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在甘肃的主要洋务活动

(三)左宗棠的主要洋务活动

左宗棠参与洋务运动20余年之久，颇多建树。虽然他不像曾国藩那样在洋务运动中起过创始人和奠基者的作用，也不如李鸿章那样全面完整地经历了洋务运动的全过程，但他在近代化建设的某些方面，如造船、纺织(特别是毛纺织业)、水利、文化教育和创建近代海军等方面所起的开拓作用，却是不可否认的。由于左宗棠在来甘肃以前和离开甘肃以后都从事过洋务活动，且本书将重点介绍左宗棠在甘肃举办的洋务事业，为了更好地了解其在洋务运动中的地位和贡献，下面就左宗棠一生参与洋务活动的主要阶段、内容及突出特点，略作评介。

1．左宗棠兴办洋务事业的内容与阶段划分

左宗棠一生所从事的洋务事业与他政治职位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其在每个时期所举办的洋务活动的内容，也具有因时制宜和因地制宜的明显特色，大体上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担任闽浙总督时期(1863—1867)，主要活动有创建福州船政局和福州船政学堂。左氏从事洋务活动，推动中国近代化是从造船开始的，而造船思想起源于鸦片战争。1840年，当英国以其坚船利炮发动鸦片战争时，他就提出“造炮船火船”^[29]这个问题。1864年，他在杭州把试制的蒸汽轮船放在西湖中试航;又和法人日意格与海疆官绅屡谋造船，最后乃在1866年6月正式向清政府提出设厂造船的奏折。这个设厂造船方案的酝酿与筹划过程，正如他自己所说:“思之十余年，诹之洋人，谋之海疆官绅者，又已三载。”^[30]从而把造船思想转化为实践活动，创办了福州船政局。为了迅速办好该厂，他不走由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工业缓慢发展的道路，而向法国购买机器，雇聘工程技术人员。在马尾迅速建成我国第一个近代造船的综合企业，使中国造船业由旧式木质风帆船一跃而成为近代机器动力船。这是中国造船业的转折点。

在创办福州船政局时，左氏深感中西科技的巨大差距和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重要性。因此，他在购置机器，雇聘外国工程技术人员时，特别重视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他说，福州船政局“所重在造西洋机器以成轮船，俾中国得转相授受，为永远之利”。故在设厂造船时设立“求是堂艺局”，后称船政学堂，“延致熟习中外语言文字洋师，教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算法、画法”。并明确规定:“设学造未能尽洋技之奇，即能造轮船不能自作船主曲尽驾驶之法”^[31]，就不能算是完成任务。他的目的是，“造轮船，非为造轮船也，欲尽其制造驾驶之术耳”^[32]。在他同日意格所订的合同中，亦把“开设学堂教习英法语言文字、造船、算法及一切船主之学，能自监造驾驶”^[33]作为主要任务。这正反映了左宗棠重视学习科学技术和注重开办学堂，以求迅速掌握该门技术，力图自立自强的正确的思想。1866年12月，船政局破土动工兴建时，“求是堂艺局”就已招收学生，暂以城内白塔寺和城外定光寺等处开学。求是堂分学习法文制船和学习英文驾驶两个部分，后称前后学堂，是我国最早的近代工业(制船)和军事(海军)专门学校。可见，左宗棠创办的“求是堂艺局”是中国最先以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为主要目的的近代学堂，是中国旧式的封建传统教育走向近代化的真正起点之一。

第二阶段是在担任陕甘总督时期(1867—1880)，在西安、兰州、阿克苏设立制造局和兰州、库车火药局。通过这些活动，将在福州船政局的单一军用造船，发展到制造枪炮、弹药等多种军用产品，并因制造纺织机器和抽水机，将军用工业推向民用工业，成为西北工业近代化的开端。其中，特别是甘肃织呢局的创办，具有更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因为创办近代纺织业，虽是李鸿章在1875年最先提出的，但上海机器织布局于1880年成立后，在1890年才部分投产，而甘肃织呢局提出虽晚一些，可在1880年9月正式开工生产。因此，它使我国传统手工纺织业最先发展成为近代机器纺织业，更是我国毛纺织业近代化的起点。与此同时，左宗棠还在肃州等地用机器探矿，试采金矿，由近代工业迈向矿业。此外，左氏在治理泾河时采用开河凿井机器，开了中国近代用机器治河之先声。将甘肃织呢局的呢绒直接投入市场销售，成为商品生产，使资本主义性质大为增长，他还从肃州官办采矿中认识到“官开之弊防不胜防，又不若包商开办，耗费少而获利多”。提出“官办开其先而商办承其后”的正确主张。这种主张是左氏长期强调官办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越过当时的官督商办的民族资本主义的重大发展。当时，他要乌鲁木齐铁厂“招工筹造”，要“招商办理，乃期便利”，并说:“一经官办，则利少弊多。”他对金河采金亦说:“听民自采”，对库尔勒铁矿亦准商民“自行垫发成本”^[34]试办。可见，他在70年代任陕甘总督时举办的洋务工业的内容比60年代要更广泛，并有新的发展。这部分将在第七章做专门的论述。

第三个阶段是任两江总督和督办福建军务时期(1880—1885)。如果说他任陕甘总督时所从事洋务事业具有承上启下的特点的话，那么，他在这一时期所从事的洋务活动则具有向纵深化发展的特点。主要内容有:

一是支持与发展原有洋务企业。如派习制造懂洋务的潘露、聂缉规为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总理或会办，加强对原有企业的领导和管理。对轮船招商局的营运水脚“按里匀摊”，“运费较多，水脚亦需增益”^[35]。更重要的是，他在加强江海防务时，让福州船政局代造开济、镜清、寰泰等铁肋双层快轮，不仅使船政局所造轮船与当时向英德购买船舰比较，“似尚足以相埒”，造船技术向前提高一步。同时，船政局因此出现三船并造，“船台鼎峙，合此而三”^[36]的繁荣兴旺的可喜局面。

二是军用工业向民用工矿、交通、轻工业的广泛发展。左宗棠允许兴办规模较大的工矿、交通和轻工业。如1882年，他准许胡恩燮开采徐州利国驿煤铁矿，认为，“集资试采，延矿师巴尔勘识，复购觅机器”，“似有把握”，“应准开采”^[37]。1884年，对池州煤铁局，除原开煤铁外，准许商董“加招股本”，“兼采铜铅”^[38]。驾设电线是通讯近代化的重要内容，当英国要将上海水路电线引向陆路时，左宗棠要盛宣怀招商筹资架设长江至汉口陆路电线，并派干员协助，“以期得力，而免贻误”^[39]。随后，他于1885年的奏折里提出:“铁路宜仿造”。他认为铁路关系到国内的商务军事，“一经造成，民因而富，国因而强，人物因而倍盛，有利无害”。并主张先修清江浦至通州的铁路。至于“推广西北一路，尤为日后必然之势”。^[40]这显示他看到铁路的重要性，且不乏远见。在轻工业方面，他于1885年2月提出派熟知糖务的人员赴美参观，“购小厂机器，兼雇洋匠工数名来华”，先在福建试办糖务，“著有成效，既先扩充，不惟内地各口，可以一律照办，台湾产蔗尤多，军务一平，即须加意仿办”^[41]。这是中国近代发展机器制糖工业的最早设想。

三是进一步推行官倡商办，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左氏在倡导兴办民用工矿交通各业时，无不采用官倡商办的经营体制。如胡恩燮招商集股兴办徐州利国煤铁矿，左氏不主张像一般的官督商办那样派总办会办总督其事，而是主张局务应“由总办主持”，“概照买卖常规”^[42]办理。池州煤铁局试采铜铅，亦由商董“加招股本，试行开办”。架设长江电线，亦系“招商集资，购料兴工”^[43]。兴修清江浦至通州铁路，亦是“由官招商试办”^[44]。兴办闽台糖务更是官倡商办的典型。他从借款内提银购机雇匠设厂后指出:“认官经商，可暂而不可久。如官倡其利，民必羡之，有得实之户，不搭洋股，呈资入股者，应准承课充商。官本既还，止收税课，不必派员管厂。”^[45]可见，这一时期左宗棠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变化，标志着左氏洋务思想的日趋完善。

2．左宗棠兴办洋务活动的特点

纵观左氏在前述三个阶段中的洋务活动，有四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左氏在倡导引进和学习西方科技时，突出了独立自主的立场。左宗棠主张造船和创设福州船政局，为的就要自立自强，“御外侮”，“敌洋商”，反对帝国主义军事侵略;他创办甘肃织呢局也是为了打破外国毛纺织品对国内市场的控制和垄断。因此，在兴办洋务工业时，他特别强调了独立自主地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的重要性。认为，“自强之道，宜求诸己，不可求诸人。”他主张轮船应图自造，“既能造船，必期能自驾驶”^[46]。学习外国技术，力求中国人能自行掌握，灵活运用。经营企业，宜图自主，少用洋人，待本国技术增长起来后，可分期辞退解雇洋匠，以免因过分依靠外国人而反受其牵制，力图依靠自己的力量达到“自强”的目的。这种思想是极为宝贵的，在洋务派中也比较突出，值得肯定。

第二，突出了自强御侮的目的。左氏办洋务具有强烈的自强御侮的性质。当英国以其坚船利炮发动鸦片战争时，左氏认为“及时熟筹通变之方，持久之策”，就把“造炮船火船”作为“制敌”要策的重要内容，以求“海上屹然有金汤之固”^[47]。随后，他根据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一直把造船作为御侮良策。1866年，他奏请设厂造船，亦是因国外船舰横冲直撞，直达天津，“无足当之”。他在《复陈筹议洋务事宜折》中，更以外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不夺不餍”，“借端要挟”，“若纵横海上，御有轮船，我方无之”，故要“习造轮船，兼习驾驶”^[48]，以防外国侵略。后来，他在西北创办兰州制造局亦是如此。故在1875年为魏源《海国图志》再版作序时说“同、光年间，福建设局造轮船，陇中用华匠制枪炮”，“此魏子所谓师其长技以制之也”^[49]。左氏造坚船利炮，不仅“可以制海寇”，而且要“各海口船炮罗列”，“处处铜墙铁壁，以守则固，以战则克，尚何外侮之足虑乎?”^[50]目标就是要抵御外强的侵凌。而且，洋务派兴办军事工业，确实也在一点程度上增强了中国的国防力量。当时就凭借部分装备自制枪炮，取得了收复新疆的胜利和中法战争清军在陆路战场上的镇南关、谅山大捷。这当中，无疑有左宗棠的一份功劳。

第三，突出了在边远地区兴办洋务事业的特点。持续近三十年的洋务运动，主要分布在沿海沿江地区。左宗棠担任陕甘总督以后，把新兴的洋务工业推进到了边远落后的西北地区。创办了西安、兰州、阿克苏制造局和兰州、库车火药局等军工企业和兰州机器织呢局等民用企业，使古老的西北地区第一次响起了轰轰隆隆的机器声。从而扩大了洋务运动的范围，使洋务运动具有了全国性的规模。而且，左宗棠在西北办洋务是在为收复新疆而进行军事斗争的战争过程中进行的。西北的地理、气候、物产条件较差，交通特别不便，与沿海相距遥远，办洋务的难度较大;加上左氏已年近七旬，体衰多病，终日忙于战事，没有多少精力为近代化操劳。因此，他在较为困难的条件下推进洋务事业实属难能可贵，而近代化成就如此显著，则更应另眼看待了。

第四，突出了坚决贯彻“中体西用”方针的某些局限性。左氏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能力强，个性亦强。加上长期处于偏远闭塞地区，其洋务思想表现在“中体西用”上，就是采用西方科学技术方面大胆坚决，维护中体上亦毫不含糊。而且，他采用西方科学技术，推进中国近代化，着眼于反对外国侵略，并且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如1867年11月向总理衙门提出修约意见时，对架电线、修铁路、设行栈、驶轮船、开矿山等，认为“安设地方或防民间出入，或近田畴，或近坟墓，必非民情所愿”，“于商无益，徒招民怨”，“断难允从”^[51]。1879年，他在上总理衙门书中仍说:“铁路电线本由泰西商贾兢利起见，各岛族遂用以行军，一似舍此别无制胜之具者，实则生计赢绌，兵事之利纯不在乎此。”^[52]因为要反侵略，不仅说这些举措有防民间风俗，甚至说铁路电线于商无益，这显然是不正确的。直到1885年7月的《复陈海防应办事宜请专设海防全政大臣折》中，他才说电报、轮船，特别是铁路关系商务军事，“一经告成，民因而富，国因而强，人物因而倍盛，有利无害”^[53]。这才对这些近代科技作用给以客观的评论。另外，左氏虽然采西学，制洋器，并在《艺学说贴》里，主张将艺学特开一科。但他又认为:“不能离道而言艺”，应有“本末轻重之分”^[54]，而且，他将农作为本，将农以外事业视为末。强调农业的重要性有其正确性，若说以农为本，比西方工商立国重要，这不仅过分强调了中体的作用，而且这种认识也大大落后于当时世界工商立国的主流发展趋势。这些都应该给以客观公正的批判与总结。

左氏在洋务运动中的成就与局限并存，他兴办洋务的丰硕成果和显明的特色，给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增色不少，值得后人铭记。

【注释】

[1]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7页。

[2]钱基博、李肖:《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岳麓书社，1985年，第6页。

[3]转引自萧一山《曾国藩传》(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4年)第26页。

[4]王闿运、郭振墉、朱德裳:《湘军志·湘军志平议·续湘军志》，岳麓书社，1983年，第1页。

[5]钱基博、李肖聃:《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岳麓书社，1985年，第1页。

[6]罗汝怀:《绿漪草棠文集》，光绪九年版，首卷，第5页。转引自朱东安著《曾国藩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6页。

[7]罗正钧:《左宗棠年谱》，岳麓书社，1983年，第8页。

[8]《左宗棠年谱》，第8页。

[9]《左宗棠年谱》，第15页。

[10]《左文襄公在西北》，第8页。

[11]转引自杨东梁著《左宗棠评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1页。

[12]《左宗棠年谱》，第22页。

[13]《左宗棠年谱》，第7页。

[14]《左宗棠年谱》，第12页。

[15]《左宗棠年谱》，第20页。

[16]《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299页。

[17]《左宗棠年谱》，第16页。

[18]《左宗棠年谱》，第23页。

[19]《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一)，第90页。

[20]《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779页。

[21]《骆文忠公奏稿》卷六，第38页。

[22]薛福成:《庸盦笔记》卷二，《骆文忠公遗爱》，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7页。

[23]见《湘军志三种》第8、51页。

[24]王定安:《湘军记》，岳麓书社，1983年，第17页。《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7页。

[25]《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7页。

[26]刘泱泱:《左宗棠在幕府时期》，湖南师大文史研究所编《左宗棠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7年内部印行，第66页。

[27]《左宗棠年谱》，第70页。

[28]《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一)，第385页。

[29]《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一)，第16页。

[30]《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一)，第719页。

[3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第24页。

[3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五)，第28页。

[3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五)，第43页。

[34]《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55页。

[35]《左宗棠全集·奏稿》(卷八)，第279页。

[36]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第676页。

[37]《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95页。

[38]《左宗棠全集·奏稿》(卷八)，第408页。

[39]《左宗棠全集·奏稿》(卷八)，第352页。

[40]《左宗棠全集·奏稿》(卷八)，第595页。

[41]《左宗棠全集·奏稿》(卷八)，第539页。

[42]《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95页。

[43]《左宗棠全集·奏稿》(卷八)，第352页。

[44]《左宗棠全集·奏稿》(卷八)，第595页。

[45]《左宗棠全集·奏稿》(卷八)，第540页。

[46]《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一)，第712页。

[47]《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一)，第16页。

[48]《左宗棠全集·奏稿》(卷三)，第69页。

[49]《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第257页。

[50]《左宗棠全集·札件》，第606页。

[51]《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二)，第59—60页。

[52]《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466页。

[53]《左宗棠全集·奏稿》(卷八)，第595页

[54]《左宗棠全集·札件》，第6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