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运用世界主义的普泛意识对大同世界予以美妙勾画的同时，康有为结合近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语境，以科学主义与未来主义的现代思想丰盈他的大同乌托邦。但是太平天国的“平等”乌托邦在双重意义上遭遇失败的命运。......
2023-07-19
民国时期的乌托邦想象：晚清小说家的大同思想阐释
【摘要】：在一定意义上，晚清小说家乌托邦意识的产生和发展受惠于近代以来先驱们对大同思想的现代阐释。
一、近代化与大同理想
马泰·卡林内斯库指出：“自18世纪以来，乌托邦想象力的又一明证是现代对过去的贬低和未来的日增的重要性。”[3]作为中国思想史上绵亘已久的精神传统，在近代，儒家大同思想不仅得到政治家、思想家的空前关注，而且，在晚清小说中，不论是以梁启超为鹄的《新中国未来记》的政治乌托邦，还是以荒江钓叟的《月球殖民地小说》为开端的科幻乌托邦，有关世界大同的乌托邦想象均成为重要内容，它们如同一面凸透镜，“吸引并捕捉了他们那个时代最卓越的思想，又以集中的力量反射回去”[4]。寄寓着人类对自身存在和社会结构形态的最完美理想，晚清乌托邦以对既定社会秩序的批判性、超越性和颠覆性展开有关未来新中国的宏伟想象。在进步主义与理想主义的预设下，晚清知识分子热切希望通过集体记忆与文化的自我认识，寻找可资辨识自己是谁、处身何种时代的参照系统，从而开始以世界范围的现代化进程为远景，构筑对民族国家以及个体自由诸层面的美好构想。
在一定意义上，晚清小说家乌托邦意识的产生和发展受惠于近代以来先驱们对大同思想的现代阐释。近代大同思想主要表现在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康有为的《大同书》以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其中继康有为的《大同书》后，谭嗣同激进主义乌托邦、刘师培无政府主义乌托邦作为大同乌托邦的流变而继续呈现出各自面貌。近代中国的历史行程何其曲折而艰难。一方面，长期闭关自锁的外交政策严重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崛起与发展，另一方面，衰朽没落的清王朝统治令有志之士对国家的命运忧心忡忡。在经济和文化的双重挤压下，近代中国的思想家对大同乌托邦的设想陷入一种两难的尴尬境地，他们无法不直面正视国运民危的历史现状，却又无以挣脱深厚的儒家文化的束缚与钳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乌托邦思想本应具有的批判性与超越性。
洪秀全主要是借用基督教信仰的神明意志宣扬“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大同之梦。如果去掉其理想社会蓝图的宗教成分，其“天下有无相恤，患难相救，门不闭户，道不拾遗”的社会设计即是儒家大同理想的近代体现。因之，洪秀全心目中的太平天国，“与其说是基督上帝的启示，不如说是传统的小农意识与儒家大同思想的产物”[5]。孙中山标举他的大同理想时也明确提出以儒家的道德为基础，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中他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号召国人：“我们要将来能够治国平天下，便先要恢复民族主义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大责任。”谭嗣同袭用儒家道德的原则构筑乌托邦社会的意图更为明显，虽然他相信必须掌握革命这把钥匙才能进入理想社会。谭嗣同的理想社会秩序是一个有机的生命共同体，其中人与人的情感可以自然流露，无羁无碍，无疆无界，即是说，情感的交流跨越国家与民族的疆界而体现涵融万有的世界主义精神。由于深受当时欧洲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刘师培的乌托邦理想虽已基本摆脱儒家的圣王传统，不以三代作为理想社会的典范，但刘师培的乌托邦理想依然杂糅儒家关怀社会道德建设的传统意识，在《中国民约精义》中他满怀信心地表示儒家理想秩序“大同”盛世的来临，就是民主制度普遍实行的重要时刻。
而康有为在《大同书》（1901—1902）中完整地阐明一种未来主义的世界公民意识，“这种乌托邦思想构想了道德社会进步与技术经济发展相结合的远景，一种被证明是将激荡20世纪中国思想和心灵的卓有影响的思想混合的远景”[6]。不仅如此，它以世界主义、未来主义的宏阔视野，将“平等”确立为一种先验评判的价值原则并提出废除婚姻乃至家族制度的宏伟设想，其植根于人性、主体性自由以及人类心灵健康原则提出的现代理念，既有机地汲取西方乌托邦的思想资源，又成功地突破中国古典乌托邦桃花源式“向后看”的传统视野，从而成就“中国大同思想的集大成的篇章”，成为“大同思想最诱人的蓝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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