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乌托邦想象：揭秘中国现代想象

2023-07-1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104]20世纪初，以梁启超、蔡元培为首掀起的有关“新中国”的乌托邦想象揭开现代中国形象的第一幕。如果说，晚清时期现代知识分子的中国形象多着眼于国力、体制等宏伟的乌托邦想象，那么，伴随着新思想、新文化启蒙高潮的到来，“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所描摹的“中国形象”焕发出青春、蓬勃的现代气息。

一、现代想象之“中国”

在现代文学史上，有关“中国形象”的文学叙事大致经历三个阶段：20世纪初、“五四”时期和二三十年代。^[104]20世纪初，以梁启超、蔡元培为首掀起的有关“新中国”的乌托邦想象揭开现代中国形象的第一幕。诚如詹姆森所言，“在第三世界的情况下，知识分子永远是政治知识分子。”^[105]在遭遇来自内外双重的政治、文化压迫的困境中，晚清知识分子涌现出高涨的革命激情，文学迅速承担起启蒙民众、铸造民族国家意识的历史重任，“新中国”成为晚清新小说中有关中国形象的重要叙事方式。继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1902年）之后，有关中国形象的未来乌托邦叙事小说纷纷涌现，代表作有蔡元培的《新年梦》（1904年）、陆士谔的《新中国》（1910年）、碧荷馆主人的《新纪元》（1908年）等。在梁启超理想的实行君主立宪制的“新中国”、蔡元培振臂高呼“切切实实”造起来的“文明国”以及陆士谔幻想的立宪四十年后空前繁盛的新国度中，摒弃落后、愚昧的“老大帝国”而重塑一个政治昌明、经济富强、文化振兴的现代中国成为共同的主题。与这些洋溢着浓烈的浪漫主义色彩不同的是刘鹗眼中的中国形象。在长篇小说《老残游记》（1903—1907年）中，刘鹗借海上一艘遍体鳞伤、即将倾覆而又无人管护的破船，讽喻当时危机四伏的晚清帝国。而当时中国确实呈现出落后衰朽、颓败不堪的情状，由此可见刘鹗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李伯元所描述的中国形象综合晚清时期有关中国形象的两种正反形式。在小说《文明小史》（1903—1905年）楔子里，他把中国同时比作日出前的“晨曦”和风雨欲来的“天空”，既突出中国作为“老大帝国”的岌岌可危，又强调其处于“幼稚时代”的年轻有为。

如果说，晚清时期现代知识分子的中国形象多着眼于国力、体制等宏伟的乌托邦想象，那么，伴随着新思想、新文化启蒙高潮的到来，“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所描摹的“中国形象”焕发出青春、蓬勃的现代气息。在“五四”前期，由于深感中西现代化进程之巨大差距，激情飞扬的现代知识分子多赋予中国形象以阴性特征，甚至希冀未来中国借助于西方的强势力量获得凤凰涅槃般的新生。在《睡美人》（1914年）一诗中，胡适将中国喻为神话中沉睡多年的“睡美人”，只需潇洒的西方“武士”神奇的一吻就可以青春焕发、美艳绝伦；继之，在《炉中煤》（1920年）一诗中，郭沫若也将祖国比拟为“年轻的女郎”，借此抒发作为子民思念故国以及希冀国家复兴的炽热情怀。与当时昂扬乐观的时代氛围格格不入的，是鲁迅眼里病态中国的文化形象。自1918年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起，鲁迅就致力从文化批判的视角切入中国社会，尤其密切关注中国社会的国民性问题，其犀利的笔锋直指现代中国那一间紧闭封锁、令人窒息的“铁屋子”里国人的种种丑态，而自欺自傲、麻木不仁的阿Q由此成为自“‘五四’时期以及后来很多中国人经常以此表达中国人传统本性的形象”。^[106]

进入二三十年代，京派作家以诗意回眸的姿态展开乡土中国的乌托邦想象，构成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由于中国现代化起步甚晚，当时中国社会的工业化、城市化不但没有达到相应的程度，而且沿海与内陆、城市与乡村之间造成严重的失衡以及巨大的文化落差，古典与现代、保守与激进等各种不同形态的思潮在同一时态下并存。现存社会秩序无以提供思想意识重造的内容和资源，也无处可觅道德文化建设的场域，因此，京派作家从当下社会的终点向后退去，寻觅历代思想家所畅想的完美至善的道德世界，希冀以此作为重塑现代中国形象的思想基础与精神动力。不过，“人对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对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107]，而以“他者”的视阈营造的现代中国回应和补充京派乡土乌托邦的文学想象。这主要表现在沈从文的长篇小说《阿丽思中国游记》（1928年）和老舍的长篇小说《猫城记》（1932年）。《阿丽思中国游记》是仿照英国童话《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的体例，以前往中国游玩的阿里思与约翰·傩喜绅士的视角叙述“他者”眼里的“东方情调”。值得关注的是老舍的《猫城记》，它在继承并推进李汝珍、刘鹗的讽寓手法的基础上，巧妙地嫁接西方乌托邦小说的叙事形式，感时忧国的题材中表现出迥异于同时代作家现代中国想象的叙事风范。

民国时期的乌托邦想象：揭秘中国现代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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