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的城市化运动

2023-07-1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新型城镇化”当然不局限于城市化，但毫无疑问的是，“新型城镇化”将推动中国进入新一轮的城市化运动高潮，城市必然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为重要的主体。这一战略也将必然导致中国的城乡结构再次发生历史性、结构性的巨变，对城市在城市竞争力、空间生态的可持续性、全球化等方面也会提出关乎发展创新的世纪性课题。

城市的兴起与发展、城市生活与社会形态的形成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构成。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城市的数量、规模、分布范围、人口数量在不断地扩张与推进。从人口数量来看，20世纪初全世界仅有1.5亿人居住在城市，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不足10%，到20世纪末，世界城市人口已接近30亿人，在一个世纪里增加了20倍。在21世纪，全球将进一步城市化，而且城市化和全球化的相互作用将大大加强。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和城市人口的迅速集聚，城市的社会结构、生活形态与文化精神将不断拓展与深化，城市生活将成为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生存方式和活动方式，并推动全球经济社会关系的变迁。

其中，最显著的变化表现为，在全球化时代，城市已经超越“国家”成为全球竞争的主体，尤其是在经济与文化领域，城市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着国家的竞争力。英国创意城市研究机构“Comedia”的创始者查尔斯·兰德利尖锐而富于预见地指出:全球各地大大小小的城市，“都面临着主要因全球化卷土重来的活力浪潮的冲击和世界性城市位次的大调整而导致的脱胎换骨期”，而“在这场全球性新动能中，无论大小城市，都需要用地区、国家与全球的观点，来重新评估和省思自身的目标、角色与定位”。当下，城市发展正逐步形成层次明晰的体系。一方面，占据全球或区域性的经济枢纽、交通信息枢纽、科技文化交流中心等重要资源的大型城市，将在全球化的推动下日益朝“中心化”和“垄断型”发展，其国际性功能也将更加完善高效。诸如纽约、东京、巴黎等城市被冠以“世界城市”“全球城市”“国际城市”的头衔，它们都具有经济实力雄厚、区位优势突出、城市规模庞大、基础设施和服务功能发达等鲜明特征。另一方面，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更多的中小型新兴城市也在不断崛起，形成全球城市新的竞争与合作格局。作为后起之秀，这些中小型新兴城市显然欠缺大型城市悠久的发展历史和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深厚积累，如何在全球多样性的城市发展空间中准确定位，在差异化的发展策略下寻求发展之道，是中小型新兴城市未来发展需要考虑的重点。

随着中国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以“北上广” 为代表的中心城市也越来越富于国际性特征。这些城市的带动和中央“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部署，推动了正在到来的新一轮的城市化运动。作为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历史实践，第一轮城镇化建设启动于1992年，到2001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就已达到37.66%，2013年城镇化率快速攀升至53.7%，这些数据与城市化高度发达的国家相比还有不小的距离(美国的城镇化率达到90%，韩国则达到80%)，但却充分说明了我国城市化运动的速度与成效。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城市化的历史十分短暂，从以农业经济、乡村社会为主导的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本身就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进入21世纪，“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制定意味着“加快城镇化建设速度”将成为我国在“十二五”“十三五”时期的重要任务。对于地域广阔、人口规模庞大的中国来说，“新型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性需求——仅仅有“北上广”是不够的。对于如何满足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需求、如何满足随着物质财富急剧增长而日益扩展的社会消费需求(包括对现代城市生活的需求)，“新型城镇化”或许提供了一种战略性的发展思路。改革开放以来，庞大的制造业带动了广大的农村人口流动、留驻城市，城市的扩张继而又迅速削弱了传统村镇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结构中的比重，与此同时，城乡二元化的结构性分裂所积存的问题也更加全面地显露或爆发出来。从改革开放到20世纪90年代，社会民众的消费总体还停留在物质实体层面，譬如购买电器、添置物资。进入21世纪后，城市开始成为最大的消费对象——城市不仅提供了房产、物业、生活消费品等物质性的消费，还提供了城市生活所独有的或更加显著的“福利”，如包括居住、交通在内的各种生活便利、良好的医疗与教育条件、丰富的文化娱乐生活、更多的就业选择与发展机会，等等，这些需求又循环刺激着城市朝更大规模、更加集群式的方向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城市化运动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符合社会发展伦理的。

“新型城镇化”当然不局限于城市化，但毫无疑问的是，“新型城镇化”将推动中国进入新一轮的城市化运动高潮，城市必然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为重要的主体。这一战略也将必然导致中国的城乡结构再次发生历史性、结构性的巨变，对城市在城市竞争力、空间生态的可持续性、全球化等方面也会提出关乎发展创新的世纪性课题。“北上广”对其他中国城市的标杆性意义毋庸置疑，但并非所有的城市都可以在短时间内积累成为“北上广”的基础和条件。“北上广”的典型性同样表现在它所日益暴露的“城市病”征候上，从交通拥堵、房价畸高、工作负荷过大等琐碎的日常生活压力，到性别、职业、阶层、身份等社会领域的不平等、不公正，城市化正在不断地制造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而且，对城镇化速度的追求也必然导致“千城一面”的城市同质化现象和城市竞争的恶性关系，盲目随意的城市空间、产业布局规划，以及对GDP、城市规模等指标的过分强调，文化传统的破坏，社会阶层分化和社会矛盾的不断加剧，有关城市发展中社会正义的探讨被搁置，等等，这些问题从各个层面不断导致城市发展空间的窄化和城市个性的丧失，不仅极大地限制了城市竞争力，也危及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我们已然可以看到，诸如北京、天津、武汉、上海、南京、杭州、广州、深圳等在国内居于经济与文化发展前沿的大型城市越来越被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和流动性(mobilities)所定义，庞大而繁忙的国际出入境港口、跨国资本普遍的渗透和更加热络的流通、创意与技术阶层的全球互动等诸如此类的城市活动更加显著地发生在这些城市中，从而使其更加凸显出“全球城市”的特征并生产出富于全球化色彩的城市社会形态。对于中国其他的二、三线城市而言，这些城市毫无疑问是具有中心性的，它们不仅为二、三线城市树立了“全球城市”在经济、文化等宏观领域的发展样板，更激发了社会大众对于现代城市生活的体验和想象，生产了诸如立体交通枢纽、中央商务区(CBD)、高档百货商场、酒吧、咖啡馆等各种物质性空间，不断地催生着“摩登”(modern)的现代性城市想象。有些城市幸运地凭借其传统与历史的悠久积淀，而具有了更富于民族色彩或地域色彩的内涵，像北京、南京这种历史上的帝都，或者像上海这种被反复抒写的充满怀旧情调的城市，它们的“传统”也变成了现代城市景观的一部分——传统的景观性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它表现出了与现代的极大疏离，或者说，传统并未表现出它对现代的现实影响和作用——无论是在全球城市的竞争关系中，还是在城市实力的对比上，上述城市更多地还是凭借极度活跃的经济与金融发展建立起了其国际性的地位。可以说，传统如何融入现代生活的历史实践、文化对城市发展的深层次的作用，并未被深刻地认识、理解和得到运用。

全球化背景下的城市化运动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