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身处内忧外患的双重压迫以及世纪初的特定历史时刻,“新中国”成为晚清乌托邦展开民族国家想象的“大叙述”形象。《新中国未来记》的诞生适逢其会地契合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关于民族国家的想象热望,并由此引发了盛极一时的政治乌托邦叙事风潮。......
2023-07-19
第二节 “革命”语境中的农民形象
革命需要民众的热烈参与,在社会学的范畴里,“The Masses”不是一个意义复杂的词,但格外有趣,“因为它具有正反两方面的意涵:在许多保守的思想里,它是一个轻蔑语,但是在许多社会主义的思想里,它却是个具有正面意涵的语汇”[80]。就20世纪20至40年代的中国社会现状而言,民众包涵着城市无产者、无业游民以及农村居民等众多个体。作为中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力量分散,但分布的范围广大,占有的社会、生产资料不一,拥有的知识水平不等。由此,如何最大程度地调动民众的力量,使之成为现代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力军,成为革命理论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此,广袤、荒凉的农村原野与贫穷、坚韧的农村居民被纳入了革命的轨道,中国民众的核心主体——农民,经左翼政治家的规划与运作,成为左翼小说展开浪漫革命乌托邦的主角。
在左翼小说中,农民,与经验或现实无关,他们是由革命意识形态塑造和支撑的光辉形象。作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队伍“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作为参与和改造中国历史的主力军,农民一改往日乡土小说中思想解剖和精神疗救对象的处境,成为叙述者宣扬阶级斗争意识和反抗精神的重要载体,焕发出从未有过的高大无私、敢作敢为的动人光彩。约瑟夫·劳斯指出,“所有的解释(包括一切有意向的行为,而不仅仅是言谈)都预设了一个有实践、用具、社会角色和目的构成的塑造或场景,后者维系了解释之可能性的可理解性,和呈现于其中的各种事物的可理解性”[81]。农民革命形象的“重构”有赖于中国二三十年代风云变幻的历史场景。如果说经典马克思主义为农民形象的“重构”铺设必要的理论基础,那么,中国早期革命理论家根据社会结构状况作出的准确判断为之确立历史的合法性地位。
有关乌有之义:民国时期的乌托邦想象的文章
由于身处内忧外患的双重压迫以及世纪初的特定历史时刻,“新中国”成为晚清乌托邦展开民族国家想象的“大叙述”形象。《新中国未来记》的诞生适逢其会地契合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关于民族国家的想象热望,并由此引发了盛极一时的政治乌托邦叙事风潮。......
2023-07-19
[88]库玛以此为据断定中国没有乌托邦文学自然失之客观。中国文化史上影响最大的儒家创始人孔子和道家创始人老子均曾提出有关乌托邦的构想。[94]而东晋陶渊明吸纳孔子、老子的思想创作的《桃花源记》则是中国乌托邦文学叙事的经典之作。......
2023-07-19
“乌托邦”一词出自英国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写于1516年的《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一书。[5]执著如斯,何谈“乌有”?据黄兴涛考证,“乌托邦”这一中译最早为严复所译。但是,作为一个怀抱浓郁的理想主义精神的人文主义者,莫尔对他的乌托邦理想社会心向往之,“完美、理想”的含义作为“Utopia”一词的题中之义在严译中没有得到体现。......
2023-07-19
此类小说以未来理想政治和理想社会为目的,叙事上多用幻想手法,凝聚着强烈的理想主义和民族国家意识,使小说具有浓厚的时代精英文化色彩。......
2023-07-19
早期的乌托邦是一种描绘理想政治体制和生活方式范畴的文学。但无论何种形式的乌托邦,如果我们过滤其中一些形式或细节的差异,可以发现中西乌托邦具有鲜明的共性特征——世俗化。莫尔《乌托邦》的世俗特征更为明显。再者,《乌托邦》之所以能在1516年发表跟当时的欧洲文化历史背景密切相关。......
2023-07-19
[75]乌托邦文学曾因想象的虚幻性和寓意的直接性而遭受文论家的忽略甚至贬斥。因此,当乌托邦作为一种思想类型进入文学后呈现出特有的叙事方式,它首先体现在叙述者展开想象的目的与指向的独异性。而当乌托邦文学借助想象表达某种反抗现实的真理时,它不仅展现某些原始的、被现实压抑的力量的释放,而且为人类未来的自由和幸福提供历史的可能性。......
2023-07-19
人们坚信伴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社会将日益文明,人性将日趋进步与完美,“于是乌托邦不再是一地点,而是一时间,存在于未来发展之中,而不是未知的异国绝域”[74]。另一方面,金钱作为科技发展的衍生物,在科幻乌托邦中体现为相当先进的现代观念。由此,对科技进行正面、积极展望的科技乌托邦遭到强烈质疑和全面否定,西方乌托邦文学转入对科技意识形态功能的批判。......
2023-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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