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意经济与文化议题的发展路径

2023-07-1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作为现代社会历史实践的一种方式和一个阶段，从创意经济到创意城市这一路径正在开启一系列未竟的文化议题。以时尚设计、流行音乐、电影电视、网络文化为代表的大众文化成为创意经济的主力军。但在另一方面，对消费社会的批判也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人们已经注意到，消费主义文化已经实现了对现代社会日常生活的全面渗透，日常生活也因此成为消费主义文化批判的集结地。

从创意经济到创意城市，这一路径在城市发展创新中的重要意义已经越来越被重视，但是创意经济的发展并非单纯的经济命题，创意城市的建设更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创意经济与创意城市归根结底是文化命题，文化始终是创意经济和创意城市最原初的动力、最核心的元素和最重要的维度，创意经济、创意城市强调文化及其实践的经济属性，但创意经济、创意城市的发展最终要摆脱的恰恰是在文化发展上的经济思维。我们必须更为关注的是文化对社会生活的其他范畴的批判功能与自我批判的能力，正是文化内在的批判性使社会生活保持了永久的具有建设性的活力。

作为现代社会历史实践的一种方式和一个阶段，从创意经济到创意城市这一路径正在开启一系列未竟的文化议题。全球性创意经济的风行是现代消费社会发展在经济与文化领域的深刻反映。历史学、社会学等研究成果表明，消费社会的出现是英国工业革命的成果，机器的运用和工业化生产线的标准化作业带来了物质的丰裕乃至过剩，人从物质生产劳动中获得了部分的解放和自由，这一过程被视为人类社会现代性进程的重要阶段。由于生产的过剩，对商品的消费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继生产之外的现代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机制，在财富和时间上拥有双重丰裕的“中产阶级”成为最重要的消费群体。进入20世纪以来，文化的商品化带来了消费主义文化的极大发展，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将其描述为从物的消费到符号的消费，现代社会个体不仅被“物”所包围，更被“符号”所垄断，物的具体的、实用的、功能性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让位于其象征性的价值，对物的消费也就变成对符号的消费。“消费取代了生产，逐渐成为人们生活的中心，在社会形态的背景下消费体现的是一种符号。”对符号的象征性消费导致了符号的资本化，这正是催生全球文化工业和创意经济蓬勃发展的重要动力。以时尚设计、流行音乐、电影电视、网络文化为代表的大众文化成为创意经济的主力军。

鲍德里亚指出，后现代消费社会的来临，带来了现代社会在消费结构、消费取向上的重大转变，即从倚重于传统物质生活消费转向倚重于精神美感体验消费，从对创意设计的强调、博物馆功能的开发、公共艺术的发展，到中央广场、创意聚落等文化功能区的建设及文化旅游的兴起，美学消费与体验经济已经日益成为现代社会消费生活的主要内容。现代社会是否已经从生产性社会转型进入消费性社会了呢?鲍德里亚的这一论断也许过于激烈，但创意经济的发展提醒我们再次思考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在今天，消费已经不再从属于生产，消费变成了新的生产方式；或者说，消费也是一种生产。城市是承载现代消费社会的主体和消费主义文化滋生衍化的土壤，现代社会物质生活的进一步丰裕、层次丰富的生活体验、信息媒介时代提供的速度与多元性激发了广阔的文化美学消费市场和城市发展创意经济、体验经济的巨大空间。尤其就城市的创新性发展而言，传统的工业经济模式已经难以负荷城市在可持续性与生态性方面的需求，也不再契合现代消费社会发展的潮流和趋势。我们可以从那些通过创意经济进行社会发展转型的城市文本中发现，消费主义文化正在成为城市发展的内生动力。

但在另一方面，对消费社会的批判也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人们已经注意到，消费主义文化已经实现了对现代社会日常生活的全面渗透，日常生活也因此成为消费主义文化批判的集结地。日常生活是否已经沦落为消费主义文化的殖民地呢?按照沃尔夫冈·韦尔施的观察，“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是20世纪艺术美学发展的重要实践与新的表现形式，“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包含了“生活的艺术化”和“艺术的生活化”两种互为表里的文化实践。19世纪中晚期英国艺术家威廉·莫里斯等人发起的工艺美术运动、20世纪60年代以安迪·沃霍尔为代表的波普艺术都有意无意地将“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引领到极致。对“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的这种描述十分有代表性:“每一个事物都有一个美学的维度，每一个人都被美学化的过程所改变，每一个地方都被所有表征的和反表征的可能性的美学无节制所困扰。”^[6]“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毫无疑问是现代社会消费主义催生的附属品，也是创意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基于情感体验与符号象征体系的创意经济，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日常生活审美化”在经济领域的实践。与沃尔夫冈·韦尔施对“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所表现出来的乐观态度不同，从列斐伏尔、鲍德里亚到阿多诺、马尔库塞等法兰克福学派诸君则更多地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出发，对其进行解构与批判，在他们看来，日常生活正在被文化经济学全面覆盖，成为异化的新舞台。但列斐伏尔又提醒我们对此不必过于悲观，在他看来，“日常生活”这一概念不仅被用于描述“物质文化的范畴”，也指向了个体在社会空间建构上的历史实践。他提示我们，“日常生活”并非仅仅是被动地承接消费主义文化的渗透，日常生活内部的异质性与流动性同样具有解构消费主义文化的侵蚀和成为一种能动的历史实践的能力。这对我们重新观察日常生活、创意经济与消费主义文化的关系结构是具有启发性的。如何平衡创意经济发展与消费主义文化批判，建立一种富于建设性与批判性的城市发展视野，将对现代城市生活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与消费社会的全球性发展同步，创意经济与创意城市已经成为当前时代全球化最为重要的一种实践方式，这必然带来城市精神与文化认同等传统命题在全球性语境下是否继续有效以及如何重构的深刻问题。全球化深刻地作用于国家、民族与区域在文化维度上的关系重组，对于以文化流动性和多元文化共存为其主要特征的现代城市而言，文化边界关系的含混、杂糅、叠合等复杂性就更为突出。城市研究学者阿什·阿敏和史蒂文·格雷姆认为，城市、都市应该被“看作多种空间、多种时间和多种关系网络的共同存在，从而将地方性的场所、主题和碎片与由经济、社会和文化变迁所造就的全球化网络联系起来”。^[7]传统的文化地理维度已经很难对城市精神、城市文化认同等传统命题做出清晰、透明和稳定的描述及定义。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城市是否可以在民族、国家等传统的政治与文化身份认同之后，提供认识世界关系的新视角和重构文化身份认同的新基点呢?牛津大学哲学博士贝淡纳和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社会科学系主任艾维纳在其合著的《城市的精神》一书中给出了乐观的答案，他们指出:“城市越来越多地成为人们用来反对全球化，反对其将文化同质化机制的工具。”他们得出这种论断的前提是，基于历史和文化传统基础上的城市拥有其自有的精神或气质，并表现为在城市居民内部得到普遍性认可的美学判断和道德判断上，我们可以在城市具体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感受到城市精神的普遍存在。全球化语境下文化边界的敞开与重组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富于活力的发展机遇，包括国家、族群、地区、语言、阶层等维度在内的跨文化流动为现代城市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文化互动，这种自觉不仅仅局限于那些以国际化为目标的现代城市，也产生自那些渴望从全球化中寻找新的动力机制的传统城市，因而二者都表现出了吸纳外来文化的开放与包容精神。在全球化语境下，我们已经不可能以保守、封闭和对立的意识来谈论“城市精神”这一概念，对城市精神的强调、对城市独特的文化空间的尊重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文化的多元主义立场，是全球化语境下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与承载。但是，对跨文化互动的自觉并不意味着城市精神和文化认同等传统命题的失效，相反，正是全球化所导致的世界关系的结构性变化，促使现代城市在创新发展中更加重视城市精神与城市文化认同的建构。应该意识到的是，跨文化互动并不意味着多元的异质性文化的简单叠加，任何一种文化内在的权力与意识形态元素都潜在而必然地介入现代城市文化精神的建构。文化认同这种基于城市历史、文化习俗、族群记忆的传统精神结构和全球性跨文化互动的碰撞，必然塑造出城市新的文化“场域”。“城市不仅是物理性构造，还是意义和体验之地”，在这个意义上，城市既必须发展出跨文化的视野与胸襟，还必须重新树立城市精神和文化认同的传统维度，塑造出现代城市的文化主体性。

创意经济与文化议题的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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