，左宗棠主张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第一，对官吏“兴教劝学”。左宗棠说他“区区于戎马倥偬之余，教稼劝学，姑启其端，以俟后之君子耳”。他将清初名臣汪辉祖的《佐治药言》和陈宏谋的《在官法戒录》分发给官吏，“裨其知所敬畏”。他引用古人“一时教人以口，百世教人以书”的名言，认为“有怀匡济者必取诸此”^[28]。他还于同治十一年(1887年)在兰州精心选编了陈氏的施政文书、汪氏的《称职在勤》，以及清朝专论吏治的文章共18篇，编成《学治要言》一书，“颁诸寅僚”。其目的是“冀同志诸君子玩索是编而有得焉”，“因公接晤时，当即是编相与考订往复，以求一是”。他强调:“学优而仕，往训攸章，未有不学而临民者。近世士夫竟习帖括，尚词章记诵，而经术早荒;鹜利禄功名，而儒修罕觏。甲科之选已不古若，军兴捐例频开，保叙辈出，宦途日益猥杂。求仕风之进于古不已难哉?”^[29]于是，他试图用《学治要言》来训导官吏，使官吏牢记“官必爱民，乃为尽职”，“地方官职在牧民，民之事即己之事也，一举一动，皆须从民生起见”，“当官三字，曰清、曰慎、曰勤”^[30]等古训。并希望由此形成“善气所召，休祥应之，造福于民者，己必与焉”^[31]的新氛围。

第二，通过对属吏禀文的批答训导官吏。在左宗棠的批札中，他多次在核阅属吏禀文时亲加批答，对部下提出了剀切的要求。如他在批复临潼县知县伊允祯禀接印视事情形的批札中说:“做官要认真，遇事耐烦体察，久之无不晓之事，无不通之情。一片心肠都在百姓身上，如慈母抚幼子，寒暖饥饱，不待幼子啼哭，般般都在慈母心中，有时自己寒暖饥饱反不觉得。如此用心，可谓真心矣。有一等人，其平日作人好，居心好，一旦做官，便不见好。”^[32]这虽然不是给甘肃官员的批札，但却很有指导意义，表明了左宗棠训吏之勤与劝吏之殷。在甘肃，他更是勤写批札，对属吏严加训导和鼓励。在新选地方官上任之初，他就提出要求。如在给新任崇信县知县李世瑛的批札中训导说:“兵燹之后，孑遗之民生计日蹙，一息仅存，亟应筹赈抚以延其残喘，劝耕垦，散籽种以导其生机。实心实力，为之尽一分心力，庶得一分实济也。”并针对地方实政予以具体指导:“安口新窑镇煤炭亟宜开掘，饥民得以自食其力，军民炊爨无须樵采，两利之道也，多集人夫为宜。”^[33]他要求新任甘州知府余士毂“惟遇事存着视民如伤念头，于政烦赋重时力求撙节爱养，行之无倦，持之以恒，其庶乎”^[34]。大概由于这位知府能实心任事，左宗棠后来便不断在批札中对其鼓励和表扬:“所查甘郡各情形尚为明晰”，“据禀已悉。所办各件井井有条，殊深欣慰!”^[35]左宗棠真是急于在甘肃培养出几个好官吏来。对于那些能根据当地实际，因地制宜作出实绩的官吏，左宗棠更是悉心指导，慰勉有加。狄道州是地杂回、番的多民族聚居地区，知州喻光容由于大办义学，传播儒学文化，深受左宗棠的支持与嘉许。^[36]兰州府知府铁珊，在任上实心办事，为流寓回族难民过冬，将“寒衣闱务一切均经预为料理，具见深识大体，不同流俗，深堪嘉尚”^[37]。后调任甘凉道，因发展畜牧业有政绩，深受左宗棠的称赞。新任狄道州知州王镇镛，到狄道以后清丈地亩，创制水车牛车筒，造福百姓。左宗棠大加赞赏，表扬他“实心恤民，筹虑恳至，深堪嘉尚”，“为地方造福，即是为自己造福也”^[38]。凉州府知府刘思洵到任后，革除陋规，把地方收入和开销，开单明报给左宗棠，左宗棠看后颇为欣赏，表扬道:“该守权篆剧郡，莅任之始即将一切陋规概行裁革，具见清白传家，志趣不苟，深为嘉悦!”文县县令陶模，在任上捐养廉银设立恤嫠经费，留心风化，也受到左宗棠的激赏:“文县地僻俗陋，礼教久衰。该令留心风化，捐廉为恤嫠经费，并拟规条以垂久远，具见深识治源，迥异俗吏。”^[39]陶模受到左宗棠的赏识和提拔，在不同的岗位上均干出了政绩，被左誉为“治行第一”的吏才。可见，左宗棠的“训吏”之举在甘肃是很有成效的。

(3)体察属下，悉心“恤吏”。在“恤吏”方面，左宗棠以“恤之便可以为善”为出发点，论述了官职高卑与缺分肥瘠的关系。他说:“官职高卑，缺分肥瘠，晚近士大夫所较论者。此不过数十年勾当，若作得数十年好官，于得无数济民利物事业，不强于富贵庸人耶?昔人谓当官无政绩，便似宝山空回。诚能修职业，时时存一毋负此官之想，则官成名立，位虽卑而品则高，身虽瘠而民则肥，所得多矣;况官不必卑，禄不必薄乎。”^[40]显然，左宗棠不是主张为官者只能当苦行僧，而是强调其不要计较职位高低、俸禄厚薄，关键之处是干出政绩，才不似“宝山空回”。

左宗棠“恤吏”，大概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即制度保障方面、精神鼓励方面和物质支助方面。制度保障方面，就是制定法令，严格考查官员的治行，区分好官与贪官，严惩贪官，奖恤良吏。又不使法令制度过于繁苛，使坏人投机取巧，使好人动辄得咎，要形成奖恤官吏积极向善的环境和条件。精神鼓励就是要形成激励好官和擢用良吏的舆论导向和政策环境。在这一点上左宗棠积极带头，诚心恤吏。他在批复陕西绥德州知州成定康的禀文时指出:“该守积劳成疾，实深挂念。血性男子，遇事不肯放过，不肯随人，固是本色。然当百忙之中，亦须稍存暇豫之意，庶心神和适，不致竭蹶。古人云:‘爱其身以有待也’，又云:‘能事不受人迫促，乃为入粗入细经纶好手’。愿贤者百尺竿头，再加进步。”^[41]成定康病愈后，左宗棠对他拔擢任用，委以重任，累官至甘肃按察使。他在批复甘州知府龙锡庆的禀文时说:“该署守洁己爱民，早所深悉。当此时局艰难，非虚心观理，实心任事不可，于行己、事上、养民、使民一切尤宜细心斟酌，务期措置咸宜，方为尽善。”^[42]可见期望之殷，给这些官员在精神上以极大的鼓舞。物质支助方面，左宗棠规定，对那些勤于公事，不营私舞弊的官员，如果生活确实清苦，要主动予以照顾，以起到鼓励廉洁的作用。比如，他的得力副手刘典，曾任帮办甘肃新疆军务之职。刘平时“自奉俭约”，居处“环堵萧然，一如寒素”。这位清廉的官员为西征军筹饷运粮，编验、组织后援部队，日夜操劳，忠于职守，终因积劳成疾，病死军中，家中老幼无以为养。左得悉后痛悼不已，毅然拿出自己的六千两俸银交给刘典家属，赡养其87岁老母和抚养其子女。又如张宗翰署西宁道，左宗棠知道他“光景甚窘”，筹给每月津贴一百两;陈万春署肃州镇总兵，也非有津贴不可，给他每月五十两;^[43]又例如泾州知州林守发做了几任知州，境况萧条，在他因病请假，回去医调时，致送川资五百两。^[44]

2．左宗棠整饬吏治所采取的措施与方法

(1)坚持标准，黜退劣员。对那些既不廉洁又无才干的人，朝廷纵有明令，左宗棠也不准其赴任。在他驻肃州，指挥平定阿古柏叛乱期间，有个由吏部铨选委任的庆阳府知府纶增，此人是满洲贵族，“才具甚短”。上任之前，就借了人家几百两银子，六成利息，准备上任后偿还，刚一到兰州，他就申请预支养廉银。左宗棠得知后，不许他赴任，“饬其回省学习，只盼其略有长进，再令履新”。^[45]另一个满族人文治，由朝廷委任为阶州知州，左宗棠了解到其人也是“债多才短”，立即令其暂缓到任^[46]。对于这类还未做官就张着空口袋准备捞好处的“饿鬼”，左宗棠一概不给官职。新疆军事结束后，左宗棠给甘肃布政使杨昌浚的信中提到两个官员的罢免问题，一个叫范廷梁，本是书记员，左宗棠认为他过去“犯有案件，钻营得保，故抑之”^[47]。另一个叫王裕桂，本是陕西商人，“同本家争财互控”，左宗棠认为其品行卑污，“不可令其补缺，也不可署事”^[48]。光绪三年，左宗棠在给朝廷的一封奏折中，分别将甘肃六名不称职的州县官吏罢免，如泾州知州陈台以“办事任性取巧，不洽舆情”的罪名、五品衔甘肃候补通判叶兆封以“浮躁嗜利，工于作为”的罪名、镇原知县李洪己以“鄙劣不职，声名狼藉”的罪名、丁忧前岷州知州花映台以“嗜好甚深，失察门丁，得受赃款”的罪名、署通渭县知县林士超以“性情委靡，诸务废弛”的罪名、署宁远补用知县张炳以“居心浮伪，不知振作”的罪名，“请旨革职”，“以彰公道”，“庶庸劣知所儆畏，而廉能者益劝矣”^[49]。光绪六年，左宗棠又奏请朝廷，将衰朽不堪，“难以振作”的安定知县、陇西知县和庸腐不堪、“性识迂拘，办事竭蹶”的镇原知县、宁远知县、安化知县等“开缺另补”。^[50]宁夏部员祥升，驻扎宁夏，办理蒙古民人事务，因“不知自爱，有玷官箴。应请先行革职，由理藩院查办”^[51]。化平直隶厅通判左寿昆“在化平毫无政迹”^[52]，被左宗棠撤职。光绪四年七月，困查禁罂粟不力，左宗棠又将宁夏府一府六属之官，除宁灵厅抚民同知以外，知府李宗宾以下官员，悉数给予或撤职或留任察看的严厉处分。经此整顿，宁夏吏风民情出现了“疵俗丕变，世宙一新”的局面^[53]。总之，翻阅左宗棠在这一时期的奏稿，有许多片折都是黜陟官员的。

(2)严惩贪官，振顿纲纪。对于一些劣迹昭著的官员，左宗棠坚决严惩，毫不动摇。甘凉道用人不当，属下各官员“欺蒙，互相容隐……所发差价及官车差价，亦皆隐匿侵吞……”。左宗棠命令当时的甘肃布政使刘典严肃查处，“择尤撤换，以示惩劝”^[54]。有个叫徐翰藻的滑吏，钻营得为西和县令，“仍然作恶，可知馋猫之性未改。其妾毒残婢女毙命，尤属奇惨”。左宗棠饬首府查询严办，“勿稍含糊”^[55]。还将“于地方应办一切事宜漫不经心，疲玩成性，难期振作，且访闻素有嗜好”的礼县知县东瞻泰请旨革职，“以重民社”而肃官方。^[56]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左宗棠在整顿甘肃吏治时不肯徇情，不肯姑息迁就，对那些互相包庇，掩盖事实真相的官员一律给予处分。代理徽县县令杨国光营私作弊，“声名狼藉”，左宗棠令巩秦阶道道员董文焕查处。董文焕在给左宗棠汇报时，引用县丞陈炳基的书信为杨国光开脱;徽县新任县令云庆也替杨国光“弥缝”，说好话。左宗棠非常气愤，说他们上下勾结，“无非为贪猾之令曲意保全起见，殊出意料之外”。他给崇保下令，给陈炳基、云庆记大过处分，陈炳基“永停差遣”，道员董文焕“随俗波靡”，对杨国光的劣迹“漫不加察”，本应重惩，但因事先已记大过一次，仍责令他严查杨国光一案，“如有一字含糊，定唯该道员是问!”他指出:“甘肃官场恶习，唯以徇庇弥缝……不复以国事民事为念。驯至上下相蒙，吏事废弛，若再因循，不知伊于胡底。”^[57]表示了他对甘肃官场上恶劣习气的愤慨和忧虑。

左宗棠整饬吏治，绝不肯向歪风邪气屈服。他在驻肃州期间，敦煌县有两个官员因事革职，两人互相攻讦，竟至于“持刀拼命”，甘凉道铁珊怕激成事变，请求恢复两人职务，“以解其纷”。对于这种懦弱无能的请求，左宗棠回答说:“嚣凌之风一开，尚安问吏治士风耶?”他责成崇保重新查询此案，“如该员仍敢狡执，抗不遵依，或竟形同无赖，则禀请刑讯，亦由其自取，不能任其刁横也”。^[58]官员犯法，无论何人说情，左宗棠一概不准，这在人情与关系学和金钱决定一切的晚清官场，实在是少见的。

对于那些疏于职守，任凭下属胡作非为的官员，左宗棠也不宽容。白马关要修县署，“劝”百姓捐钱，激成事变。县令周捷平事先曾向左宗棠请求过修县署的事没有得到批准，“不料其胆敢擅便，竟至如此，自不能不据实严参”。其上司，阶州知州顾超“庸弱无能，一切均唯吏目之言是听”^[59]。于是，左宗棠将顾超和周捷平一同革职。

(3)打击豪强，保护百姓。甘肃当时有不少豪恶依靠自己的政治、经济实力称霸一方，为所欲为，禀断官私，顽梗无比，全无忌惮，往往成为整饬吏治的障碍。左宗棠以摧枯拉朽之势，破除积习，施以峻法，严惩不贷，决不任其刁横。平凉武生李振基因压迫已经受抚的回民而被左宗棠下令审判处决;灵州吕廷桂因讹诈受抚的回民而被就地正法;甘州乔良庭和李太和因造谣惑众，阻纳官粮而被杖死;平番监生王好贤因干预地方公事而黜革，兰州的张庆元居然穿戴官服去服侍法国传教士，左宗棠立即将他革职。左宗棠镇压这些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对百姓是有好处的。同时说明一个事实:左宗棠任用官员以“爱民”为首要标准，并不是纸上谈兵的官样文章，而是切实付诸实施，这也是甘肃吏治有所好转的重要原因。

(4)选拔能吏，安辑回、汉。左宗棠特别注重选配能安辑抚民，融洽民族关系的官员，以图迅速恢复和稳定宁夏、青海等民族地区的社会秩序。左宗棠把引发陕甘回民大起义的“构祸之由”归于吏治窳而民生蹙。因此，慎择善于安辑抚民、调处民族关系的官员。对于宁灵厅抚民同知用什么样的人，他说:“今改设之宁灵同知，系初创之区，招抚安辑，尤关紧要。”^[60]所选官员首先必须要“精明强干之员”，因为“一切抚绥招徕，弹压稽察，在在均关紧要，非勤能明干之员弗克服任。”^[61]其次，要“人地两宜”，既现居要缺，“堪升堪调”，又要有在边疆要地任职的履历，有处理复杂民族关系之经验的人充任。为此，他先选调李宗笏担任宁灵同知，因故未到任之后，于光绪六年九月，从地杂回番的狄道选调署理知州喻光容担任宁灵同知，称其“奋勉有为，明白谙练”，“实堪胜任，人地亦极相宜”。^[62]光绪六年九月，左宗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报告了俞光容的政绩:“履任以来，抚驭有方，地方安谧。”大概由于俞光容深孚左宗棠之望，又奏请朝廷将其派往更为艰苦，“三面临番，接壤川境”的洮州去担任抚番同知。而将原洮州抚番同知叶克信对调至宁灵厅。他认为“似此一转移间，人地两有裨益”。并指出:“现当兵燹之余，抚辑善后，在在均关紧要，非得精明强干之员妥为经理，难期长治久安。”又任命“年壮才明，办事精细”的廖溥明担任新改固原直隶州知州，新设海城县知县由“心地朴实，才具明晰”的聂堃担任。左宗棠认为“该两员久署各缺，措置咸宜，舆论素洽，以之署理各缺，可收驾轻就熟之益”。又以“明干耐劳，操守素好”的陈日新，试署新设平远县知县^[63]。这些官员都是经过慎重选择的。

(5)力废陋规，敢于碰硬。左宗棠在甘肃整饬吏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取消一切陋规。清朝末年，官场上人情应酬、不成文法的“陋规”甚多。一人开了先例，以后就相沿成习，视为理所当然。对此，左宗棠从他任用官员务求廉洁、能干、首在“为民”的原则出发作了一些规定:“官评以操守为重。属吏馈赠、官价派买与衙门一切陋规不准收受，例禁甚严。晚近以来，仕风不正，道府取之州县，州县取之民间，上下交征，吏事遂不可问……做官不要钱，是本份事;但能不要钱，不能为地方兴利除弊、讲求长治久安之道，于国计民生终鲜裨补……然非操守清严，划定界限，大本不立，其见诸事为之末者，又安足道哉!”^[64]他强调官员“操守为重”，具有廉洁的品质，才是“大本”。认为官场的败坏是由收受陋规等风气引起，所以必须废除各种陋规。

左宗棠是说到做到的，即使是朝廷大员，他也不容许收受陋规。甘肃第一任学政许应骙(因甘肃以前不设学政)，来甘肃之前是广东学政，按广东规矩，离任之前必须由官府送一笔路费，名义是“路费”，实际只不过是借这个机会捞一笔钱而已。许应骙在甘肃任满回京时，居然也伸手要一笔钱。当时，学政虽只管科举考试，但不由吏部铨选，而由皇帝直接任命，官品较高，派头很大。对这样一个人，左宗棠不因他是朝廷大员而稍有迁就、“通融”，他说:广东是富庶之地，甘肃却十分穷困，没有钱打点。而且，这种陋规本应裁撤，何能因朝廷大员而破坏，因而，他拒绝给许应骙这笔钱。

对于丁书巧立名色需索规费，左宗棠更是深恶痛绝。他指出:“吏事之坏，大都见得利而不思义者，实阶之厉。当官而不能持廉，则属吏得以挟持之，丁书得而蒙蔽之，层累朘削，往往本官所得无多，而属吏丁书取赢之数且数倍过之。日久视为应得之款，名曰陋规。踵事增加，无有纪极。家肥国瘠，职此之由。究竟攘夺之财，每多意外之耗，蠢国者未必即能肥家，而公家经入之数已不可复按矣!兴言及此，良用慨然。”官员不能正躬率属，丁书胥吏就会为害百姓。因此，必须“裁革各项杂项，最为正本清源要图”^[65]。所以，左宗棠对查处陋规态度严明。如阶州知州顾超“庸弱无能，一切均唯吏目之言是听”。左宗棠将其革职。巩昌府知府颜士璋，随带门丁放债，对属县索取过当，左宗棠予以警告。颜士璋不听劝告，终于撤任^[66]。丁忧岷州知县花映台，“嗜好甚深，失察门丁，得受赃款”^[67]，被左宗棠奏劾革职。特别是在《札试办甘省茶务章程》中，在以票代引条中做出了“如有丁书巧立名色需索规费，查出立毙杖下”的规定^[68]。

3．左宗棠以身作则，正躬率属，为整饬甘肃吏治树立了榜样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封建社会的官场上，上司掌握着下属的升降荣辱大权。因此，势必造成一切唯上命是听的习气。从这个意义上看，作为最高地方长官，一言一行都影响着官场习气。左宗棠对此是认识得比较清楚的，他引用长沙一个滑吏的话说:“吾辈所工者，揣摸风气耳。使上司所尚者，果是廉干一路，吾亦何乐而为贪庸乎。”所以，左宗棠认为:“吏治之振新，全在上司精神贯注，除贪鄙、吸烟及全无知觉运动之人断不宜用外，馀皆随材器使，令其率意导民，亦可渐收转移之效。大抵中人之资，可与为善，可与为恶，吾之好恶一端，斯吏之趋向定矣。”^[69]从这个认识出发，他把个人以身作则当作整饬吏治、扭转官场恶习的关键。

(1)崇实黜华，以身作则。左宗棠禁止下级吹捧，主张“崇实黜华”。他由西安移驻兰州之前，就有人替他准备好了“高帽子”，在兰州五泉山给他修建了生祠。左宗棠一到兰州，立即下令撤去。

左宗棠还禁止无聊的官场应酬和虚伪的客套。在驻扎肃州指挥平定阿古柏叛乱期间，他专门下了一道命令:“新疆军务未峻，本大臣爵阁部堂驻节肃州，居处不遑。所有关内外文武及营局各员，断不准擅离职守，来辕进谒，致旷职守。其有专差呈送礼物者，尤干例禁，已早饬文武摈弃不收。各文武印委均应勤思职业，毋得分外相干，自取咎戾，凛之!”^[70]这不是自我标榜的空头文字，在行动上，左宗棠也是严禁这些恶习的。早在他驻西安时，有个姓王的县令写信问候他，左宗棠批道:“本爵大臣……日接阅各属来禀，于所陈地方利弊及贼情地势，无不随时批答。唯一切称颂贺候套禀，概置不览，且拉杂烧之。该署……地方事宜岂无应行禀白者?乃仅以书启套话上渎，徒烦省览，何耶?原禀掷还!”^[71]这个吹牛拍马的官员碰了个大钉子。还有一个官员在给左宗棠呈谢禀时，用了骈体文，大约是显示文彩吧，左宗棠对这种腐儒酸调十分生气，说:“谢禀用骈语，殊可不必!此即所谓官气懒残，所谓为他人拾涕者也，于实事何益?”^[72]由此可见，左宗棠是坚决反对华而不实、“于实事何益”的官场俗套和虚浮风气的。认真阅读一下他这一时期的批札，小到对属下的奖许、批评以及对具体事务的详细指导、安排，大到战略战术的商讨、施政原则的确定、人事变动的咨询，都是条理清楚，态度鲜明，内容充实，无一句空话虚言。他的书信，虽然也有人际交往，官场应酬的内容，但更多的都是言之有物，有的放矢，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信件。文如其人，从这些遗留的文件中可以想见他当日忙碌的情景。怪不得他自己说他“每一打仗，须发皆白”，经常“食少事多”，“脾泄体虚”。高效率的工作付出了高强度的劳累。

(2)淡泊明志，廉洁自守。左宗棠从不肯接受馈赠。胡光墉(帮左宗棠办洋务的一个道员)从上海送给他一批礼物，左宗棠碍于二人交情只领受了一点食物，并回赠了一些甘肃土产。对胡光墉送给他的金座珊瑚顶、大参等贵重物品，一律退回。陕西布政使王恩沂大概深知左宗棠平时不收任何陋规，在左宗棠离陕甘总督任后，得知他缺钱用，王恩沂就托人带给他一笔款，说是自己代收甘肃捐输(捐官及“报效”的各种款项)，上交后剩下的一点零头，送给左公，以表敬意。左宗棠表示:他“无营于外，心亦安焉。入世三十年，渐违素愿，而无负于官私，始终犹可安也。近时于别敬，概不敢收。至好、新契之例赠者亦概谢之，非唯介节自将，人己亦无二致，亦俸外不收果实，义有攸宜。至甘捐尾款，储为甘陇不时之需，以公济公，于是为合。弟已去任，不能指为可取之数。若因一时匮乏，遽议及之，将人知己知之谓何?断有不可!”^[73]这时，左宗棠已不是西北行政长官，所以说得比较婉转，但表明了他反对收受一切陋规、“例赠”、“别敬”的坚决态度。他作为掌握一方行政、军政大权的封疆大吏，严格做到“俸外不收果实”，对人对己“亦无二致”，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3)不徇私情，秉公执法。左宗棠手握西北地区军政大权，但为了纠正官场恶习，他坚持不走“后门”，不用私人。他家有个看门人叫何三，为人老实勤恳。左宗棠的夫人周氏出面说情，让何三挂名兵籍，领一份粮饷。但左宗棠认为，兵士的粮饷，决不能发给家人，没有答应。周夫人去世后，左宗棠给何三折算了四年的兵勇粮饷，自己掏腰包，给何三银子二百二十两。左宗棠的两个女婿，一个在四川当道员，一个在湖北当道员，曾要求到岳丈身边谋事，均遭到拒绝。同乡中，不少人不远万里，从湖南到甘肃找他谋个差事。在那个时代，一人做官，鸡犬升天，这是司空见惯的事，但左宗棠对这些人分批打发回乡，临行时，每人给路费六两至十六两不等。仅在肃州行营时，就打发了好几批，他自己拿出路费四千多两，虽然“受累不浅”，但不肯动用公款。

相反，一旦官员有罪，无论私亲密友，他绝不徇私情。有个叫贺升运的人，是左宗棠亲家的儿子，因“禁种鸦片官员失察”一案，贺受牵连，主察官考虑到贺与左有“世谊、年谊、姻谊”的密切关系，想通融了事，左宗棠却不徇私情，从严律亲，指出贺是“咎有应得，岂可以私废公!”结果同其他官员一样受到处分。

(4)严格教子，端正家风。左宗棠对子弟要求严格，不肯因此而败坏官场之风。他有四子，无一留在身边。左宗棠率军驻扎在肃州，他的二儿、三儿曾去看望他，孩子们返回，左只发给他们路费，并再三叮嘱，沿途只许营防就便照护，不准地方州县长官以任何理由设宴招待。光绪五年(1879)，他的第四个儿子带着五六个人来甘肃看望他。左宗棠给他们规定，“在督署住家，要照住家规模，不可沾染官场气习、少爷排场，一切以简约为主。署中大厨房，只准改两灶，一煮饭，一熬菜。厨子一，打杂一，水火夫一，此外不宜多用人”。并要求儿子三、八日作诗文，“不准在外应酬”^[74]。历史上，这类事例也时有所见，但考其实质，大多是官员们为表明个人清廉的沽名钓誉的手段，而左宗棠的着眼点在于扭转败坏的官场作风。他的“廉介”是一贯的，对己如此，对下级也是如此。从这一点看，他不失为一个有战略眼光的封建政治家。《清史稿》中评论说:“其志行忠介，亦有过人。廉不言贫，勤不言劳……宗棠出治军，胡林翼为书告湖南曰:‘左公不顾家，请岁筹三百六十金以赡其私。’曾国藩见其所居幕狭小，为别制二幕贻之，其廉洁若此。”^[75]秦翰才在《左文襄公在西北》一书中也称赞他是“一个清廉的人，‘一介不取、一尘不染’，布衣蔬食，度他淡泊的生活;所以虽经费支绌万分，时闹饥荒，而仍能号召朋僚部属，收群策群力，一心一德之效。文襄公在西北的成就，是这一种吾国向来所贵重的士大夫的素养在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