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使节与宾贡人士的传播策略优化

古代中国文化对周边国家与民族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首先是官方使节来往的宣传带动，让中国文化走向四周。像首都长安的朝廷宫殿建筑与布局，街坊设计、国家权力机关的构成，办事制度等等，成为日本、朝鲜半岛和越南等的范型和蓝本。唐诗中留下许多诗作，为此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如包佶有《送日本国聘贺使晁巨卿东归》，朱千乘有《送日本国三藏空海上人朝宗我唐兼贡方物而归海东诗》，钱起有《送陆侍御使日本》和《送陆珽侍御使新罗》，昙靖、鸿渐、郑壬三人均有《奉送日本国使空海上人橘秀才朝献后却还》同题诗，徐凝有《送日本使还》，皇甫曾《送归中丞使新罗》：“南宪衔恩去，东夷泛海行。天遥辞上国，水尽到孤城。已变炎凉气，仍愁浩淼程。云涛不可极，来往见双旌。”权德舆有《送韦中丞使新罗》，刘禹锡有《送源中丞充新罗册立使》，熊孺登有《送马判官赴安南》；也有送外国使节回国的，如孟郊有《奉同朝贤送新罗使》，张籍有《送金少卿副使归新罗》；还有使节自己所作的，如高骈《赴安南却寄台司》《安南送曹别敕归朝》；等等。其次是周边国家文士羡慕中华文明，学习中国文字、礼仪，熟悉中国经典，来中国参加大比（考试），以求取功名，作为入仕的重要途径，这就是宾贡文人交往传播中华文化，当然也包含了天台山文化。历史上东洋朝鲜半岛和日本、琉球等地与中国大陆的交往，因朝鲜半岛与中国山水相连，所以更加方便，不但其国王要受中国皇帝册封，而且其文人学士要来中国参加科举考试，取得功名，衣锦还乡，视为无上荣耀。唐范摅《云溪友议》卷二“登州贾者马行余”条载，马行余遇风，被吹到新罗国，其国君接见他时说：“吾虽夷狄之邦，岁有习儒者，举于天阙（指中国的皇宫），登陆第，荣归，吾必禄之且厚。乃知孔子之道，被于夷夏乎！”意为新罗国每年都有读书人前往中国，参加礼部举行的进士考试^[4]，在中国考中功名，荣耀归来者，我一定要给他高官厚禄。中国古代选举制度中有所谓“宾贡”一类，到了这时，就是中国政府为接纳周边友邦来华考试者所增立的名目。杜荀鹤作有《送宾贡登第后归东海》，就是一位考试中式的海东文士。朝鲜半岛宾贡及第的代表人物是崔致远。晚唐诗人张乔^[5]《送宾贡金夷吾奉使归本国》：“渡海登仙籍，还家备汉仪。孤舟无岸泊，万里有星随。积水浮魂梦，流年半别离。东风未回日，音信杳难期。”^[6]若能在中国考试中式，对应试者而言，相当于“登仙籍”，回国后以中国生活方式炫耀人目，便似改革开放初国人从西方留学回国者一般，在青年人心中的地位，以说洋话，着洋装，用洋物为荣。外来文人来华学习，时间长短不定，有的来去匆匆，有的少年来华，年老始离华，如顾非熊《送朴处士归新罗》：“少年离本国，今去已成翁。客梦孤舟里，乡山积水东。鳌沈崩巨岸，龙斗出遥空。学行中华语，将归谁与同？”^[7]唐朝台州第一位进士，也是第一位获得全国性声誉的诗人项斯，也在无意间留下了与新罗文人交往的作品《送客归新罗》：“君家沧海外，一别见何因？风土虽知教，程途自致贫。浸天波色晚，横笛鸟行春。明发千樯下，应无更远人。”这位自沧海外而来的新罗客，看来长途跋涉，盘缠将罄，前路漫漫，这是在华期间学业，或者考试诸事不太得意之人。项斯与之别意依依，充满关怀，读之今人动容。南洋的越南首都河内，其孔庙不但规模宏大，除建筑样式外，内部的陈列布局，牌匾楹联，人物雕像与祭祀物品用具都极像中国的翻版，它还有一点是为中国孔庙所羡慕的，就是没有经历大的破坏，较好地保留了原貌；而且在河内孔庙里，还为科举取得功名者树碑立传，以为宗族交游光宠，同样保存得很完整很有尊严。（见文前彩页“河内文庙科甲碑廊”）

（一）明朝宾贡成功人士代表台州知府阮勤

（二）诗僧交往花开别枝

唐朝是诗的国度，是诗的海洋，是诗的时代，诗是时代最广泛的文学体裁。僧人精于诗者亦很常见，刘禹锡《唐四僧诗·灵澈诗》序云：“释子工诗尚矣。休上人赋别怨，约法师哭范尚书，咸为当时才士之所倾叹。厥后比比有之……世之言诗僧多出江左。灵一导其源，护国袭之；清江扬其波，法振沿之。如幺弦孤韵，瞥入人耳，非大乐之音。独吴兴昼公，能备众体。昼公后，澈公承之。至如《芙蓉园新寺》诗云：‘经来白马寺，僧到赤乌年。’《谪汀州》云：‘青蝇为吊客，黄耳寄家书。’可谓入作者阃域，岂独雄于诗僧间耶？苏州刺史刘禹锡序。”刘禹锡列举了数位当时有代表性的诗僧：休上人、约法师、灵一、护国、清江、法振、昼公，而以昼公^[8]为翘楚，可知作诗亦为方外所熟习。足见流风所及，无不熏染。域外人士亦同染此风，即使方外人士亦来中国学佛求法，与中国交往，在诗文中留下无数作品，足以见证。如唐朝诗人孙逖《送新罗法师还国》：“异域今无外，高僧代所稀。苦心归寂灭，宴从得精微。持钵何年至，传灯是日归。上卿挥别藻，中禁下禅衣。海阔杯还度，云遥锡更飞。此行迷处所，何以慰虔祈。”^[9]诗中所言是昔日的“异域”，今日已经“无外”，是大唐广开招纳门路，与邻邦的融合明显加强，方外人士往来更加密切，文化传播与交流自在其中。

日本佛教界与中国，与台州的天台山佛教交往很密切，除前述最澄之外，其中颇负声望者还有后来如圆珍、圆仁、成寻等人。圆珍（814—891）于唐宣宗大中七年（853）十二月来台州国清寺向物外法师求法。圆珍所持通关文牒所载“日本国内供奉赐紫衣僧圆珍等叁人，行者肆人”，其行程规划是“巡礼天台、五台山及游历长安”（见文前彩页“日僧圆珍等人巡礼天台山文牒”）。翌年赴长安深造，获得“批记”。大中十年重返国清寺，建止堂，为企业之所，于大中十二年（858）回国，携回佛教经典441部1000余卷，超过以前入唐求法诸僧，为日本天台宗寺门派奠基者，任天台宗第五代座主。圆珍将入唐求法行程写成《行历记》，但原本已经佚失，留传下来者为宋朝赖觉节录的《行历抄》，国内有佛教文化学者白化文等所作《行历抄校注》一书行世。如今天台山国清寺祥云峰麓还建有一座圆珍亭，以纪念这位涉海西行的佛法搬运者。圆仁来天台山求法，将其经历写成《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成寻则同样留下了一部《参天台五台山记》，都是早期东洋诸国文人来华经历的记录，为后世来华者要写作经历所见所闻所感，归国献于朝廷，作为了解中国的第一手资料，也是最具新鲜感的情报，开访华行记如后世《燕行录》之先河。著名诗人张籍《赠海东僧》一诗为我们窥见当时中华上层文士与东洋留学僧交往的一个截面：“别家行万里，自说过扶余。学得中州语，能为外国书。与医收海藻，持咒取龙鱼。更问同来伴，天台几处居？”^[10]诗中更提供了“海东僧”来华的路线是经过“扶余”，即经东北，是走陆路到中国，学习汉语，能写汉字，懂医道，会咒语，还有同伴来学天台法门。这是从非台州籍诗人作品中所见的东洋僧人来华学习天台宗的记录，可以为台州接收留学僧历史添补珍贵资料。

（三）金地藏由临海登陆入唐

中唐时期新罗国王子金地藏是东洋羡华而留华者之代表，《全唐诗》作者小传称金地藏“至德初航海”来华，近十年来有关研究，以为金地藏经海路到达中国，登陆地点是台州临海，在临海登陆后逗留于无量寺，此寺在今临海火车站附近滩头村，后来再辗转到达九华山修炼胜业。兹录金地藏诗《送童子下山》一首以见意：“空门寂寞汝思家，礼别云房下九华。爱向竹栏骑竹马，懒于金地聚金沙。添瓶涧底休招月，烹茗瓯中罢弄花。好去不须频下泪，老僧相伴有烟霞。”^[11]

（四）道教传播东洋文脉久长

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以“得道成仙”“长生不老”为基本信仰，它的诞生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抵制佛教来华而捍卫中国本土文化的需要，属于彼得·伯克《文化杂交》中提出的文化交流中四种反应的第二种：“抵制，以抗拒和净化形式呈现的抵制。”^[12]是代表本土传统文化的一种力量。所以道教的诞生时间是在东汉末期，是在佛教传入中土百余年甚至近二百年之后，这也就是当初中国传统文化的力量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出于自卫的反应，是适应新形势下的文化产物。卿希泰说：“道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孕育出许多灿烂的文明成果。从历史上看，道教很早就传播到周边国家与地区，其中对东亚地区的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影响较大。

（五）道教在朝鲜半岛

唐朝初年，唐高祖、唐太宗就曾派遣使者前去朝鲜半岛传播道教。8至15世纪时，道教在朝鲜半岛得到了上至贵族、下至平民的广泛信奉。”^[13]以前大陆学者对此研究不足，或者不够重视，对于佛教的东传谈得多，对道教的东传谈得少。实际上道教在日本也同样有传播，即使对日本文化也有影响。卿希泰说：“来自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的信道者，以及随遣唐使来华的日本留学生不仅将《道德经》等道教经典带回日本，而且还在学习中华文化的过程中，了解并部分地接受了道教的神仙信仰。编于9世纪末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记载的道书就达八十多种。在日本的奈良朝到平安朝时期，道教的长生信仰、神仙思想、斋蘸科仪和术数方伎不仅在日本得到传播，而且也逐渐融入日本民族文化之中，对日本的天皇制、律令制、神道教、武士道、修验道、阴阳道的形成与发展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据孙亦平的研究，道教东传是在创立不久，即随着移民迁徙和文化交流的展开而传播到周边的国家与地区，其中对朝鲜半岛的影响尤为显著。8世纪，道教在皇帝的支持下，输入朝鲜半岛，被创造性地吸收与改造后，至15世纪时，道教在朝鲜王朝得到了广泛的信奉，形成斋蘸科仪、内丹修炼、民间信仰三大流派，不仅再传向日本，还返归中国。迄今仍然对韩国文化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中国道教对韩国文化的熏染最为显著又最有代表性的便是韩国的国旗图案，俗称“太极旗”，其中核心元素是太极图案与八卦符号，这简单而清晰地表明道教文化对它的影响。我们台州天台山的道教在中国道教史上亦有重要地位，像前文提及的道教宗师司马承祯、吴筠、杜光庭、叶藏质等人都曾经蒙皇帝青睐，召为国师，备受重视，晚唐徐灵府著《天台山记》，将天台山道教源流做了较为系统的记载，成为中国道教经典之一。宋朝张伯端著《悟真篇》，是道教发展史上由外丹向内丹转变的一大标志。与韩国道教文化中的内丹修炼便有紧密联系。孙氏说，朝鲜半岛所传的内丹道属于中国道教的钟吕内丹道系统。它将内丹术奠基于形而上之“道”上，使丹道与道性、心性相贯通，令所倡导的“性命双修”具有了可操作性，以北宋张伯端（984—1082，一说是987—1082）为代表的金丹派南宗的出现为其成熟的标志，并在金元时期王重阳创立的全真道中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孙氏认为：源于内丹道的全真道主张从人“自身性命出发去体悟天地之道，养生之理的方法，大概也是全真道能够很快征服人心，在北七真人的努力下得以迅速传播并很快传到朝鲜半岛的重要原因之一”。

（六）道教在日本

道教传入日本是在魏晋时期，随着移民带来的文化新枝，并在唐宋时期达到高峰。据孙亦平研究：在日本奈良朝到平安朝时期，来自中国与朝鲜的信道者，以及随遣唐使团去中国留学的日本人，不仅将《道德经》等道书带回日本，而且还在学习汉字和接受中华文化的过程中逐渐了解了道教。道教神灵、道书、道术、道观和道教仪式等都曾传入日本，或通过与日本神道教相融合，或变成佛教的形式得以流传。日本道教传入略有别于朝鲜半岛，它是由前者为驿站传递而输入，至于海上直接输入者亦有，但主要途径还是通过半岛实现的。又因为中国道教虽然传入日本，但历史上日本官方曾经拒绝像接受佛教、儒教那样接受道教，所以道教一直未能获得主流社会的认可，处于社会边缘，其教不彰。遣唐使节亦多限制道教，如吉备真备等回国后限制后人以道教为修身之戒法：“不得用仙道。”总之，处于大海之中的日本虽然十分喜欢原始神道色彩的徐福，供奉徐福^[14]，将徐福登陆处立神社祭祀以纪念，又开辟为国立公园，供国民和游客观光瞻仰等等，然对中国道教似乎有一种排斥的本能，令道教与日本主流文化的关系总得不到健康的交流，这就导致道教文化在日本一直处于边缘地带，难以获得正常的传播，从而阻碍了天台山道教与日本列岛的交流，堵塞了道教文化“走出去”的通道，给后世与后人留下值得深思反省的课题，也给后人留下开拓进取，如何把堵塞变成开放的重要课题。另据日本学者提供的信息，日本虽然对道教的信仰与传播不太感兴趣，也不太着力于此，但对于中国道教的研究仍然很重视，有一批学者在持续关注并研究道教南宗，研究张伯端及其《悟真篇》到道教南宗的集大成者白玉蟾，研究道教经典《周易参同契》及其外延问题等，特别是像常盘大定等著名学者的研究，可以窥见日本学界对中国道教文化的重视与研究水平。^[15]

以上所述中国佛教天台宗、道教南宗等对东洋的朝鲜半岛、日本和琉球的传播，虽有陆路与水路两条途径，但主要还是通过海上通道输出，在长期的官方使节、民间商贸往来甚至意外漂流中实现文化的交流。对南洋文化的输出与影响，与东洋的情形亦有相似之处，亦有陆上与海上两途，但海上通道在此过程中扮演主渠道的作用，并与海上丝绸之路、瓷器之路、茶叶之路相伴，用“居功至伟”来形容，也无不妥。即使今天海陆空交通条件十分发达的情况下，海上航运通道仍然是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