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有之义：民国时期的乌托邦想象及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

2023-07-1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其次，恩格斯追溯并剖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理论来源以及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发展状况。但是，马克思的两个重大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观，促成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从空想到科学的巨大转变。

一、从空想到科学

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将乌托邦思想归结为四类：再浸礼教徒的狂热的千禧年主义、自由主义—人道主义的思想、保守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乌托邦思想对世界历史的发展具有重大作用，在中国，它成为贯穿20世纪现代化史的重要思想，影响并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有关民族国家未来发展的宏大想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乌托邦思想，在中国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分化的过程。20世纪的前半叶是该思想体系在中国的萌芽和形成时期，在无产阶级革命尚未取得成功时，它以激进的方式展开对光明未来的想象；而20世纪的后半叶是该思想体系的发展和实践阶段，当无产阶级革命已经取得胜利后，它转而以渐进的方式展开对更高级社会形态的想象。^[3]

在中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所以能绕过作为一种乌托邦思想本具有的理论陷阱，成为指导社会实践和历史发展的重要思想，得益于中西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渠道上的开通和整合。恩格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精辟论析具有重大的开拓性意义。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恩格斯首先立足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论，根据社会生产经济发展的历史条件，对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可能性予以理论分析，从而初步确立社会主义思想在20世纪历史进程中的合法性地位。其次，恩格斯追溯并剖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理论来源以及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发展状况。恩格斯认为，以往的社会主义，如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是“不成熟的理论”，正如马克思所言，它“只有在无产阶级还没有发展为自己那个自由历史运动以前，才是无产阶级的理论表现”^[4]。因此，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缺陷，它们虽然猛力地批判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但既不能说明这个生产方式形成的根源也无以觅取用来顽强对抗的手段，欧文用自己的全部资产在美洲进行共产主义试验却惨遭失败就是一个明证。但是，马克思的两个重大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观，促成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从空想到科学的巨大转变。为此，恩格斯通过梳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的脉络，详尽地分析社会生产在中世纪社会、资本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三个时期的表现形态和发展趋向。恩格斯指出，在中世纪社会时期，社会生产尚处于无政府状态的萌芽阶段，而随着资本主义革命时期资本家的出现与个人资本的迅速扩张，社会生产的矛盾急骤激化，以至于整个社会出现诸多不安宁因素同时迸发的危险情景，严重的阶级对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和经济冲突（个别工厂中的社会化组织和整个生产中的社会无政府状态的矛盾）等充斥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但是，这种种危机将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得以消弭。当无产阶级取得社会权力后，他们将“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化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并且“通过这个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他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给它们的社会性以充分发展的自由”，而社会生产的主体力量——人，也终于摆脱动物性的被雇佣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因此，恩格斯指出，“它（指科学社会主义，笔者注）的任务不再是想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制度，而是研究必然产生这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的过程；并在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5]换言之，在恩格斯看来，无论是就理论体系还是社会实践而言，社会主义都是一种具有充分的科学性的思想，它对世界历史和革命形势的走向有着准确而深入的分析，从而将有力地推动人类征服世界、解放自我以及促进人的自由发展的历史进程。

其实，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构想具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它代表关于未来社会乌托邦想象的最强有力的方面。诚如哈维所指出的，马克思以及他宣扬的社会主义理论可视为一种“时间进程的乌托邦主义”。不同于莫尔等空间形式的乌托邦主义，马克思不会凭空构想出一个理想的空间秩序，然而他把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的理想设想成历史进步的终点，则明显包含着一种乌托邦想象和冲动，只是这种乌托邦想象和冲动并不在空间形式上开展，而是在时间的进程中开展而已。^[6]虽然，马克思主义者曾多次对乌托邦思想作严厉批判，恩格斯更是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甄别于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以其“注定要成为空想的”、“纯粹的幻想”的缺憾凸现马克思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科学性、严密性，但是，他们轻易地忽略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即都是超越现实、想象未来的激进主义式的理想展望。“社会主义是19世纪的乌托邦，是真正现代的乌托邦”^[7]，而所谓现代的乌托邦，其要点在于对社会发展本身持科学主义的看法，认为理想社会不再只是一种虚无缥缈的幻想，而是按历史发展客观规律必然演变而来的结果。可是，事实证明人们所谓的“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并不一定具备严格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者预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将使人类完成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实现由“前史”向“真正的人类历史”的伟大过渡。在共产主义社会里，随着私有制、劳动的分工的消除，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乃至阶级也将彻底消灭。不仅如此，就人的发展而言，马克思构想共产主义社会将使人完全克服异化状态而获得充分发展的可能，因为“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8]。同时，自然本身也将成为“人化”的自然，人与自然将达到完全和谐的一致。对这个伟大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理想，库玛质问道：“如此令人目眩的普遍和谐的设想——也许这真是一切乌托邦思想的原则吧？——在严肃的乌托邦文献里，几乎是绝无仅有的。”^[9]继之，英国学者罗伯特·塔克尔从审美的角度也指出其虚幻性：“马克思关于终极共产主义的观念根本上是审美性的。他的乌托邦是人与自然之关系在未来一个审美的理想，是人的审美创造以及对人所创造的环境美之欣赏。”^[10]而恩格斯有关无产阶级革命时期人的充分自由，生产资料的充分发展以及国家政治权威消失等伟大想象，也难以在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中找到充分的证据。相反，历史证明，不论人类以何种社会体制生存，人的充分自由、生产资料的合理运用都始终处于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而国家，作为一种地域性政治管辖机构，也必定伴随着社会的存在而存在。

当然，历史之所以在某一阶段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思想纲领，有其必然合理的内在原因。传统的乌托邦，从柏拉图到托马斯·莫尔及其效法者，“乌托邦都是一个使人沉思而不是使人行动的超历史的范型；它是一种现实道德判断的准则，而不是一种对未来的规定”^[11]。中国传统乌托邦所宣扬的儒家大同思想也属于一种理想化的不可复返的古代圣境，近代康有为的《大同书》虽然在相当程度上突破与超越中国古典乌托邦固有的静止状态，但是，由于身处“据乱世”的历史时期，康有为的大同乌托邦也只能长期处于“秘不示人”的封闭状态。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乌托邦思想的诞生适逢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萧条和世界无产阶级运动勃兴的最佳历史时刻。因此，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各国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相继爆发以及新兴无产阶级力量的崛起，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得以跳脱以往乌托邦思想固有的思想藩篱，转化为一种具有实践意义的理论体系，并迅速在全世界传播开来，成为指导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思想纲领。

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冲击下，中国也迅速汇入这一巨大的洪流，经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等热心传播以及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相信共产主义能将中国从现时的重重困境中解救出来，马克思主义逐渐取代社会达尔文主义成为重新解释中国现状的真理。由于马克思的理论是从欧洲经验中总结概括而成，因此，中国知识分子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经历了相当时期的辨析和转化，但是，尽管当时对中国是否已经为社会主义做好准备存有歧异，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谋求中国的独立和发展无疑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社会主义讨论集》（1922年）收入的文章显示当时知识分子对中国与马克思主义关系已达到相当深刻的认识。在《社会主义与中国》一文中，李季在引介欧美各国学者对于社会主义的界说后，提出社会主义是改变现代经济制度种种弊端的合理学说，它“采用阶级战争的手段，废除现今资本制度的生产和交换方法，建立一种土地和资本公有的经济制度，使一阶级掠夺他阶级的事实以及工银劳动等等都归于消灭”^[12]。在《实行社会主义发展实业》一文中，周佛海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结合中国城乡经济发展的现状，指出通过确保中国对自身经济的控制，社会主义能够在保障中国政治独立的同时，推动亟需发展的社会生产力。而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更昭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力量的崛起，它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正式纳入世界历史的行程。通过努力汲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滋养，革命理论家开始为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运动中获取领导权奠定思想基础。译介马列文论并对之进行系统研究的瞿秋白，为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的确立做出了显著的贡献。在《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一文中，他详细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坚信中国现代文学必定能超越过去所有的文学艺术，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够真正彻底的充分的‘揭穿一切种种假面具’，才能够最深刻的最切实的了解到社会发展的遥远的前途。”（原文已加注）^[13]，所以，作为表现无产阶级斗争形势的文学叙事，革命文学能够在深刻了解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准确而生动地应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历史的脉动。

由此，现代知识分子初步完成对马克思主义中国本土化的整合过程^[14]，确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乌托邦思想在中国的历史合法性，并最终促成1928年知识分子的集体转型和思想转向。共产主义乌托邦已不再仅仅是对一个可能在历史上是“乌有之乡”的境界的梦想，而是一个在被历史所保证的未来（或者至少是如果人们根据历史提供的可能性去行动就有保证的未来）有其现实存在的“幸福”。^[15]其实，在当时大革命失败、惨案频发以及经济萧条的时局下，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景究竟如何是无法为时人所预料的，而当时作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领导阶层的共产党势力正处于低谷阶段，据专家考证，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之下，1927年尚有六万党员的队伍很快消灭到只剩大约两万人。^[16]不过，乌云终究遮挡不住太阳的照射。在一定程度上，这反而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乌托邦的勃兴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因为“一个国家的自由愈少，公开的阶级斗争愈弱，群众的文化程度愈低，政治上的乌托邦通常也愈容易产生，而且保持的时间也愈久”。^[17]借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辉照耀以及世界无产阶级运动尤其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现代知识分子坚信马克思主义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坚信作为中国社会革命重要一翼的左翼叙事具有科学的理论内核，他们擎起鲜艳的革命大旗，开始了激情洋溢、充满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的乌托邦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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