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伟大力量：民国时期的农民革命潜质生成左翼农民叙事

2023-07-1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他认为，农民并不始终处于迷信、驯服的“原始状态”，在无产阶级革命条件成熟的时候，农民将逐步证实自身具有的伟大力量。而毛泽东等革命理论家基于中国实际情况“发现”农民革命潜质的论断为左翼农民叙事的生成提供了思想资源。

一、“发现”农民

据《孟子·滕文公章句上》记载：“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夫以百亩之不易为己忧者，农夫也。”^[82]以土为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中国农民最原始的生存方式。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这种生存方式下，亚洲农民（包括中国农民）的精神状况基本处于一种典型的“原始状态”。在1853年《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马克思详细剖析这种“原始状态”构成的原因在于亚细亚特有的生产方式——村社农民中手工业和农业保持自给自足的统一，它抑制着社会的分解、经济的进化以及人的思想的解放。同时，公社内部简单而统一的社会关系使农民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83]。单一、重复性的劳动方式培养他们务实、原始的人生需求和思维方式。他们容易满足于现有生存状况，相信自动发展的社会状态是一成不变的自然命运，从而对社会变革持冷漠与疏离的态度。不过，在指出农民精神上的“原始状态”特质的同时，马克思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提出农民身上潜伏着巨大的革命能量。他认为，农民并不始终处于迷信、驯服的“原始状态”，在无产阶级革命条件成熟的时候，农民将逐步证实自身具有的伟大力量。在1850年《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马克思在分析法国农民承受的沉重负担时，指出农民所受的剥削，虽然和工业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形式上不同，但他们的剥削者是同一个——资本。“只有资本的瓦解，才能使农民地位提高；只有反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的政府，才能结束他们在经济上的贫困和社会地位的低落。”因此，马克思号召“农民应该决定自己的命运”，在行使选举权参与国家政治体制建设的过程中，觉醒的农民将和无产阶级一道证明“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84]。

马克思有关农民具有推动历史火车头力量的观点无疑给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以重大启示。在“五四”现代性的视野里，中国农民始终处于被启蒙、被俯视的地位，他们多以“原始状态”的精神特征存在于人们的视野里。虽然在1918年蔡元培提出“劳工神圣”口号后，一度形成赞美劳工品质的文艺思潮，出现如鲁迅的《一件小事》，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等小说，那也是知识分子基于人道主义原则的人文关怀。在鲁迅著名的“铁屋子”寓言里，农民仍归属知识分子用呐喊惊醒的沉睡而麻木的“大多数”。但是，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结束和“大革命”时代的来临，中国知识分子对农民的认识开始发生根本性的转变——由对“老中国儿女”愚昧、落后以及阿Q式国民劣根性的病象解剖，转向对中国农民作为“最忠实的革命同盟军”伟大力量的热情颂扬，由此，中国农民一扫往日“沉默的国民的魂灵”衰颓、萎靡、终日愁于生计的精神气质，脱胎换骨，成为热情奋发、胸怀拯救全中国乃至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宏伟志向的时代英雄。而毛泽东等革命理论家基于中国实际情况“发现”农民革命潜质的论断为左翼农民叙事的生成提供了思想资源。

中国早期共产党人对农民在社会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有清晰的认识。早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际，瞿秋白就从理论上阐释农民在俄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在《苏维埃俄罗斯之经济问题》一文中，他指出，“劳农政府的成立虽说是工业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之胜利”，但是，如果没有农民的拥护，“不得他们的同情决不能成就此‘社会革命’的伟业”^[85]。自然，分析俄国农民的意义在于指出中国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真正将中国农民提高到革命中坚力量地位的，是深谙中国国情的毛泽东。以政治家、军事家的战略眼光，毛泽东坚信农民具有决定中国革命、改造中国历史的力量，相继发表有关确立农民政治地位和军事地位的论述。在1925年12月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中，毛泽东对组成中国社会各阶层成员作了明确的划分。他指出，工人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农民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是中国革命得以实现的重要保证。在1926年9月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毛泽东根据中国乡村阶级分布状况重申“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他指出中国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它是国内统治阶级和国外帝国主义唯一坚实的基础，而农民的革命可以直接推翻这一社会政治基础，迅速动摇统治阶级的上层建筑，所以“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迅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86]。而在1927年3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毛泽东更是结合湖南长沙农民革命实践胜利的事实郑重宣告，与孙中山“积四十年之经验”而终告失败的国民革命相比，农民革命取得了空前伟大的胜利：“农民成就了多年来未曾成就的革命事业，农民做了国民革命的重要工作。”^[87]毛泽东有关农民的系列论述无疑确立农民在中国革命的重要地位，它成为此后左翼理论界重新认识农民这一中坚力量的思想纲领。

继之，左翼人士从文艺方面大力倡导农民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随着革命文学的勃兴，知识分子开始高举农民这一自“五四”以来长期处于被启蒙地位的群体。在1928年2月《关于革命文学》一文中，蒋光慈指出革命作家在“暴露旧势力的罪恶，攻击旧社会的破产，并且要促进新势力的发展，视这种发展为自己的文学的生命”的同时，需要正确定位农民对于革命、对于未来的重要性，“在实际社会的生活中，一切被压迫群众不但是反抗统治阶级的力量，而且是创造新社会的主人”^[88]。在这里，蒋光慈不但视农民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不可或缺的“力量”，并且将之置于“创造新社会的主人”的重要地位。这意味着农民在文学叙事中将彻底摆脱愚昧、落后的“旧中国儿女”的“原始状态”，突进到有鲜明的阶级意识和坚定的反抗精神的革命同盟军。与此同时，1928年2月钱杏邨发表《死去的阿Q时代》，在批判旧时代知识分子思想落伍时，他慨然宣扬农民在新时代的觉醒与进步：“十年来的中国农民是早已不像那时的农村民众的幼稚了”，农民革命性已取得质的飞跃的提升，在具体斗争实践中有充分的表现：“第一是不像阿Q时代的幼稚，他们大都有了很严密的组织，而且对于政治也有了相当的认识；第二是中国农民的革命性已经充分的表现了出来，他们反抗地主，参加革命，而且表现了原始的Baudon的形式，自己实行革起命来，决没有像阿Q那样屈服于豪绅的精神；第三是中国的农民智识已不像阿Q时代的农民的单弱，他们不是莫名其妙的阿Q式的蠢动，他们是有意义的，有目的的，不是泄愤的，而是一种政治的斗争了。”^[89]虽然根据当时的历史语境，此番论断失之偏颇，但显然，钱杏邨有关农民革命性的观点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向。1933年，在《从这庞杂的文坛说到我们这刊物》一文中，擅长农民革命运动题材写作的左翼作家叶紫，感于旧的文坛颓废者、才子佳人等造成的种种“庞杂的”现象，号召青年团结起来创建一个全新的、“为自己为大众而奋斗的营阵”。在叶紫看来，农民已经不复是旧日愚笨无知的农民，他用“大众”一词呼之，宣告农民这一集团军在中国社会革命、中国新文坛中应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新的世界，完全是大众的。大众的内容，大众的情绪，大众的技术”^[90]。

其实，从社会学的角度而论，农民是小生产者，他们具有天然的自私性和无组织性，“原始状态”的精神特质决定小农意识是农民文化的本质所在。而在二三十年代中国经济低落、政局混乱的历史语境中，中国农民所谓的革命意识，诚如青见所描述的，处于非常稀薄几近于无的状态。在1928年6月《阿Q时代没有死》一文中，青见对钱杏邨所谓的农民革命性予以驳斥，他以北方农民为例：“东三省，直，鲁，豫……的农民，不但幼稚而且可以说没有严密的组织，对于政治尚待认识；也不了解‘革命’，更没有‘革命性’。智识呢，只有那祖传的一点。举例来说……去年夏天（？）在京津一带，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有大的白星出现，在乡间便有‘真龙天子出世’的传说。此外则普遍的钟表都认不得！……”^[91]但是，这些有关农民现状的客观描述并不能遏制人们对农民的乌托邦想象。在左翼人士看来，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已到了非常急迫的时刻，如果没有这场革命或革命不能成功，深受封建、军阀以及帝国主义多重压迫之下的中国将会失去一切救赎与复兴的希望。而无产阶级要获得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必须充分调动农民所具有的颠覆力量。唯有唤起农民对革命胜利的热烈追求，使强烈的乌托邦精神渗透于整个行动过程中，中国历史的命运才能得到真正改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左翼作家慨然担当起表现中国社会革命运动的重大主题，对农民革命展开合乎需要的想象和叙述。他们站在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立场上，用充满战斗激情的话语叙写农民革命的光辉历程，抒发满含着血和累的农民反抗压迫、投入革命的壮烈情怀，从而踏上新时代新农民革命乌托邦的想象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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