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有之义: 民国时期的乌托邦想象

一、“新中国”：“新小说”创造的民族国家神话

安德森指出，现代国家不是先有大地、人民、政府，而是先有想象。一个新的民族国家在兴起之前，有一个想象的过程，这个想象的过程是一种公开化、社群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依靠两种非常重要的媒体，一是小说，二是报纸。在一个现在的时间里面，一群人可以通过共同的想象产生一种抽象的共时性。有了这些抽象的想象，才有民族国家的基础。^[37]现代民族国家想象是晚清小说中重要的表现内容，尤其在晚清最后十年，西风东渐的冲击与国事的骤变激发现代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不论立宪派还是维新派、革命派，他们纷纷撰文建构他们对现代民族国家的乌托邦想象。当然，“任何一个新的民族国家想象出来之后，势必要为自己造出一套神话，这套神话就称为‘大叙述’”，因为“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要有一套大叙述，然后才会在想象的空间里使得国民对自己的国家有所认同”^[38]。由于身处内忧外患的双重压迫以及世纪初的特定历史时刻，“新中国”成为晚清乌托邦展开民族国家想象的“大叙述”形象。在小说叙事内容方面，畅想一个未来新国度或构建一方新乐土成为小说的重要主题。而就中国命运提出的种种乌托邦叙事，不仅指向现代中国亟待建设的国家政治体制，社会文化也成为想象未来民族国家理想社会的重要方面。

从现有史料看，晚清有关“新中国”叙述的乌托邦肇始于梁启超1902年刊于《新小说》创刊号的《新中国未来记》^[39]。小说借未来比照现实而传达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渴望与幻想，洋溢着浓郁的中国式“爱国主义的地方观念”^[40]，源于梁启超对欧美政治小说的膜拜与推崇。在《译引政治小说序》一文中，梁启超指出“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际，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不仅如此，还可以促动新的社会思潮的涌现，“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41]。《新中国未来记》的诞生适逢其会地契合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关于民族国家的想象热望，并由此引发了盛极一时的政治乌托邦叙事风潮。继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后，蔡元培的《新年梦》（1904年）、吴趼人的《新石头记》（1905年）、春颿的《未来世界》（1907年）、陆士谔的《新中国》（1910年）等小说也纷纷展开有关“新中国”的乌托邦想象。他们常常采用寓言式的开头和讲述未来的叙事形式，塑造“新中国”这一具有鲜明时代性的意象，它不仅是一个独立、富强、冠绝全球的中央帝国，并且成为主持世界公道和正义、引导世界走向大同盛境的中坚力量。

《新中国未来记》在叙述形式上受到了英国小说《百年一觉》^[42]和日本小说《雪中梅》的影响^[43]，但小说运用倒叙的手法使未来处于完成状态。就描绘现代民族国家想象而言，小说楔子部分描绘1962年中国举办纪念维新成功50周年大庆典盛况，开创了晚清政治乌托邦小说有关“新中国”未来想象的激昂基调。小说的叙述时间为“话表孔子降生后二千五百一十三年，即西历二千零六十二年”，在具体的时间计算上，梁启超似乎对于“西历2062年”、“光绪二十八年”的“一甲子后”和他的老师康有为所力倡的“孔子纪元”等时间概念混淆不清^[44]，但小说想象之宏大和叙事之生动却是一种昭然的存在，由此成为晚清政治乌托邦小说“新中国”想象的垂范之作也在情理之中。在楔子部分，小说全面铺叙60年后“新中国”崭新而令人振奋的瑰丽景象。在政治上，中国此时是一个跻身世界先进国家行列并引领世界和平大潮的国家，因此，在中国庆贺纪念维新成功50周年之际，诸友邦或皇帝或亲自莅临，或派遣使者前来拜谒。与此同时，中国已拥有相当的经济实力，如上海正准备承办大型博览会，所陈设的商务工艺品丰富多样。更为突出的，是中国已位居世界学术的前列。各种学术研讨会相继召开，诸国学者、大博士等会聚一堂，交流最新研究成果。继之，在小说第二回立宪60周年的庆祝大典上，全国教育会会长孔觉民博士以中国60年史为题的演讲更充分展示中国的综合国力。孔博士力陈有志之士挽救民族危亡的坎坷艰难，彰扬他们忠诚为国、奋发有为的慷慨气度，“新中国”辉煌而曲折的历史进程和演讲者激情昂扬的翩翩风度不时博得两万观众，包括一千外国人在内的阵阵喝彩。

继承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倒叙手法，描写“新中国”美妙诱人未来蓝图的后继者当推陆士谔的《新中国》。^[45]小说幻想立宪40年后，即1951年时“新中国”的盛世景象：法外治权已经收回，警政、路政皆由地方市政厅主持，“马路中站岗的英捕、印捕皆已不见，外国人也十分谦和”；市政建设、郊区开发已取得显著成效，电车在街上飞驰不绝，大铁桥横跨黄浦江，浦东地区呈现一片兴旺发达的景象。当然，最能表现作者对未来“新中国”国力强盛的热忱期望，是铺叙立宪40年大祝典的情景。此时，全世界20多国会议设立弥兵会并万国裁判衙门，中国大皇帝被选举为弥兵会会长，中国前任外务部尚书、国际学会法学博士夏永昌则为万国裁判衙门正裁判官。于此，叙述者赞叹不已：“这真是盛极了，文明到这般地步，要再进化，恐怕也不能够了！”类似美好的“新中国”乌托邦想象也出现在他的《新三国》里。文中叙述孔明召开国会，兴办学校，人民乐业，学术昌明，“社会之进化，几有一日千里之势”。尤为突出的，是汉语的地位在国际上得到广泛的认可，海外诸国纷纷派遣留学生来汉求学，各国高等学校均设汉文汉语一种，由汉人前往执教，令读者顿生扬眉吐气之快。不仅如此，晚清翻新小说也大力书写未来“新中国”的美丽前景。如吴趼人的《新石头记》，它延续曹雪芹《石头记》中的神话框架，让从旧时代梦中醒来的贾宝玉变成感时忧国的知识分子，以此倾注作者力图“补天”的政治理想。小说前半部专门揭露晚清社会的各种恶弊并予以猛烈讽刺，后半部则描绘先进而文明的“异乡”——文明村，它其实就是现代版的“桃源”乌托邦。而小说结尾宝玉梦到的中国万国博览会和世界大同的景象，也几乎就是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中预想的“新中国”1962年盛况的翻版。

另一方面，“新中国”不仅需要新国体、新政体的确立，更需要社会建设的主力军——新民的崛起与培养，而担当民族国家未来发展之重任。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提出具有启蒙色彩的“新民说”，他高举“新民为今日中国之第一要务”大旗，指出“新民”之“新”需涵括两层含义：“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作为国民素质中“所本无”的品质，现代民族国家意识是晚清知识分子树立“新民”的核心所在。蔡元培在《新年梦》中详尽地阐述“新民”对于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性。文中写自号为“中国一民”的支那人在甲辰年正月初一做了一场新年梦，梦中展望60年后“新中国”的诸般情景。小说在陈述“新中国”恢复东三省、消灭各国势力范围以及撤去租界三件头等国事的实现过程后，郑重指出改造国民“有家无国”的传统意识是“新中国”成立之要务，即民众需要树立团结、坚实、众志成城的国家意识，并认为“其实造个新中国也不难，只要各人都把縻费在家里面的力量充公就好了”^[46]，诚然，这个说法如今看来不免有些简单，但叙述者对现代“新民”的自觉意识却是难能可贵的。

与政治家多从宏观的视野展开对未来中国的宏大叙事不同，春颿的《未来世界》以小说家的眼光全面细致地展开立宪以后国民的文化、教育、婚姻等日常生活叙事，小说将开通民智、提高国民素质确立为未来“新中国”的思想基础，“如今的时候，我们国民的资格没有完全。不论什么人，都该应一个个把自己造就成了有用的国民，方才是个道理”^[47]。为此，小说着力叙述各类知识分子为塑造新民意识开展如火如荼的社会活动，如陈国柱四处演讲宣传新学、新思想，方县尊致力发展新工业、新经济，宗夫人创设女学堂传播新观念、新伦理，等等，以此全面塑造新民的现代理念。作为后起的晚清作家，陆士谔显然充分认识到国民素质的提高对于国家政体改良的重要性，这体现在他有关乌托邦想象的系列小说中，如《新三国》、《新水浒》、《新上海》等。在描述梁山社会经济生活方面的改革的小说《新水浒》序言中，陆士谔自述将国民素质纳入“新梁山泊”改革大业的写作意图：“朝廷有望治之心，编氓乏自治之力，然吾国民程度之有合于立宪国民与否，我正可于吾书验之。”继之，在全面展开未来中国蓝图的小说《新中国》中，陆士谔刻画南洋公学的学生苏汉民将改造国民的理念付诸实践，他专门发明医心药和催醒术，用以整治心性不正的国人，提高国民的心理素质和文化水平，从而奠定富国强民和世界和平的基石。

有关“新中国”民族国家的乌托邦想象之所以成为近代小说中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有深刻的现实原因与文化依据。一方面，这是由于晚清帝国在内忧外患的夹击下陷于全面崩溃的历史危机，使晚清知识分子的民族生存危机日益加深。对此，梁启超有深切的体验：“甲午战争之前，吾国之士夫，忧国难，谈国事者，几绝焉。自中东一役，我师败绩，割地赔款，创巨痛深，于是慷慨爱国之士渐起，谋保国之策者，所在多有。非今优于昔者，昔者不自知其为国。今见败于他国，乃始自知其为国也。”^[48]危机四伏的动荡时局、亟待改革的社会体制为乌托邦的自由运作提供一个历史契机。因为只有在历史观具有一定方向性而又尚未成为实践的基础时，才有乌托邦的想象余地。另一方面，西学东渐的文化思潮以及西方现代化的强烈冲击动摇晚清知识分子原有的国家意识，诚如列文森指出的，“中国受列强连串打击之后，动摇了知识分子的文化认同，使其无法固守传统的自我形象，由此生出一种渴望弥补受创伤的文化自尊的情绪”^[49]。而现实的中国又无从寻觅精神得以依凭的文化资源，于是，西方诸国昌明的政治和强盛的国力成为他们展开现代民族国家乌托邦想象的目标与指向，“新中国”作为政治想象与精神诉求的载体，具有暂时抵挡黑暗现实的精神慰藉与鼓舞作用，契合并引发了当时国人热烈的文化与阅读需求。反映在图书市场上，据学者考证，当时此类书籍销量可观，“书易售，在政治小说走红的时候，一年大多的时间里，梁启超分配到1万多元”^[50]。

诚然，因为晚清小说家怀抱浓烈的救世理想，“当时小说家的兴趣，尽在国富民强、政治改革等宏大题材上，现实的焦灼与改革的热情始终制约着小说对未来的构想”^[51]，忽略了小说想象的丰赡性以及叙事手法的艺术性。黄遵宪在看了洋务局“飞递”来的《新小说》后，曾立即复信给梁启超，除了对《新中国未来记》“表明政见，与我同者十之六七”的赞誉之词，也指出“此卷所短者，小说中之神采（以透彻为佳），之趣味耳（必以曲折为佳）”，因为“仆意小说所以难作者，非举今日社会中所有情态一一饱尝烂熟，出于纸上，而又将方言诱语一一驱遣，无不如意，未足以称绝妙之文。前者须富阅历，后者须积材料”。^[52]黄遵宪与梁启超同属“帝党”，旨趣相投，私交甚密，这番评价可以说是真诚而中肯的。由于缺乏驾驭“社会中所有情态”的“阅历”，以及“将方言诱语一一驱遣”的文学功力，《新中国未来记》即便后来改编为戏剧在上海上演，但也只是轰动一时，很快就沉寂下去。

不过，乌托邦思想的意义不在于对实有社会的客观描述，而在于对理想世界的主观发抒。尽管人类所有的乌托邦都是虚构的，但每一种乌托邦都有着十分明确和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作为现存制度、既定秩序的“他者”，晚清小说家以想象的方式抨击现实中国的种种落后与陈腐，以对“新中国”瑰丽想象寄寓振兴中华、改造国体的宏伟愿望与迫切期望。所以，这些乌托邦小说虽然在叙事上乏善可陈，但它们共同表达了时代的深切希望，代表着那个时代最先进思想的精华。另一方面，与传统乌托邦不同，现代乌托邦给予人以可能或最终成功的真切感，“它们实事求是地对待人们，并采用人所熟悉的方法。完满地实现他们的理想似乎指日可待。这是一个完全可以实现的过程，从不久以前和当今社会发展出来的过程。”^[53]历史发展的事实印证晚清小说家对未来中国想象的前瞻性，从而在另一维度上确立这类小说未来想象的积极意义。《新中国未来记》小说暗示1912年是中国维新成功的世界，与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的成功恰好相应，这使梁启超在回首往事时流露出洋洋得意之情。^[54]而陆士谔在《新中国》设想的黄浦江大桥、浦东开发、上海地铁，以及陆士谔在《新野叟曝言》中预言的将中国国旗竖立在月球之上，如今也都已成为现实，“乌托邦常常只是早熟的真理”（拉马丁语）^[55]，事实的印证使我们得以窥见现实与理想、乌托邦与历史发展之间难以割舍的内在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