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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吏治现状及陕甘回民反清大起义的根源

【摘要】:(一)甘肃吏治的现状晚清时的甘肃,虽地处偏远,但地域辽阔,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这些人构成了全省的统治系统,也就是所谓的甘肃官场。因此,当时发生陕甘回民的反清大起义,究其根源,完全是陕甘吏治败坏已极,官逼民反的结果。

(一)甘肃吏治的现状

晚清时的甘肃,虽地处偏远,但地域辽阔,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当时,它不仅包括今天的甘肃全境,而且还包括宁夏、青海的西宁地区、新疆的镇西府(巴里坤地区)和迪化州(乌鲁木齐地区)。在这样一片“广二千一百二十里,袤一千四百一十里”[7]的土地上,总督、巡抚是地方的最高官吏,下有管理钱谷民政的布政使和掌管诉讼刑名的按察使,还有七八个道台和七十多个府州厅县的地方长官。这些人构成了全省的统治系统,也就是所谓的甘肃官场。据统计,“在同治以前,甘肃巡抚共有四十人,其中满人有三十人;陕甘总督共有四十一人,其中满人有三十四人。这般满洲官吏,可以说多数都是纨绔子弟,不知政治军事为何物,他们只知道弄钱耍乐”[8]。当时,陕西吏治颓废,士气绵惙,玩泄成习,豪恶全无忌惮,顽梗刁钻成风。渭南回民起义本由统治阶级激变引起,酿成绵延十余载、震撼全西北的惨祸。而甘肃的吏治,更加黑暗。早在乾隆盛世,甘肃布政使王亶望植党营私,在任仅三年即“侵吞赈粮、冒销公帑”五十多万两,通同舞弊的大小官吏十多名。这还是乾隆王朝,清王朝统治较清明的时候。及至晚清,随着清政府的腐朽衰败,甘肃吏治败坏已极。如咸丰晚年的陕甘总督乐斌,西宁正在闹番乱,他还是选色徵歌,胡帝胡天,实践他贵姓的“乐”字。[9]高官如此,属吏腐恶更是可想而知。据载,“就在西北变局发生后,还有乌鲁木齐提督成禄(字子英),逗留高台七年,不出玉门关一步,苛索民间供应三十万两;最是‘岂有此理’的,诬良为盗,残杀二百多命。这三十万两一个数目,看似不大,但要在兵荒马乱、地瘠民贫的高台搜括起来,已极剥肤吸髓之能事”[10]。这还都是经查实核对、参劾处理的事例。没有发现的又有多少呢?因此,当时发生陕甘回民的反清大起义,究其根源,完全是陕甘吏治败坏已极,官逼民反的结果。这一点,秦翰才就曾一针见血地做过分析:“像甘肃这样一个汉、回、蒙、番杂处的地方,怎样调和融洽,使大家安居乐业,一般官吏也向少注意。对于汉人和回人的纠纷,对于伊斯兰教徒中新旧两派的争执,更是向来很少衡量酌理,秉公判断解决。不是双方弥缝,便是偏袒一方;不是颟顸办不了,便是任意武断。所以这一次变局,实是积有许多政治上的因素,并不是凭空爆发。”[11]

总之,当时,“西事败坏至极”[12]左宗棠面对如此严峻难堪的局面,“实深叹恨”,认为“吏事为此,乱未已也”[13],他决心以一身承其弊,大刀阔斧,在军、政、经交驰、“经纬万端”、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一面处置极为紧迫的军事问题,一面着力刷新甘肃吏治,振作政风,力图为振兴甘肃创造良好的吏治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