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革命与革命女性：《乌有之义》揭示民国时期的乌托邦

2023-07-1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这种为爱而革命的叙事模式在当时小说中风靡一时，以至于求爱不得成为女性走向革命的重要因素。如果说，有关女性投身革命的浪漫想象仅仅只是拉开革命舞台的帷幕，那么，有关革命后女性的激情叙述则是革命乌托邦正式开演的进行。

一、女性革命和革命女性

作为一个巨型的理想建构，革命，不仅为久受压迫的农民提供“重构”自身形象的动力，也为女性这一长期处于边缘状态的群体涵容了许多美丽的梦境。革命为当时在黑暗中徘徊的现代女性勾画的前景甚为壮观，“首先，妇女解放作为一个目标图景在革命的理想叙事中占有一席之地，其次，革命对于争取女性解放的途径和方式都有较为明晰的筹划，比起一种女性解放的空想有着更大的操作可行性，最后，革命所体现的一种‘群’的伦理，对于陷于孤独围困的知识女性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这使她们以前所未有的真诚和激情走向通往革命的道路”^[110]。在这种未来美好图景的召唤下，女性又一次勇敢地走出家庭，积极投身于伟大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不过，在二三十年代的历史语境中，女性参加革命的动力，除了与男子一样以国计民生为己任的责任感、使命感，更多地恐怕源于女性自身对传统角色以及性别规范意识的反叛和对抗，源于渴望从社会的边缘走向中心乌托邦理想的实现。在《当兵去》一文中，有过戎马生涯的谢冰莹追述当年投身革命的心情：“当兵是唯一解放自己的路，只有参加革命，婚姻问题和将来的出路问题，才有办法。”^[111]与此类似，多年后丁玲回忆30年代与女友王剑虹同到上海等地谋求发展时，虽屡遭不如意但仍然怀抱个人独立的坚定信念：“当我们把钱用光，我们可以去纱厂当女工、当家庭教师，或当佣人、当卖花人，但一定要按照自己的理想去读书、去生活，自己安排自己在世界上所占的位置。”^[112]

然而，左翼小说中有关女性革命的文学叙事呈现出另一种情状。由于历史和文化的深厚积淀，女性总是以“第二性”的角色存在于人们的视野，而左翼小说的革命女性也大多未曾逃脱为男性增光添色的客体地位。在左翼作家浪漫的革命乌托邦想象中，女性革命更多地不是出于自我身份意识的认同需要，而是因为爱人革命所营造的巨大光环使之不由自主地滑入革命的轨道，爱，成为推动女性走向革命的原动力。在洪灵菲的小说《流亡》中，革命女性黄曼曼原来性情温和，思想上也不很接近革命，但是因为爱人干革命而爱屋及乌，因此，她是“用着对待情人的心理去迎合革命”。在小说结尾，黄曼曼已经成长为一名坚定、勇敢的革命者，她致信沈之菲召唤他早日离开旧式家庭而投身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家于我何有？国于我何有？社会于我何有？我所爱的唯有革命事业和我的哥哥！”在这里，“革命事业和我的哥哥”成为“我”生命最深厚、最热烈的寄托，而“我”自然是忠实地追随“情哥哥”以及崇高革命事业的“好妹妹”。这种为爱而革命的叙事模式在当时小说中风靡一时，以至于求爱不得成为女性走向革命的重要因素。在蒋光慈的小说《野祭》中，最终壮烈牺牲的章淑君曾经庄严宣告她的革命宣言：“我想这样平淡地活着，不如轰轰烈烈地死去倒有味道些。”这里固然有抵御庸常世俗生活的崇高追求，但更多的恐怕是因为章淑君求爱不得的失落与绝望。

为爱而革命几乎成为左翼小说的叙事模式。即使在女性作家的视野里，女性在革命中依然是处于被引导、被裹胁的受动状态。丁玲小说《韦护》中女主人公丽嘉思想的转变比黄曼曼更为突兀。丽嘉本是一个狷狂、高傲、崇尚自由的新型女性，对革命也有相当清醒的认识，她蔑视那些所谓的现代青年夸夸其谈的作风，嘲笑他们对马列主义革命理论知之甚少，“仿佛懂了一点新的学问，能说几个异样的名词”就自以为是。然而，爱人韦护却是一个“异薮”，他轻易地瓦解丽嘉对革命一度抱有的“幼稚”想法。“但是我却只爱你，韦护！而且敬重你！”“敬重”的感觉源于一种神圣而崇高的情感，但当它出自一向桀骜不驯的新女性之口分外具有特殊的意义，这意味着女性对革命事业虔诚的归服，换言之，在伟大的革命和革命者面前，即使如何优秀的女性也终究像普通民众一般俯首膜拜。不但如此，为了充分表达革命的伟大感召力，叙述者让曾经“唯一的只知有爱情”的丽嘉痛失爱人哀哭一夜后，就迅速收拾颓败的心情，树立新的精神支柱代替以往狂热的爱情需求，从而以“我们好好做点事业”的决心为革命涂抹一层美丽而光亮的玫瑰色泽。

如果说，有关女性投身革命的浪漫想象仅仅只是拉开革命舞台的帷幕，那么，有关革命后女性的激情叙述则是革命乌托邦正式开演的进行。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话语，革命是与日常生活对立的具有乌托邦色彩的冲动，它力图超越现实，改造现实，甚至依照理想的模式重新塑造新的世界。当它转化为具体的实践行动时，能爆发出足以改变历史转向的巨大能量，而就个体而言，它能使人“在某些条件下常常会产生一种狂热，它偶像崇拜式地把某种有限的东西确立为绝对的东西”^[113]，由此，革命常常以正义的化身直接进入个人的私密场域，成为左右文本叙事走向的重要力量。左翼小说的革命女性分为丑女和美女两种类型。自然，在“革命”神圣光环的照耀下，丑女之“丑”可以得到有效的调整，即化丑为美，化平凡为神奇，重新成为男性追慕和艳羡的对象。在胡也频的小说《光明就在我们的前面》中，张铁英因为缺乏柔美的女性气质，只有“满着红斑点的多肉的脸”和足以“当一个远东足球队选手”的魁梧体态，一直得不到她心仪已久的男子刘希坚的青睐。但是，当她表明要赴河南担负指导农民工作的重任时，刘希坚对张铁英的情感发生急剧的变化，其个人气质陡然升华至“令人敬重”的境界：“她的脸又红了，然而是一种革命的红的颜色，造成了她的一种使人敬重的气概。”姑且不论这种叙事本身造成的断裂，唯“革命”是从的情感偏向也不免令人联想浮翩。因为倘若小说中刘希坚未曾拥有娇媚、活泼而最终纳入革命轨道的女友白华，那么，由“使人敬重的气概”进而提升为高尚的爱情也很契合革命叙事发展的内在逻辑。而随之涌现的左翼小说证明这种推断的可能性。在蒋光慈的小说《野祭》里，“革命”与否成为陈季侠爱情发生转向的关键因素。章淑君虽然在生前未曾得到陈季侠的爱情，但是，当她为革命英勇献身时，陈季侠猛然清醒并买了鲜花和红酒，赋诗痛哭已逝的爱人。而曾几何时，浓眉大眼、热情有余的章淑君对于颇具“小资”情调的陈季侠“不能引起一种特殊的，愉快的感觉”，她一厢情愿的爱恋只令对方深感沉重和负疚。至小说《冲出云围的月亮》中，蒋光慈更是设计让一度沉沦的黄曼英重新走上革命之路，慨然赐予她洁白的身子和完美的爱情。当洗心革面、身着工装的黄曼英再度出现时，叙述者借助于李尚志的目光发现“她的魅力也许减少了，然而她的灵魂却因之充实起来”，革命者特有的纯洁和动人使黄曼英获得一种脱胎换骨的神圣魅力。

与众多左翼小说中女性处于“第二性”的角色定位不同，茅盾对革命女性的乌托邦想象富有多重意味。在茅盾20世纪30年代的小说中，主角多是年轻漂亮又思维敏锐的都市新女性，她们对中国社会、中国革命有着比男性更热烈、更深刻的见地，同时又不乏男性视野里女性应有的温柔、细腻的气质乃至妖媚之气。在多数左翼小说中，女性始终处于被启蒙、被引导的状态，而在茅盾笔下，女性彻底颠覆男性的优越地位，处于主导和控制的中心位置，她们用“自由意志”建立的个人空间超越历史、社会给女性设定的框架。女性身体的美，包括欲望的美，和思想的深邃共同成为茅盾宣扬革命乌托邦精神特质的重要内容。梅行素、章秋柳、孙舞阳等这些富有热力的女性不仅具有美丽的容颜、苗条的身段和红艳的嘴唇，并且机智勇敢、行为泼辣，对爱情和革命均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显示出比“五四”女性更丰富、生动的现代新女性风采。她们欣赏自己的美，但不是顾影自怜，而是以一种开放的眼光来审视自己的身体；他们参与革命，但不盲从他人，对革命出现的危机有敏锐的直觉。静女士担忧武汉革命政府的命运很有先见之明，孙舞阳对混入革命队伍中的投机分子胡国光也早有察觉。尤其是《动摇》中的孙舞阳，叙述者赋予其荡妇和圣女两种精神气质杂糅的特征。孙舞阳拥有一般女子所未有的见识，她对革命具有坚定而执著的信念，是省里下派县妇女协会的领导人，是慨然发表“妇女觉醒的春雷”演讲的出色代表，尤其，在反革命暴乱中她成功地逃脱了魔掌。在孙舞阳临危不惧、机智灵敏的映衬之下，贤淑、温和的旧式女性方太太黯然失色。不仅如此，在叙述者浪漫的乌托邦想象中，孙舞阳还具有革命女性“勇敢的大解放的超人”^[114]气质。在个人生活方面，孙舞阳生性活泼，行为张扬，崇尚独立、自由的性爱方式，她声称：“没有人被我爱过，只是被我玩过。”但是，当长期困于妻子和情人之间情感纠葛的方罗兰终于鼓起勇气求爱时，对之一往情深的孙舞阳没有接受，相反，她以宽容大度、善解人意的“现代淑女”风范抚慰并消解方罗兰的欲念，“她拥抱了满头冷汗的方罗兰，她的只隔着一层薄稠的温软的胸脯贴住了方罗兰的心窝；她的热烘烘的嘴唇亲在方罗兰的麻木的嘴上；然后，她放了手，翩然自去”。在这里，孙舞阳悄然褪去中国文学叙事中女人“祸水”形象所具有妖艳的外衣，以一种新时代的圣女气质遮蔽了妩媚诱人的荡妇形象。而就阅读效果而言，读者既获得窥视女性身体欲望的餍足，又不得不震撼于革命新女性坚守爱情信念的人格魅力。

傅立叶曾经指出：“某一时代的社会进步和变迁是同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相适应的，而社会秩序的衰落是同妇女自由减少的程度相适应的。因此，他认为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115]革命为不安于传统性别角色的现代女性提供个性解放的历史契机，但是，女性解放的实质意义不是简单的性解放，以及行为与生活方式的自由选择，而是“女性的无限的创造力的解放”^[116]，即是说，女性解放的终极价值不仅仅是性存在的自由，更是女性创造的自由。而在满怀革命理想主义的左翼作家笔下，不论是走向革命的女性还是参加革命后的女性，都无以享有个体应有的独立精神，爱的渴求是女性革命的原动力，政治符号和欲望载体是革命女性身上难以抹去的印记。革命，并没有真正撼动性别统治或个体解放的基石，女人依然是被“革命”、被解放的第二性，革命为女性期许的诸多乌托邦美景也许永远只是一种虚幻的存在。^[117]

女性革命与革命女性：《乌有之义》揭示民国时期的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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