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乌有之义: 民国时期农民形象的革命性思考

乌有之义: 民国时期农民形象的革命性思考

【摘要】:农民革命形象的“重构”有赖于中国二三十年代风云变幻的历史场景。

第二节 “革命”语境中的农民形象

革命需要民众的热烈参与,在社会学的范畴里,“The Masses”不是一个意义复杂的词,但格外有趣,“因为它具有正反两方面的意涵:在许多保守的思想里,它是一个轻蔑语,但是在许多社会主义的思想里,它却是个具有正面意涵的语汇”[80]。就20世纪20至40年代的中国社会现状而言,民众包涵着城市无产者、无业游民以及农村居民等众多个体。作为中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力量分散,但分布的范围广大,占有的社会、生产资料不一,拥有的知识水平不等。由此,如何最大程度地调动民众的力量,使之成为现代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力军,成为革命理论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此,广袤、荒凉的农村原野与贫穷、坚韧的农村居民被纳入了革命的轨道,中国民众的核心主体——农民,经左翼政治家的规划与运作,成为左翼小说展开浪漫革命乌托邦的主角。

在左翼小说中,农民,与经验或现实无关,他们是由革命意识形态塑造和支撑的光辉形象。作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队伍“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作为参与和改造中国历史的主力军,农民一改往日乡土小说中思想解剖和精神疗救对象的处境,成为叙述者宣扬阶级斗争意识和反抗精神的重要载体,焕发出从未有过的高大无私、敢作敢为的动人光彩。约瑟夫·劳斯指出,“所有的解释(包括一切有意向的行为,而不仅仅是言谈)都预设了一个有实践、用具、社会角色和目的构成的塑造或场景,后者维系了解释之可能性的可理解性,和呈现于其中的各种事物的可理解性”[81]。农民革命形象的“重构”有赖于中国二三十年代风云变幻的历史场景。如果说经典马克思主义为农民形象的“重构”铺设必要的理论基础,那么,中国早期革命理论家根据社会结构状况作出的准确判断为之确立历史的合法性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