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政策冷战结束以后,国家安全的内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最早提出“文化安全”概念的是加拿大政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人权为武器对中国的政治文化和主流价值体系横加干涉,威胁中国的文化主权安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六中全会决定,将文化安全与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和信息安全列为国家的四大安全,“确保文化安全”正式成为我国文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2023-07-18
“文化产业”概念的出场是当代中国十分重要的文化事件,它既意味着人文知识界对文化与经济关系的重新定位,也意味着当代中国文化又一次重大变革的开启。这个影响深远的概念的出现是在21世纪的开端。2000年10月11日,十五届五中全会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本书中简称《建议》)中第一次出现了“文化产业”这一概念,并首次提出了“完善文化产业政策”的要求。该《建议》在“大力发展服务业”“加快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和“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部分中都提到了发展“文化产业”的思路:(1)引导文化娱乐、教育培训、体育健身、卫生保健等产业发展,满足服务性消费需求。(2)推动信息产业与有关文化产业结合。(3)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建立科学合理、灵活高效的管理体制和文化产品生产经营机制。继续实行支持文化事业发展的有关政策,增加对重要新闻媒体和公益文化事业的投入。加强文物保护工作。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2001年3月,全国人大九届四次会议上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把“文化产业”纳入国家发展总体规划之中,发展文化产业正式成为重要的文化政策。2002年,中共中央十六大报告再次提出: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发展文化产业已经成为21世纪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文化产业发展政策也持续发力。2009年颁布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提出了文化市场主体进一步完善、文化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文化创新能力进一步提升、现代文化市场体系进一步完善、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进一步扩大五大发展目标,制定了发展重点文化产业、实施重大项目带动战略、培育骨干文化企业、加快文化产业园区和基地建设、扩大文化消费、建设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发展新兴文化业态、扩大对外文化贸易八大任务。《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是我国第一部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规划,标志着政府把发展文化产业提升为国家战略,其出台也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进入全面加速期的重要节点。
此后,2010年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了“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发展目标,国家“十二五”规划进一步从加快推进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改革、深入推进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完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加快推进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加快完善版权法律政策体系等几个方面,对下一阶段的文化体制改革做了全面部署,并确立了2020年实现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5%并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文化产业发展的具体目标。
2011年,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强调将文化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的战略设计,并首次提出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的发展目标。
2012年,党的十八大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目标下,再次提出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一发展目标,并从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四个方面,对推动“文化强国”建设进行全面部署。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关键是增强全民族的文化创造活力,其核心则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全面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造活力,从而创造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完善、人民的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文化产品更加丰富、人民的文化精神需求得到最大满足、文化产业高度发达、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新局面。
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兴起有其具体的历史背景:第一,文化产业政策的兴起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在文化领域的体现。正如李长春同志于2003年在《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我国的文化建设“要从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传统文化发展观中解放出来,树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的文化发展观”。文化产业政策的兴起就是这一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新的文化发展观”在文化政策领域的集中体现。第二,文化产业政策的兴起基于政府和相关文化部门及知识界对文化与经济关系的重新定位——文化与经济越来越不可分割,两者互相影响、相互渗透、日趋融合。发展文化产业不仅是为社会提供丰富的文化产品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也是社会经济建设的新增长点,更是社会经济发展形态转变的一部分。人们常常用以下概念来描述这一正在发生着的转型和新趋势:“美学经济”“美感经济”“意义经济”“文化经济”“创意经济”“象征经济”“体验经济”,等等。第三,文化产业政策的兴起是应对全球化挑战策略的一部分。全球化不仅是机遇,而且也是挑战,在全球化背景下,一方面世界经济相互依赖、互相融合,另一方面经济竞争也日益激烈。这种竞争在文化领域同样激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在文化生产和文化贸易领域也必然要直接遭遇更强烈、更复杂的国际竞争。唯有做大做强我国的文化产业,才能真正提高文化竞争力和文化创新能力。文化产业政策的兴起正是对这一新形势的积极应对。第四,国外经验的启发。美国和欧洲国家在文化产业发展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经验对我国制定文化政策无疑具有启发作用。英国、韩国等通过出台一系列的文化创意产业政策促进了国家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这更具启发作用。第五,文化产业政策的兴起也是基于对我国文化产业建设实践的总结,受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成就的推动。第六,文化产业政策的兴起是文化立国战略和国家文化安全战略的一部分,也是先进文化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举措之一。
文化产业政策在我国的兴起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它意味着一种新的文化理念和新的文化发展观的形成,也意味着发展文化产业逐渐成了国家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学者李河和张晓明所言:“它使当代中国的文化政策获得了全新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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