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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取向与定位及其价值功能引导

【摘要】: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完善,必然伴随着法律层面规范的重塑,而规范必须融入正确价值、功能的引导,方能实现制度完善之目标。激励,即鼓励确有犯罪行为的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息诉,即通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有效运行让被告人、被害人等信服判决,执行判决,做到案结事了,及时终结诉讼程序。[130]这也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能够存在并不断完善的支撑理念之一,同时亦为该制度价值实现与功能发挥提供了正当化理论根据。

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完善,必然伴随着法律层面规范的重塑,而规范必须融入正确价值、功能的引导,方能实现制度完善之目标。

(一)应有的价值取向——公正前提下的效率提升

法谚云:“迟来的正义非正义。”没有效率的公正无法充分保障被告人得到迅速审判的权利,违反了人权保障原则,对被告人是不公正的。正如美国学者波斯纳所言:“法本身的规范、制度和程序极大地注重促进经济效益,正义的第二种含义是效率。”[126]效率是公正的题中应有之义。而没有公正的效率是本末倒置,与司法的初衷相悖。“对效率的追求是有一定条件限制的,在英美法系国家,当以不妨碍诉讼公正为限,在大陆法系国家则应以不违背客观真实原则,不放纵犯罪为限”。[127]从诉讼参与各方的价值诉求来看,公检法、被告人及被害人等主体虽诉讼地位、角色各异,但对效率价值的现实追求具有相当共识。公检法更多的是基于人案矛盾的现实主义考虑,被告人则是其应得到迅速审判人权保障的内在要求,被害人多为刑罚及时性与心理宣泄的当然需求。对公正价值而言,诉讼各方亦都有公正的价值取向,但因侧重效率或人性等不同因素,导致公正价值有受损的危险。但公正是司法的本质,必须捍卫。正如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所言,要在坚守司法公正的前提下,提高司法效率。即公正前提下的效率提升才是我们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应有的正确价值取向。

(二)功能定位——保权、激励、分流、息诉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功能定位即我们要建立和完善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应能发挥出怎样的作用。这与其价值取向一脉相承。公正具有优先性,其生发出来的功能定位即是保权。而效率必须得到凸显,其生发出来的功能定位即是激励、分流与息诉。

保权,即保障被告人、被害人的实体与程序权利,坚守司法公正价值。公正包括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保权功能映射到实体上则要求对被告人应坚持罪刑法定、疑罪从无、证据裁判等原则,对被害人应贯彻伸张正义、权利救济等理念;在程序上则应更加凸显被告人主体地位,“一部刑事诉讼法的沿革史,实际上是一部被告人主体地位性不断得到承认、尊重和扩大的历史[128],赋予被告人程序选择权等诉讼权利,让被害人更多地参与到诉讼程序中来,赋予其更多的话语权。保权功能的发挥势必要求在实体上明确认罪认罚的司法界定及其法律后果;在程序上落实律师帮助权,确保认罪认罚行为的自愿性、真实性。

激励,即鼓励确有犯罪行为的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这是公正前提下效率提升的功能路径之一。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激励功能目前只能更多地定位于量刑激励。该功能的发挥则要求在实体上形成科学合理的量刑指引体系,且尽量符合可预测性原则;在程序上则要求尽快让被告人知晓并正确理解认罪认罚的量刑减让规定。

分流,即按照简化简单多数,优化复杂少数的原则将案件分类处理,以提高司法效率。这是经济学上的“二八定理”在司法中的运用。“司法机关简化简单多数并不是简单地简化多数,更不是故意地忽略简单多数,而是要在保证法律主体基本权利的前提下,本着简化程序而不简化权利的原则来降低司法活动的边际成本,提高司法效率并促进司法公正”。[129]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认罪”基石为其分流功能的发挥提供了可能。分流功能的充分发挥有赖于在程序侧面优化形成一套繁简得当有机统一的认罪案件诉讼程序。

息诉,即通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有效运行让被告人、被害人等信服判决,执行判决,做到案结事了,及时终结诉讼程序。息诉功能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公正与效率价值的内在要求,只有实现了司法公正,诉讼各方才可能接受判决结果而息诉,而只有达到息诉的效果,诉讼程序才能及时终结,进而提升诉讼效率。这就要求被告人、被害人应能更为主动地参与到诉讼中来,见证司法正义的实现过程,扩大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减少对社会机体的伤害,同时对认罪认罚案件应考虑适当限制被告人上诉权的发动。

刑事被告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产生及其发展背后有其深刻的刑事理念微变,随着刑事被告人及被害人主体地位的日益凸显,加之司法资源日趋紧张的外在推动,坚硬的刑事法出现缓和迹象,刑事契约理念不断潜滋暗长,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的出现即为佐证。“中国传统的合和文化与和谐社会理念、恢复性司法观念及刑法谦抑精神恰恰为刑事契约的理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30]这也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能够存在并不断完善的支撑理念之一,同时亦为该制度价值实现与功能发挥提供了正当化理论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