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有之义：民国时期乌托邦想象中的时空观

2023-07-1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晚清知识分子也逐渐打破原有的历史循环的时间观而转向线形时间观，他们对于未来的时间持乐观主义态度，在时间的线条上注入积极的价值与意义的期待，这使晚清乌托邦显示出与古典乌托邦截然不同的品格。

二、回到“未来”：晚清乌托邦的时间观

在本质上，人的存在是一种时间性的存在，因此，对时间的思索与追问也是对存在的探询。“乌托邦概念最初是基于一种空间联想（topos——地方，u——没有，utopia——乌有之地），但如今它的时间内涵已远胜于任何可能保留下来的严格词源学意义。”^[56]在晚清小说家积极展开有关“新中国”“大叙述”的同时，时间，乌托邦文学书写的另一重要之维，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叙事形式。

中国古典的乌托邦，无论是孔子心向往之的“大同”世界，还是老子理想中的“小国寡民”，抑或是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都是通过对远古社会的美化与追怀营构一种理想境界，其社会理想观是向后看的，体现的是历史退化论或循环论的历史观。而进入近代以来，随着1859年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出现，进化论由从自然界推及社会历史领域并最终形成世界性的科学主义思潮。晚清知识分子也逐渐打破原有的历史循环的时间观而转向线形时间观，他们对于未来的时间持乐观主义态度，在时间的线条上注入积极的价值与意义的期待，这使晚清乌托邦显示出与古典乌托邦截然不同的品格。在康有为有关世界大同的宏伟构想，以及梁启超为代表有关“新中国”的热切向往中，如论者所言，“其批判指向是前瞻的，其时间观念是指向未来的，其社会史观是循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观念演绎的”^[57]。但吊诡的是，“当晚清作家迫不及待地铭刻他们对未来的欲望与理想时，他们预先‘消费’或‘消耗’了未来。当那神秘的天启时刻提早降临，当那渺远的不可知成为想象的必然，晚清小说家把未来变成了一种乡愁。他们的预言作品不是迎向，而是回到未来”^[58]。

在有关未来理想社会的乌托邦书写中，回到“未来”的叙事方式首先表现在晚清作家力图复兴中华的主题上，不过，复兴的目的不是积极纳入世界历史现代化进程，而是旨在恢复中国“天朝上国”的昔日荣光，从而使小说弥漫着一种复仇雪恨、称霸全球的民族主义意识。民族主义具有积极和消极两种功能。当它以“民族”的名义构成一个社会共同体，为民族成员提供安全感和精神庇佑，但如果过分地强调民族意识，以集体文化和精神联系的名义排斥和抗拒异族，就会演变成一种非理性的情绪和行为，而有碍于民族自我的清醒认知和长足发展。蔡元培的《新年梦》描述在“水底潜行艇”、“空中飞行艇”等先进的科技力量以及强大的人力保障下，新中国大破诸国海陆空联军，“与西历千八年的联军破法，还要热闹”，一扫当年鸦片战争时落后中国受外国列强的欺凌之辱。在此基础上，汉语也获得世界公文公语的至尊地位，“那时候各国听中国的话，同天语一样。又添着俄、美两国的势力，没有敢不从的”，字里行间闪耀着“一泯千古仇”的快意。同样，在吴趼人的《新石头记》中，陆军都督西门子掌在陪同前来参观文明村的众人前夸下海口：“其实我们政府要发下号令来吞并各国，不是我说句大话，不消几时，都可以平定了。”^[59]在陆士谔的小说《新野叟曝言》中，征欧大元帅文衽统率五艘“飞舰”降伏欧洲72国的情景更是凸现“新”中国之大国神威。这种以中华为世界中心的政治渴望日益膨胀，以至于有关“种战”的叙事成为当时小说家热衷的主题之一。

在碧荷馆主人的《新纪元》中，小说描写繁荣昌盛的未来中国与白种国联盟之间的一场世界大战。战争发生于1999年，起因是中国政府决定改用黄帝纪年并电告同种诸国，这引起白种诸国的极大恐慌，视其为联络黄种诸国而争霸全球的先声。于是，黄、白种族之间的争霸之战爆发，最后，在黄种诸国同仇敌忾的打击下，白种联军全军覆没，被迫与中国签订屈辱和约。细察和约内容，由各地赔款、设立租界，到河海航权、传教（孔教）办学等条款，简直就是马关、甲午、辛丑等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清政府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副本。姑且不论未来“新中国”军事力量发展的可能性，歼灭异族、吞并诸国、签订不平等和约等行径显然已悖离光复中华的爱国主义初衷甚远，从而重新落入当年西方列强侵略衰弱中国的军国主义窠臼，充斥着称雄争霸、复仇雪耻的狭隘民族主义意识。晚清小说家在20世纪初所作的种种未来“新中国”形象的预言，急欲摆脱历史包袱，却反而印证了中国过去与现在的阴影从未消失。中国的未来只是重演列强对中国的丑行，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60]

其次，在面对西方已经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时，为了凸现古老中国悠久的历史文明，晚清小说家也“总是力图将之纳入‘国粹’的固有框架，说明它们早已存在于古人的理想中”^[61]，一味抬高本国实力、贬低西方而无视中国科技发展所能达到的实际水准。吴趼人《新石头记》的“文明境界”里有许多科学发明，如飞车、验骨镜、助聪筒、助明镜、透水镜等，这些类似科学幻想的发明创造，明显带有西方科技的印记，验骨镜、助聪筒、助明镜就分别相当于X光射线、助听器、望远镜，但小说叙述者反复强调诸般发明均比欧洲制造的更为精良，如大肆夸耀用化学制成的镜子的物理功用：“隔着此镜窥测人身，则血肉一切不见，独见其性质。性质是文明的，便晶莹如冰雪；是野蛮的，便浑浊如烟雾。”不仅如此，作者还不时将“文明境界”中的科幻发明与西洋科技产物相比较，以示中华文明的优越性。如“司时器”改良西洋钟表记号简略的缺陷，“留声机器”以仿生学的原理制成比机械音更为清晰自然的模拟音，而即使当时在西方甚为先进的气球，也不过达到中国“文明境界”百年之前的科技水准。更有关于中西医优劣之比较，认为西医解剖后只得部位而无以考验病症，这些不顾医学的客观性与真实性的论断未免荒谬。

不仅如此，晚清小说家还倡导回到儒家德治天下的远古时代以复兴中华伟业。最典型的莫过于吴趼人的《新石头记》。小说后二十回写宝玉为寻找“自由村”无意中来到“文明境界”的经历。吴趼人怀抱儒家“德治”的道德救世主义，宣扬未来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等体制仍应根基于忠孝仁义为核心的传统道德。“文明境界”俨然是传统儒家大同的现代摹本。地理布局用代表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某一字作为标示：中央是“礼、乐、文、章”，东方是“仁、义、礼、智”，南方是“友、慈、恭、信”，西方是“刚、强、勇、毅”，北方是“忠、孝、节、廉”。在儒家思想的教导和浸淫下，镜内民康物阜，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文明专制”是文明境界的完美政治体制，其核心在于恪守儒家经典《大学》所云：“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当然，“文明境界”奉行孔教，“入了学堂，第一课先讲的是修身。所以无论贵贱老少，没有一个不是循理的人，那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人人都烂熟于心”；反之，家庭革命等现代化思潮是“野蛮自由”，因为它“首先把伦常捐弃个干净，更把先贤的遗训叱为野蛮”。由于实行“文明专制”，立宪、共和两种体制都不足取，地方政权需将之归于“文明”的皇帝，实行曾经沿袭中国几千年的专制政体。富有戏剧意味的，这种儒家道德主义思想竟然还适用于现代战场。为了避免对敌方人员的大规模杀伤，东方德发明一种用于战争的“仁术”，即将新研制的奇效蒙汗药用飞车洒在敌军大营中，这样就可以不损一卒、生擒敌人而大获全胜，从而保全中国军队仁义之师的高风亮节。事实上，现代战争伊始，高科技的军事武器、强大的杀伤力就是战斗力的保证。因为一旦战争爆发，它可以在瞬间使大地腥风血雨、尸横遍野，因此，东方德所谓仁义之师的战略思想显然完全不适宜现代战争。诚然，在中国封建宗法制的社会形态下，儒家思想曾对皇权政体的稳定提供强大的精神基础，但随着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演进，传统儒家思想应当与时俱进才能发展，而晚清作家由于缺乏广阔的观照视野，缺乏对传统儒家予以现代转化的意识和能力，制约了小说叙事乌托邦想象力的发挥与腾飞，以致编制出“文明专制”等不中不西的畸形产物。^[62]

儒家传统的思想精髓似乎无处不在，儒家伦理观甚至成为晚清小说家展开未来国家新民想象的人格基础。春颿的《未来世界》写立宪以后文明时代的中国，主体部分是有关潘润泉和汪墨香、黄陆生和赵素华等青年男女爱情、婚姻变迁的故事。小说叙述的立足点显然在于“未来”，作者也直言创作的动机是为了塑造全新的国民，并对历来深受男权意识压迫的女子寄予厚望：“要把那二万万同胞的女子，一个个都变作完全资格的国民，这就是在下做书的这几回小说的本意了。”^[63]文中不乏对新社会、新思潮以及新女性的生动描写，但我们不时可以感到叙述者浓重的封建伦理意识。在第十八回开篇中，叙述者一面评点郁郁寡欢、遵循母命的传统女子符碧芙“太不自由”，一面又对独立自主、大胆选择爱人及婚姻的赵素华不予认可，指责她的行为过犹不及，“太得自由”^[64]。对于反面形象潘润泉，叙述者也不时流露暧昧的立场，如在婚姻问题上认同潘润泉的择偶观，认为宁可选择“沉默简朴的女儿”，也“不要羡慕那荡逸飞扬的女子”，而此处所谓“荡逸飞扬的女子”，指的是那些特立独行、具备新思想、新行为的时代新女性。可见，作者在处理人物的爱情、婚姻上仍然秉承儒家三纲五常的文化立场，虽然比较晚清早期改良派对孔孟之道的忠心虔诚，如王韬所言“盖万世而不变者，孔子之道也”^[65]，或如郑观应所言“庶知所变者富强之权术，非孔孟之常经也”^[66]等，思想上有一定进步，但本质上依旧没有挣脱儒家传统思想的枷锁，因此，对现代新男女、新社会伦理关系的建构也仅仅只是局部的、有限的设想。而蔡元培的《新年梦》中裁判所仿中国旧说中的雷公击人，驾驭电气先定罪后电击迫使守旧派归化的手段，更是散发着旧中国宗法制度的陈腐气息。

晚清小说的乌托邦书写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限，使理想成为断线的风筝，原因有三个方面。首先，是由于晚清知识分子身处晚清末期“学问饥荒”的特定历史语境而无处汲取足够丰富、科学的知识养料，如梁启超所描述的，“盖当时之人，绝不承认欧美人除能制造、能测量、能驾驶、能操练之外，更有其他学问，而在译出西书中求之，亦确无他种学问可见”^[67]。自然，创作者知识积累的匮乏对文本有关未来想象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有相当的限制。其次，由于身处内忧外患双重压迫的历史危机，晚清作家怀抱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希望借助小说高扬民族主义的旗帜以激活昏睡百年的老大中国的愿望过于迫切，而现实尚未提供使理想付诸实践的可能性，从而使之陷于现代与传统的夹缝之中。他们有意渲染中华民族的昔日辉煌，竭力从传统中检取各种资源，试图以此颠覆当时西方宣扬的中华民族“劣种人”的论断，却不曾料想滑落于狭隘民族主义意识的泥淖。再者，是由于传统意识形态的积淀已转化成一种根深蒂固的“集体无意识”。长期以来，知识分子就被灌输“中国优越论”的思想，被教导夷人的一切低于中国。中国要向夷人学习，成为一件举国上下难以接受的事情。因此，在种种有关未来“新中国”的乌托邦叙事中，晚清作家用以腾飞想象的思想基础不是日益先进、丰富的现代文化知识，而是翻查历史的旧纸堆检取的一点创作灵感。这种“意识自觉”使他们面临西方诸国已取得的现代化累累硕果时，难以扭转内心对博大精深文化体系的崇仰之情，摒弃中华民族自古宣扬的优越感和自豪感，相反，凭借对异域强权势力的言辞颠覆，晚清作家获取如阿Q般“精神胜利法”的自我抚慰。

总之，当晚清小说家将时间视为一种非线性的发展过程，认为不断进化的时间前方代表着人类走向文明的方向而体现强烈的未来感时，对未来国家的政体、文化以及人际伦理关系的种种乌托邦想象呈现一种回到“未来”的复杂姿态。“晚清作家憧憬未来，希望自未来的实现，看到中国的未来。而未来也提供了一特殊角度，供他们检视现实的缺憾。”^[68]但急迫的救世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和根深蒂固的集体无意识等限制他们对未来“新中国”的合理想象，晚清作家既无以寻求历史前进的明确方向，也难以展开对未来理想社会美好图景的全程展望^[69]，只有退回，从历史和传统中检取一些零乱的碎片编织现代中国的乌托邦之梦。

乌有之义：民国时期乌托邦想象中的时空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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