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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与文化管理变革:重新定义全球策略

【摘要】:“全球化”一度成为世纪之交中国学术与文化的关键词。资本、民族国家、市场、技术、文化认同等词条构成全球化概念的主要框架,而对普遍主义和人类历史进步必然性的乐观则是全球化立场的精神姿态。但对于文化建设与文化管理领域而言,全球化所带来的问题将比在经济领域更为复杂。这也是全球化趋势给我国文化管理变革提供的重要信息。

全球化”一度成为世纪之交中国学术与文化的关键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使民众的生活水平得到巨大的提高,“工业化”“自动化”“都市化”“虚拟化”……这些词条在不同的向度上标示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目标和状态。中国将以怎样的姿态参与全球化进程?全球化能解决中国的哪些问题?中国将因涉入全球化而面临哪些挑战与危机?这些思考展开的基础,首先是对全球化这一概念的理解与阐释。对于全球化较为笼统的理解是:它是对20世纪70年代中期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第三次科技产业革命发生以来,西方社会及整个世界发生的巨大变动的一种描述。这次巨大的变动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涉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国内政策与国际关系、世界基本格局与人类前途等不同范畴的重大问题。学术界对全球化的研讨促成了“全球化社会学”“全球化政治经济学”“全球化国际关系学”“全球化文化学”等一系列新学科概念与学科领域的建立。由于全球化所涵盖的问题过于复杂,这一概念很难获得全面而稳定的界定。资本、民族国家、市场、技术、文化认同等词条构成全球化概念的主要框架,而对普遍主义和人类历史进步必然性的乐观则是全球化立场的精神姿态。全球化可以被理解为“一个逻辑与历史的进程”:“全球化是一种以经济为先导、以价值观为核心、以政治为辅成、以广义的文化为主体的社会合理化与一体化浪潮。”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全球化就是一个必然性降临的过程。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表明中国力求在全球性的经济发展中更有力地推动自身的现代化进程。但对于文化建设与文化管理领域而言,全球化所带来的问题将比在经济领域更为复杂。大到民族国家的认同或意识形态的冲突,小到某一本国外出版物的版权纠纷都是文化管理中要面对和应对的问题。全球化为我国当下的文化管理变革提供了借鉴与参考的内容,也为我国当下的文化管理变革提供了一些国际上较为通用和可行的操作标准,但与此同时也给我国的文化建设带来了某些潜在的危险和威胁,其中既包括不健康的文化内容和意识形态攻击,也包括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建设渠道。因此,我国的文化管理变革要在全球化形势中打开眼界,观摩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制度设计、规划和管理,吸收它们成熟的逻辑思维和可行有效的操作规范,并参与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样的平台中,在更大的范围和更高的层次上继续推进我国的文化管理变革和文化建设事业。全球化趋势呈现出的当今世界的主流文化管理方式有四种,根据政府在文化管理变革事业体系中的地位来划分,分别是以俄罗斯为代表的国家计划模式、以韩国为代表的政府主导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调节模式、以法国为代表的多元复合模式。对于我国的文化管理而言,最主要的任务是要摸索符合我国当前国情、在政府管理和市场运作之间取得平衡的文化管理方式。这也是全球化趋势给我国文化管理变革提供的重要信息。

在国外主流文化管理模式之外,还有一些国际组织团体及其相关法规条文对我国的文化管理产生重要的影响。以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建立起来的协调机构,为文化权利、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和国际文化贸易构筑起了具有国际法权威的组织体系,进而也使20世纪西方国家的文化管理呈现出国际化的趋势。联合国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世界贸易组织的《知识产权协议》,还有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管理的20多个知识产权多边公约,如《巴黎公约》《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保护表演者、录音制品制作者和广播组织罗马公约》《保护录音制品制作者防止未经许可复制其录音制品公约》《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等,都在相当程度上参与了我国当下文化管理思想的建构。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性的国际思潮的影响下,当代西方国家的文化管理和文化政策研究呈现出跨越国界、走向世界的态势,并逐渐在政府间组织与非政府间组织的双重组织结构层面上得到推进,即以联合国与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以文化多样性国际网、艺术理事会和文化机构国际联盟、国际艺术和文化管理协会等为代表的非政府间国际文化组织,从而体现出当代西方国家在文化管理及其研究领域的国际化趋势。这种国际化趋势从多方面对我国的文化管理变革提出了要求与挑战。

国际文化管理机构所制定的某些文化管理条文内容反映出当今世界对于文化管理的某些共识与共同的利益诉求,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其相当的合理性,是我国文化管理变革中需要顺应时代要求而借鉴、学习的部分。加入WTO之后,文化开放、文化交流、文化融合进程对我国的文化管理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有中国特色的政府文化管理创新并不是简单地在文化嫁接的基础上就能完成的。作为文化管理变革基础的我国的社会改革事业,无论在深度还是在广度上都不是20世纪8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的行政模式改革所能比拟的。我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迥异,改革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既要保持对旧有制度遗产中负面因素的警惕,也要注意新变革因素的本土化能力。我国的文化管理变革,不是简单地依照国际化标准进行格式化运作,而是要进行具有中国特色和创新性的文化管理变革,以促进我国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建设有民族特色的主流文化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