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乌托邦想象：一场浪漫的革命狂想

二、浪漫：左翼小说革命狂想的特质

在中国，“革命”一词古已有之，据《说文解字》：“兽皮治去毛曰革”，“革”谓脱离、剧变和死亡之义。“命”则有生命、运命、天命等义。两字合成“革命”，语出《易经》：“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命，革之时义大矣！”这里借描述成汤灭夏而建立商朝，武王灭商而建立周朝的历史事实引出“革命”的基本含义：改朝换代，以武力推翻前朝，包括了对旧皇族的杀戮。^[18]它是中国历代皇朝更替用以凭借的思想基石，也是现代中国革命意识形态形成的重要组成部分。自近代以来，“革命”曾在不同历史时段经历语义的变迁。“汤武革命论”曾经东渡日本，后经流亡日本梁启超的现代改造，“革命”一词在现代中国思想界再度发扬光大。梁启超秉承改良主义的思想提出现代“革命”一词应当脱离中国古汉语“暴力”成分，而与西方和平演进的“revolution”（改革、改良）相近，但是，现代中国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令激进的知识分子重新注目于古老的内涵。至20世纪初，“革命乃为诞育新生必经的过程”^[19]已成时人共识，辛亥革命被目为政权转移、改朝换代大业之建成。

十年之后，另一场对中国历史影响巨大的革命徐徐拉开帷幕，那就是共产党人旨在推翻反动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左翼文学正是伴随着这伟大的革命发生、发展而兴起的，依据意识形态理论内涵和具体实践的斗争需要进行合乎想象和叙述的文学思潮。从此，“革命”以一种历史进化观的话语方式进入20世纪中国文学叙事的空间，“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20]，裹挟着“以暴制暴”意识形态的强劲势力，左翼小说开始激情飞扬的革命浪漫主义乌托邦叙事。

需要指出的是，从1923年革命文学的酝酿到1928年的勃兴，乃至1930年“左联”的成立及其发展，在现代时期的左翼文学发展过程中，“浪漫”以及浪漫主义文学的创作风格均遭受时人的猛烈抨击。Romantic是一个复杂难解的词，因为它的现代意涵源自于两个可区分的意义脉络：romantic（传奇故事）的内容与特色，以及the romantic Movement（浪漫主义运动）的内容与特色。至19世纪初期，在德国和法国，“romantic”开始用以描述一种文学、艺术和哲学运动，其所包含的“自由解放的想象力”以及“从规则与惯例中解放出来”的意义凸显出来，并且突破其原有的使用范畴，不止于文学、艺术和音乐等，而释放出人在“情感与行为”方面的热烈与奔放。^[21]在20年代的“文化批判”运动中，在《诗人的方式与方程式的生活》一文中，萧楚女从创作心理的角度谓浪漫为“‘疯人’的同位语”^[22]；继之，在《革命与文学》一文中，郭沫若以欧洲文艺思潮发展趋向为例断言“浪漫主义文学早已成为反革命的文学”^[23]；甚至，在1931年11月“左联”通过的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中，为响应国际革命作家联盟提出“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的号召，以瞿秋白为首的革命理论家“特别”指出“要和观念论及浪漫主义斗争”，认为“浪漫主义”是新兴文学必须肃清的“障碍”^[24]。

其实，当时批评者之所以猛力抨击浪漫主义，并非针对浪漫及浪漫主义文艺创作的主旨或风格而言，而是很大程度上出于“门户之见”及确立文学话语权的需要。在大力否定浪漫主义时，批评者夸大和神化文学的政治力量和作用，如冯乃超谓之为“阶级解放的一种武器，又是新人生观新宇宙观的具体的立法者及司法官”^[25]，并且，他们把文学的本质简单地理解为“始于感情终于感情”的形式，强调作家要着力表现“无产阶级的苦闷”，以传达无产阶级群众热烈“反抗的情绪”等，这些观点实际上并未曾偏离浪漫主义半步^[26]。因之，革命文学所表现的浪漫主义呈现出一种杂糅的复杂形态，它不但背离经典浪漫主义所宣扬的“自由”、“个人主义”等基本内涵，也偏离现代浪漫主义所力求“从规则与惯例中解放出来”以及用以表现的“想象力”的要旨，但在具体的文学实践中，左翼文学所倡导的“回到现实与群众”^[27]中，营造一个如别尔嘉耶夫所说的“人间天堂的乌托邦”^[28]，却燃烧着革命激情，用一种无比“浪漫”的形式而完成，并允诺这个“人间天堂的乌托邦”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打破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社会制度，而创造一个比较光明的，平等的，以集体为中心的社会制度”^[29]。

左翼作家视“革命”为拯救中国、解放民众的唯一途径，他们以热烈、充沛的激情全身心地投入小说创作，以真诚、迫切的期望书写中国社会革命的新篇章。最浓郁地凝结革命乌托邦“浪漫”情结的，莫过于自命为“东亚革命的歌者”——蒋光慈。蒋光慈以诗人的浪漫激情投入革命文学创作，立志“当此社会斗争最剧烈的社会，我且把我的一枝秃笔当作我的武器，在后边跟着短裤党一道儿前进”，在写作中，他常常为一种近乎迷狂的情绪所支配，“为一股热情所鼓动着，几乎忘记了自己是在做小说”^[30]。同样，身经“大革命”失败、家人被残杀等切肤之痛的叶紫，因为“愤怒的火焰已经快要把我的整个灵魂燃烧殆毙”，所以，在写作中常为汹涌的革命热情所激荡，无暇顾及语言和文体等艺术问题，以至于“只有火样的热情，血和泪的堆砌”，陷入一种“简直像欲亲自跳到作品里去和人家打架似的”^[31]的状态。另一方面，由于太过峻切的投身革命的热望，早期左翼作家往往未曾辨析政治概念和文学创作手法之间的联系就认定“浪漫”乃革命的本质精神，蒋光慈热情讴歌革命对于文学、对于诗人的神奇魔力：“革命是最伟大的罗曼蒂克！”“罗曼蒂克的心灵常常要求超出地上生活的范围，要求与宇宙合而为一。革命越激烈，它的怀抱越无边际些，则它越能捉住诗人的心灵，因为诗人的心灵所要求的，是伟大的有趣的，具有罗曼性的东西。”^[32]在蒋光慈看来，革命令人爆发打破现存秩序的冲动完满地契合诗人的浪漫个性，因此，革命摧枯拉朽般的巨大力量是推动文学创作的重要内驱，因为“只有革命能与作家以创造的活动，只有时代能与作家以有趣的材料。若抛弃革命，不顾时代是不会创造出好的东西来的”^[33]。

然而，时代并非能如诗人想象那样给文学提供足够充分的养料，相反，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中国遍布腥风血雨，为确保一党专政的独裁地位，国民党大肆杀戮共产党员以及亲共人士。但是，这并不能压制人们追求革命的热情，在某种程度上它反而激发知识分子更为强烈的反抗斗志。为了宣泄革命愿望受挫后的沉闷、压抑的情绪，也为了激励后继者前进的步伐，左翼作家纷纷以笔为旗展开有关革命理想主义的浪漫想象。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认为，历史学家以重新编码的方式重述历史事件，形成两种形态的历史——决定论的历史和末世或启示录式的历史。所谓决定论的历史，就是当历史学家以时间顺序和句法顺序重新排列一系列事件时，赋予某些事件以优势地位，使之成为解释整个系列的原因或是作为该故事情节结构的象征而获得阐释力量，这样，原初事件就被施以在整个系列结构中起决定因素作用的地位，卢梭在《第二话语》、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社会”的历史施加情节就是如此。所谓末世或启示录式的历史，是把系列中最后的事件施加以最终完整的阐释力量，如基督教关于耶稣来世学说以及所有理想主义的历史等。^[34]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革命”是作为一种具体而真实的社会事件轰轰烈烈地发生，所以，当左翼作家在事后重述这些相关历史时，必定会在文本中自觉地裹挟进意识形态的理念。在这个意义上，海登·怀特的历史叙事观适用于我们对左翼小说文本浪漫叙事的解读。

从文本的结构形态看，左翼小说首先在对革命事件的重述时，采取启示录式的历史叙事观作乌托邦式“革命＋恋爱”的浪漫想象。这种乌托邦色彩是按照浪漫主义模式把政治事件重新编码为故事，在对历史的一种修辞想象中完成的。^[35]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外来帝国主义欺凌以及国内军阀割据、混战等多重压迫的非常时期，白色恐怖之下，酿发学生请愿、工农暴动等诸多悲惨事件，大批无辜群众被戕害、先进的共产党人被屠杀成为人们心头难以抹去的沉痛记忆。不过，对于革命的形而上学而言，革命发生在现在，但革命不拥有现在，革命的意义在于指向过去和未来。由此，左翼作家怀抱革命英雄主义的神圣信念，在小说叙事中展开相关历史事件“光明”形势的热烈遐想。蒋光慈的小说《短裤党》在1927年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后十一二天就写成，它描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人武装起义由失败至胜利的过程。文中虽没有回避描述工人暴动后带来的流血、伤亡场景，但小说结尾描绘一幅无比美好的胜利图景。在铺叙上海工人召开庆祝起义胜利大会盛况的同时，党的领导人杨直夫和爱侣秋华相拥齐唱《国际歌》、共同抒发决心“作天下的主人”的壮志豪情，从而隐喻革命和爱情终将获得可喜的双丰收。文中带病坚持工作的共产党人杨直夫是以真人瞿秋白为原型塑造的^[36]，“杨直夫”者，杨之华之夫也，即瞿秋白；“秋华”者，秋白之华也，就是杨之华。颇具意味的是，与小说《短裤党》的美好结局不同，现实中的瞿秋白后期为了革命别离爱妻、悲壮就义及至写下并不多余的“多余的话”，遭遇的是不如意的政治命运和人生结局。同样，在另一部以瞿秋白和王剑虹之间爱情纠葛为素材创作的小说《韦护》中，作者丁玲是满怀对挚友王剑虹深切哀悼之情刻画文中韦护和丽嘉的纯美爱情。丁玲痛惜挚友因为爱情毁灭健康的体魄，以及在病重垂危之际也无以得到爱人守护的凄凉情景（当时瞿秋白因革命需要远赴广州）。但是，“真的事实是无法写的，也不能以她的一死了事”^[37]，所以，在小说《韦护》中，作者让丽嘉在痛哭爱人离去后振作起来，以“好好做点事业出来”的崇高信念自我勉励，给小说安置了一条“光明的尾巴”。

同时，构成小说叙事动力的，除了时代青年投身革命的激情，更有关于乱世情爱的浪漫幻想。在以“五卅惨案”为原型的胡也频小说《光明就在我们的前面》中，令人瞩目的，与其说是“五卅惨案”爆发的经过及其后果，不如说是青年刘希坚和白华革命与爱情同步的心灵之旅。在蒋光慈的小说中，最轰动的不是纪实性、弘扬革命党人斗争意志的《短裤党》，而是1930年出版当年重版六次的《冲出云围的月亮》。不仅如此，“书坊老板为着赚钱，常改头换面出版蒋光慈的书，如将《少年漂泊者》改为《长信一封》，将《鸭绿江上》改为《李孟汉和云姑》，将《冲出云围的月亮》改为《革命前线归来的王曼英》”^[38]。这些手法无非是迎合读者关于乱世、党争中情爱生活的浪漫想象。以至于在小说《光明就在我们的前面》的结尾，叙述者设置白华放弃原先信仰的无政府主义加入刘希坚的革命行列，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革命情侣携手奔向“光明”、共创未来的结局，从而绘就了“革命＋恋爱”圆满告终、无比灿烂美好的图景。

其次，在文本叙事的展开过程中，左翼作家采用“决定论的历史”叙事观给“革命”施加“在整个系列结构中起决定因素作用”的元素，从而使之获得在故事情节结构中的“阐释力量”。就个人气质而言，革命者作为组织者和领导者，往往被叙述者赋予奇里斯码式的精神内涵。“奇里斯码”（charsma）一词源于基督教，本义为有神助的人物，文学创作中指具有象征性、中心性、神圣性而富有感召力的人物。在左翼小说中，男性革命者大多拥有成熟、坚定、自信的精神内涵，有时甚至直接借用修辞力量在命名中渲染这种个人气质，如刘希坚（《光明就在我们的前面》）、陈柱（《八月的乡村》）、若泉（《一九三零年春上海（之一）》）等命名就是革命精神的形象表达；同样，女性革命者也英姿勃发，颇具巾帼不让须眉的凛然之气。张异兰“虽然像一枝兰花一般地瘦伶伶的，可是她的气魄却比她的身体大到好几倍”（《光明就在我们的前面》）。而就革命过程而言，在左翼作家笔下，革命也似乎不是充满危险、杀戮和毁灭，“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而是如一场大胆而刺激的探险令人产生诗意想象的浪漫之旅。在洪灵菲的《流亡》第一章中，在被追捕的白色恐怖之夜，在牵牛藤盘缠着的斋寺里，在狗吠阵阵的漆黑之夜，革命者沈之菲庄重地向黄曼曼求婚，并即兴吟诵热情洋溢的诗歌以作新婚致辞，“让这满城的屠杀，做我们结婚的牲品；让这满城戒严的军警，做我们结婚时用的夸耀子民的卫队吧！”^[39]这种糅合着爱情的浪漫氛围在左翼小说中极为盛行，即使在注重写实风格以及写作技巧比较成熟的茅盾笔下，有关革命浪漫想象的理想主义激情也不时溢出文本。在小说《幻灭》中，结尾描述静女士在遭受一系列情感、社会活动等“幻灭”的打击后，到医院做护士，邂逅一名从战场上负伤归来的青年军官而堕入情网。这位年近20岁的军官姓强名猛，表字唯力，叙述者在两人未确定恋爱关系时一直称之为“少年”，之后则呼之为“强”，这显然是对恋爱作为成人仪式的一种隐喻方式。少年在战场上“牺牲了一只无用的左乳头”，但似乎未曾影响静对他的深情爱护，因为革命的浪漫主义情怀有效地填充有损男性魅力的生理缺陷。而且，促使静奋然投入其怀抱的，与其说是未脱稚气的男性阳刚之气，不如说是抱持浪漫向往的革命冲动，当静怜爱地询问尚在疗养的强连长是否还去打仗时，他慷慨陈词：“我还是要去打仗。战场对于我的引诱力，比什么都强烈。战场能把人生的经验缩短。希望，鼓舞，愤怒。破坏，牺牲——一切经验，你须得活半世去尝到的，在战场上，几小时内就全有了。”^[40]在这位少年军官眼里，战场是全面感受人生体验的最佳去处，它不是血肉横飞的惨烈之地，而是富有浪漫诗意的壮美之境，战场上的大炮是“音乐队的大鼓”，而尸骨遍野的气息散发着“比美酒还醉人”的“芳香”。

确实，诚如玛利安·高利克对蒋光慈浪漫革命言说的评述，“革命是一个由各种各样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构成的复杂机制，不应该以如此主观的方式予以描述，不能把它仅仅看做是一种极为有趣和富有浪漫色彩的现象”^[41]。不消说从历史学的角度观照，左翼小说有关“革命”造福民众从而构建“人间天堂的乌托邦”的神话带有虚幻色彩，单是瞿秋白、蒋光慈等后期的人生命运就是解构革命乌托邦冲动的最好明证。但吊诡的是，如果说康有为的《大同书》、梁启超“新中国”的乌托邦想象都只能停留于纸上谈兵式的虚空，随历史飞扬的尘土飘散而去，那么，左翼小说对革命乌托邦的想象不但没有随时光流逝而消泯，反而逐渐壮大并最终形成革命宏大叙事的文学模式，余波袅袅，以至于对当代文学的发生、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换言之，当文学叙事不再是人们可有可无的精神慰藉，而具有改写和创造历史的伟大功能，拥有重新规范和塑造现实的巨大力量时，我们不应简单地从艺术功能的角度予以否定或漠视，相反，这种乌托邦形态所具有的实践意义是不容忽略的。乌托邦的核心是将人从无自主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获得一种合乎人的尊严的、自由而平等的生存状况，而左翼小说的乌托邦书写正是在最大限度上满足和释放被压迫阶级内心的政治期望和生活意愿，并使之彻底走出“五四”时期小说拘囿于个人情感生活的视野，以一种狂飙突进式的强烈震撼和冲击力，开辟和拓展虽然粗糙、简陋但充溢着生命活力的现代小说审美空间。“革命的阶级，伟大的集体，所走着的路是生路，而不是死路”^[42]不仅是当年革命志士为之捍卫的信念，也是萦绕于中国20世纪左翼作家心头挥之不去的浪漫情结。在这个意义上，左翼小说成就了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乌托邦叙事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