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具备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基础和实力：宏观经济背景分析

（一）持续增长的经济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国际金融行为的发生依赖实体经济的发展。通过研究全球经济和金融的发展进程可以看出：历史上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一般最有可能诞生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国际金融中心通常会随着全球经济中心的迁移而迁移，而国际金融中心的位移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轨迹，毫不夸张地说，国际金融中心的兴衰史就是一部全球经济的发展历史。

我们以中国2018年的各项经济指标为例，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初步测算，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约为90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6%。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接近6.5万亿元人民币，较上年增长了约3.5%；第二产业增加值超过3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约5.8%；第三产业增加值接近47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约7.6%。这三类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分别达到了7.2%、40.7%和52.2%。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方面，最终消费支出的贡献率最高，达到了76.2%，而资本形成总额的年贡献率约为32.4%。2018年我国人均GDP接近6.5万元人民币，增幅为6.1%。当年的国民总收入约为90万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6.5%。

我国经济在2014年时保持7.3%的高速增长，虽然2018年我国整体经济承受下行压力，但仍能维持一个合理适度的增速，但必须承认近些年我国经济增速呈降缓趋势并最终会稳定在一个中高速的增长。因此，必须重视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稳定出口难等一系列重点问题和矛盾，尤其是当前市场环境下，小微企业经营面临物价上涨压力、所处行业的经济效益下滑等难题，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我国金融监管当局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强调稳中求进，要在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前提下，坚持调整经济结构，管理好通胀预期，努力实现国民经济健康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

只考虑年度GDP指标的话，从图5.2.1和图5.2.2我们可以看到，我国近年来经济增长以稳为主，国民生产总值逐步上升，虽然不及21世纪初超过10%的增长，但是由于在防风险、优化配置上做了大量的努力，加之当前我国经济总量基数大，这样的增长速度依然在世界上实属罕见。

图5.2.1　2012—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及其增长速度

图5.2.2　1990—2018年中国GDP年度增长速度

（二）稳定和谐的政治局势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依托于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更离不开一个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反之，动荡的政治环境与反复无常的经济政策等都极大地削弱国际资本的流动性，非常不利于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例如，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就是一个典型的因政治环境动荡而衰落的金融中心。贝鲁特凭借其便利的交通枢纽、巨额的石油美元储蓄以及成熟的基础设施等因素，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一直是中东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然而，20世纪末期，连年的黎巴嫩内战和政治动乱使得贝鲁特遭到严重破坏，其金融地位也一落千丈。同样地，位于欧洲的佛罗伦萨，其衰落的历史进程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政策变动给一个金融中心造成的危害。作为13世纪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佛罗伦萨曾经凭借意大利强大的商业力量，成为当时国际资本的主要集散地，佛罗伦萨一度将这些大量资金集中投资于英国发行债券，但由于13世纪后期英国拒绝向佛罗伦萨偿付其在对法战争中的巨额借款，佛罗伦萨随之陷入危机，再加上“黑死病”爆发等因素影响，佛罗伦萨的金融中心地位遭受严重破坏。

我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仅要努力维护国内和谐稳定，还要为营造国际和谐的政治环境贡献中国方案。目前，我国正处于百年未有的和平发展时期，如此千载难逢的良好发展环境，首先得益于各届中央领导集体一直将稳定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头等大事。无论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还是以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都始终强调维护党的团结和社会稳定。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成功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的关系，使我国经济能够连续多年保持稳步增长，我国综合国力也随之不断提升。尤其是军事实力的发展，得益于经济实力的发展，我国在国防科技领域不断突破，是维护国家金融安全与社会稳定的坚实后盾。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伟大战略构想，“一带一路”合作共赢、扩大对外开放战略为我国构筑长治久安的社会政治环境奠定了更加坚实的根基，同时也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提供了稳定的环境。

（三）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制度保证

前文提到过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演进路径主要有两种发展模式：一种是以伦敦、纽约、法兰克福等为代表的得益于经济发展和国际贸易增长的自然渐进模式。另一种则是以东京、新加坡等为代表的政府引导模式。需要强调的是，这两类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内在因素都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无论是老牌的全球金融中心，还是新兴的国际金融市场，无一不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制度之上的政治、经济、金融复合体。虽然政府主导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起到促进作用，但其作用的结果是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提供优良的市场制度环境，而非干预甚至打击金融市场的发展。我国大陆地区的经济体制经过市场经济的改革，逐渐由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转变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这一经济体制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大陆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更加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与做强，最重要的是为我国构建国际金融中心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有助于我国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早日实现。

如果仅从目前各类经济体的市场规模等基本状况来看，企业已基本确立了市场主体地位。在“产权清晰，政企分开，权责明确，科学管理”的四大要求下，我国广泛推行现代企业制度，使得两权分离，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营管理模式得到有效推广。这一结果使过去政府干预企业生产经营的缺点从根本上得到了解决，极大地提高了企业内部的活力，助推企业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我国在金融机构领域也进行了深层次的改革，其中最典型的是针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涉及银行的经营机制和确立以市场为导向的经营理念等重大调整。近年来，打破刚性兑付制度的出台，银行保险制度的落地与完善，银监会与保监会合并，金融稳定委员会形成，央行多次降准与习总书记提出的诸多经济改革更是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当前我国政府的经济运行管理工作，已实现从过去简单直接式管理向间接调控的模式转变，注重通过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来调控经济运行，特定情况时可以实施一定的行政干预。在法律和宏观经济、货币政策等手段调控下，国有企业更加健康、稳步地发展。市场配置资源起决定性作用，无论是产品市场、要素市场还是劳动力市场，国内和国际资源都能够通过市场机制自由流动。针对市场机制的改革成功发挥了其高效率的资源配置作用，这使得我国金融市场内部资源流动更加充分与合理，同时与国际金融市场进一步接轨。

（四）成熟发达的金融产业是必要条件

纵观全球发达金融中心的成长历程，国际金融中心与金融产业二者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在经济高水平发展的优势区域，不断壮大的规模经济能够进一步激发市场的创新动机和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而且金融产业发达的城市逐渐衍生出虹吸效应，即形成对金融资源的集聚作用，进一步导致不同区域之间金融产业发展程度的梯度差。而梯度差的存在又会反过来使金融业的相关配套产业之间进一步协调与融合。因此，金融产业的发展会强化金融资源的集聚效应，并且这种集聚效应会进一步扩大成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优势。其他相关产业也会因为金融资源的集聚而在特定地区集聚，从而更便利地为金融产业的扩张提供技术、信息和市场支持，改善金融产业的发展环境，进而有利于推动当地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金融产业逐渐发展成熟，金融生态环境进一步优化，这些成果为我国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了良好的支撑条件。我国大陆地区积极顺应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两大时代潮流，在总体上建立了满足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需求的金融体系，金融行业实力显著增强，金融企业经过改革焕发活力，金融发展成果举世瞩目，奠定了我国构建国际金融中心扎实的根基。

第一，金融产业规模不断增大。近年来，我国金融市场的规模不断扩大，资产总量显著上升，这里可以用一组我国金融市场的统计数据直接表明。例如截至2017年底，我国银行业总资产规模超过250万亿元人民币，同比上升8.7%；2017年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例与2016年相比基本持平，为1.74%；资本充足率约为13.7%。截至2018年2月末，我国证券基金市场总规模超过12万亿元人民币，基金公司管理资产在2016年便超过了10万亿元。我国的风险保障水平也大幅提高，2017年底，保险业总资产规模达到16.75万亿元人民币，全国保费收入达到了3.6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18%。截至2018年3月底，国家外汇储备总量达到31428亿美元。这些数据表明国内金融产业整体实力和抗风险能力大为增强，金融业发展上了一个新台阶。

第二，金融市场的体系日益完善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打下了扎实根基。根据央行发布的《2017年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报告，2017年我国债券市场发行规模总体上成扩张趋势，虽然交易量有所降低，但债券收益率曲线上移，市场投资者结构更加丰富，为以后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在货币市场方面，利率小幅上升，交易量有所降低；互换利率小幅上升；股指震荡走升，成交量同比下降。债券发行情况，2017年，银行间债券市场累计发行债券36.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截至2017年底，我国债券市场托管余额总量达到74万亿元，其中有65.4万亿元为银行间债券市场托管余额。2017 年，国债发行总量为3.9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券总规模为4.4万亿元，金融债券发行规模为5万亿元，政府支持机构债券发行2860亿元，资产支持证券发行1.5万亿元，同业存单发行20.2万亿元，公司信用类债券发行5.5万亿元。

下图较为清晰地为我们描述了近年来债券市场主要品种发行量的情况：

图5.2.3　近年来债券市场主要债券品种发行量变化情况（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中央结算公司、上海清算所、上交所、深交所。

第三，金融领域的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我国积极地兑现加入WTO时的承诺，进一步放宽对金融业的管制，积极引进国际金融机构，逐渐开辟更宽阔的资金来源渠道，提高本土金融机构的管理经验和技术。根据银保监会公布的数据，2017年底，我国境内外资银行在华营业性机构总数以13%的年均增速上升为15年前的5倍，这一数字为1013家。在加入WTO 初期，我国外资银行总资产规模仅为3000多亿元，到了2017年末已增长到3.24万亿元，增长了9倍。2017年，我国境内外资银行累计实现净利润相当于2002年的10倍。2017年末，外资银行注册资本比2002年末增长了6倍多。2017年6月末，外资银行资产份额比上年上升7.56个百分点。金融领域对外开放的程度不断加深不仅吸引了资金，更重要的是引进了国外先进的金融管理经验和技术，促进了金融业改革发展。

第四，改革的不断深入，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国内四大银行相继完成股份制改革，并成功在海外上市。股份制改革的完成，推动四大银行的治理结构更加规范化，满足我国金融市场更高的银行资产充足率以及资金流动性要求，增强了我国金融风险控制能力，也在一定成熟提高了资产质量和盈利水平。我国证券、基金、保险市场的发展也取得很大的进步，市场信息获取渠道进一步拓宽，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保险业改革也取得显著成效，开始逐步走向正轨。我国外汇市场实行以市场调节为主的总体调控方针，例如用“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采用浮动汇率的制度等，促使汇率弹性逐步增强。这样的金融改革，确保平稳发展的同时，又提供了强大动力。

第五，在协调中发展金融各项功能，积极地整合资源。金融业的整合，服务经济社会的能力提升；坚持在宏观调控中不乱用、不滥用政府的行政调节，只根据市场利率的变化，合理调整存贷款利率、存款准备金以及公开的市场业务。与此同时，提升监管者的正面形象和工作效率；以及相对应的法律法规的完善也是重要的方面。引导资源合理配置，为经济发展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达到在协调中发挥金融各项功能的最大优势。金融各项功能的发挥在支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和社会全面发展的同时，也给予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强有力的推动力。

（五）金融开放与加入世贸组织为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了新的机遇

2001年11月10日，我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成员。经过近20年的发展，可以说加入WTO不仅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也为我国境内金融业的发展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赢得机遇。作为我国一项重要战略决策，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我国对外开放事业向更深层次发展。一方面，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实现了本土与国际经济资源优势的互补，为我国参与世界竞争创造有利条件。另一方面，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有利于改善外资企业来华投资环境，为国内金融市场注入外资动力，提高本土企业的管理水平、技术水平及自身的活力。此外，我国可以通过世界贸易组织的仲裁机构，公正合理地解决国际贸易中产生的不利纠纷，为我国在国际贸易市场争取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毋庸置疑，国内金融机构将在金融全面开放后面临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但只有金融全面开放，国内金融市场才能更充分地借鉴跨国金融机构的先进经营理念与种类繁多的金融工具，更有效地构建一个与国际接轨的金融体系，才能加快我国发展全球金融中心的进程。

第一，构建合理的金融运作体系，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奠定坚实的一步。根据以往的经验，发达的金融业对市场开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大型跨国金融机构的进驻将推动本土金融市场打破垄断，变得更加高效并最终形成一个相对更加公平竞争的环境。短期内，竞争的加剧势必会给我国的金融业带来新的挑战，甚至会威胁到小型金融机构的生存。原因很简单，国内金融市场起步晚，与国际上大型金融机构相比，部分金融机构在运行效率和金融工具上存在先天不足，自然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但我们对此也不必过于担心，外资金融机构虽然在产品、服务等方面具有先天优势，但国内金融机构尤其是国家控股的大型商业银行，不仅拥有遍布全国的营业网点和长期经营所营造的本土优势，而且还有强大的政府信用作支撑，国内金融机构必定会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谋求变革和发展。借助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发展趋势，中外金融机构将在更高层次上开展竞争与合作，从而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契合当下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对于本土金融机构来说，他们可以立于新的市场浪潮，注重市场，深化改革，不断学习外来金融机构的先进经验，切实提高经营能力和竞争能力；至于来华投资的外资金融机构，则可以与国内金融机构以合作的形式，利用后者经营多年的市场优势，迅速融入中国市场。另外，金融开放使我国金融市场的信息获取渠道更具公开性、真实性，加速形成更为有效的市场定价机制，从而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奠定基础。需要注意的是，金融开放有利于提高商品间、银行间的资金流动性，使得资源配置更为有效。此外，在金融监管博弈方面，国际金融机构具有丰富的经验，随着金融开放，外资金融机构必将进驻国内金融市场，我国金融监管当局只有提高监管能力，创新监管方法，才能掌握外资金融机构的真实风险状况，进而从宏观上保障我国金融市场稳定。随着金融环境的进一步改善，金融机构将大大降低其运行成本，金融产业链的供给能力进一步提高，逐渐形成有利于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外部因素。

第二，提高我国金融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充分发挥其对金融资源的集聚效应。对于吸引外资来说，一个“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就显得尤为关键。一旦金融市场具备了高效的金融运作体系、公平合理的法律制度保障以及充分竞争的市场经营环境，其对外资金融机构吸引力将大大提高。需要注意的是，应该杜绝地方政府为了短期政绩只考虑外资金融机构的数量而忽视质量的现象发生。而且，更应该意识到外资金融机构进驻国内金融市场是一个双向选择问题，即面对外资金融机构强烈的来华投资意愿，国内金融市场不能放松管制、来者不拒。相反，市场监管部门应该对外资金融机构进驻市场进行严格的资格审核，可以涉及综合实力考量、信誉度以及经营制度是否违反本地法律法规等方面。此外，参照其他发达金融中心发展的模式，我们认为中外合资是目前引进外资的最佳方案。一方面，中外合资的形式往往能在整体框架下得到平衡。如，有关沟通及业务操作等领域，外资企业可以减少因中外文化差异而造成的工作失误或损失。在决策权方面，中外合资帮助其领会国内政策导向，便于我国央行施行宏观调控。另一方面，国内企业，尤其是金融机构可以参照外资金融机构进行自我革新，增强自身实力。而且，中外合资的形式在防止资金外逃、利润转移以及偷税漏税等方面有一定的帮助。当然，针对国际上部分外资银行要求以独资形式进驻的情况，国内金融市场应坚持对等原则。

第三，增强国内金融机构的核心竞争力。我国长期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得益于数十年的对外开放，中国的经济增长被称为“世界奇迹”。首先，金融开放使本土金融企业获得更多的发展机遇。一方面，金融开放背景下，金融企业相比之前更容易获得大量金融资本，快速发展；另一方面，政府逐渐放宽金融管制，有利于金融企业尤其是商业银行进一步开拓发展渠道。其次，随着金融市场的全面开放，本土金融机构将会遭遇诸如渣打、花旗等老牌财团的激烈竞争，同后者相比，国内金融机构具有规经营模小、业务范围窄、抵御风险能力低等不利条件，金融开放刺激国内金融机构进行兼并重组活动，促进规模经济的形成。最后，金融进一步开放将使我国金融机构提高自身技术水平。前面提到的渣打、花旗等跨国金融机构在经营过程中能较充分地利用高新技术，主要涉及通信、产品设计以及信息储存三个领域，而国内金融机构与其相对比还难以望其项背。在金融业全面开放背景下，国内金融机构将获得学习的机会，增强自身的综合实力，使其在国际金融市场中与外资金融机构展开竞争而不落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