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有之义：民国时期的乌托邦文学探索

2023-07-1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75]乌托邦文学曾因想象的虚幻性和寓意的直接性而遭受文论家的忽略甚至贬斥。因此，当乌托邦作为一种思想类型进入文学后呈现出特有的叙事方式，它首先体现在叙述者展开想象的目的与指向的独异性。而当乌托邦文学借助想象表达某种反抗现实的真理时，它不仅展现某些原始的、被现实压抑的力量的释放，而且为人类未来的自由和幸福提供历史的可能性。

一、乌托邦：文学想象的另类方式

乌托邦具有特殊的叙述要素和叙事结构。一般意义上小说所强调的“人物、情节和环境”三要素在乌托邦文学中含量非常稀薄。在此，我们有必要对传统意义上“小说”这一文类的界定予以拓宽。作为一种叙事文类，小说应该随着体式的发展而不再囿于传统理念的钳制，“‘小说’现在用来表示种类繁多的作品，其唯一的共同特性是它们都是延伸了的，用散文体写成的虚构故事”^[73]。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书认同库玛所提出的观点：“从定义上讲，所有的乌托邦都是小说；与历史著作一样，前者处理的是可能的世界，而不是实际的世界。”^[74]乌托邦文学既不像现实主义的小说那样以刻画“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为要务，也不像自然主义小说那样热衷于照相式地还原社会生活场景，更不像浪漫主义小说那样刻意地营造情感的盛宴。它们多关注个体之外的问题，对国家的命运、民族的未来、人类的进步以及社会的公正、人际关系等问题抱有浓厚的兴趣与深邃的思考。换言之，乌托邦文学关注的是“大我”的宏大叙事而非“小我”的心灵空间。因此，倘若不再拘泥于传统小说概念中一些凝固因素，我们可以尝试对乌托邦文学作一定义：“乌托邦文学是一种叙述体的文学样式，它借助高度惊人的想象力展开叙述，以独特的虚构笔法描绘某一理想社会，传达人们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或对过去‘黄金时代’的追怀，以此考量人的个体存在、社会存在的可能性与合理性。”^[75]

乌托邦文学曾因想象的虚幻性和寓意的直接性而遭受文论家的忽略甚至贬斥。这首先缘于人们对“想象”以及乌托邦文学想象方式缺乏全面理解。想象并非只能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按照马尔库塞的观点，在整个心理结构上想象把无意识的最深层次与意识的最高产物、把梦想和现实联结起来，“作为一种基本的、独立的心理过程，有它自己的、符合它自己经验的真理价值，这就是超越对抗性的人类实在”^[76]。虽然现实原则可能会使这种和谐看似纯粹的幻想，但是马尔库塞坚持认为，这种和谐必须而且可以成为现实，因为想象的基础是知识。因此，当乌托邦作为一种思想类型进入文学后呈现出特有的叙事方式，它首先体现在叙述者展开想象的目的与指向的独异性。自然主义、浪漫主义小说之所以运用想象，在于追求艺术与审美的目的，而乌托邦在于为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发展发挥“以笔为旗”的功效。乌托邦文学重新确立社会生活和人的理性价值尺度，在人与世界的关联中建构一个与现实迥然不同的空间，这个空间以虚构的形式表达对未来世界图景和人生状况的设想，表达人之为人的最高理想——平等、自由和公正等理念。而当乌托邦文学借助想象表达某种反抗现实的真理时，它不仅展现某些原始的、被现实压抑的力量的释放，而且为人类未来的自由和幸福提供历史的可能性。因之，乌托邦的想象具有作为人的意识结构独特话语的功能，它“将想象当作一种危机的符号而不是一种真理的宣谕，强调其生产而不是其内容，可以揭示一段不同的历史，更有助于我们理解想象的要义。想象并不仅是一种逃避的形式或意识形态幻觉，而是一种表达缺憾与抗议的方式”^[77]。

其次，作为人存在的重要维度，乌托邦是内在于人的生存结构中的追求理想、完满、自由境界的精神冲动。就文学叙事而言，乌托邦是对存在的研究与揭示^[78]。它表现为一种虚构文本的叙事模式。经典乌托邦的故事多采用游记形式展开，它叙述某旅行者（通常也是叙述者）来到一个未知的地方，见到一些迥异于现实的人事景观，其中的山川城郭、村舍田园和风土人情等新颖别致而富有意味。于是，旅行者变成了发现者，他通过询问、探索而逐步进入乌托邦的核心，了解该理想社会的政治制度与文化观念。而当他最终了解乌托邦社会的意义与原则后，行为和思想上的旅行戛然而止，于是退出乌托邦回到故乡或现实社会。

空间架构和时间流程构成乌托邦文学叙事的两个基本要素。乌托邦作为“人类在时间上逃逸‘现在’、在空间上避离‘现世的最佳避难所’”^[79]，首先需要在空间上为人们准备一个可以安放“人类的某些愚蠢念头”、“人类对完美境界的徒然的梦想”或“人类希望中的极致”^[80]的理想场所。在这个现实社会永不会出现的“乌有之乡”里，人们期望通过神赐的力量或理性的努力重新营构生活环境及其社会机制，以弥补和丰富日常生活的可能性。封闭的社会结构是乌托邦存在的基本前提。无论是莫尔描绘的乌托邦岛国，康帕内拉绘制的“太阳城”，还是《诗经》中人们心向往之的“乐土”，以及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它们都设定在一个与世隔绝或远离现世、神秘而不为人知的地方。在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中，城邦甚至为拒绝外来者的进入作了周密的准备。堡垒式的城邦由七层同心城构成，易守难攻，并且由卫兵日夜守卫。即使太阳城人与外国人有贸易往来，也只在城门口经商交易，以确保城内人民思想的纯净与单一。在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桃花源人也反复叮嘱渔人“不足为外人道也”，而当渔人违背信义，“处处志之”并带人寻觅时自然落得“迷，不复得路”的结局。

当然，随着乌托邦文学的发展与变异，小说描绘的乌托邦可能与现实的距离会愈来愈近，甚至以某种实地作为原型而予以建构，但是，构造美丽的“乌有之乡”仍是作家的创作旨意所在。在现代中国的乡土乌托邦中，沈从文用细腻而富有才情的笔触为万千读者塑造了一个唯美的湘西世界，它虽然实有其地，但与现实相去甚远。在外人看来，湘西地形崎岖闭塞，民风凶险；湘西是苗裔之区，“同时又是个匪区”，妇人会放蛊，男人喜杀人；湘西文化落后，出辰州符、“赶尸”等“奇观”，“人民蛮悍而又十分愚蠢”^[81]。但在相关的乡土叙事中，作者有意滤去这些真实、残酷乃至荒谬的成分，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美丽、纯净的乡土乌托邦世界，以至于边城，作为湘西世界中最精致的一处胜地，幻化为万千读者心向往之的文学“桃花源”。它是沈从文为自己，为湘西人，也为游走异乡的现代人精心营构的灵魂栖息的乌托邦。

另一方面，乌托邦的意愿需要在时间上持续不断，因为美好社会的前景总是在前头，总是位于我们前面那不断退缩的未来的尽头，它鼓舞我们不断地向前靠近。而“黄金时代”^[82]的旧景也因为只存在于过去，位于人类永远无法退回的文明史的起点，故此吸引着我们频频回首而踯躅不前。当乌托邦以独特的幻想意识将未来置换成现在，或将现在安放于过去，它已经在时间上另辟了一个新异的维度，它使人们从现时横跨到自己所梦想的时间中。按照保罗·蒂里希的观点，乌托邦的时间向度有向前看与向后看两种形式。前一种方式关注于可能性的丧失，关注于期望，它引起了一种进步主义的、在某种条件下也是一种革命性的思想和行动方式。^[83]如贝拉米的《回顾》、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威尔斯的《时间机器》等科幻乌托邦，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陆士谔的《新中国》等晚清政治小说以及奥威尔的《1984》、赫胥黎的《美丽的新世界》等反乌托邦小说，其叙述时间均指向未来的某一天或某一时段。后一种方式是向后看的、保守主义的方式，它不再关注可能性事物的实现，而是关注保护已被给予的事物。这也正是中国乌托邦乡土叙事的主流，从《诗经》的“乐土”，中经陶渊明的世外桃源、李汝珍的《镜花缘》等，直至沈从文的湘西世界，乌托邦均存在于已经逝去的“黄金时代”。但是，无论是向前看还是向后看，乌托邦作品内部故事的时间是静止不动的。最典型的莫过于陶渊明的《桃花源诗并记》。

在《桃花源诗并记》中，陶渊明构想桃源人无需时间记载悠然自得的生活状态：“曹荣识节和，木衰知风厉；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显然，这种“自成岁”的时间观是别有深意的。时间概念是人为设定的，四季轮回，春华秋实，本是自然循环之理；甩脱时间的限制，不问“纪历”，“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则意味着对尘世的抛弃与拒绝。换言之，在陶渊明看来，唯有挣脱尘世种种法则的羁绊，方可彻底回复到人类的自然状态而获取美满的快乐。静止的时间是乌托邦得以确立的又一前提。对于乌托邦而言，变革代表着一种严峻的挑战，“乌托邦是不变的社会，其完善的社会状态既不允许衰退，也不需要改进”^[84]。因此，武陵渔人，这个来自充满盛衰消长的世俗世界的外来者，只能在偶然之间“忽逢桃花林”，而当他出来后告知太守时，不仅背弃了渔人对桃源人的承诺，而且也代表充满变化的现实世界对“桃源”完美状态的威胁与入侵，于是，桃花林自动消失而无以寻觅，凝固成一个引后人神思遐想的幻美之境。

总之，当我们拨开长期笼罩在乌托邦文本表层的“虚幻”、“逃避”的阴霾，细心解读其文学想象的特殊方式，可以发现乌托邦文学涌动着人类超越现存、指向未来的内在动力，以及改变历史的创造激情。尽管每一个时代都有其自身独特的价值指向以及与之相应的叙事类型，但毋庸置疑，不论中国还是西方，每一时代的乌托邦叙事均通过空间架构和时间流程展开对理想社会的热切期望与浪漫想象，在寻求超越人有限存在的过程中完成普世主义的精神吁求。它们虽然“并不是真实世界即现实的政治社会秩序的写照”，“并不存在于世界的一瞬或空间的一点上，而是一个‘非在’（nowhere）”^[85]，但是，恰恰是这样的一个非在概念，在近代世界的发展中经受了考验并且证实了自己的力量。这表明，伦理世界绝不是谦卑地接受“给予”，而是永远处于制造之中。歌德说过生活在理想世界，也就是要把不可能的东西当作仿佛是可能的东西来对待，乌托邦文学家正是凭借这种热情的冲动以想象的方式翱翔于思想的天空。

而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乌托邦情怀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精神动力，它是作家为了满足人类对理想期待的假想之物，它关涉一个时代的政治想象力和文化想象力，检验作家在文学想象中提供理念创新和历史反思的能力，从而提供一种远景叙事的预见力。在展开有关理想社会的想象中，乌托邦文学体现出一种略萨所谓的“文学抱负”精神，如同堂吉诃德挺起长矛冲向风车，它“用敏锐和短暂的虚构天地通过幻想的方式来代替这个经过生活体验的具体和客观的世界”，“尽管这样的行动是通过主观、想象、非历史的方式进行的，可是最终会在现实世界里，产生长期的精神效果”^[86]。

乌有之义：民国时期的乌托邦文学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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