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乌托邦想象：乌有之义

二、纷扰的“传统”：废名“桃园”乌托邦解构探析

废名称得上是京派小说的鼻祖，其作品田园牧歌的趣味和佛禅般高远的意境自有迥异于其他作家之处，以至于虽后人辈出，如沈从文以纯真至美的风格成为京派小说的一面旗帜，但废名依旧是作为卓异的“这一个”而存在。如批评家所言，废名的小说，“唯其善感多能，他所再生出来的遂乃具有强烈的个性，不和时代为伍，成为少数人流连忘返的桃源”^[83]。他的文学创作可划分为冯文炳时期和废名时期，这主要依据1926年首次启用“废名”的笔名发表小说《桥》。“废名”笔名的起用意味着废名创作思想与文体风格的蜕变。自废名时期以后，他逐渐由对乡村田园牧歌的赞美与神往转向佛禅思想的厌世与超脱。这种充满佛禅意境的意义传递以及空灵飘逸的语体形式，在《桥》中初露端倪，至《莫须有先生传》中已成为一种相当娴熟的叙述模式。而在前期的小说创作中，废名关注的多是以故乡鄂东黄梅地区为原型的乡土风情的叙述和描绘，通过在普通乡民的寻常琐事中凸现中国乡村社会中的“一切农村寂静的美”和“平凡的人性美”，构筑一个充满诗意而幽静、恬然的乡土乌托邦世界。

按照巴赫金的观点，“文学中乡土性的最根本的原则，就是时代生活过程与有限的局部地区保持世世代代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一原则要求复现纯粹田园诗式的时空关系，复现整个生活过程发生地的田园诗式的统一”。^[84]废名的乡土乌托邦小说正具备如斯品格。在废名的小说中，时间几乎是停滞不动的，它静静地流淌着，维持着乡村中国那种安逸、平和而寂静的田园景状。放眼望去，仿佛处处是造化随意点缀而成的人间胜景，在这些乡村世界里，在桃林、槐柳、石塔、水井和小桥等组合而成的背景下，有金银花繁盛而灿烂地开放，芭茅一丛丛旺盛地成长，更有那多情柔美的女子和慈眉善目的翁媪日日演绎着人间最淳朴、最温暖的故事。尤其在他以童年视角展开叙述的小说中，如《鹧鸪》、《初恋》、《柚子》、《我的邻居》等，弥漫着作者对乡村和大自然的异乎寻常的亲近和温爱，以及对和谐世界的怜爱与神往。当然，诚如周作人所言，“这些人与其说是本然的，毋宁说是当然的人物，这不是著者所见闻的实人事，而是所梦想的幻景的写真”^[85]，而废名也坦陈自己的小说“是梦，所以与当初的实生活隔了模糊的界”^[86]。

最能体现废名对乡土乌托邦向往之情的莫过于以十年之功精雕细琢而成的小说《桥》。废名起初想把这部小说命名为“塔”，又因已有此名的书而题为“桥”，其实，“塔”也好，“桥”也罢，作者想借此树立一种超凡脱俗的精神信仰，避开纷扰的现实世界而另辟一方沉寂、安宁的空间是小说叙事的立意所在。《桥》中所描绘的本是一个平凡而习见的人间故事，但废名将之升华到一种诗性的乌托邦世界，甚至熏染出一种到达彼岸世界的出世意境。小说中弥漫的田园情调使人很容易联想起陶渊明笔下的桃源世界，正如论者所言，它是“在幻想中构造的一个乌托邦。……这里的田畴，山，水，树木，村庄，阴晴，朝，夕，都有一层缥缈朦胧的色彩，似梦境又似仙境。这本书引读者走入的世界是一个‘世外桃源’。”^[87]而《桥》里的三个主要人物，小林、琴子和细竹也宛如桃花源中的秦时后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有自然的生长变化而无社会与人事的变迁，时间似乎始终停留于过去。同时《桥》的世界中也有清代李汝珍小说《镜花缘》中女儿国和君子国的影子。琴子和细竹的形象正是纯美的女儿国世界的另一种表述。细竹和琴子分别是中国文化真和善的化身。细竹好比是一个春天，天真烂漫，活泼生动，“她的一举一动总来得那么豪华，而又自然的有一个非人力的节奏”^[88]。琴子的心境则永远是福地，“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无论是偶遇的路人，还是对她的爱情暗存威胁的细竹，她都不存芥蒂，仁义待之。琴子和细竹两个女孩明知双方都心仪小林，彼此却从不在心中暗生妒恨，日日一起赏花吟诗却拥有一种宁静的和谐。而小林和两个女孩之间的情爱也是“发乎情，止乎礼”，哀而不伤，乐而不淫，一派君子淑女之风。不过，无论是桃花源，女儿国还是君子国，都是东方的理想国，这种以田园为牧歌基调构筑的乌托邦书写绝然是古代陶渊明桃花源想象的现代延续。^[89]在废名这里，乌托邦似乎并不是存在于现代时空里的真实或具体之物，他借助于对乡土世界的回眸获得一种复苏传统的自我赏鉴与慰藉。

但是，乡土社会的卑俗与丑陋是生活于尘世的废名所不得不正视的，史家庄、陶家村只能是他暂时回避现实而得以片刻栖息、匆匆而过的古时“桃源”。如果说沈从文在精心构筑“边城”这一座人性的“希腊小庙”时，是在不经意之中暗示“现代”之介入作为一个“外来者”促使乌托邦世界的轰然坍塌，那么，废名则是以清晰的笔墨书写着乡村世界内部人力因素导致乡土乌托邦分崩离析的过程，以悲悯的情怀表达对不肯退却的传统的哀怨与伤痛。

《柚子》是废名早期创作的一个短篇小说，它描写一段童年纯美友情的消逝与退隐。柚子是“我”妻子的堂妹。与废名后期创作的小说《桥》十分相似的^[90]，是叙述者对《柚子》中具有合法身份的妻子芹很少着墨，相反，柚子妹妹却成为叙述的重点。“我”深情地回忆少时在乡下外祖母家天真、快乐的童年岁月，“我”和柚子妹妹终日在一起嬉戏打闹，“倒很亲密地过了小孩子的生活”，但“我”和妻之间因为婚约的关系，“好像有什么东西隔住，从没畅畅快快地玩耍过”。^[91]童年纯真、质朴、两小无猜的欢乐情景令成年的“我”难以忘怀。柚子心灵手巧，给“我”做与众不同的湖草胡子，而且“套数更多”；“我”爱吃菜心，柚子虽然心里有一点点妒忌，但偶然看见一棵肥硕的，却高兴地大叫：“淼哥！淼哥！”在欢快的语调与流畅的叙述里，我们深切地感受“我”和柚子之间纯真而美好的童年友爱。但随着年岁增长，成年的“我”面临求学和婚事的压力而日渐沉默，更不幸的是驯良而温顺的柚子因为家运蹇滞，最终落得靠终日替人缝补衣衫贴补家用的困顿之境。但即便如此，当我终于见到令我不时牵挂的柚子时，她并非如想象中颓靡、消瘦的模样，而是“身材很高，颜面也很丰满，见了我，依然带着笑容叫一声‘淼哥’”。这也许并非真实的柚子，而是“淼哥”眼里的柚子妹妹！这一声“淼哥”也不仅仅是一种称呼，在“我”的心里，唤起无限的相思和感伤！在“淼哥”与柚子妹妹之间显然彼此都滋生一种超乎亲情的情感，但由于婚约的束缚两人无以抗争世俗的安排，以至于怀抱擦身而过的遗憾与苦涩。孩提时代，大人错将柚子当作媳妇虽是戏言，但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这更令成年后的彼此留下永远的伤感与惆怅。文章结尾，“我”和十年久别、一夕重逢的柚子妹妹没有聚上一天，因为即使当日已是除夕，但“我”没有勇气反抗妻子的安排，吃过早饭，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柚子“跟着她的骷髅似的母亲，在泥泞街上并不回顾我的母亲的泣别，渐渐走不见了”。在这里，所有美好的记忆和对未来的憧憬在惨淡现实的逼仄下黯然消逝，滞留于心头的是一段无法抹去的隐痛和一个遥远而悲凉的幻梦。

如果说，《柚子》中“我”和柚子妹妹的情感是因为媒妁之言而揉碎对过去和未来的梦想，那么，在《浣衣母》中，宽厚慈爱的李妈一夜之间由“公共的母亲”变成令人唾弃的城外“老虎”，则是因为乡间宗法制社会狭隘的道德观念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妒恨，扼杀了一个淳朴农妇对美好生活的最后一点梦想和期望。

作为废名有关逝去故土“光明的记忆”中的小说之一，后人多论及《浣衣母》的幽静自然又不失温爱的乡村风情，然而，这种“光明”或“温爱”的表层底下隐伏着废名对乡间落后文明的沉重叹惋。在某种程度上，李妈似乎是《柚子》中柚子妹妹成年后的延伸，叙述者虽然未曾告知读者少年时李妈的情景，但大概也不会强似柚子多少。废名小说中多是父亲缺席的残缺家庭，这意味着母亲必须作为破败家庭的唯一支柱，承受起来自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压力，故愈发显现女性的悲苦与凄冷。李妈成家不久即丧夫，酒鬼丈夫撇下二子一女，她含辛茹苦抚养孩子长大，可是两个儿子很不争气，一个早死，一个远走他乡，留下寡母和驼背妹妹艰难度日。母女相依为命是废名所钟爱的一种家庭关系的结构模式。在《桥》中，废名借小林之口表达对母子相守世界的诗意赞美，“母亲和小孩子的世界，虽然填着悲哀的光线，却最是一个美的世界，是诗之国度，人世的‘罪孽’至此得到净化”^[92]，反之，父子结构在废名笔下多是笼罩着“人世可怜的丑恶”的悲观色彩^[93]。遗憾的是，在《浣衣母》中，与苦命母亲相守的是一个不健康的女孩——驼背，她挫伤了李妈重振家业的信心与勇气，泯灭了这个本来就不完整的家庭里仅有的一点温馨之情，以至于当李妈慈爱地为那些来家休歇的姑娘们挥扇祛暑时，驼背女儿脸上现出很是不屑的神气。

在长达几十年的清贫日子里，李妈似乎并未感觉生活的艰苦，虽然“高大的瓦屋，消灭于丈夫之手”，儿子们的沉沦破灭她重新恢复家业的希望，并且最终用心服侍母亲的驼背女儿也病逝而去，但是，乡间邻里之间的关怀与照顾，以及城里太太们对她偶然丢失衣服也不深究等事件表示的同情和怜悯给予她莫大的安慰。令李妈彻底绝望而失去人间唯一希望的，是与一个过路的单身汉子之间萌生的一点“私情”。李妈允许他在门前卖茶挣钱，汉子以礼相报，两人相伴相惜，令一世凄凉的李妈得以享受一点安逸之“福”，却未曾料想这招致众人的流言蜚语乃至恶语中伤，从而使一世受人尊敬的“公共的母亲”沦为声名狼藉的城外“老虎”。骤然之间，几十年慈爱宽厚的李妈构筑的良好的人际关系被无情掐断，汉子被迫远走，留下孤苦的李妈惨淡度日。其实，在乡村社会一向看似温情脉脉的人情面纱下，在为世人“高尚”地恪守的道德名目下，是宗法制文化熏染而成的冷漠而近乎残忍的人性，对此，废名一针见血地指出浣衣母人间乌托邦破灭的缘由在于“富人的骄傲，穷人的委随，竞争者的嫉视，失望者的丧气，统行凑合一起”^[94]。

巴赫金曾质疑乡土小说在主题方面的开掘深度，认为作品的意义超越不了人物形象的社会历史的局限性。“循环性在这里表现得异常突出，所以生长的肇始和生命的不断更新都被削弱了，脱离了历史的前进，甚至同历史的进步对立起来。”^[95]固然，现代中国乡土小说在展开有关乡村的乌托邦想象时，一定程度上也囿于历史循环论的思想樊篱，但我们不可无视现代作家在主题方面的开掘与延伸，以及对乡土乌托邦丰富意象涵义的着力探究。废名致力于营造“杀”、“坟”、“杀场”等诸多带有恐怖色彩的意象就是一个明证。或许是出于个人的生命体验^[96]，也或许是受传统老庄隐逸文化的影响，在废名20年代的乡土小说中，“坟”的意象时时出现，如《柚子》里有外祖母饰着圆碑的坟、《浣衣母》里有高高低低各式的坟以及《竹林的故事》里出现的竖着纸幡残片的老程的坟等，这些充满萧瑟与悲哀色彩的意象对乡土乌托邦堡垒的瓦解起到重要作用。

作为废名小说的经典之作，《桃园》可视为展现乡土乌托邦之解构的范本。其中“杀场”意象的营构颇值得细细玩味。桃园本该是一方富有生机与诗意的园地，春天开着灼灼绽放的桃花，秋天结着满树累累的果实，它是人间何等美丽而富硕的胜地！可是小说开篇，叙述者即点明桃园“风水”之欠缺，一边挨着县衙门，衙门门庭冷落，不能够叫桃园热闹；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照墙外的杀场。杀场与桃园的毗邻显然别有深意，它暗示“‘桃园’与‘杀场’，人生的欢愉与悲愁，往往是接壤相连的”^[97]，换言之，人生多的是磨难与哀怨，生与死，欢乐与悲伤，繁华与衰亡，如影随形，紧相联结。生病的阿毛和酒鬼爸爸就住在临近杀场的桃园里，“‘杀’字偏风一般的自然而然的向你的耳朵吹，打冷噤，有如是点点无数的鬼哭的凝和”^[98]，这种凄凉氛围笼罩着小说的整个叙述过程。阿毛整日生活在悲愁的幻想之中，面对落日，担心天狗会吃了日头；记起妈妈，更是迷惑爸妈为何总是争吵不休。小说叙事采用第三人称的限制视角，令读者印象深刻的是阿毛小小的心里盛满对生活的感伤与无奈，但是，全篇未见任何有关阿毛诉说病体感受的文字叙述，她似乎从未担忧过自己的身体和疾病，这份懂事与乖顺不能不让读者涌生深切的怜爱和痛惜。失去母爱已是一个孩子最大的不幸，更何况病弱的身体令阿毛无法享有正常孩子的欢乐与嬉戏。人生处处是悲哀。病重的阿毛居然想吃自家年年盛产的桃子！这愿望产生于没有桃子的时节。爸爸拿着仅有的几十个铜子换取三个玻璃桃子，想让阿毛看看聊以安慰，不幸的是，一群孩子在碰撞中将玻璃桃子打碎了！鲜红夺目、绿叶相衬的玻璃桃子连同阿毛可怜的愿望在一瞬间破灭了！当一个病孩最后的一点希冀像玻璃一样被轻易地击碎时，它象征着在乡村中国看似最纯美的家园里，废名无力构筑心向往之“桃园”乌托邦的沉痛与落寞。如论者所言，“他所描写的不是什么大悲剧大喜剧，只是平凡人的平凡生活——但这却正是现实”^[99]，在惨淡而真实的人世间，乡土乌托邦的幻美永远只能是一种梦想，“桃园”之亡成为一种无法回避也无法挽回的必然。

乌托邦应该是一个至善至福的、完美无缺的社会，因此，也就是一个无需任何改变或进步，也不允许内部失衡的超稳定的形态结构。在人们的想象中，乌托邦是一种永恒的、完成的现实，一种静态社会。N.弗拉亥指出：“一般的乌托邦观念，即使不全是乌托邦作者的观点，至少也是大众想象中的乌托邦，都认为乌托邦是一个理想的或完美无缺的社会，它具有某种逻辑一致的结构，不仅为乌托邦的子民，也为整个人类的生活，应许了充分的自由与幸福。”^[100]但是，当废名以一种反现代性的写作姿态精心营构一种谐和氛围，追求一种安于自然，悠然闲适而宁静质朴的田园之美时，他无法让这个乡土乌托邦得以存续。因为，即便他暂时消隐甚至彻底摒除外界因素，如沈从文小说《边城》中所暗示的“现代”之介入，乡村内部各种有意无意的人力因素也会无情地摧毁这个乌托邦世界的平衡，所以，他无从建构，也无处寻觅那个亦真亦幻的“桃园”乌托邦，以至于在创作后期，如小说《桥》、《莫须有先生传》中，以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在佛禅的空无之境里淡化人生的苦涩，以期稀释郁结心头甚久的哀伤愁怨。

不过，废名的归隐不是陶渊明笔下孤独闯入、孤独退出的桃源胜景，不是“才子佳人”小说中缠绵悱恻、象征着文人沉思于自恋状态的书斋闺房，也不仅仅是古人“得圣人之清，泥涂轩冕”^[101]的境界，而是远离世俗寂静安谧、有人相依相伴的个人性情感与生存空间。在这样一种归隐方式中，生与死的意义渐渐体现在个人的性情上，而不是民族、国家的兴亡上，男女主人公成为试图超越历史、民族、国家的旁观者和局外人，“他们更注重内心对理想世界的领悟和领悟中得到的快感，而不是外在于人的理想世界本身”^[102]。由于它只能通过玄思的幻想与一头扎入过去的回忆去寻找它的救赎激情与思想资源，所以，这种乡土乌托邦最后走入一种精神自闭的自我陶醉之中，无补于真正的现实危机而成为现代乌托邦一种社会讽寓的话语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