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想象：民国时期的革命农民

2023-07-1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而长期被压迫、被凌辱的中国农民正是具有这种“活力和激情”的群体。对于生活在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民而言，战乱频发、灾荒不断以及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使之始终处于生存的边缘。饥饿、贫穷造成的悲惨境遇是农民“以暴抗暴”，走上反抗之路的直接动力。

二、激情想象中的革命农民

任何大规模的革命都有塑造新人的奢望，建立新人比建立新社会的意义更多、更激进。新人的出现意味新的精神的出现。^[92]在左翼理论界对现存秩序进行批判和颠覆的同时，左翼作家开始塑造系列形象载体以传播革命意识形态，因为“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必须以某种方式转化成个人的意志，被该意志攫取的人天生就具有知识分子匮乏的活力和激情”^[93]。而长期被压迫、被凌辱的中国农民正是具有这种“活力和激情”的群体。因此，农民，这一无产阶级革命“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成为承载左翼作家革命乌托邦想象的最佳对象。

为了积极宣传革命文学所倡导的集体主义精神，农民集体暴动成为作家展开革命乌托邦想象的首选主题，在此类题材的小说中，农民形象多以群像勾勒的形式呈现。对于生活在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民而言，战乱频发、灾荒不断以及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使之始终处于生存的边缘。饥饿、贫穷造成的悲惨境遇是农民“以暴抗暴”，走上反抗之路的直接动力。比较突出的是丁玲1931年秋发表的中篇小说《水》，它被誉为将“集体的行动的开展”作为崭新的主题形式表现“工农劳苦大众的力量”的“新的小说”^[94]。小说以1931年波及全国十六省的特大水灾为背景，展现农村灾民在抗洪抢险中由自发而自觉走上反抗道路的思想历程。丁玲对农民群体反抗行为的乌托邦想象主要体现在“水”意象的运用。与同时期以水灾为背景展开叙述的小说相比，“水”的意象在丁玲笔下具有丰富的象征意味。水——水的汇合就是洪水——它既带来了驱赶人们离开家园的灾难，让一群饥馑的农民愤然崛起，又在以集团的力量指引着大众。^[95]而一旦这种集团得以形成，它就可以产生“比水还凶猛”，狂飙突进式的力量汹涌地“朝镇上扑去”。“水”的另一层意义在于它象征着民众紧密团结的集体意识，文中描述当临时聚合的饥民有组织地向镇上走去时，他们“虽说是在悲痛里，饥饿里，然而到底是一群，大的一群，他们相互了解，亲切，所以除了那些可以拖延着生命的东西以外，还有一种强厚的，相互给予的对于生命进展的鼓舞，形成了希望，这新的力量，跟着群众的增加而日益雄厚了”。^[96]在这里，叙述者利用修辞的移情作用抛却饥饿，贫苦和失去家园等给百姓造成巨大磨难的悲惨情景，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凝聚着友爱和体恤的民众相携共进，砸毁旧世界、奔向“无限的光明”的宏伟图景。

革命要推翻的旧体制严重制约人们的法律、社会规范、日常行为乃至由此形成的价值观念，因此，除了必须以群体“暴烈的行动”展示颠覆现存秩序的巨大能量，革命也需要树立个体农民形象以彰显新生力量的崛起。成熟的政治革命建立在坚固的社会基础之上，它以相当的阶级力量为依托，具备整体性的政治和经济诉求，并超越个人或所属阶级的狭隘利益。然而，在中国无产阶级力量薄弱的幼年时期，左翼知识分子无暇虑及革命的合理性问题，颠覆现存秩序的革命冲动促使他们以澎湃的政治激情展开农民叙事，他们急于让民众发出“粗暴的叫喊”，多将“民反”描述成一哄而上、一蹴而就的直线式进程，如孟超的《盐务局长》、叶紫的《火》、吴组缃的《一千八百担》等小说，因此，农民个体形象多呈“无名”的模糊状态，有时，甚至还没来得及剔除个体积淀已久的落后意识就被神化为激进的革命者。蒋光慈小说《咆哮了的土地》（1930年）描写1927年湖南某村庄贫苦农民组建农会，打倒土豪劣绅，掀起暴风骤雨般农民运动的经过。然而，在核心组织农会中，除了知识分子李杰和矿工张进德，其余六个成员均是短时间内迅速吸收进农会的农民，几乎都不具备革命者应有的基本素养。很难想象贪图女色的李木匠、爱打老婆撒气的吴长兴以及瘌痢头、小抖乱等如阿Q般沾染不少不良习气的农民，都在一夜之间滤尽思想意识中积淀已久的渣滓，脱胎换骨成为有先进思想武装的革命者，并且最终在张进德的带领下奔赴根据地成为光荣的革命战士。人性的蜕变过程并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它需要有一个学习、教育以及生活的磨砺等多种手段加以历练的过程，诚如别尔嘉耶夫所言：“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缺乏经验的真实，仅是知识分子构想的一项观念神话而已。就经验真实来说，无产者彼此既无差异，又可以类分，而无产者自身并不具有圆满的人性。”^[97]换言之，乡土世界依然是传统的天下，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以及精神信仰、价值标准，都与以前大致雷同。在这广大而闭塞的乡村中占主导地位的仍是几千年以来统治中国文化的封建意识形态和小农经济培育的恶习。

中野实指出：“革命意识形态本身并不是独立体，它是通过目标、信念、理想、原则和神话等形式表现出来。”^[98]为了有效地向民众传达革命目标、信念，有关先进农民个体成长的文学叙事成为塑造革命神话最便捷的途径。根据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中对中国社会各阶层成员地位分布的划分，农民成长的路径就是从“革命同盟军”提升至工人阶级所处的“革命的主力军”过程，由此，左翼作家积极展开农民经过思想转型、身份置换后成为革命领袖的文学想象。当这些农民革命者“走出”农民阶级，“步入”新兴领导阶层时，它豁显出农民在革命思想武装下迅速成长的英雄气质。《咆哮了的土地》第一章铺叙北伐革命军进城之际乡间气氛的剧烈转变，地主老爷即将倒台、青年农民跃跃欲试参加革命军的热切气氛回荡在乡间各处，而这近半月政治空气的改变在矿工领袖张进德回乡后“更加激荡”，在他新思想、新言语的传布下，“青年们感觉得自己的眼睛，自己的心，在此以前被一种什么东西所蒙蔽住了，而现在他，张进德，忽然将这一种蒙蔽的障幕揭开了”^[99]。如黑暗中突然照耀进来的阳光，张进德使往日愚钝的农民兄弟改变看待世界、看待自己的眼光，“他们宛然如梦醒了一样，突然看清了这世界是不合理的世界，而他们的生活应当变成为别一种的生活”。在蒋光慈笔下，农民出身的工人张进德已具备完善的领袖素质，作为农会会长，他不但诚实善良、精明能干，而且善于团结和组织刘二麻子、李木匠等不同类型的群众，并且在遭受地主武装力量反扑的恶劣情势下沉着指挥、机智地率领众人突围而出，奔赴革命根据地，有效地保存革命主力。但是，如此出色的农会领袖仅仅是在半年之间就茁壮成长，从对乡间毫无留恋的孤儿转变为重回故乡从事“改造”工作的革命者，从一字不识、满口“矿山上的琐事”的普通工人飞跃为带回许多新思想、新言语等“无形的炸药”的革命领袖，张进德的成长源于矿工风潮中“莫明其妙地被推为罢工的委员”后的自我锤炼，源于风潮后接触的“不知来自何处的革命党人”宣传的迅速启蒙。从一个安分守己的本分农民到精干、成熟的农会会长，人物思想质的飞跃理应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叙述者未曾作必要的铺垫就遽然将之提升到领袖的地位，显然是站在意识形态的立场直接赋予人物神圣的革命光环，充溢着知识分子精英意识式的乌托邦想象。

同样，《八月的乡村》中的司令陈柱也是经过身份置换后农民出身的革命领袖。革命作为最高的价值标准和最终的意识形态，不但预言着黑暗污秽世界的灭亡和光明崭新世界的诞生，而且是展现个体现实生命能量的巨大场域。^[100]陈柱不是故事的主要人物，但是，这支游击队伍之所以能化解种种内部矛盾，冲出敌人的重重阻击应当归功于其坚定、沉着的军事指挥。陈柱的文化知识水平似乎并不很高，发布的指令都是口述后经高丽姑娘安娜书写而成，不过，他丝毫不缺乏一位军事家应有的谋略和气度，不管队伍遭受怎样的挫折和损伤，以及由于萧明和安娜之间萌生的炽热爱情引起的人心浮动，也不管油滑的商民们施展一些所谓的热诚欢迎，他都能冷静地分析、慎密地处置，化险为夷，带领队伍胜利走向预定的集合地。文中描述陈柱带领游击队在乡间小路上前行时，他虽然“拖着脚，头顶秃露在天空”，然而，他“照常是愉快的，脸微昂着，瞻视正在爬行的队伍，和那一面面招展的红旗”^[101]。诚然，革命队伍不乏拥有如此出色而优秀的将才，然而，领袖的气质毕竟既需要先天的禀赋，更需要后天战斗生涯的磨砺和自我意志的历练。而司令陈柱原本仅仅只是一个满洲里土生土长的庄稼汉，一个渴望改变命运的长工的儿子，他参加革命的坎坷经历、个人思想成长的蜕变以及积累政治素养的过程，叙述者都一概忽略而过。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位素质全面、经验丰富、具有卓越领导才干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而所谓的农民出身仅仅只是验证革命身份的政治符码。

列宁曾经指出，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无产阶级运动都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下子”就得以产生，“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只有经过最先进的工人、所有觉悟工人的长期斗争和艰苦工作，才能摆脱各式各样的小资产阶级的杂质、局限性、狭隘性和各种病态，从而巩固起来”^[102]。中国的无产阶级运动自然也是如此。左翼小说的农民叙事之所以呈现一种乌托邦的宏伟景象，本质上是由革命理性主导的创作指向以及创作者怀抱纯粹而完美的乌托邦理想所致。左翼作家虽多有投身革命的实际经验，并且试图站在农民的角度或与农民并列的角度进行叙事，但是，农民毕竟是距离知识分子甚远、属于另一世界里的人们，满腔的政治热情和坚定的革命信念并不能填补两大群体之间的思想鸿沟。丁玲坦陈因为“生活在知识阶级中”，“对于大众的生活，没有经验”^[103]；张天翼也为“对认识农民的不够，感到是最大的遗憾”^[104]；在提到《地泉》三部曲的第一部《深入》时，阳翰笙更是对自己有关农民暴动描写的失败剖析得十分深刻，他自述：“把本来很落后的中国农民，写得那样的神圣，我只注意去描画他们的战斗热情，忘记了暴露他们在斗争过程中的必然要显露出来的落后意识。这样的写法，不消说，我是在把现实的斗争理想化。”^[105]茅盾在晚年谈到《子夜》的创作动机时，也表明曾经企图“通过农村（那里的革命力量蓬勃发展）和城市（那里敌人力量比较集中，因而也是比较强大的）两者革命力量的对比，反映出这个时期中国革命的整个面貌，加强作品的革命乐观主义”，但由于对工农生活不够熟悉，兼以资料有限，对“农村革命势力的发展”，“连‘第二手’的材料也很缺乏”，所以无法展开深入细致的描写，只在第四章“描写了农村的革命力量包围并且拿下一个市镇，作为伏笔”，而使之在全书中成为“游离部分”^[106]。因此，在资源匮乏与强大政治热情植入的作用下，文本叙事容易出现一些裂隙。在左翼小说中，虽不乏涌现一批真实生动、有丰富个性特征的农民形象，如《八月的乡村》中为了情人贻误战机而死的唐老疙瘩，《星》中为谋求个性解放毅然私奔的梅春姐等，但是，总体上农民形象常常沦为意识形态的政治符码，甚至有时造成相当程度上的扭曲或失真，正如鲁迅所言，“中国的革命文学家和批评家常在要求描写美满的革命，完全的革命人，意见固然是高超完善之极了，但他们也因此终于是乌托邦主义者”^[107]。

真正的，深刻的，根本的革命是意识结构的改变，是改变对待客体化世界的态度。^[108]如果所谓的新人，仅仅只是用某些“标志和象征套在旧亚当的身上”，那么，这一切不是实现，而是客体化世界的象征形式而已。就人物形象塑造的角度而言，左翼小说的革命农民多是用诸如“标志和象征套在旧亚当的身上”而造就的，其内在的精神特质并未发生深刻的变化，农民参与革命大多挟带着十分明确的私人利益诉求，但是，这种焕发着浓厚乌托邦色彩的农民形象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却具备一种不可思议的现实力量，因为“一旦乌托邦成为现实社会意识，它便侵入了群众运动的意识，成为其重要的驱动力。”^[109]它以潜隐的形式动摇旧有意识形态的结构，改变人们“对待客体化世界的态度”，并直接影响20世纪后半叶中国文学农民叙事的走向。文本的叙述形式是与历史语境相适应的，但是当叙述这一形式越过文学直接进入历史的范畴时，它成为我们认识历史真实的重要依据之一。在这个意义上，一度被论者抨击的左翼小说留存着诸多“空白点”，它有待我们去发现和填充。

激情想象：民国时期的革命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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