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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供求角度深入分析金融中心形成

【摘要】:当前我国的GDP总量已远超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位,按这样的经济规模和发展速度,我国理应孕育出具有区域影响力的金融中心。饶余庆通过供求的角度分析说明了金融中心所形成的框架结构。虽然第一个分析框架适用性较广,但未能深层次分析区域金融中心形成的原因或动力机制。最后以英国、美国以及日本的例子进行说明,引用蝴蝶效应理论,重点介绍了重大政治经济变革在历史进程中对金融中心造成的影响。

基于世界经济格局变迁的视角,可以说,任何强大的经济体都必然会发展出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区域金融中心,通过历史的发展规律同样也可以看出:打破宗教束缚以及最早发行公债进行融资威尼斯;坐拥商业和信息交换中心,诞生出世界历史上第一家中央银行阿姆斯特丹;借助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推动,成为新生经济体的核心区——伦敦;还有纽约、东京等城市都是世界著名的区域金融中心。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时间回溯到2011年2月14日,根据日本内阁公布的数据,日本2010年全年名义GDP为54742亿美元,这与我国同期名义GDP相比少了约4000亿美元,这是我国GDP首次超过日本。当前我国的GDP总量已远超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位,按这样的经济规模和发展速度,我国理应孕育出具有区域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实际上,一个国家产生出区域金融中心往往就意味着其具备了区域货币和资本的控制权以及定价权,由此,当代各国建立区域金融中心的竞争愈加激烈。

Kinderberg(1974)提出,金融服务中心一定是由银行、证券信托等高度专业分工的金融中介公司组成的。促使金融中心形成的向心动力往往是以具备相当规模的经济体作为核心,尤其是在交易和支付结算体系的构建中。由此,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地理区域以及文化差异等可以说是离心力。历史表明,通常是在金融中心的开端期,一些“小的历史偶然事件”可能就会导致某一区域中产生较小的优势,这也意味着一些优势在当时不一定能被识别出。由此,对于早期的历史研究来说,找出促使一个领先金融中心出现的因素尤为关键;一般情况下,战乱、贸易发展变化等都可能会影响金融中心的兴衰起落。譬如,在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后,美国、欧洲各国以及日本的金融地位的发展变化轨迹很大程度上吻合以上规律。这些新兴的金融中心无不显示出一个共同之处:以国民经济的增长作为动力;以当代先进的科技作为基础,以完善的信息披露、会计制度及相关法律作为保证。回到前文所述有关金融中心形成的向心力与离心力观点。向心力可大致分为三个部分:(1)市场的流动性(2)信息溢出效应(3)规模经济。离心力同样大致包含三个部分:(1)政策导向(2)进入市场成本(3)法律法规等。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结论。比如一些学者会把技术的溢出、文化因素性、市场的外部等看成影响金融中心形成的首要因素,认为金融发展的背后动力可以用信息的外生性、不对称信息等来解释。

香港学者饶余庆(1997)曾长期在香港进行一系列的实地研究,获得不少区域金融中心发展的经验和结论。赵晓斌等(2002)在研究未来中国金融的发展时,创新式地将信息腹地理论引入到地理经济学的领域中来进行研究。吴景平(2005)采取多维的角度,详细分析了作为近代中国的区域金融中心的上海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市场状况。此外,有关区域金融中心的形成问题,王力和黄育华(2004)、黄解宇和杨再斌(2006)与上财金融中心(2008)等都对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潘英丽(2003)与张幼文(2003)则对金融中心建设的某一个方面进行了较为细致地论述。

饶余庆(1997)通过供求的角度分析说明了金融中心所形成的框架结构。冯德连(2004)通过创建一个轮式模型,分析认为城市因素和供求因素以及历史因素作为区域金融中心发展的推动力,而拉力则由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组成,并强调了另一不容忽视的重要的影响因素,即地方政府的公共政策。薛波(2009)以蝴蝶效应与路径依赖相互作用的分析思路,分为三条分析框架进行研究。首先从一般的供求关系角度进行分析,即本国居民与外国居民以及本国与跨国金融机构对生活基础条件、金融服务及其衍生品等方面的供给需求关系。虽然第一个分析框架适用性较广,但未能深层次分析区域金融中心形成的原因或动力机制。然后是归类研究这些影响因素,第二个框架分析存在没有很好地理清逻辑分析层次的问题。最后以英国、美国以及日本的例子进行说明,引用蝴蝶效应理论,重点介绍了重大政治经济变革在历史进程中对金融中心造成的影响。但是这三个分析框架均存在一些不足,不符合当代金融中心诞生的理论体系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