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在甘肃：师友、学识和经历

(一)左宗棠的师友、学识和经历

左宗棠1812年(清嘉庆十七年)出生于湖南省湘阴县。他出生与成长的年代，正是清王朝由盛转衰之时。这表现为“孕育和蓄积于上一世纪的种种社会矛盾，在这个时候已经成为人口、财政、武备、吏治的种种难题。人心在变，士风也在变。民间的揭竿造反与士大夫的经世议论，表现了朝野皆为忧患所苦”^[1]。值得注意的是伴此时代之新特点，士林风气也出现了重大变化。正如有人所概括的那样，“清治至道光而报敝，清学至道光而始变”。^[2]

1．时代风气

中国传统的士人，从来都是把读书做学问和治国平天下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对于士人、读书人而言，最佳的出路就是“学而优则仕”。从本质上说，“经世致用”从来就是读书人的传统精神，即“君子为学，明道经世”。但秦汉以来，由于封建统治大一统的需要，迫于政治的高压，读书做学问与经世致用的联系被割裂了，结果“吾儒之学，以经世为宗，一变训诂，再变词艺，而儒名存实亡矣”^[3]。所以，历代盛衰循环之际，士人中每每出现返本求源的经世思想。

在“康乾盛世”时代，清朝统治者出于稳固政权的需要，采取高压与怀柔并用的政策。读书人为“文字狱”所苦，投向故纸堆，不敢面对现实，士林风气一片死寂。当清王朝由盛转衰之时，统治者被长期蕴积的矛盾所纠缠，对整个国家的控制能力大大削弱了。面对统治者无所措手的严重形势，那些极为关心国家命运和“世情民瘼”的有识之士，开始发出不满现实而要求变革的呼声，进而演进成一股经世思潮，并成为当时的士林风气。自此，士林出现了学术与政治，即做学问与解决现实问题相联系的新动向。他们逐步摆脱宋学空谈性理和汉学繁琐考据的学风，走上了讽议时政的道路，力求联系实际，以期解决实际问题。英国军舰的炮声，打掉了天朝的威仪;《南京条约》的签订，扫尽了“上国”的灵光，也惊醒了时人，更多的读书人开始把读书做学问与关注国家命运联系起来，推动了经世思潮的发展。

2．湖湘文化

就历史和地理环境而言，湖南历史上一直是个经济文化落后之地。即使到清代的道光年间，它在全国各省中仍属不发达省份，地位无足轻重。王闿运说它“财赋全盛时，才敌苏、松一大县。院司之选，在直省下等”^[4]。语虽简略，但情形却属实。湖南在地理上“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重山叠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造成了它“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不过同时也造就了其地“民性多流于倔强”，而能够“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义以淑群，行必厉己”，“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5]的特点。

湖南有两个名气很大的书院，“皆肇自宋代”，一个是岳麓书院，另一个是城南书院。清代乾嘉以来，这两大书院的几代山长都讲习宋学，注重实用，对后来培育和形成湖南独特的学术风气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种地理环境和人文状况，造成湖南学术风气的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程朱理学一直居于统治地位;一是注重经世致用。首先是理学对湖南的思想学术影响很深，无论是心学、实学的变迁，还是清代汉学的兴起，都对湖南士林影响甚微。乾嘉以来汉学风行海内，“而湖湘尤依先正传述，以义理、经济为精闳，见有言字体、音义者，恒戒以逐末遗本。传教生徒，辄屏去汉唐诸儒书，务以程朱为宗”^[6]。湖南士人习理学者多，习汉学者少。再者，无论治理学或者治汉学，都注重探讨有用之学、研究社会实际问题。湖南士林这一学术传统，适逢清学道光的转折，由是遂开一代风气。

3．师友渊源

就在左宗棠成长的关键时期，遇到了当时几位极力讲求有用之学的有识之士，这些师友对他一生的学问事业影响很大。

首先是贺熙龄(字蔗农，湖南长沙人)、贺长龄(字耦耕)兄弟二人。左宗棠二十岁到长沙城南书院读书时，贺熙龄“以侍御家居，主讲席”。贺乃“宿学名儒，其教诸生，诱以义理经世之学，不专重制艺帖括”。对左宗棠很是赏识。左宗棠在给友人信中称:“稍长，从贺侍御师游，寻绎汉宋儒先遗书，讲求实行。”^[7]后来左宗棠更有“十年从学”之语，可见贺熙龄对他的影响之大。

当时贺熙龄的哥哥贺长龄正丁忧在籍，一经引见，居然推认左宗棠为“国士”，两人交往频繁。左宗棠常向贺长龄借书，阅毕则互相交流心得，考订得失。他在后来忆及此事时说:“臣弱冠时颇好读书，苦贫乏无买书资。贺长龄居忧长沙，发所藏官私图书，借臣披览。每向取书册，贺长龄必亲自梯楼取书，数数登降，不以为烦。还书时必问其所得，互相考订，孜孜齗齗，无稍倦厌，其诱掖末学，与人为善之诚，大率类此。尝言天下方有乏才之叹，幸无苟且小就，自限其成。至今每一思及，犹耿耿于怀，不能自释。”^[8]而贺长龄正是经世致用之学主要文献《皇朝经世文编》的主编。

其次，对左宗棠有较大影响的是林则徐和陶澍。林、陶是当时很有政声的封疆大吏，读书为官者多目之为楷模。他们敢于正视现实，对清王朝的衰退之势有清醒认识，对种种弊端深为不满，极力讲求经世致用之学，企图通过对政治及农政、河工、漕运、盐政、币制诸务的整顿与变革来挽救已呈衰相的清王朝。左宗棠在渌江书院做山长时，以联语得到当时路过此地的两江总督陶澍的召见，“一见目为奇才，纵古论今，为留一宿”^[9]。此后交往较多。林则徐当时因在广东抗英禁烟而遭贬，在士人中影响颇大。左宗棠虽只在林则徐由云南引疾还闽途中在长沙见过一面，但对他的政治见解、思想作风、治事态度则由衷钦佩。近人秦翰才在其所著《左文襄公在西北》一书中评说陶与林二人对左宗棠的影响时道:“文襄公一生景仰陶、林二公，以后一切设施，可说很模仿这两人。他在平定陕甘后，变更建置，控制形势，便是则徐在云南处理回事的善后办法;在新疆开渠和教民司蚕缫丝，也便是追踪则徐在伊犁的往事;在两江积极举办河工，发动导淮入海，推行改引为票的盐政，也都是依仿陶、林二公的规模。”^[10]这正是对这一渊源的生动描述。

除林则徐外，左宗棠对魏源也尤为心仪，目之为既袭承湖南经世学风，又极力倡导并发扬此风而开“清学之变”的第一人。他对魏源感于海警，以激励后人振作精神，效法祖先而著的《圣武记》深为赞叹:“默翁《圣武记》序次有法，于地道、兵形较若列眉，诚著作方也。后四卷附武事余记，其谈掌故，令人听之忘倦。”^[11]而对贺长龄主持下由魏源所编的《皇朝经世文编》这一“三湘学人，诵习成风”，对经世学风有重大影响的重要文献，也是认真研读，勤加批注，深受其影响。

另一位对左宗棠后期成就功业关系甚重的人物是他的好友，也是中兴名臣的胡林翼。二人同庚，两家父亲又是好友，交往甚密。诚如胡林翼所言:“林翼之先人与先生之先人交最厚，林翼与先生风雨连床，彻夜谈古今大政，前后十余年。”^[12]这是一方面。另外，后来太平军兴，胡林翼任湖北巡抚，荐左宗棠入张亮基幕，互相前后援引提挈，为湘军稳固后方，供应补给，共同对付太平军，使之尽展才能与抱负。后左宗棠涉“樊燮案”，多赖胡林翼从中斡旋，多方运动营救，才免遭不测。而左宗棠的受赏识与得重用，也正因为胡林翼联合曾国藩竭力举荐。左宗棠得以由举人擢为疆吏，胡林翼的鼎力推举之功不可没。

此外，还有郭嵩焘、郭昆焘兄弟。郭嵩焘，字伯琛，号筠仙，历官翰林院编修、苏松粮储道、两淮盐运史、署广东巡抚，后出任驻英、法公使。其弟昆焘，字仲毅，号意诚，举人，长期居湖南抚幕，后由国子监助教晋内阁中书。郭氏兄弟与左宗棠同是湘阴人(郭家住城关西门)，彼此从小相识，时相过从。太平军入湖南，他们共同避居湘东青山，可谓患难与共。稍后，郭氏兄弟又共同努力，敦劝左宗棠出山。左宗棠先后入居张亮基、骆秉章幕府，郭昆焘一直是与左宗棠协力共事的幕友。而身居北京、入值南书房的郭嵩焘，则在左宗棠因樊燮京控案处于危难之际，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只是后来左宗棠与郭嵩焘的关系出现裂缝，“凶终隙末”。这些，都是后话了。

4．学问与志趣

社会思潮由于时代的需要而喷涌，加以有识之士的推波助澜，成了激荡一时的士林风尚。左宗棠生逢其时，又处在倡导这一风尚的中心之地湖南，追随当时极力推求经世之学的人为师友，所以其学问便深受经世思潮的浸染。

左宗棠在少年时期，随其祖父、父亲读书，走的是追求科名之途，但他并没有把精力集中于猎取“功名”的制艺上，而偏好“有用”之书。十八岁那年，有一次从书铺购得一部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如获至宝，“潜心玩索，喜其所载山川险要，战守机宜，了如指掌”。后来又读了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齐召南的《水道提纲》，“于可见之施行者，另编存录之”。这是他读有用之书的开始。虽然“见者笑以为无用，公为之益勤”^[13]，以后积累成他学问的一个主要部分，即地理之学。第二次参加会试失败后，居住岳丈周家，“肇事方舆家言”^[14]，研究地理，绘制全国各省地图。第三次会试再罢，对他求功名的信心打击颇大，开始表示出对功名之途的失望与淡漠，转而更加倾注极大兴趣于地理之学。抄《畿辅通志》、《西域图志》，各省通志，按山川、关隘、驿道远近，分门别类，订成数十册。在从事舆地图说过程中，除绘成各代地图外，更把山川、道里、疆域沿革和历代军事的关系，逐一考订说明。后来在陶家教书时，又利用陶家藏书，考订他自绘地图之误。鸦片战争发生后，他“凡唐宋以来史传别录说部及国朝志乘记官私各书有关涉海国故事者，每涉历及之，粗悉梗概”^[15]。由于他一直关注并悉心研究地理之学，于中国地理非常熟悉，以后军事上屡建功业，实在有赖于此。

1839年第三次会试落榜后，开始留意农事，并“拟长为农夫没世，于农书探讨颇勤”^[16]。因受贺长龄的影响与启发，对“区田”问题颇为注意，作成《广区田图说》，“指陈其利”^[17]，亲自在柳庄试验他的区田方法。对于种桑、养蚕、种茶、种竹诸艺，亦实地实践。还悉心遍阅历代讲农事诸书，分门别类抄录，计划编写一部《补存阁农书》，“以诏农圃”^[18]。在农学上的理论与实践，可说是左宗棠讲求经世之学的特殊而又重要的一部分，这些学问在他后期规复陕甘及新疆的农业生产中得到了体现。历史表明，左宗棠40岁前所习的这些“有用之学”，在他往后30余年的历史活动中，确实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5．两度幕湘

清王朝内外交困的形势，驱使有识之士于有用之学中探求挽救之法。他们既恨当权者无所措手，又叹自己英雄无用武之地，但既然时当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它必将为经世之才提供用武之地。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的发生，为左宗棠等人安邦卫道的渴求提供了机遇，自四十一岁至四十八岁间的八年幕府生涯，便是他经邦济世学问的大见习阶段。

左宗棠第一次幕湘(1852年10月至1853年2月)和幕鄂(1853年3月至1853年10月)，都是在巡抚张亮基幕中度过的。时间总计整整一年，这是他初展身手的一年。一年来的活动，既是他早期所获学识的初步的和部分的运用，也为他以后有所作为积累了经验，增长了信心。所以，1853年夏击退由河南南下湖北的太平军之后，他在给陶桄的信中颇为得意和自负地说:“仆自去年佐制军平浏阳土匪，解长沙重围，今年平通城、广济土匪，剿此股贼匪，颇有阅历。然其实亦只与平昔所论相合，尚有见到而未能行者。若朝廷与制军以钦差大臣剿贼，吾与岷樵佐之，老贼(指太平军)何遂猖狂至此!”^[19]同时，左宗棠在张亮基幕府的作为，还进一步扩大了他的影响，因而不久又有被礼聘。

左宗棠第二次幕湘时间近六年之久(1854年4月至1860年1月)。由于他所表现的才能和施展的作为，越来越受到巡抚骆秉章的信任和倚重。后来他在答郭嵩焘的信中写道:“骆文忠(骆秉章谥号文忠)初犹未能尽信，一年以后，但主画诺，行文书，不复检校。”^[20]在当年的家书中，他说得更明白:入幕后，“中丞(骆秉章)推诚委心，军事一以付托，所计画无不立从，一切公文画诺而已，绝不检校。”左宗棠是位恃才傲物、敢于任事的人，“遇事有不可者，必力陈之”，但骆“不以为忤”。对于左及其同僚们的敢于任事，有些妒忌心重的人曾造谣挑拨，说什么“幕友当权，捐班用命”;骆则明白予以辩护驳斥，认为他们所办的事，都是“本官裁决定夺而后施行”的，“至人才量能器使，本无科甲、捐班之分，则又不足言也”^[21]。甚至还有这样的传说:有一天，骆闻见辕门炮响，顾问何事?左右答:“左师爷发军报折。”骆点头说:“盍取折稿一阅!”由于这样，“惟时楚人皆戏称左公曰‘左都御史’，盖以骆公官衔不过左副都御史，而左公权尚过之也”^[22]。这当然不无渲染之处，但骆对左的倚任之专和左的权势之盛却是事实。所以，后来王闿运在《湘军志》中写道:“巡抚专听左宗棠，宗棠以此权重，司道、州县承风如不及矣”;“骆秉章委事左宗棠，湖南诸将伺宗棠喜怒为轻重”^[23]。《湘军志》作者王定安则总括地说:“骆秉章专听左宗棠，吏事、军事，咨而后行。宗棠毅然任劳怨，谤议颇起，然未尝稍自卸。秉章自度才智不逮，信之弥坚。时论以宗棠善谋，秉章善任，两贤之。”^[24]

由于左宗棠卓越的学识才能，又由于骆秉章的高度信任，放手使用，加上任职时间较长，左宗棠在第二次幕湘期间，确实施展了一番作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左文襄公在西北》一书的作者秦翰才曾经概括地说:左宗棠在此差不多6年的时间里，“他帮助骆秉章的策略，只有八个字:‘外援五省，内清四境。’”^[25]这个概括主要是就军事方面而言，也就是左宗棠自己所说的“自军兴以来，内固疆圉，外救邻封”。而在经济、政治方面，我们还可以补充两句话:“筹饷备械，整饬吏治。”总之，实践考验了他的学识与能力，也丰富了他的政治实践经验，历史给他提供了契机，他有备而来，抓住了这个机会，从而历史也承认了它所需要的人物。诚如有人所评说的那样:“八年的幕府生活，是左宗棠生平事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如果说，左宗棠早期的四十年，是他生长壮大，积累学识，接触社会，因而成为往后事业发展的准备阶段;那么，幕府时期的八年，则是他生平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发端，是他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的转折阶段。”^[26]的确，左宗棠正是以区区一幕客，以他的实力获得“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27]的声望，并成为一名封疆大吏的。从此开始了他的创建功业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