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在甘肃：回民起义

(二)左宗棠与甘肃回民起义

1．甘肃回民起义的原因及性质

我国回族在形成过程中，其分布格局呈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长期以来，甘肃回族与汉族人民错综杂居，为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数百年的社会交往中，回汉人民之间发生了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受宗教信仰、日常习俗差异的影响，回汉民族之间的纷争时有发生。到甘肃回民起义前夕，回汉之间甚至出现相互械斗和仇杀的事件。这种局面的出现并非偶然，它在当时有着诸多复杂深刻的原因。

第一，经济社会原因。进入清代，历史上汉族和游牧民族的军事对抗已经结束。从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的200年间，西北地区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之中。清政府沿袭旧制，政区变动不大，人口增长较快，这给西北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随着南下西进的汉民不断移入和清政府“降低赋税，摊丁入亩”政策的引导，持续长久的、规模更大的开荒种地活动在这一地区形成。根据《固原州志》的估算:1616年(明万历年间)，固原地区(含固原、海原、西吉、彭阳、泾源5县)有耕地68.94万亩，到了1734年(清雍正十二年)耕地已达200万亩。由于农耕业的发展、人头税的取消，该地区人口增长迅速，回族人口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2]。1781年(乾隆四十六年)，陕西巡抚毕沅的奏折就称陕西回民“居住较他省为多”，回民多聚堡而居，人口稠密。甘肃、宁夏、青海一带，回民“户口之蕃，亦臻极盛”，宁夏“至平凉千余里，尽系回庄”^[3]。至19世纪中叶，回族人口更盛。“盖自乾隆以来，重熙累洽，关陇腹地不睹兵革者近百年。回民以生以息，户口之蕃亦臻极盛。”^[4]陕西的“蒲、富、临、渭，陕省著名四大县(加上)同州府首邑大荔县，五县犬牙相错，回庄居其大半”^[5]。到乾隆年间，川塬平地的耕作收益已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政府再次鼓励垦荒，由此诱发了更大规模的开荒浪潮，耕殖由川塬平地推广到坡地，大批林地、草地被毁，植被由原来的宿根性草被和多年生疏林、灌丛为易替性农作物代替，生态日渐脆弱退化。到清代中叶，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已步入相当恶化的状态。如固原县，2/3以上森林、草原被拓垦，野生动物锐减，水土流失严重，自然灾害频发^[6]，掠夺式人地关系愈演愈烈。就在人地关系恶化的情况下，西北回汉两族的矛盾不断激化。这表现在:一是回汉两族在经济结构上存在矛盾。回族除务农外，还从事商业和畜牧业。西北汉族人民虽也有将养羊作为家庭副业的传统，但其规模、数量和普遍性都不及回族的家庭畜牧业。回族畜牧业的发展和汉族的农业经济之间以及回汉工商业者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矛盾^[7]。二是回汉两族发生了争夺土地资源的矛盾。甘肃虽地域辽阔，但在人地关系矛盾激化的情况下，由于耕地资源有限，省内多荒山、沙漠，且易发生旱、虫等灾^[8]，因而人口承载能力比较脆弱。而自清初以来，清廷视西北为武备之区，重视军事控制而少经济、文化建设，影响了西北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人口的持续增加，人均耕地占有量明显不足。如甘肃，据统计，咸丰元年(1851)人口为15440000人，耕地235366顷^[9]，人均不足1.46亩。这使得回汉两族对土地的争夺日益加剧，并自然而然地带上了民族色彩。

第二，民族宗教原因。回族经济社会的发展，为宗教门宦制度的兴起提供了物质基础。它的出现和发展，使原来分散的、互不统属的教坊联系起来，组合为以门宦教主为首的宗教政治体系。宗教组织的职能和权力随之发生了根本变化:它通过宗教组织体系(教主—热依斯—基层阿訇)自上而下地贯穿到所属的各个角落，从而使回族社会的宗教力量、政治力量乃至经济力量通过门宦制度得到了凝聚和强化。这种新的因素的出现——即由于与伊斯兰教天然密不可分的联系之特殊性，回族社会内部出现了要求自我管理以维护本民族利益的倾向，使新的矛盾不可避免地出现。一是与既定的统治秩序发生矛盾。清政府当然不允许在大一统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系框架内生发出自我管理的意向。哪怕这种意向很模糊，统治者总是极为敏感的。以镇压苏四十三事件和石峰堡起义为契机，清廷改变了对甘肃回族(宗教)的政策，总的走向是从宽容转到严厉打击和限制。这一政策给甘肃回族造成了很大的政治压力，又刺激了回族对现存政治秩序不满情绪的普遍增长。二是回族内部各门宦为争夺主导地位出现了竞争和矛盾。三是回族社会的内在要求与汉民族已有的民族社会结构存在着排斥和矛盾^[10]。这使甘肃地区的政局和回汉关系日渐复杂。

第三，清政府“护汉抑回”政策的影响。清政府在处理回汉民族关系时，实行“护汉抑回”的政策，导致回族民众对汉族的不满和怨恨日积月累，不断增长。如“汉民和回民打官司的时候，裁决很少对回民持平正态度，汉族官员本人有偏见，满族官员又通常左袒汉民”^[11];“向来地方官偏袒汉民，凡争讼斗殴，无论曲直，皆抑压回民。汉民复凌众欺恃，不知回性桀骜，亿万同心，日积月长，仇恨滋深。”^[12]清政府为何实行“护汉抑回”政策?仅仅归结为歧视是不够的，应进行一些深层的分析:一是清朝统治者对回族及其宗教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偏见。清朝统治者对伊斯兰教缺乏了解，刚入关便遭遇米喇印、丁国栋起义，乾隆后期又有苏四十三事件和石峰堡起义，这无疑影响了清廷对回族及其宗教的评价。二是自入关以后，满族统治者很快接受了儒家伦理思想，在文化心理、价值观念上与汉族地主阶级趋于同构。在对待其他民族和宗教思想时，往往站在大汉族主义和儒家伦理的立场，进一步说，在看待回族和伊斯兰教时，满汉地主阶级都基于同样的心态、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三是各级地方官吏中，汉族地主无疑占有绝对的多数，而地方官吏的施政活动又往往需要依赖当地的乡绅。因此，对需要依赖于汉族地主阶级丰富的统治经验和文化意识形态，以便稳固自身统治的清廷来说，汉族官吏的言论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不管它是否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

第四，宗教习俗的差异，导致回汉两族常常因细微小事发生冲突与忿争。宗教信仰不同带来的日常习俗的差异，常因互不理解而造成回汉两族的互相歧视。如陕甘总督孟乔芳上奏顺治称:“(回回)从来叵测，与百姓同城居住，习俗不一，终为疑二。”^[13]雍正二年(1724年)又有人上奏称“回民不分大小建，不论闰月，以三百六十日为一年，私某日为岁首，群相庆贺。平日皆戴白帽，设立礼拜、清真等寺，妄立把斋名目，违制惑众。应请严行禁革，恪守典章，违者照律定拟。如地方官容隐，督抚徇庇，亦一并议处”^[14]。“回回教门异于中国者，不供佛，不祭神，不拜尸，所尊敬者惟一天宇……见中国人(即汉人——引者)修斋设醮则笑之。”^[15]有人称伊斯兰教是一种所谓“不敬天地，不祀神祇，不奉正朔，不依节序，另定宗主，自为岁年，党羽众盛，济恶害民”的“左道”，诬指“斋月”时早起封斋活动是“夜聚明散”，定性为“回回谋叛”，要朝廷强制回回“概令出教，毁其礼拜寺”^[16]。在雍正七年，陕西总督岳钟琪也上奏说陕西回回使他“念之，实怀隐虑”^[17]，而汉族则对回族的“日用猪肉，指为禁忌，而椎牛共飨，恣其贪饕，人家肴馔，绝不入口，而宰割物类另有密咒，身故之日，寸丝不挂，举殡之时，空棺撤底”等种种习俗视为“诞妄实甚”^[18]。这些日常习俗的歧异日积月累，很容易形成彼此之间一种固执的偏见。这种偏见往往被清政府和回汉上层所利用，成为挑动回汉两族关系紧张的重要因素。

总之，由于种种原因，甘肃地区的回汉民族关系日渐复杂。1862年，回民反抗斗争首先在关中渭南爆发。由于地主团练大肆屠杀，致使回民起义迅速向西蔓延。受陕西回民起义的影响，甘肃与陕西毗邻的陇东、宁夏首先发生起义。而在其他地区，起义发生的直接原因不尽相同:河州起义的导火线是洮河争渡事件，西宁起义则由教争转化而来，肃州起义则因为古浪大靖堡民团屠回和甘州之驱逐回族，致“肃回知公家之不容己也，始谋叛”^[19]。但大体上都在前述几个原因影响范围之内。不管甘肃各地回民起义发生的原因多么复杂，起义活动多么分散，但当起义一旦发生，在面对地主团练与清军的围剿时，出于民族与宗教的同一性，他们大多能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奋力抗争，其行动具有争取民族生存权利和维护民族利益的性质(参阅本章末附录)。

陕甘回民大起义持续了十余年的时间，给西北的社会经济与回汉两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了巨大损失。劫难后，地方残破，人民大量死亡，遗留下来的人流离失所。回汉两族人民是这场劫难的真正受害者。回汉人民用惨痛的代价促使后来者进行反思:回汉民族关系为何走到令人痛心的这一步?甘肃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民族、宗教、教派关系错综复杂。陕甘回民大起义提供给我们的启示是:要在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平等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与习俗，平等交往，共同发展，这样才能保障西北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各民族人民幸福安康。

2．左宗棠镇压甘肃回民起义的策略及步骤

同治五年(1866年)，陕甘回民起义进入高潮。清政府在陕甘的统治陷入了一片混乱。陕甘总督杨岳斌困守兰州，发出了计穷力竭的哀叹:“现在河狄之贼扰于南，平固之贼扰于东，宁灵之贼扰于北，凉肃之贼扰于西，几于剿不胜剿、防不胜防。”^[20]七八月以后，形势更加严重，杨岳斌于无可奈何之中上书清廷“仰恳天恩另简能员接替办理，使甘事早有转机”^[21]。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清廷发出了“上谕”:“左宗棠威望素著，熟娴韬略，于军务地方均能措置裕如，因特授为陕甘总督，以期迅扫回氛，绥靖边围……”^[22]左宗棠刚刚接到任命，陕甘局势又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年十月，张宗禹率领的西捻军突入陕西，在坝桥大败清军。眼看捻回合势将成，陕甘领兵大员乱成一团，纷纷奏请“催左宗棠统兵赴甘”。清政府慌忙授予左宗棠督办陕甘军务的大权，旋又授给钦差大臣关防，使其全权从事镇压西北回民起义的活动。

(1)制定策略。同治五年(1866年)年底，左宗棠集军政财权于一身，于十一月起身赴任，十二月下旬抵达武昌，一方面驻军汉口“筹办入关事宜”;另一面即向清廷提出了处理陕甘问题“先捻后回”、“先秦后陇”的战略总构想:“方今所患者，捻匪回逆耳。以地形论，中原为主，关陇为轻;以平贼论，剿捻宜急，剿回宜缓;以用兵次第论，欲靖西陲必先清腹地，然后客军无后顾之忧，饷道可免中梗之患。”基于这样一个对形势的分析，他提出了具体的用兵计划:“甘省回多于汉，兰州虽是省会，形势孑然孤立，非驻重兵不能守，驻重兵则由东分剿，各路之兵又以分见单……将来臣军入甘，应先分为两支，由东路廓清，各路分别剿抚矣。”“是故进兵陕西，必先清关外之贼;进兵甘肃，必先清陕西之贼;驻兵兰州，必先清各路之贼。然后饷路常通，师行无梗，得以一意进剿。”^[23]从这一段话可以看出，左宗棠把西北问题看做一个整体，分三步来解决，即先剿灭捻军，再镇压陕甘回民起义，最后出关收复新疆。次序不同是出于战略考虑，并不是因为左宗棠要实现第三步即收复新疆才剿灭捻军、镇压陕甘回民起义的，剿灭捻军、镇压陕甘回民起义都是左宗棠的既定目标。收复新疆是左宗棠的一大功劳，镇压陕甘回民起义却是左宗棠的最大罪过，说左宗棠是为收复新疆而镇压陕甘回民起义是为左宗棠的罪责开脱，是以功掩过;同样，也不能以过掩功，左宗棠虽然镇压陕甘回民起义有罪，但他对开发与振兴甘肃经济社会有功。即功是功，过是过，评价功过是非应客观公正，不能随意取舍、功过相掩，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前述左宗棠制定的这个计划，确实命中了起义军的致命弱点。回民起义军与捻军之间，本来就因指导思想和斗争性质的不同而无法实现真正的联合。可是，捻军一旦失败，陕甘回民起义军势必更加孤立和分散。所以这种“先捻后回”的计划，实在是一种很有针对性的各个击破的策略。为此，他把镇压的矛头先对准捻军。同治六年六月(1867年7月)左宗棠由潼关入陕，年底又追捻出陕，直到同治七年六月(1868年7月)，西捻军在惨遭失败之后，他才正式来到陕甘履行清政府交给他的镇压回民起义的使命。这期间将近一年多的时间看起来与镇压回民起义无直接关联，实际上正是他“先捻后回”的实施，正是他镇压回民起义的必要准备阶段。

(2)镇压甘肃回民起义。左宗棠全面展开对陕甘回民起义的镇压是在同治八年(1869年)，这时全国和陕甘的形势已发生了重大转折。一方面，清政府在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后已可腾出手来扑灭陕甘回民反抗的烈火;另一方面是随着全国斗争形势的逆转，陕甘回民起义的高潮已经低落。同治七年底，陕西回民起义军已退入甘肃或退守陕甘边界，甘肃回民起义的四大据点基本上处于不同程度的“抚局”或自卫阶段。左宗棠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始全面镇压陕甘回民起义的，他为此而确定了一个分路进兵的计划。北路刘松山由绥远、花马池直指灵州金积堡;南路周开锡统陇南诸军由秦州取道巩昌(陇西)进攻河州;中路由左宗棠与刘典督军从陕甘大路入甘。史家多称左宗棠此举为“三路平回”之策。实际上，左宗棠的进军方略绝不是三路齐头并进。他首先是全部逼陕回入甘，然后以北路为主，步步推进;南路是为了巩固秦州，维持饷道，保卫省城，并割断河州与金积堡的联系;中路实则为后路，一面坐中指挥，一面巩固后方。这种在军事上一反过去全面出击的做法，对各自为战的起义军极端不利，再加上此时刘松山已经收编了董福祥的部众为董字三营，“流民土匪”问题基本解决，回民起义军形势更加孤立。

为了实现第一步进兵计划，全部逼陕回入甘，左宗棠镇压回民起义，首先从董志原开始。

董志原地居甘肃东部，隶属于庆阳府，位于蒲河与马莲河之间，南北约100里，东西约80里，与陕西邠州毗邻，“介居环、庆、泾、原、邠、宁之间，为秦陇要膂”^[24]，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陕西回民起义军在董志原，按照原来的村社分住各村镇，每支义军的驻营地称为营，共有十八个营地，总称之为十八营。十八营在组织和活动上仍然保留了原来的分散性，但各营之间相互协作和共同作战，彼此联系比过去密切，已经形成为一支统一的抗清武装。应该说，陕西回民军起义军在董志原期间，是其力量最强盛、指挥最统一的时期。十八营设元帅，指挥作战。其首领即“十八营元帅”计有马正和、白彦虎、余彦禄、崔伟、陈琳、禹得彦、冯君福、马长顺、杨文治、马正刚、马生彦、毕大才、阎兴春、蓝明泰、哈连金、邹保和、张代雨、马维骧等。另外还有赫明堂、孙义宝等为首在固原等地活动的回民军。这些首领人物都是陕西各处回民起义的发动者和组织者。

“董志原十八营”控制的范围，大致“北到安化(今庆城县)的驿马关，南到宁州的丘家寨，西到镇原的肖金镇，东到合水县的西华池”。^[25]驻扎各村镇的详细情况不详，但主要是位于交通要道附近的比较大的村镇或要隘关口，如太昌、焦村、三不同、荔家堡、肖金、董志、西峰镇、什社等。这些地方原先就有堡寨，有的新修了回堡，用作军事据点。肖金镇是其大营(即中心指挥部)所在地。由于回民军多携家带口，举家随军，“故据原四年之久，二十万之众”^[26]。但实际能打仗的精壮人丁不过三四万之数。陕西回民起义军自同治五年九月到董志原，至同治八年三月从董志原“乘夜携眷潜遁”，遭左宗棠大军追袭，占据董志原为根据地达四年之久。他们北与金积堡，西与狄道、河州的甘肃回民起义军相联属，互相声援，互相配合，给陕甘清军以极大的威胁与打击。根据左宗棠的计划:欲平陕甘回民军，“非先攻金积堡不可;而攻金积堡，非宁夏、固原均有劲军夹击不可”^[27]。而其揭幕之战，必非先收复董志原、重创陕西回民军不可。非如此，不能巩固后路，打通进攻金积堡的重要通道。

为了打破清军的部署，董志原十八营采取的措施是分路出击、打开被困局面。同治七年十二月初八日后，董志原十八营回民起义军分路回陕西各地活动:一路向陕西东北路，在鄜州、洛川、延安、甘泉和白水、澄城一带;一路向南，到陕西西南的汧阳、陇州、长武和甘肃的灵台一带。左宗棠虽然派刘端冕、魏光焘和黄鼎等率军分头狙击，但仍不能奏效。他在同治八年正月二十三日的一份奏折中说:“董志原回民军虽迭经剿败，凶焰渐衰，而自延、鄜迤南以达汧、陇，贼骑纷纷四出，冒死掠食，几于无日无之。官军非裹粮数日不能尽力穷追，又步骑相悬，常有不及之势。”^[28]可见回民起义军的攻势十分凌厉，有防不胜防，攻不胜攻之势。但是由于左宗棠前往乾县督师，且所部都是惯于镇压农民起义的正规军，武器精良，因而针对回民起义军采用的战术，左宗棠采取了各路出击、严密封堵、将之压在董志原一线，尤其严堵欲入关中之回民起义军，不令再扰后路的对策。因而“北路、东路、西南路各军且防且剿，无战不克，大挫凶锋”^[29]，使回民起义军于同治八年二月初八日败回董志原。

在左宗棠大军层层围困的重压下，董志原回民起义军先下令“挈眷先徙金积堡”，继复议暂勿移动，而其中“自缢者纷纷，不能禁”^[30]。二月十八日，董志原回民军在肖金镇开会，将十八营并为由白彦虎、马正和、崔伟以及禹得彦领导的四大营，“其半护家口辎重先行，留崔伟、马正和等率悍党万余伏董志原断后，时出游骑数百，由太昌、政平等镇分扰泾河两岸，以牵缀官军”^[31]。

针对董志原回民起义军出现了撤退到金积堡的动向以及分兵部署的情况，左宗棠因时制宜，制定了各路“锐进追攻”的战术。具体做法是“饬诸路统领急将粮料运足，伺贼窜动则追之。虑各种锐进，而贼或分支扰我后路也，复令各留四成队于后，以期慎密。又虑各军分布数百里，未能克期毕赴，则饬各军相机而进，但觇贼动即各锐进追之，毋怀观望，以至自相牵制，运掉不灵”。^[32]于是，陕安道黄鼎自邠州率师会固原提督雷正绾于长武，记名提督马德顺、二品顶带陕西补用道李耀南亦率马步各军屯驻距灵台百里西屯镇一带，均准备十日干粮，“伺贼窜动，即锐进追之”^[33]。

二十二日，探马飞报回民起义军“老弱、辎重均已离巢，分向驿马关、三叉河北窜”。辰刻，雷正绾、黄鼎率师自长武渡泾;午后，马德顺、李耀南亦率马步各营由灵台跟进，均会师于太昌。“时精悍贼众悉伏董志原，伪元帅崔伟等率骑千余扼三不同，凭沟抗拒。是夕，各统领会商，以贼尽萃于三不同，则荔家堡西路必空虚无备，议以雷正绾拨所部总兵陈义步队六营，马德顺派所部提督杨世俊马队四营由太昌入荔家堡，取肖金西路以达镇原，迎头截剿;余军分为四队，以李耀南所统恪靖马队为前锋，马德顺马队继之，雷正绾、黄鼎马队为左右翼，各军步队随后排列而进，均由三不同一路直捣贼巢。”会商已定，二十三日五鼓，各军秣马蓐食，分道进攻。辰后行至邱家寨，回民起义军游骑数百“瞥见即遁，各军风驰电掣，直抵三不同”。其时，回民起义军骑兵“千余排列卡外，官军马队经前冲扑”，回民起义军“恃险力拒，枪炮纷注如雨，马队往来冲击，均为深沟所限，卒不得前”。正相持间，恰好官军步队各军分由左右两路逾沟冲上平原，绕出回民起义军关卡之后，回民起义军惊骇失措，官军马队乘势冲入，枪轰矛击，回民起义军不能支，纷纷后退。原上埋伏回民起义军刚要冲出抵御，又为败退回民起义军牵动，只好一起狂奔。官军跟踪紧追，斩杀千余名，复分军循马莲河而上，遂将焦村、什社、肖金镇、董志一带回民起义军据点同时踏毁。沿途百余里，回民起义军损失很大，抛弃骡马、军械无算。剩余的回民起义军策骑飞驰，“悉向西峰镇北走”。当晚，各军驻扎董志原。二十四日五鼓，拨队跟踪，辰后抵西峰镇。回民起义军因“前起老弱、辎重，因人马众多，未能疾遁，相距不过一日之程。……一由驿马关以出环县，一由蒲河川以向三叉河，均在黑城子、下马关会齐”，撤往预望城、半角城、金积堡一带。前面于太昌会商所派提督杨世俊、总兵陈义两军自荔家堡上原，已将镇原县城收复。马德顺、黄鼎等率马步各军追击逃往驿马关、环县方面的回民起义军。午后，驰抵驿马关，追上回民起义军后尾，各军争先驰击，追二十里到党家腰岘，这里“山径逼仄，两旁沟深数十丈”。回民军大队拥塞，急不得前。崔伟、马正和等见势危急，亲帅起义军百人阻隘死拒，难以抵挡清军的进攻，伤亡很大。二十五日清军占领庆阳。左宗棠向清廷报告说:“统计是役杀毙、饿毙之贼，及坠崖而死者，实不下二三万人。……积年蚁穴，搜荡一空，贼之精骑悍党，销亡殆半。”^[34]可见起义军损失是相当惨重的。失掉了董志原之后，陕西回民起义军只有分别依附于甘肃的四大据点。这年五月，左宗棠移驻泾川，步步为营，向西推进，依次展开了对甘肃回民起义军四个据点的进攻。

金积堡的战斗对于起义军来说完全是自卫性质。当时，作为金积堡回民首领的马化龙，虽然和陕回因教派不同而有矛盾，但他只是“代为求抚”，并不出兵协剿同类，尚不失其民族立场。而这一点正是左宗棠真抚的首要条件。尽管马化龙在八月至九月间多次求抚并亲赴刘松山营中“禀求停兵，待其劝导陕回听候查办”，还“陆续交抬枪七十杆，战马七十匹”^[35]。而左宗棠则认为这是“籍词耸听，殊为可恶”^[36]。他认为，“维马化隆(龙)之阴贼险狠，天下共知。自就抚后，筑塞修堡，购马造械，仍与陕回互相首尾……自灵、宁西达西宁，南通河、狄，各回民无不仰其鼻息”^[37]。“旋抚旋反，是其惯技。”所以左宗棠一面敷衍，一面催令刘松山加紧进攻并大肆杀戮回民。据其奏章反映，清军每攻破一个堡寨，“寨内贼匪……悉行歼毙”，“斩杀净尽”，“逸出者无几”，“生擒者，立即斩决”^[38]。与此同时，左宗棠还派金顺由定边与张耀进兵金积北面的宁夏，雷正绾、周兰亭沿黑城子北上占据峡口，对金积堡施行了军事大包围。九月中旬以后，宁灵一带的陕西回民军西撤，左宗棠更坚定了痛剿的决心。他讲:“现在陕回既去，金积堡贼势已孤，惟马化隆(龙)以甘词求抚，阴谋蓄诡，若非痛加剿洗，必致贻患将来。”^[39]并声称从灵州“搜出马化隆(龙)给伪参领马三重等伪札一封，伪衔刊刻总理宁郡两河等处军机事务大总戎马字样”。更认为马化龙“罪不容诛”^[40]。

金积堡保卫战从同治八年九月到第二年十一月，前后坚持了一年多的时间。尽管他们认不清统治阶级的本质而一再求抚，却同时也在强大的攻势面前进行着殊死的战斗，并给清军以沉重的打击。同治九年正月十四日，刘松山在马五寨被起义军击毙，回民起义军乘机反攻，雷正绾在峡口大败。清廷因此而严斥左宗棠，并一度下令李鸿章来陕甘镇压回民起义。但起义军的反攻终因对手的过于强大而衰落。左宗棠任命刘松山侄子刘锦棠统帅湘军，更加穷凶极恶地对金积堡实行围攻。十一月，金积堡弹尽粮绝，河州和陕西回民起义军的支援亦被阻断。十一月十六日马化龙亲赴刘锦棠营中递呈求降，并表示:“罪民所犯情罪，自知不赦。叩恳施恩，如蒙念族众无辜者多，转禀曲宥，仅以罪民一人抵罪，死无所恨。”^[41]同治十年正月十三(1871年3月3日)，左宗棠以“两次挖掘获洋枪一千二百杆”为理由，将马化龙父子“凌迟处死”^[42]。其亲属及附近村堡回民被杀害者数千人，新教被正式出示禁绝，宁灵地区的回民起义很快全部被镇压下去了。

金积堡的失陷和宁灵地区起义军的失败，实际上已经宣告了整个陕甘回民起义的失败。从此形势更加逆转，其余三个据点终被各个击破。

同治十年七月，左宗棠由平凉移驻静宁，八月初由静宁取道会宁到达安定(定西)，开始向河州回民起义军发动进攻。河州的回民领袖马占鳖、马尕大(马悟真)托张家川“回目”李得仓求抚，左宗棠坚持认为:“河州贼氛不靖，兰州不能解严。……河回轻生，性喜剽掠……变乱十年，未受惩创，更无畏忌。……非创巨痛深，固难望其永久帖服也。”^[43]因此他拟订了三路进攻的计划，中路由傅先宗搭架浮桥强渡洮河;左路由杨世俊取道南坪进攻峡口，右路刘明灯由红土崖进兵安定，扼制洮河康家崖渡口。又另派徐文秀由静宁进驻会宁为后继，还在泯、洮分驻军队并派土司杨元守隘口阻截，企图把河州起义军一举置于死地。另一方面，他又故伎重演，佯装允许退据西宁大小南川的陕回崔三、禹得彦等投诚，让他们先把家属送到兰州为质，并利用与河州一河之隔的地理条件，“相机扼截渡口，以遏河贼出窜之路，方准收抚，如能更设法直捣河巢，不但免罪，而且叙功。”^[44]还装模作样地“收抚”了几支小股的陕回，在西宁和河州起义军之间进行了分化和离间。布置停当，才于八月初向河州起义军发起进攻。由于起义军的英勇反抗，左宗棠的三路并进计划并未如愿施行。刘明灯、徐文秀进犯康家崖兵败受阻，“两军扼以洮河不得开展”^[45]。右路渡河立营的计划落空，只有实行中路重点进攻。八月二十六日，傅先宗、杨世俊所部才由狄道(临洮)，架桥渡河。起义军退居河西，在黑山头、大坪山、胭脂山一带筑垒坚守。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

同治十一年正月初六，起义军抓住清军孤军深入的弱点，在太子寺一带的敌营之间偷筑三垒，突然发起反攻，里应外合大败清军，统帅傅先宗被击毙，徐文秀阵亡，这就是著名的太子寺之战。但马占鳌、马永福、马永瑞等领导人却力主胜而后降，“先后呈交马匹四千有奇，枪矛一万四千有奇”，还“各遣子弟偕回目马永瑞等赴军前献马”^[46]。他们还把自己的儿子送到左宗棠大营做人质^[47]。左宗棠看到马占鳌决心投降，便以“办回之道，不外剿抚兼施，如果倾诚来投，自当网开一面”^[48]为借口，接受其投降，还亲自给马占鳌的儿子改名为马安良。河州回民起义由此而告终。

河州起义失败后，左宗棠立即把矛头指向西宁。当时西宁的情况也是“抚局”。西宁办事大臣玉通无饷无兵，长期以“抚局”“羁縻”起义军，西宁实际上成了回民起义军的天下。同治七年年底，玉通更保举马桂源署西宁知府，以马本源为西宁镇总兵，马福为大同营都司，基本上把地方权力都交给了起义军。以后玉通忧惧成疾，接任者是兰州道豫师，他也只能驻在平番(永登)，不敢前进一步。在左宗棠看来，“西宁实已名存实亡”，“名为官抚回，实则回制官”^[49]。早在同治十年六月，他就拟订计划，“俟河州大定，乃图西宁也”^[50]。他认为:“撒拉回民，居河、洮、西宁之间，别为风气，亦以剽掠为业。百余年来，不受官司约束，与河、湟诸回互相勾结。”^[51]河州战事紧张的时候，他以收抚为名稳住西宁的陕甘回民起义军，还派了抚回陈琳去察看动静，“和豫师议章程十二条，委派道员冯邦棅驰往，会同地方官妥为照章筹办”^[52]，骗得“陕回及米拉沟西马营回众，陆续共交马三百六十六匹，枪矛一千二百九十二件……宁回一共交马一千二百三十二匹，枪矛一千零八十五件”^[53]。河州战事结束，左宗棠进驻甘肃省城兰州，立即以“陕回所交马匹多不适用，似借故迟延”为由，“饬令道员刘锦棠率马步各营分赴前进”^[54]，并要求马桂源夹攻陕回，以试其真伪。马桂源等一再要求“官军缓进”，左宗棠执意不从。面临着清军的镇压和屠杀，西宁的陕回和甘回又一次联合起来进行斗争。战事从八月开始一直进行了两个多月，大小峡口五十多仗，清军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十月十九日，清军进至西宁城下，马桂源退到巴燕戎格。彻底投降了左宗棠的马永福在清军前面招降，马占鳌、马永瑞随军助剿。同治十二年二月初四，马占鳌等在巴城东山诱捕了马桂源兄弟并解往兰州杀害。大通等地亦告失陷，崔三、禹得彦投降。白彦虎从西宁退往大通，又从大通过扁都口向肃州方向撤去。

肃州之战是陕甘回民起义军与清军的最后一战。肃州城从同治四年三月被回民起义军占领，同治七年又议成“抚局”，实际上一直控制在起义军手中，形势与西宁之“抚局”基本相同。同治十年七八月间，左宗棠攻占金积堡后又移师西进，肃州回民起义军和陕西回民起义军又一次公开占据肃州城。左宗棠在清政府催促下于同年拨徐占彪十二营往攻肃州，第二年正月又派陶生林等率五营清兵去协助攻城。河州和西宁的起义军失败后，白彦虎从扁都口来到肃州，被清军阻截只好向关外撤去。同治十二年八月，左宗棠亲率大军到达肃州，肃州起义军首领马文禄在左宗棠招抚下开城求降。左宗棠让马文禄等交马械、造名册，“分班带大营面谕”。二十三日，忽然“令提逆首马四即马文禄……九犯，数其罪，磔之中军”。“臣金顺、宋庆、徐占彪、刘锦棠立将各起凶悍客回一千五百七十三犯悉数骈诛。是夜，诸军入城纵火，枪轰矛刺，计土回五千四百余名，除拔出老弱妇女九百余名外，尽付焚如。”^[55]事后左宗棠自己承认“肃州克后，首要各逆实无一漏网，土、客回，六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妇女概予免诛。数十年征伐之事，以此役为最妥善”^[56]。可是在奏报中左宗棠又讲:“入城圜视，尸骸枕藉，即老弱妇女亦颇不免。”^[57]这是继金积堡之后更为残酷的屠杀，历时三年的肃州之战结束。从1868年算起共计五年，左宗棠完成了镇压陕甘回民起义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