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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科技与乌托邦:乌有之义

【摘要】:人们坚信伴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社会将日益文明,人性将日趋进步与完美,“于是乌托邦不再是一地点,而是一时间,存在于未来发展之中,而不是未知的异国绝域”[74]。另一方面,金钱作为科技发展的衍生物,在科幻乌托邦中体现为相当先进的现代观念。由此,对科技进行正面、积极展望的科技乌托邦遭到强烈质疑和全面否定,西方乌托邦文学转入对科技意识形态功能的批判。

一、科学乌托邦

科学是乌托邦的重要主题之一。西方乌托邦对科学理想社会的想象呈现一种动态的过程。在17世纪,工业革命的开始以及科学对宗教的胜利使人们逐渐将“科学”纳入乌托邦想象的视野。乌托邦思想家认为人类最终复兴和臻于至善的境界,主要不是靠对财产法的改革或社会革命,而是依靠科学进步、科学精神来管理人类生活,随之,乌托邦文学逐渐由以莫尔为代表的强调人人平等、自由的人本主义转向以培根为代表的科学理性主义诉求。在《新大西洋岛》(1622年)中,培根畅想遥远新世界尤其是科技文明高度发达的未来之境,“以近乎浪漫主义的热情宣告唯有可行方法才是人类登上完美生活境界的唯一阶梯”[73]。书中有一个称作“萨洛蒙之家”的学院,它由一批自发的、有学识的人组成,工作任务是通过实验、研究和实地旅行掌握知识,发现能使人类走向幸福与进步的真理和原则。

随着科技力量的迅速壮大,人类进入被誉为“科学的世纪”的19世纪,人们对于自然以及宇宙的整个观念已然改变,科学由自然领域延伸到社会领域并介入价值观念及意识形态范畴,进步论和目的论观念成为欧洲思想的主要潮流并形成新的历史哲学。人们坚信伴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社会将日益文明,人性将日趋进步与完美,“于是乌托邦不再是一地点,而是一时间,存在于未来发展之中,而不是未知的异国绝域”[74]。19世纪充满了种种乌托邦书籍和设想,在那个世纪的最后12年里,大约就有一百部乌托邦小说出现。[75]科幻乌托邦成为这一时期乌托邦文学的主流,主要有埃迪耶纳·卡贝的《伊加里亚旅行记》(1840年)、萨缪·巴特勒的《埃里旺奇遇记》(1872年)、贝拉米的《回顾》(1888年)、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1890年)、赫茨卡的《自由之乡——社会的理想境界》(1890年)、威尔斯的《时间机器》(1895年)[76]以及《现代乌托邦》(1905年)等。

与传统乌托邦的背景是同时代的未知世界不同,贝拉米的《回顾》第一次将理想世界的背景放到未来。书中描写1887年波士顿的名门之子威斯特在“隔音卧室”里催眠术作用下沉睡113年后,于2000年苏醒。他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座“美丽的城市”中,“人的本性没有变化,但人的行为动机随着人的生活条件变化而发生了变化”[77]。在这个全面机械化、科技高度发达的国度,由于完善的政治经济体制以及社会福利系统,贫穷、劳工乃至腐败、犯罪诸问题都已悄然泯灭,和平、友好、富足和安逸带来新的黄金时代。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和贝拉米的《回顾》具有类似的构思,讲述一个人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突破时间的界限来到2000年以后的世界,发现他所主张的用暴力夺取政权、建立新生活的理想已经实现。人们将此现状称作文明第二个童年期,与《回顾》中犯罪被称为“隔世遗传症”类似,人们不再用刑罚对待偶然的、由非理性造成的罪犯,而是从人道主义角度视其为病人。

另一方面,金钱作为科技发展的衍生物,在科幻乌托邦中体现为相当先进的现代观念。在《自由之乡——社会的理想境界》中,作为经济学家的赫茨卡一反古典乌托邦思想家财产公有的经济观,他推广私有制,认为这是促进劳动的最好刺激素。他的整个乌托邦思想是建立在个人利益基础上的,其目的不在建立人人都穷的世界,而在于建立一个共同富裕的世界,“伊甸谷”就是书中的一个由“国际自由协会”组织的代表们建立的繁荣的聚居地。在《现代乌托邦》中,威尔士更对金钱有突破性认识,甚至可以说达到现代金融学的认识水平。他认为金钱是一种既美好而又必需的东西,“金钱是整个社会机体之水。它既能起分配作用又起收受作用,使事物得以成长和聚集、运动和回复。它使人类对自由的需求和相互依靠的特性协调起来”[78]

不过,随着19世纪末大工业乃至后工业时代的到来,人们意识到科学技术在推动人类文明前进的过程中具有相当的负面作用。当科学技术参与泯灭人性、遏制思想的罪恶过程时,它沦为极权化意识形态用以奴役人民的工具,消除人的理性批判精神而使之成为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由此,对科技进行正面、积极展望的科技乌托邦遭到强烈质疑和全面否定,西方乌托邦文学转入对科技意识形态功能的批判。在威尔士的《时间机器》(1895年)和《摩若博士岛》(1896年)等反乌托邦小说以及最为著名的三大反乌托邦小说——札米亚金的《我们》(1924年)、赫胥黎的《美丽的新世界》(1932年)和乔治·奥威尔的《1984》(1948年)中,小说家们对权力政治支配下的科技力量,以及它所带来的人的精神的全面异化表现出普遍的关注。他们无情地解构传统乌托邦的田园牧歌情调,冷峻地预测和描绘科技进步与意识形态结合所导致的异样景观,对人类未来可能出现的反乌托邦前景,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恐惧和绝望,从而对技术政治社会中人的存在危机发出严重的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